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飛熊：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旗幟下復興儒家

　　在今天復興儒家，便是在解除二十世紀對傳統(tǒng)文化的壓迫和歧視，掃蕩那種使人迷失本性的自卑感，恢復我們自然坦蕩的天性。儒家的新生需要自由主義

　　我對儒家的擁戴首先出于感情因素。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不應絕情地斬斷與祖先在文化上的聯(lián)系。

　　儒家文化是祖先創(chuàng)造的經(jīng)典文明的核心成分，它為全人類貢獻了“仁義禮智信”、“天下一家”等普世文明。在它的作用下，漢族由蒙昧走向開化，諸多游牧民族擺脫了奴隸制的羈絆。它還普照了朝鮮民族和日本民族的生活。對于它所留下的大盤局，我們應該深懷感激。

　　我對儒家的感情是基本的，是下意識的，是原始的。是由對父母的眷念延續(xù)而生的對先人的感情，是對腳下這塊古老而永恒的土地的感情，是對先人數(shù)千年辛勤勞作的尊敬。

　　我判斷，這種感情與常識理性有著相同的結(jié)構(gòu)，它是最樸素的情理交融。

　　1，儒家在政治科學上的獨創(chuàng)

　　在過去一個世紀里，儒家遭受了空前的批評，一大堆不實之詞被加在它身上。

　　批評之一曰：儒家在過去幾千年中主要作為皇權(quán)專制的幫兇而存在，犯下了巨大的愚民之罪。

　　讓我們來看一看真實的歷史。在皇權(quán)存在具有歷史合理性的世代，在法家體系因秦亡而崩塌之后，儒家文化接任了中央集權(quán)政治體系的理論建制者的位置。在與權(quán)力體系的磨合和相互妥協(xié)中，在對法家思想表層排斥而深層吸納后，“意識形態(tài)化”的儒家思想誕生了，其中尤以“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學說最為臭名昭著。作為一種理性思維，儒家在切入政治層面時的確發(fā)生了部分變形。但是，觀諸歷史，這種以高度服從為主要導向的宗法制儒家思想文化，并不構(gòu)成為儒家思想文化的全部，尤其重要的是，它并不構(gòu)成為儒家政治文化的全部主流。至少還有另一股強大浩瀚的主流同時存在——那就是作為法家之嚴酷強制模式的對立者的寬和禮儀思想的存在，作為血腥暴力和原始野性的對立者的仁愛思想的存在，作為絕對君權(quán)的制衡者的民本思想的存在。

　　孔子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在孟子那里，更發(fā)展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且民眾有權(quán)“殺暴君”、“誅獨夫”的思想。這一超越了任何階級利益的政治科學理論，以其巨大的理想感召力和壓倒性的永恒正義，對后世血腥暴力和黑暗政治發(fā)揮了巨大的批判警示作用，也起到了幫助權(quán)力有序且清明運作的建設性作用。從漢代以后，孔孟的政治學說逐漸得以制度化，隋唐之后更發(fā)展出以排斥貴族世家壟斷權(quán)力為主要導向、體現(xiàn)相對公正的科舉考試和文官建設體制，發(fā)展出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行政三分”的決策制衡機制，發(fā)展出諫議大夫?qū)�皇�?quán)的合法批評機制。這些都是頗為輝煌的政治設計。

　　中國能夠保持世界最長的政治延續(xù)，不是無緣無故的，主要便是這些限制君權(quán)和排斥世家貴族宗法政治的因素發(fā)揮了實際效用。這是獨立于英國議會制體系之外對權(quán)力運作體系的某些側(cè)面進行制衡的政治創(chuàng)造。在未來三權(quán)分立的框架下，我們祖先在行政三分和內(nèi)部化的批評部長方面的體制設計經(jīng)驗是完全值得借鑒的，它有助于提高憲政下的行政效率。

　　上述政治成就，不會因為“以高度服從為主要導向的宗法制儒家思想文化”在幫助專制、束縛人性、禁錮思想方面的負性作用而改變其真實價值。

　　此外，對于儒家還有其它嚴峻批評，比如一段時間里人們在探討“為什么古代中國不能誕生現(xiàn)代科學”時，指責以儒家為代表的古代文化要負主要責任。

　　現(xiàn)在冷靜分析起來，不能不承認，幾乎所有的中西比較，都犯了缺乏精密論證、違反形式邏輯的錯誤，其大眾文化價值，要遠遠地超出其學術(shù)價值。錯誤是常識性的——中西比較的對象，主語或者邏輯單元不對等�！爸小保�只是一個國家和地區(qū)，而“西”，幾乎是歐亞大陸數(shù)十個國家和地區(qū)的集合�！爸小�，代表著一個文明世代，而“西”，則是希臘文明——羅馬文明——阿拉伯文明——中世紀歐洲文明——近代西方文明構(gòu)成的一串文明系列，其中發(fā)生了數(shù)次文明融合、中心遷移、理性批判進程，這是一部不完整的世界歷史。拿個體與集體作對等比較，是沒有意義的。在農(nóng)業(yè)文明時代，由于地理阻隔，中國未能深度參與歐亞大陸西部的歷史演進，是很自然的，與文化又有何干系？這種中西比較把社會文化的作用過分夸大了，其內(nèi)在前提是判斷“西方文化”能夠產(chǎn)生“近代科學”。這果真是對近代科學誕生原因的真實解說么？或許，思想文化本來不是整全性的，內(nèi)部天然多元，科學、宗教、政治文化之間并無深度相關(guān)，科學思想體系有著獨立于政治文化之外的演進線索，這樣的判斷要更為合理？

　　還有一種流行的批評，認為中國古代文化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代表意見來自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認為中國儒家文化不象新教中存在的節(jié)儉、勞作等倫理那樣，對資本主義有著正面促進作用，反而飽含了諸多反資本積累、反市場的因素。這種說法明顯是極其外行的，我們可以在宋明理學中找到大量的類似于新教的倫理說教，而且更多。在實際生活中，東南亞華人早已以善于經(jīng)商著稱，東亞儒家文化圈繼而以創(chuàng)造了“東亞經(jīng)濟奇跡”而引人注目。人們從中可以發(fā)現(xiàn)，在競爭環(huán)境下，沉淀于個人歷史記憶和實踐理性中的儒家思想對個人生活的組織力有著莫大的助推作用。

　　看來許多對儒家的批評都缺乏事實佐證。由此展開的論說往往是十分含混、粗鄙、簡陋的。

　　2，二十世紀儒家文化遭受的各派夾擊

　　為什么儒家文化會遭受如此眾多的誤解？

　　今天的人們將事情的肇端追述到進化論的傳入和五四激進主義的登臺。其實還有更深的背景，這便是近代以來國人在歷史上第一次遭遇到一個比自身文化更為先進的異族所產(chǎn)生的自信喪失。

　　一開始，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等人并未將儒家思想一概否定。但不久出籠的“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號被“總司令”視為打開局面的利器，而大加誘發(fā)，導致暴力語言迅猛地滲入新思想潮流，最后淹沒了嚴謹?shù)睦硇裕�使人們逐漸放棄了承認儒家還存有部分合理性的常識判斷，淪為文化激進主義“打倒一切”思想的信奉者。

　　同樣的事態(tài)也發(fā)生在毛澤東身上。不過這是數(shù)十年之后的事。作為實踐者，毛澤東在五四時期內(nèi)心實際秉承著保守主義和常識理性。他本人即是曾國藩以來湖南興盛的儒學潮流的受益者。求學時代的毛十分崇敬曾國藩收拾洪楊的文治武功，通過讀書和楊昌濟的“二傳”，原始儒學和宋明理學中那些進取性的文化成分，比如剛健有為、張揚自我、講求事功、注重細節(jié)、培植實力、練達人情等等，澆灌構(gòu)筑為毛澤東實踐理性的主干之一。后來在井崗山上的武裝斗爭中，這些知識儲存得到了發(fā)揮，在毛澤東的軍政行為中，頗多曾國藩的影子，比如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便脫胎于曾國藩的《湘軍愛民歌》。從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身上，我們明顯可以發(fā)現(xiàn)儒家實踐理性對于中共本土派培植軍政干才的資源意義。

　�。�順便說一下，一些學者曾強調(diào)流民文化對于中共的嚴重負面影響，這是遠離事實的。曾國藩在招兵時特別強調(diào)排斥兵油子，而主要招收老實敦厚的農(nóng)民。這一招被毛澤東繼承了下來，曾專門作過一個《關(guān)于流氓無產(chǎn)階級》的政治決議。）

　　在中共黨史上，出現(xiàn)過大批革命烈士。我在重慶渣滓洞紀念館參觀時曾發(fā)現(xiàn)，江姐、陳然們互相以孟子語錄和文天祥《正氣歌》來激勵斗志。儒家的氣節(jié)思想，直接澆灌了中共先烈們的英雄人格。

　　中共的崛起受益于儒家思想資源。毛澤東也明知儒家的真實價值。他們都是儒家文化的受惠者，是在綠洲上成長起來的，卻為了建立一個純之又純的社會，為了造就一代新人，而使后代完全生活在沙漠中。為了實現(xiàn)政治目的，毛象對待革命烈士瞿秋白先崇后辱那樣，象拋棄眾多的同在一個鍋里吃飯的革命元勛那樣，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將儒家踏在腳下，批倒批臭。其忘恩負義，游戲人生，有其思想和人格的一貫性。然而即使是這些毀滅性的打壓，都無法掩住儒家的光輝。

　　到了1980年代，隨著中國政治由烏托邦退回地面，民間文化得以復辟，但激進主義情結(jié)又借助新的思潮得以繼續(xù)。當時的激進思想者們不敢直接批評政治專制，卻繞了個彎子，拿儒家文化作為靶子，大搞影射學術(shù)。在學術(shù)上，他們也沒有區(qū)分開專制與極權(quán)的差別，繼續(xù)在整全主義和獨斷論的哲學框架下否定傳統(tǒng)。不管他們的動機具有怎樣的善意，態(tài)度也至少有著幾分嚴肅（因恐懼而繞彎便是其不嚴肅之處），但其結(jié)果卻是又毀了一代人的思想前程。我從1980年代中期進入大學開始，便親眼看到這種激進主義如何遵循毛澤東和魯迅式的邏輯，讓一代人再次蹈入沙漠，且以此為榮，自今如是！

　　二十世紀對儒家的否定者，有著共同的特征，就是慣于使用全稱判斷，假定文化是一個整全性的概念，把不同的社會側(cè)面強行綁架在一起。它否認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的各自獨立性，不承認多元化的存在，對于明顯存在的事實多元，則采取“這是次要的，那才是主要的”的強橫判斷給予事實否定。在這樣的線性思維下，歷史被扭曲為一條新舊替代獨斷地演進的歷史。新的一元的確立，必以舊的一元全盤遭受踐踏作為代價。所以才有了毛將抗日功臣蔣貶得一踏糊涂，反毛者又將領導軍事復興的毛貶得一蹋糊涂的鬧劇不斷涌現(xiàn)，才有新社會將舊社會抹成一片漆黑，暗無天日，而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又將新社會視為單純的極權(quán)主義存在而對其中蘊涵的諸多正面價值全盤否定的“打倒一切”劇目的不斷上演。

　　幸虧有了對多元內(nèi)容存在的哲學發(fā)現(xiàn)，幸虧有了保守主義思想的引進，我們的樸素感情，我們的常識理性，才有了高深復雜的大理論作依靠。這樣結(jié)果當然正確，但過程和起點是否搞顛倒了？

　　3，儒家復興需要自由主義引導

　　1840年以來中國面對西方遭受的多次軍事失敗，使不少仁人志士精神緊張得變了形。魯迅曾說過：“如果要保存國粹，首先就要國粹能保存我們自己�！笨偸谴驍≌痰氖聦�，便證明“國粹”不能保存我們自己，所以“國粹”應該被拋棄——這便是當時激進主義論說的思路。

　　這一論說在當時可能是有力的，但今天卻會被質(zhì)問——如果軍事失敗便證明“文化失敗”，因而應被拋棄，那么印度在歷史上多次遭受軍事失敗，印度教和佛教便可被判定為“失敗文化”，都應該被拋棄么？還有世界上眾多的弱小民族，其“國粹”都不能用來實現(xiàn)軍事勝利，不能用來“保存我們自己”，那么都該被拋棄了？為什么佛教在中國和東亞卻得到發(fā)揚光大？為什么羅馬帝國的人民將“敵對文化”+“失敗文化”——基督教拾起來加以信奉？為什么在元代和清代，那可被判為“失敗文化”的儒家思想，竟能幫助漢人同化異族，使異族最終充當了漢人擴張疆土的歷史代理人？

　　這一切都反證了：文化與強力無關(guān)，它具有獨立的價值，獨立的存在。在那些主張“不要讀中國書”、主張“全盤西化”的虛無主義者頭腦里，縈繞著一種深度的自卑感，他們的腰早已被西方的精神優(yōu)勢所壓彎。這些迷失了本性的人物是不配充當中國人的導師的。以下論斷已得到了今日全球社會的公認——天地之間，眾生平等，世界上每一個民族的獨特文化都有合理價值，都應該得到發(fā)揚和傳承。

　　在今天復興儒家，便是在解除二十世紀對傳統(tǒng)文化的壓迫和歧視，掃蕩那種使人迷失本性的自卑感，恢復我們自然坦蕩的天性。

　　有朋友懷疑在信息時代談論儒家復興的必要。我的回答是：面對那些曾經(jīng)被淹沒卻具有終極價值的事物，倒退便是一種偉大而自然的前進。在自然生態(tài)下，民間社會的復興必導致民間文化的復興，民間文化的復興必導致多元競爭，欲有所作為者，應主動弄潮其中。在當下這個經(jīng)濟長期增長的社會里，人們是不可能久久沉湎于單純的物質(zhì)消費的。在人們對精神生活的渴盼持續(xù)推動下，各種宗教、信仰、新興文化和傳統(tǒng)文化生活在民間的大面積興起，乃是必然的走勢。已經(jīng)有足夠的事實為這一走勢作見證了。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今天這個時代，具有足以為普通群眾提供倫理層面和精神層面的終極價值昄依的潛能。自由主義者主動推崇儒家，可以因此而幫助人們恢復與祖先和土地不相隔離的精神生活，剔除掉激進理性和自卑感；
可以通過傳統(tǒng)和習俗而延續(xù)祖先業(yè)已享有的自由，并爭取以自由主義為繩墨，參與重建儒家文化，從中發(fā)現(xiàn)新的思想生長點；
可以促進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新生儒家的思想文化聯(lián)盟的形成，從而在各種相互競爭的文化中爭奪民間精神生活的主導權(quán)。這將是自由主義本土化的關(guān)鍵步驟之一。

　　儒家的新生需要自由主義，因為只有自由主義才能為儒家提供新的規(guī)范框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只有自由主義才能使儒家文化回歸其本來位置和終極位置。這便是民間社會。有人主張新生的儒家重走官學之路，這是一條不現(xiàn)實的、也是不正當?shù)牡缆�。國教的時代業(yè)已過去，回歸民間、制衡官方是儒家自然的也是最合適的選擇。民間即是自由，風俗即是自由，傳統(tǒng)即是自由。自由主義有責任與新儒家的官學妄想進行論戰(zhàn)，引導它在自然空間內(nèi)健康地發(fā)展。

　　儒家的復興應走正道，各種主義可以相互協(xié)作，卻不可相互利用。將儒家文化民族主義化的思路便是在利用儒家，這一反自由的集體主義訴求，值得人們警覺。在文化領域，有文化與民族或部族的重疊，但這種重疊是可以突破的。佛教便傳到中國、日本和東南亞，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便傳到西歐，西方文化便傳到世界各國。過去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文化無國界，文化無霸權(quán)。西方文化不是霸權(quán)，而是一部分人內(nèi)心中了魔，心魔難除，從而產(chǎn)生諸多幻相。文化是用以直面人生和事物的直接或終極困境的工具，是用來打通全人類心靈的。文化民族主義太小氣了，文化的本性在于無邊際，在于開放和自由。

　　儒家誕生于某一地域，但同佛教一樣是沒有地域之分的。新加坡的李光耀為儒家設定了一個亞洲價值觀，實為他的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情結(jié)的儒家偽證。他算什么儒家，不過是假儒真法而已。他的實質(zhì)法家思路，不過是從從日本占領軍身上學到的鐵腕治國術(shù)的政治理念化。他的亞洲價值觀不過是一些獨裁者和石原慎太郎之類末流的旗幟。同法家一樣，他最后墮入了機會主義的境地。對儒家，他得勢時宣布信奉，在金融危機到來時又宣布放棄，真正的信仰者不會這般輕率。他的亞洲價值觀實為反儒的，因為儒家的真諦便在于它的普世情懷。李光耀的反復無常，便證明了將儒家地域分野至上化的危險性。

　　自由主義贊成經(jīng)驗，它與張載式的浮夸在精神上是對立的，而寧愿接續(xù)孟子之明晰和闊大。儒家自由主義值得贊賞，儒家的獨立道統(tǒng)更值得贊賞，但獨立并不意味著語言的封閉，并不意味著語言的咒語化、反形式邏輯化、反日常語言化，而是意味著思想空間和思維走向的獨立。它與各種流派相互通約且并行不悖，它的語言將自成體系，卻可以明白翻譯。正如佛學不會被西方哲學所吞沒，也吞沒不了，儒學也同樣如此。有獨立然后才有原創(chuàng)，有原創(chuàng)然后才有競爭力。

　　當對儒家文化的保守取得一定聲勢后，自由主義者不能不注意起對于紅色思想體系中除了極權(quán)主義以外的一些價值諸如平等理念、福利設計、政府適當服務思路的保守。如果對紅色的保守得以成型，便可為一場有序的光榮革命奠定理論基礎——展望未來，和平演進之路，無非危機轉(zhuǎn)型和光榮革命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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