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柏林隨筆（十）：巴黎先賢祠

　　來到法國巴黎，漫步在塞納河畔，自然不能不被兩邊的埃菲爾鐵塔、傷兵院、夏佑官、大皇宮和小皇宮、議會大廈波旁宮、圣母院和盧浮宮等名勝歷史的、建筑的和藝術的獨特性所吸引、所感動。對此，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費了不知多少紙筆留下了不知多少“文化遺產(chǎn)”，婦孺皆知，也就不需要我再重復什么了。也許以前多多少少地對這些地方有所耳聞、有所了解，所以，我在用腳步度量塞納河長的時候，雖然也為它們所吸引、所感動，卻沒太大的震撼。真正打動我的卻是不算太有名的先賢祠。

　　先賢祠，也有翻譯成萬神廟的，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中國話。它是古拉丁詞Pantheon的意譯，在巴黎第一和第三大學附近，離圣母院也不遠，說白了就是一個有法國歷史名人棺木和墓室的大紀念堂。先賢祠的來歷是這樣的：18世紀下半葉，法國皇帝路易十五大病一場好了之后，為報答神靈就委托建筑師設計了一座具有古典風格的大教堂。這座教堂的修造于1764年開始，1780年竣工。法國大革命以后，這座教堂便改成為先賢祠，專門用來安葬法國的名人或偉人。拿破侖曾于1806年將它歸還給教會。不過，到了1885年，它再度改回先賢祠。

　　先賢祠的外表就是一座羅馬式的教堂，正中高聳著一個圓圓的金頂，主體建筑呈十字形狀。里面分上下兩層。上層正中是一個大廳，穹項上是拿破倫1811年命人繪制的巨幅壁畫，四周則掛著法國的歷史題材的油畫。其中第一幅是描寫圣路易頭被砍下之后，光禿禿的脖子上非但沒有流血，而是冒著金光，雙手捧著自己的頭。傳說，圣路易被砍了頭后就這樣一直向北跑，最后倒的那個地方今天就叫圣路易。還有一幅畫，描繪圣女貞德就義之前被綁在火刑柱的情景。

　　最重要的地方還是在下層墓室。先賢祠的四個側翼，每個又都呈十字形并且被多立克式柱子分割成許多廊道，法國的一些名人就長眠于此。

　　既然是名人，就是說不是誰都可以進來的。那么，誰能算法國的名人呢？皇帝，國王，還是總統(tǒng)？都不是。進到這里來的標準絕非視其地位是否顯赫，而是看他對法國甚至整個世界的貢獻之大小。據(jù)說，直到今天，對于每一個擬移墓于此的名人，法國國民議會都要進行長時間的、反復的討論、研究才能最終確定，來不得半點草率。當然，絕對根據(jù)法國自己的標準。

　　在入祠的名人中，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伏爾泰和盧梭顯然分量最重，他們的棺材不僅被置放在最顯赫的位置，而且各自獨占一個墓室。其余的人就沒有這樣的待遇了，有的是2個人一個墓室，有的是4個人或者6個人一個墓室，最多的是13個人同“住”一起。這足見伏爾泰和盧梭在法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不過，在德國人的眼里，伏爾泰的個人品行卻不怎么樣。據(jù)說，當年德國的弗里德利希大帝在無憂宮里招待伏爾泰的時候，伏爾泰不僅索要非常高的“差旅費”，而且還到處剌探德國的軍事情報，臨別時還“順走”了德國王宮里的珍品，搞得弗里德利希非常惱火。

　　對外國人，特別是對于東方人來說，除了對法國歷史或文化有研究專長的外，先賢祠中的大多數(shù)名字可能都是陌生的。就普通人比較熟悉的人而言，在文學家中，寫《悲慘世界》的雨果和寫《魯貢瑪卡》的左拉在一起，他們的石棺分列一個墓室的左右。在科學家中，皮埃爾•居里和瑪麗•居里與另外兩個人在一個墓室中。在墓室外邊擺放的對居里夫婦的介紹中，有兩幅圖片，一幅是皮埃爾•居里在作學術報告，另一幅是某一年（上面沒有標明）在中國北京舉行的“世界文化名人本杰明•富蘭克林、皮埃爾•居里和瑪麗•居里紀念大會”。這大概是先賢祠中唯一與中國有關的字樣。他們夫婦的靈柩是1995年4月20日移進的。在政治家中，最重要的卻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即第二國際和法國社會黨的活動家讓•饒勒斯。介紹中說，他的靈柩是由幾十名礦工抬進先賢祠的。沙爾•拉波波爾在其著的《饒勒斯傳》中評價說：“饒勒斯的整個一生是為實現(xiàn)社會主義理想而斗爭的一生，是為尋求權利、正義而不斷地英勇奮斗的一生。對于仇視他的人，他總是客客氣氣地以禮相待，總是設法通過說理，通過斗爭，極為耐心地說服對方。他常常把日常斗爭的紛擾和低級無聊的爭論撇在一邊，集中精力考慮一些高深的問題，埋頭工作。對他說來，他也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社會主義者。因為社會主義就是意味著人人工作，人人參加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而饒勒斯一直是積極地在他所接觸的一切問題上努力作出建樹的。”

　　前面講了，誰能進入到先賢祠是法國人根據(jù)自己的標準選定的。

但是，我認為，其標準大體上還是可能接受的，無論是從法國角度還是從世界角度。所以，進到這里，不管是對那些熟悉其名的長眠者，還是對那些人們不熟悉的長眠者，參觀者很容易產(chǎn)生的是尊崇和敬重，而不是迷信和膜拜。其實，先賢祠也不像逝者的紀念堂，而成為法國的歷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它不是強迫人們相信什么神話甚至是生命短暫的神話，而是向人們訴說一段大體上能夠持續(xù)下去的歷史。在越南河內，我曾冒雨排著幾乎沒有盡頭的長隊，在無數(shù)警衛(wèi)人員的呼來喊去中來到一個陰森森的紀念堂中匆匆而過瞻仰過一下胡伯伯的遺容，那種叫人直想哭的感覺比在先賢祠里沉重得多了。所以，我也在想，社會主義國家中的類似紀念堂是否也可以多放一些人呢？包括靜靜地躺在那里的人生前不也常常教導我們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嗎？

　　 （2001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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