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zhàn)：,常擦槍，交火難

　　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美曾不止一次地在貿易問題上迎頭相撞。背后有政治玄機，前景是互爭互利。

　　人民幣匯率爭端尚未平息，美國又開始向中國輸美的紡織品、彩電、鋼管、家具等產品下手，貿易摩擦升級。布什出于明年總統(tǒng)選舉，有可能對中國發(fā)動“貿易戰(zhàn)”，而中國由于過于依賴對美貿易，可能會受傷，進而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過去的20多年中，中美雙邊貿易獲得了空前的發(fā)展，從建交時的23億美元增加到今天的1470億美元（美方統(tǒng)計數(shù)字）。但其間兩國曾多次瀕臨“貿易戰(zhàn)”的邊緣。

　　1983年1月，中美談判未能就中國輸美紡織品配額問題達成協(xié)議，美國政府單方面宣布對中國的限制措施。中國政府回應強硬，包括停止批準自美國進口棉花、大豆、化纖的新合同，并削減從美國進口小麥、大豆等主要農產品。這場沖突的背后實際上是美國紡織業(yè)與農業(yè)利益的沖突，美國紡織業(yè)力主限制中國輸美紡織品的數(shù)量。最后，在農業(yè)利益集團的強大壓力下，美國政府緩和了立場，并最終解決爭端。但是，中國仍然減少了從美國進口的農產品的數(shù)量。有趣的是，美國政府同時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的限制，以彌補農產品貿易減少的損失。

　　進入90年代以后，中美圍繞最惠國待遇問題發(fā)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經貿沖突。老布什政府以及后來的克林頓政府，為了“保住”對華最惠國待遇這一兩國關系的根基，不惜在其他經濟問題上對中國采取強硬姿態(tài)，滿足國內不同利益集團的需要。這些問題包括中國勞改產品的出口、市場準入、紡織品轉運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諸多問題。中國給予美方以一定的“理解”或“配合”，經過艱苦的談判，雙方達成了勞改產品出口、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等雙邊諒解備忘錄。在談判過程中，特別是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美國兩次威脅制裁，公布了高達10億美元的制裁清單。中方也不示弱，同樣公布了等額的反制裁清單。中國的反制裁行動起到了良好的反制作用，美國國內反對兩國“貿易戰(zhàn)”的利益集團出來“說項”、“滅火”。沸沸揚揚的“貿易戰(zhàn)”最終因兩國及時達成協(xié)議而“熄火”。

　　2002年，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中國，策略地抵制了美國對鋼鐵業(yè)的保護措施，令美國當局對中國刮目相看。該年4月，小布什政府發(fā)動了“201”條款的臨時“保障”措施，對來自歐盟、日本和中國等國的鋼鐵征收臨時性的附加關稅。中國與同是“受害者”的歐盟等各方積極協(xié)調立場，一紙訴狀把美國告上了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WTO最終裁定美國的做法違反自由貿易的有關規(guī)定，限期其撤銷決定。當時，中國的果斷做法令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官員頗為“吃驚”，認為中國行為“過分”，沒有給美國“面子”。

　　為什么美國頻繁發(fā)動貿易摩擦？

　　美國不斷挑起貿易摩擦，主因有兩個：一是美國經濟超強，是全球最大的市場和全球經濟增長的“發(fā)動機”，有實力采取“單邊主義”，制造貿易摩擦為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服務。二是美國國內法鼓勵利益集團參與對外貿易決策過程，不同利益集團有權要求政府采取各種保護措施，包括對國外所謂“不公平”貿易做法進行調查，直至啟動制裁程序。美國每四年一次的大選為利益集團干擾對外經貿政策提供了難得的機會。美國大選年前后是中美貿易摩擦的易發(fā)期和高發(fā)期。

　　美國經濟的狀況影響貿易摩擦的方向。當美國經濟景氣時，采取的貿易制裁或威脅制裁相對較少。如克林頓當政的8年中，美國經濟連續(xù)100多個月的成長，美國采取了一系列貿易自由化的政策，克林頓排除反對勢力，完成了中國“入世”的雙邊談判，并給予了中國永久性的“正常貿易關系”地位。但是，2001年迄今，美國經濟始終處于景氣“衰退期”，政府承受的保護主義明顯上升，美國勞動密集型產業(yè)要求保護，布什對華經貿政策中明顯注入了摩擦和沖突的色彩。

　　中美政治和安全關系的大方向直接影響美國對華貿易的政策。其中的規(guī)律是，中美戰(zhàn)略關系影響政治關系，政治關系又影響經貿關系。80年代，中美處于對抗蘇聯(lián)的“準盟友”之間的所謂“蜜月”期，經貿問題即使有沖突也顯得容易調整。比如，1983年發(fā)生了激烈的貿易沖突，但是卻迎來了雙邊經貿關系的大發(fā)展。進入90年代以后，貿易摩擦驟然增多，主要原因是，美國認為，冷戰(zhàn)的結束使中國喪失了可以利用的“戰(zhàn)略價值”。

　　中美貿易的形勢也有直接的影響。80年代中美雙邊貿易還很小，中國的進口并不對美國國內產業(yè)構成太大威脅；
但是，90年代雙邊貿易飛速發(fā)展，美國國內一些產業(yè)感受的沖擊大大增強。特別是，美國對外投資和產業(yè)轉移的步伐加快，引起了勞工界和勞工密集型產業(yè)的恐慌。盡管許多產業(yè)并不與中國進口產品直接競爭，但是，它們仍然對中國產品抱有高度的懷疑和敵意。美國對華貿易赤字不斷擴大正好成為它們攻擊美國海外投資的最佳口實。1998年以來，中國超過日本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按照美國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美國對華逆差2002年超過1000億美元。對華逆差占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五分之一。

　　中國應對貿易戰(zhàn)的經驗

　　20多年來，中美經貿關系的長足進步讓中國對美國的法律與政府體制逐漸熟悉，同時積累了不少應對摩擦的經驗。

　　第一，認識美國貿易政治的復雜性，把握不同產業(y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微妙平衡。利益集團是美國對華決策的重要參與者。美國的產業(yè)大致可以劃分為“出口促進”集團和“進口競爭”集團。農業(yè)和高科技是出口促進集團的代表，而紡織業(yè)與鋼鐵業(yè)則是進口競爭集團的代表，后者往往是引發(fā)中美貿易摩擦的“推動”力量。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促進美國出口集團的對華利益，來緩解“進口競爭”集團的政治壓力。中國通過派出赴美采購團的做法是正確的。

　　第二，高度重視國會在中美經貿摩擦中的作用。民主政治就本質而言是利益集團政治，國會議員則是不同產業(yè)、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在發(fā)動對華貿易行動時，往往是利益集團和國會議員聯(lián)合發(fā)難，向政府施加壓力。1983年，紡織品配額危機背后是代表美國紡織產業(yè)利益的、臭名昭著的共和黨參議員杰西·赫爾姆斯，而推動美國緩和對華立場的則是農業(yè)州的參議員羅伯特·多爾。90年代的中美經貿紛爭中，美國國內角逐更是集中于國會對華的立法斗爭上。此番中美摩擦同樣是利益集團和某些國會議員的“杰作”。

　　第三，特別重視美國農業(yè)利益集團及其政治能量。農業(yè)集團是美國最有政治影響力的利益集團之一。盡管農業(yè)人口在美國不到人口的2％，但是，美國議會制度規(guī)定每個州都擁有參議院的兩個席位。在眾多立法中，農業(yè)州議員聯(lián)盟往往成為美國總統(tǒng)和其他議員爭取的對象。1983年，中美紡織品配額危機由于多爾參議員的出馬而解決；
1991年，老布什無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努力危在旦夕，又是中西部農業(yè)州中間派議員聯(lián)盟出面干預，化險為夷。

　　第四，不怕沖突，敢于并善用反制裁的手段。在使用制裁手段上，中美政治文化差異很明顯，主要是：美國是“沖突型”政治思維，認為在沖突中可以達到平衡；
而中國的傳統(tǒng)是“和諧型”政治思維，往往不愿意破壞兩國之間的和諧氣氛。但是，對待美國這樣一個以沖突型思維指導的大國，必須敢于斗爭，不惜沖突。20多年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零敲碎打”式的沖突不斷，“總體”貿易戰(zhàn)可以避免

　　參考歷史的經驗，我們認為：當前中美“總體”貿易戰(zhàn)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一，中美兩國政治安全關系處于歷史最佳時期之一，美國目前在反恐、伊拉克、北朝鮮等重大戰(zhàn)略問題上迫切需要中國的合作。美國對中國的需要大于中國對于美國的需要。作為政治上成熟而實用的美國，對此十分清楚，也是對外宣布的。經貿關系服務于對外關系的大格局。美國高層歡迎溫家寶總理來訪熱情之高表明了這一點。

　　第二，美國經濟景氣上升，可能會減少美國減少貿易赤字的緊迫性。美國經濟最近傳來好消息，制造業(yè)就業(yè)增加幅度是1982年以來最高的。如果美國經濟加快復蘇，中美貿易可以渡過難關。

　　第三，“總體”式貿易戰(zhàn)方案對美國弊多利少。比如，美國國會某些議員提出對中國所有輸美產品增收27.5％的額外關稅，這必將導致中國的反報復，美國有可能痛失中國這一增長最快的市場；
對中國發(fā)動“301”條款調查存在的風險也極大，主要是這種做法缺乏靈活性，一旦啟動，將形成中美對決的局面，傷害中國但也肯定傷害美國自身的利益。再如，強迫人民幣匯率升值，美國一是缺乏必要的手段迫使中國這樣做，二來從短期看對美國經濟的破壞性更大，可能打斷美國正在恢復的經濟增長。中國掌握著美國1000多億美元的國債，如果中國各商業(yè)銀行出于恐慌拋售美元，將導致全球美元市場的動蕩。

　　盡管中美總體貿易戰(zhàn)打不起來，但是，雙邊摩擦有可能持續(xù)不斷，這種勢頭可能延續(xù)到2004年的大選。換句話說，美國政府正在采取所謂“零敲碎打”式（piecemeal）的沖突或限制貿易行動，化解要求總體貿易制裁的壓力，同時為自己的選舉拉票造勢。這種摩擦方式已陸續(xù)表現(xiàn)在睡袍、文胸、針織品等三類紡織品、彩電、鋼管、家具等問題上。美國揮舞的大棒仍將是“臨時保障”、反傾銷等手段。對于美國這種“零售”式的摩擦，最好的辦法是“以夷制夷”：一是利用美國的法律積極應訴，爭取打贏在美國的官司；
二是聯(lián)合美國的進口商、中間材料出口商、批發(fā)零售商，積極參與美國的決策機制，發(fā)出維護正常貿易的聲音；
最后，動員起美國農業(yè)集團的政治影響力也是十分重要的。

　�。ㄗ髡呦当本┐髮W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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