王逸舟：當下中國面臨的幾大挑戰(zhàn)

　�。ㄍ跻葜郏�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本文系作者在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講座，有刪節(jié)。）

　　我最近寫了一本書叫《中國外交新高地》，用這個名稱想說明，中國通過幾十年的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的發(fā)展，從一個相對封閉和自給自足的國家，逐步成為公認的地區(qū)強國，現在更向全球性大國的高度攀登�！靶赂叩亍庇袃蓪雍�義，一方面你看到更大更美的風景線，看到了過去在半山腰，更不用說在山腳下從來不可能想象的好處與機遇。另一方面，“高處不勝寒”。接近山頂的時候，風呼呼作響，登山者會感受到更大的壓力，有著在半山腰或山腳下不曾覺到的冷寂。中國目前就是這種特殊狀態(tài)。在此背景下，我們需要認真思考：中國發(fā)展面臨什么樣的難題與盲區(qū)？如何建立與現時代適應的新增長方式？什么是我們應當扮演的國際角色？中國的大國形象如何構建？逐步強大起來的中國如何避免美國霸權那種討人嫌的形象？我們對未來全人類的發(fā)展、國際進步有無新的貢獻？

　　經濟發(fā)展模式存在一個嚴重缺陷

　　近30年來，中國人大踏步地走向國外，海外利益占據了我們國家利益日益增長的組成部分，每個人的生活中有越來越多的部分是和外部世界聯系在一起的。像十七大報告強調的那樣，今天的中國發(fā)展和整個世界密不可分。這里有一組數字。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1949年到1979年，中國人一共出國28萬人，平均一年不到一萬人。那個時候，基本上都是公干出去的，很少因私出國。出去的都是領導人、談判代表、大使之類。到現在，整整30年了，有什么變化呢？從數字上看得非常清楚。2008年一年就有將近4000萬人出境。從過去一年不到一萬人，現在一年4000萬人，翻了多少倍！

　　我們看到了一方面的機會，更多的收入在海外實現，百姓更多的好處與國際事務有關系，中國國家利益更大部分與外部世界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海外利益受到各種威脅，人身財產在海外受到損害的大量事例，看到中國經濟高度對外依賴帶來的脆弱性，看到中國過去一段引人注目的發(fā)展模式也有重大局限。

　　單就中國經濟的外部依賴度講，可以察覺一些難以持續(xù)、不如人意的因素。比如，從1993年之后，中國從一個石油輸出國變?yōu)槭�油輸入國，到后來逐步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之一，現在我們消費的石油中有將近一半需要進口，而進口的多數區(qū)域及國家屬于國際安全領域里有風險的地帶，如中東海灣地區(qū)、俄羅斯與中亞地區(qū)、中國南海地區(qū)。一旦出現大的戰(zhàn)亂或海盜襲擊事件，我們的海上運輸線就可能中斷，原先的供貨合同就不能按期執(zhí)行。同樣情景也可發(fā)生在鐵礦石供貨方面。中國現在已是全球第一大鋼材生產國，但同樣有一個極其脆弱的軟肋：我國鋼材生產所需的鐵礦石2/3需要進口！且不說價格上容易受人擺布，單是安全性方面就成問題：往壞處設想，假使運輸鐵礦石的船隊受到海盜襲擊，或者被假想敵國的艦隊攔截，我們的鋼廠就可能停擺，工人可能會失業(yè)！

　　上述假設提示了中國經濟發(fā)展模式存在的一個嚴重缺陷：我們過去這些年GDP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建立在對地球礦物資源的大量采掘之上的；
一旦自然資源消耗殆盡，這類量的擴張將自動停止下來。如果按照科學發(fā)展觀的要求，將它轉變成科技帶動型、資源節(jié)約型、環(huán)境友好型的模式，不僅我們的子孫后代受益無窮，中國現實面對的各種國際糾紛也無形中失去了相當一部分基礎。

　　存在主權爭議的諸多鄰國

　　近一時期，隨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每過一段時間的審議，到今年5月份階段性的上報海基線期限的來臨，涉我主權的爭端一下子多起來了，一會兒是日本自衛(wèi)隊在釣魚島附近驅趕我們的漁船，一會兒是菲律賓的議會通過決議把中國黃頁島劃歸它的領海范圍，再一會兒是馬來西亞的總理到中國的島嶼上宣誓主權。不久前越南把我們南沙群島某一部分開辟為他們國內的旅游支線。韓國外交部門和中國磋商的時候，說你們的黃海海圖畫的有問題，等等。它們顯示出中國面對的主要挑戰(zhàn)之一，即存在主權爭議的諸多鄰國。

　　中國是全世界鄰國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大概只有俄羅斯這么一個歐亞大國，橫跨兩大洲的國家，它的鄰國數量超過中國。但是俄羅斯有一點也不及中國，即在我們眾多鄰國中間，有爭議的、有主權糾紛的數量，是全世界最多的。中國有多少主權糾紛呢？從歷史上到現在，大體上和十多個鄰國有各種主權糾紛，在不同地區(qū)、不同地段、不同海域、不同礁石、不同經濟區(qū)、不同大陸架有爭端。目前，還有十個“引爆點”，其中陸上主權爭端還有兩個國家，海洋上還有八個國家。

　　這些糾紛不是今天出現的，但今天處理糾紛的方式與“二戰(zhàn)”前不同�，F在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哪怕再弱小，會在主權問題上放棄要求。全球1/3的國家都存在海洋爭端，但是沒有哪一個國家自動放棄自己的主權。因為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政府和領導人馬上被國人、后代視為喪權辱國，這個國家軍隊的顏面也沒了。另一方面，再大再強的國家，也不可能簡單重復戰(zhàn)前的邏輯，即依靠武力強行奪回有爭議的地方，單方面重新劃界。二戰(zhàn)后總體趨勢是，武力使用越來越不時髦，訴諸國際法、外交和談判解決問題越來越多。這是一個趨勢。如果想以贏得多數的方式解決主權爭端，就不能靠蠻干。

　　中國在主權和安全領域面對的，不止是傳統安全威脅，還有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最典型的有三種：一是新型恐怖主義、宗教極端勢力和民族分裂主義，對于中國西部民族團結、邊疆穩(wěn)定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直接破壞作用。中國作為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民族性多樣、內部差別極大、處于現代化快速發(fā)展和分化階段的新興大國，幾乎世界上所有類似的傳統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都有表現，都不敢掉以輕心。

　　國際責任與形象

　　新時期的第三大挑戰(zhàn)，涉及中國的國際責任與形象。且不說外部的壓力不斷上揚，捫心自問，我們自己確實也需要認真想一下，隨著中國更深入世界，看到日益復雜多變的國際格局，著眼于未來的人類發(fā)展和全球進步，我們國家到底準備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是我們的中長期國際目標，如何改造現有的國際秩序。在國內方面，有各種發(fā)展綱要，如三步走、四個現代化、小康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等等，都有比較明確的計劃與步驟，有相應的投入和安排。但在對外關系中，我們的綱要是什么，怎樣在保證自我發(fā)展和安全需求的前提下，使占全球1/5的中國人口對世界有所貢獻，對不合理的國際現狀有所校正，逐步引導21世紀的人類發(fā)展進步？

　　比如，聯合國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組織，根據慣例，歷任副秘書長都有中國人擔任。除了這類規(guī)定好的常任理事國待遇外，總體來講，中國屬于大國里在國際組織中出任高官，掌握話語權、定價權、規(guī)則權機會比較少的一個國家。陳健大使是中國高級外交官，擔任過近六年的聯合國副秘書長。他說在聯合國這些年，深感中國實際影響力與國內公眾想象的有距離。比如，秘書長派往全球各地執(zhí)行重要使命的特使、代表、斡旋，每年有40多個，都是副秘書長級的，卻一個中國人都沒有。聯合國有18大系統，包括維和、難民救助、WTO等，在陳馮富珍女士出任世界衛(wèi)生組織總干事之前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盡管中國的一位律師當了WTO的法官，中國一位將軍任西非維和部隊的戰(zhàn)區(qū)司令，北大林毅夫教授當上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但比其他大國占據高位的數字少了許多。這方面，甚至比印度、墨西哥、巴西、土耳其等新興大國都弱。

　　我還有一個觀察，也是拙著《中國外交新高地》討論的內容之一。中國為世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在我們整個國民收入、國家能力中間占的比重太小，它多少影響了中國的形象與國際能力。北歐五國把他們國民收入的0.7%左右，全世界最高的比重，直接投入和用于外部世界，比如用于印尼亞齊分裂問題的談判，用于斯里蘭卡和平進程，用于國際難民救助，用于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等等。

　　以上這三個挑戰(zhàn)是我們決策者或相關的機構必須要考慮的。第一種挑戰(zhàn)是讓中國富起來，第二種是拳頭大起來，第三種是中國人給外部世界做些事情。有人說把自己管好再說吧。我覺得，我們不能永遠讓少數西方國家決定世界未來，中國人真要為世界、國際社會盡一點義務。中國努力推進和諧世界的過程，不止是中國人民自己富裕起來的過程，也是把和諧世界的口號變得有實質內容、對國際社會做出貢獻的過程。這一過程任重道遠。

　　原載《瞭望東方周刊》2009年07月30日 總第2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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