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剛：魯達和史進哪個更冤？

　　水泊梁山108條好漢幾乎人人被逼“落草”，差不多個個有冤情。《水滸》（施耐庵著：《一百二十回的水滸》（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下同））第三回中的花和尚魯智深和九紋龍史進沒能例外。不過，此二人的冤情不可相提并論、同日而語。筆者以為：九紋龍是本“該”逼，而沒被逼，上梁山屬于自覺“革命”；
花和尚則是“不該”逼，而被逼，上梁山屬于被迫“革命”。此話怎講？

　　還是不妨將這兩個并不復雜的案子的主要情節(jié)作一對勘，就十分明白了：

　　一、兩人作案動機相近。

　　二人皆為了一個“義”字，主動引火燒身，背負命案。

　　魯達與朋友（打虎將李忠等）下館子，偶然聽到了一個悲慘的故事。為了拯救弱女子，不想三拳將惡棍打死。魯達平生仗義，眼里揉不得沙子。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本是好漢的生性使然。而史進則不但不愿交出強盜，去解官請賞，還要與強盜朋友結為死黨：“我若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zhèn)關西”）。兩人好漢做事好漢當，皆出于正直的本能，有道是刑罰不恕，天理也容。

　　二、對其刑事責任的追究各異。

　　兩人雖都屬于殺人后逃逸，但前者是名副其實的“潛逃”，后者卻不過云游他方而已。

　　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急急忙忙，卻似：失群的孤雁，趁月明獨自貼天飛�！� 而史進是“饑食渴飲，夜宿曉行”，“披云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道”。（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zhèn)關西”）。一開始兩人同樣在躲避官府的緝拿。但是，官府對兩案的態(tài)度明顯不同，對魯達：辦案認真，通緝令張貼到了代州雁門縣，且出賞錢一千貫；
而對史進案卻是敷衍塞責。兩人藏匿的地方與作案地點的距離幾乎相等，但魯達一會兒上五臺山，一會兒鉆菜園子，東躲西藏，既已剃度為僧，還時常有不安全感；
而殺人在史進那里則一開始就似乎不是大事：要么“待平靜了”，“重整莊院，再作良民”，要么“尋得師傅，也要那里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活”。（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zhèn)關西）。須知他師傅正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目前躲到“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zhèn)關西”）的王進。太尉何許人？主五兵，國尉也。惹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太尉，自身小命尚且難保，如何還能收留殺人要犯？且從林沖一案得知，“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聽起來嚇人，其實就是個打工仔，靠一技之長混口飯吃的技術官僚。何況，王進此時的地位不過近似“體工大隊”的陪練，怎會有權包庇、安插和提拔一個頑兇？但據書中的描寫，史進雖畏罪潛逃，卻大搖大擺、行不更名，坐不改性（更不化妝）。如此逍遙法外，似乎早已知道官家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了。而且，更奇怪的是，作為殺人兇犯的他不僅不擔心家人和財產等被“入官”、“籍沒”，還要“待平靜了”，再回來“重整莊院”。（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zhèn)關西”）。還沒放下屠刀，就想立地成佛、金盆洗手、浪子回頭的九紋龍有沒有搞錯？

　　值得注意的是：魯達和史進固然可以有各自不一樣的想法，但兩者之所以具有不同法治觀念的事實，是否也多少說明了“人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放諸四海而皆準、尚不曾被顛覆的原理呢？

　　三、犯罪情節(jié)輕重懸殊。

　　要是魯達罪重，史進罪輕，要么兩者罪行相當，或大致相當，倒也罷了。然而，事實恰恰是：前者僅殺一人，而后者卻背著至少四條命（不亞于馬加爵�。�。就算莊客王四（丟失密信者）按家法處置，依然還有獵戶李吉（為官府通風報信者）和縣公安局的兩個刑警大隊長（都督）。從現代法理看，魯達殺鄭屠只是“防衛(wèi)過當”，案件的性質充其量也只是假公濟私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而已。就古代法治言，作為經略府的提轄似有兼管社會治安的職責。也就是說，魯達找茬收拾鄭屠，多少是在“執(zhí)行公務”，雖稍濫用職權，卻沒有謀害后者的意思。他赤手空拳對付鄭屠的“剔骨尖刀”，不想僅三拳就讓其斃命，犯的是殺傷罪中最輕的一類：斗毆殺傷，且屬于過失殺人。相比之下，史進犯罪的性質則有很大的不同：“濫殺”兼“襲警”、“拒捕”和“通匪”，僅最后一項在北宋時期就可構成死罪。此外，史進一伙還犯有“不義”罪（子民殺官吏），并在殺傷罪中犯有故意殺人罪。之前還犯有竊盜罪。宋以前的多個朝代中，竊盜皆為死罪。要是在隋朝，聞而不告者也處死刑�？梢娛窍喈斨卮蟮淖镄小�

　　四、身份與社會關系背景不同。

　　從一開始官府對史進的態(tài)度可知（這位老漢生前仗義疏財，揮金如土，收留落難槍棒教頭，并促迫兒子拜師習武就為一例）：“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zhèn)關西”）。試想一下，史進本是被緝拿的要犯，卻頃刻成了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的“革命群眾”了。他卻還要“待平靜了”，再卷土重來， 如此寬容，理由何在？不是史公子犯事兒，后自有人替他擺平，他怎敢如此逍遙？事實上，贖刑制度由來已久，即使是墨、宮和大辟等適用于中罪的中刑也可用百至千鍰來贖買：“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郭沫若就曾對《呂刑》中的贖刑制度給予猛烈批判。（參見郭沫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科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48－149頁）。

　　而魯達何許人？小種經略府的提轄。什么是經略府？ “人民武裝部”也。然而須知，北宋時期官與職殊，名與實分，冗官冗吏。如宋真宗時，一次裁減各路冗吏就達19萬之多。（參見張晉藩、王超著：《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頁）。魯達的提轄官階，恐怕徒有虛名。魯達從老種經略府調小種經略府公干，名義上是幫忙、人員支持，實際上是降職使用，“精兵簡政”的結果。史學界權威理論認為，自唐中葉兩稅法實行后，中國封建社會逐漸進入末期。（參見趙儷生著：“綜論兩宋的階級斗爭和階級關系——兼論資本主義萌芽在宋代發(fā)生的可能性”，載于《山東大學百年學術集粹•史學卷》（上），山東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頁）。盡管這一觀點受到置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商人、小業(yè)主、手工業(yè)者作為一種新興社會力量這時開始抬頭。而由于藩鎮(zhèn)割據的大大削弱，“行伍”的社會地位有所下降。難怪向來并不謙虛的魯提轄會酸溜溜地罵：“灑家始投老種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史也不枉了叫做鎮(zhèn)關西。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zhèn)關西！”（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zhèn)關西）。

　　筆者以為，要探討刑法對史進魯達區(qū)別適用的原因，還必須了解另一個因素。一般的命案民不告，官不理。魯達負罪逃逸，被追逼得四處亂躲，官府的通緝令發(fā)到了幾百公里之外的地方。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大陸，國民黨的將軍級人物尚可利用出家逃脫被追捕一劫，社會控制并非如此嚴密的古代，可見要想活命，絕不只當和尚一途。官家對魯達的瘋狂追捕由此不難想象。魯達不會不知道：沒酒沒媳婦那還能叫生活嗎？（德國諺語：Keine Frau kein Wein,ist das ein Leben ?）可見出家，是其走投無路的選擇、不是辦法的辦法。再來看鄭屠。從顧客、行人和左鄰右舍觀魯鄭毆斗的態(tài)度（“哪個敢向前來勸”），以及事后主動報案（“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可以看出，鄭屠一家的群眾關系尚不算壞，遠強過被青面獸楊志手刃于街頭的潑皮牛二，否則眾鄉(xiāng)親難免幸災樂禍、拍手稱快。官府不得不“嚴格地依法辦事”可能與社會壓力，更可能與被害人家屬的促迫有關。

　　如果說史進的赦免歸功于史太公的陰德的話，那么，官府對鄭屠案的重視則多虧大娘子的兇悍了。否則，一個“投托著小種經略相公門下的肉鋪戶”無非是掛靠人武部下面的一個三產服務公司經理而已，有多大能耐？且命已歸天，愛莫能助了。鄭屠的對象（齊魯一帶對夫妻的稱謂）在施耐庵筆下盡管只有一次重要的暗出場，即通過金翠蓮之口道出：“他家大娘子好生厲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zhèn)關西”），已頗露猙獰，且從對鄭屠后事的處理和安排上，已不難看出她的“能量”。鄭屠本人的出身不得而知，但從他選肉切肉的嫻熟、對精肉肥肉軟骨用途的了解，以及“整弄了一早辰”的體力，不難看出其“馬仔”的來路、“倒插門兒”的家庭地位。而大娘子竟然不顧金翠蓮明媒正娶（“強媒硬保”）的身份，連休書都不用，就在蜜月中隨便壞了她官人的好事，將新娘子掃地出門，“不容完聚”。此舉絕非只有幾個小錢的小家碧玉所敢為與能為。沒準這個肉鋪就是老丈人盤給女婿鄭屠的也未必。另由《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和《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諸回可知，即便封建社會的婦女，不但可以使丈夫跪搓板兒，而且之于生殺大權在握的知府有時也能成為“河東獅子”。

　　閻婆媳和白秀英案雖屬特例，前者有張三支招，后者靠“枕上關節(jié)”，有目共睹；
且中國古代法律中平等原則缺位，官場黑暗、司法腐敗本不是什么新鮮事兒。問題是：原旨在替梁山好漢伸冤平反的《水滸》文本中沒有透露，史進魯達兩案為何相同的情況不同對待；
更未予以抨擊，還視為理所當然？是小說家施耐庵的疏忽，還是對古代法律救濟的潛規(guī)則“會哭的娃娃有奶吃”的認同，抑或賀衛(wèi)方教授所言之卡迪司法的一個旁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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