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語言的力量

　　各位朋友，我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和大家互相探討這個問題——語言的力量。我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當然以近代中國的新詞為中心。大家知道，在人類的相互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語言。而語言本身又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

　　一、語言的發(fā)展能導致社會的變化

　　語言的發(fā)展主要表現為新詞匯的產生，新詞匯表示新事物的引進，新事物包含著新知識，新知識孕育新的話語體系，這些將導致社會的變化。

　　大家知道，語言的發(fā)展最直觀的表現之一就是新名詞的產生。一種新名詞就表示一個新的事物。人們在和別的民族交往過程中，不斷會傳遞一些新的詞匯。這些新詞傳進來以后，往往有幾個層面的意義：最表層的就是表現新事物、新知識。比如我們現在在這里用麥克風，“麥克風”就是一種外來的新事物，中國原來沒有這種事物，你必須用這個新詞描繪它，給它進行定義。那么在這個表層面之下，還有進一步的意義，就是一種新的知識。人在麥克風之下說話為什么聲音這么大？現在聲、光、電繁榮知識告訴人們聲波怎么轉化成電磁波等等，這是一種新的知識。再進一步說，在這種新事物、新知識之下，還有一個層面影響更深遠，就是一種新的思想、新的觀念、新的價值體系，用現代的話說叫新的話語系統，這是更重要的！附帶說一下，“麥克風”是最早的音譯，后來改用“話筒”，“麥克風”幾乎已從我們的語言中退出，但現在人們又開始越來越多地用“麥克風”，還發(fā)展出“耳麥”、“麥霸”等等。同樣，“巴士”也是一種車的音譯，早已被“公共汽車”、“面包車”取代，但現在又“卷土重來”，有“大巴”、“中巴”、“小巴”，還有的城市成立了“巴士公司”。從這種音譯詞的消失到重現，如果仔細探究，后面有很深的社會背景呢。

　　比如說近代引進的一些新詞：“科學”、“民主”等，這與中國傳統的格物、民本已經是完全不同的話語了。我們也知道比如說“黨”，這個詞在中國傳統漢語里也有，但那是一個很負面的意思，直到今天這種負面的意思在語言中也還存有遺跡，像我們說“君子不黨”、“結黨營私”，“死黨”等。但是，黨這個詞在近代從外國引進后，就相當程度修改了中國傳統漢語中“黨”這個詞匯的意義�！包h”這個詞幾乎完全成為具有現代政治意義的一套話語，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深遠。又如勞動、勞動者、勞動階級、勞動神圣這些詞，對中國近代政治、對鼓舞人民參加社會活動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我還要特別說說“革命”這個詞，因為以“革命”為代表的這套話語是中國近代社會劇烈變化的一個助燃劑。

　　梁啟超在1902年專門寫過“釋革”這篇文章，他說漢語“革命”含有英語Reform和Revolution這兩個意思：Reform是根據一個事物本來的面目而進行的一些改良、改善，比如像英國1832年的革命實際上就是Reform。而Revolution的意思則是像輪子一樣，把一個事物完全顛倒了，比如說法國1789年的Revolution就是革命。梁啟超當時在日本，日本人把這兩個詞分別翻譯成改革、革新和革命。日本人借用了漢語中“革命”這個詞，但漢語中提到的革命是指王朝的易姓，新王朝推翻了一個舊的王朝，所以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革命。1904年的時候，梁啟超又寫了《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他把革命分了三個層次，認為革命有狹義、次廣義和最廣義三個層次：最廣義的革命是指社會上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所發(fā)生的大變化，不論是觀念的、物質的，還是一個制度發(fā)生的根本性的變動；
次廣義的革命就是指用暴力手段，用一個新時代取代一個舊時代；
最狹義的革命是指專用兵力來推翻中央政權。

　　現在“革命”已是一個常識性的詞，但剛剛引入中國的時候，人們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梁啟超就對革命這個詞做很多解釋。

　　剛才這幾個例子說明，新詞的引進，實際上就是一種新事物的引進，新事物包含著新知識，新知識之下孕育一種新概念、新的價值體系、新的話語體系。這些新的觀念、新的話語體系必將導致社會的變化�，F在我們語言中的“黨”與傳統的“黨”完全不同，所說的“革命”與傳統“成湯革命”、“湯武革命”中的“革命”完全不同。新詞引進說明，在人類交往的過程中，不同的語言總是在互相影響。

　　二、不同語言的相互影響是不均衡的

　　語言是非�！皠堇�”的。在實際情況中，語言的影響主要是單向的，即從經濟、文化、政治發(fā)達的地區(qū)向落后地區(qū)流動

　　我們知道，在不同國度、不同民族，甚至同一國家內不同地區(qū)之間，都各有各的語言，像咱們國家就有許多方言。隨著人類交往的增加，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民族、不同國家的語言總是在互相影響。但是通過研究語言互相影響的歷史就會發(fā)現，語言的影響并不均衡。從語言影響的強弱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經濟力量的強弱，或者可以稱之為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軟力量”是強還是弱。

　　我們通過觀察中國近代詞匯以及其他地方、民族詞匯的發(fā)展變化，不難發(fā)現，實際上語言也是非�！皠堇�”的。從道理上講，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語言影響應該是相互的、平等的、雙向交流的。但在實際情況中，語言的影響主要是單向的，即從經濟文化發(fā)達的地區(qū)向落后地區(qū)流動。要想取得與他人的平等權，自己的經濟、文化、政治要足夠發(fā)達、強大。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人們從心理上愿意使用經濟文化發(fā)達地區(qū)的語言。

　　經濟文化發(fā)達，這個民族或地區(qū)所用的語言有優(yōu)勢，那些經濟、文化落后的地區(qū)就受它的影響；
反之，落后地區(qū)的語言、方言很少能影響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比如今天我們稱東亞的一部分地區(qū)為“漢字文化圈”，因為過去像朝鮮、日本這些地方都使用漢字。在當時，中國的經濟發(fā)達、文化燦爛，比其他國家強，所以中國的文字、語言就影響了它們。

　　再舉一個例子：東晉的時候，那些“南渡”的貴族、士族以說洛陽話為榮，歧視當地的吳語，因為吳地當時不如中原文化發(fā)達，說洛陽話一方面是思鄉(xiāng)，一方面是“雅”的象征。但現在，“吳儂軟語”已不再被當作低級、落后的象征了。

　　現在好多外鄉(xiāng)人到上海、北京這樣的城市，如果想在那兒扎根，就要盡量說上海話和帶著京味兒的普通話。當然也不是只有中國這樣，在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小說中，也經常寫到外省的青年到巴黎去奮斗，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首先就要盡量脫掉外省的口音，變?yōu)榘屠杩谝簟Ｒ郧岸韲�的貴族都是以說法語為榮的，他們彼此交談都要說法語。他們就是說俄語的時候，都故意有一點法國腔。貴族家庭都要請法國家庭女教師，以至舊的俄國小說中經常的情節(jié)是家庭男主人與法國女教師的曖昧關系。我記得著名的小說《安娜·卡列妮娜》好像就是以女主人公哥哥和法國家庭女教師的曖昧關系引發(fā)家庭矛盾，她去調解引發(fā)開頭的。為什么俄國貴族要說法語呢？因為他們自己都認為，在當時世界上，或者說在歐洲文化圈里面，俄國的文化不如法國的，所以他們的上層人以說法語為榮，作為身份的一個高貴的標志。現在你到北京“國貿”附近的咖啡館坐坐，就會聽到那些“白領”們說話時不時夾雜英語。

　　這種心理，你可以不喜歡、不贊同，甚至說是“不健康”，但千百年來就是如此。

　　第二，經濟文化發(fā)達地區(qū)的語言更容易大面積流行。

　　英語是現在公認的“強勢語言”，但其中許多音樂方面的詞匯，卻是來自意大利語，說明意大利音樂的發(fā)達，英語再強，在這方面也不能不受它的影響，從中吸取詞匯。

　　再比如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國的經濟、文化最發(fā)達的地方，所以它的方言詞匯就有可能進入普通話，成為全國通用的語言。例如我們經常用的“尋開心”、“陰陽怪氣”等，原來都是上海方言。北京是“首善之區(qū)”，京話當然更容易在全國流行，隨著電視的普及，一些帶有北京特色的文藝作品在全國流行更快，于是那種北京街頭巷尾的語言和一些北京方言，也更快在全國流行開來。改革開放以后，廣東省的經濟發(fā)展快，于是粵語北上，形成了粵味的普通話：吃完飯了“埋單”，把一個事情“搞定”，還有“生猛”、“炒魷魚”等等。我1984年到廣東出差的時候，見到很多美發(fā)店有一個字是“焗”，不知道念什么、什么意思，才知道就是“蒸”的意思，現在北京的大街上滿街都是“焗油”、“鹽焗雞”什么的，沒有寫“蒸油”、“鹽蒸雞”的。有意思的是，“埋單”被普通話改造成“買單”，一些廣東人反而認為“破壞”了粵語的“純潔”，提出抵制、反對，說是要“保衛(wèi)粵語”。我開玩笑說，這些年粵語對普通話的“破壞”還少��！這種只允許粵語“破壞”普通話，不許普通話“破壞”粵語的觀念，與許多人認為這些年粵語大大“破壞”了普通話的“純潔”性，所以要抵制、反對粵語的觀念一樣，都是“語言原教旨主義”。

　　事實說明，只有政治、文化中心或者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的語言，才有可能“大面積流行”，它的一些詞匯才可能成為官話、普通話的一部分，而其他經濟不發(fā)達地區(qū)的語言只能是邊緣，很難登大雅之堂。

　　第三，經濟文化不發(fā)達地區(qū)的詞匯、語言，需要一種權威的認可才能進入主流語言。

　　上面兩種是通常的情況。大家可能會提出反對的例子。比如我國的東北農村經濟文化就不十分發(fā)達，但像以趙本山為代表的東北小品演員卻很了不起，把一些東北土話，像“忽悠”這個詞，楞是靠自己的表演、自己的才華使其逐漸成為全國的流行詞匯。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趙本山的語言在電視小品中本是作為“笑料”出現的，也是通過中央電視臺這種權威的認可，才開始在全國流行的。這就說明，一個經濟文化落后地區(qū)的詞匯、語言，要想進入中心，成為流行語、普通話的“一分子”，實際上仍要經過文化中心的認可之后，才能夠進入主流語言中，這時才能取得一定的話語權。

　　三、中國近代的新詞是怎樣登上歷史舞臺的

　　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文化遇到了一種新的挑戰(zhàn)，這時候中國開始一點一點地接受了新的詞匯，新詞開始進入了中國人的語言中，并影響到中國人的思維。

　　咱們現在要講一下中國近代的情況。在近代以前的東亞文化圈之內，中國文化確實是最優(yōu)秀的，所以中國認為我就是天下，我就是世界。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文化遇到了一種新的挑戰(zhàn)，這時候中國開始一點一點地接受了新的詞匯，新詞開始進入了中國人的語言中，并影響到中國人的思維。

　　1.反對者也不得不使用新詞

　　新詞剛開始產生的時候，也是往往被別人作為笑料的。比如當時有幾句打油詩：

　　“陽歷初三日，同胞上酒樓。一張民主臉，幾顆野蠻頭。細崽皆膨脹，姑娘盡自由。未須言直接，間接也風流�！�

　　“處處皆團體，人人有腦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中心點最深，出門呼以太，何處定方針�！�

　　大家聽了可能會覺得這個有什么好笑的。但當時“團體”、“腦筋”、“目的”、“精神”、“中心點”、“以太”、“方針”這些詞都是中國人聞所未聞的“新詞”。這些新詞進來的時候確有很多人嘲笑，曾遭到了強烈的反對�，F在人覺得一點不好笑的詞匯，在當時就被認為十分可笑。

湖南有一個保守派人士叫葉德輝，在維新運動時就痛斥這些詞，提出來要辨文體，他指責說：“異學之詖詞（按：詖音“畢”，詖詞指邪僻的言論）、西文之俚語，與夫支那、震旦、熱力、壓力、阻力、愛力、抵力、漲力等字觸目鱗比，而東南數省之文風日趨詭僻，不得謂之詞章。”當時維新運動在東南影響比較大，維新派的報紙上這些新詞匯用得多，他認為這種文風就不能成為詞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相關熱詞搜索：力量 語言 雷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