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_“十二五”的考驗

　　從今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第十二個五年規(guī)劃期。 　　十七屆五中全會對“十二五”的歷史發(fā)展時期有一個定位，那就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的“十二五”時期是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戰(zhàn)略機遇期。
　　按照最新統計數據，中國GDP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很多中國人為之自豪。應當說，這是中國這些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績。但我們也要注意到，前一段時間，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在說起中國GDP超過日本時，沒忘了提到，中國人均GDP僅為日本的1/10。
　　所以說，現在取得的成績，并不等于我們的改革開放已經宣告大功告成，可以高枕無憂了。改革越是深入，矛盾越是復雜，利益越難均衡。
　　
　　謹防“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中國不光是GDP總量超日本，人均GDP也超過了4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在這個數據面前，要注意有一個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說一個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由于分配不公等原因而導致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陷于停滯，無法繼續(xù)發(fā)展至高收入國家。
　　未來五年，我們說希望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者的購買能力，就面臨著這樣一個重要的關卡。
　　從國際上看，很多幾十年前就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并沒有如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而是陷入經濟發(fā)展的滯漲期。所以說，全世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規(guī)律，而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卻是一個反規(guī)律。
　　在過去一百年中，跳出這個“陷阱”的幾率只有3%，在全世界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完成了這個跳躍。
　　對于中國來說，“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遙遠，也就是未來二三十年要遇到的事情。那落入這個“陷阱”的風險有多大呢？我說可能性占百分之五十。
　　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且國情復雜，難以全盤學習他們。雖然可以借鑒韓國、日本的經驗，但也要知道，他們都是在二戰(zhàn)后獲得了經濟飛速增長，這和美國的庇護不無關系。
　　還是要靠自己，別人是靠不住的。
　　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要想繼續(xù)發(fā)展下去，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增加人均收入，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政府要負起責任，但收入的增長也不能完全依賴政府，因為苛刻地講，政府不產生一分錢的效益，它只是把錢從一個口袋放到另一個口袋。
　　關鍵途徑是創(chuàng)新。中國雖說成了世界經濟體的老二，但有什么品牌呢？去北美和歐洲城市，大樓上看到的都是韓國、日本的品牌；在紐約商業(yè)中心曼哈頓第五大道，也沒有中國品牌的身影。阿爾巴尼亞人說你們中國貨很便宜，但是質量不好。我在英國商場里買襪子，9．9英鎊可以買一雙英國制造的，但是中國制造的，就可以買四雙。價格差別這么大，質量是不是有區(qū)別？當然有。
　　我們必須扭轉這個情況。不是我的貨越便宜就越占便宜，必須人無我有，人有我優(yōu)，才能大發(fā)展，中國到了這個階段了。
　　過去，我們總樂于在“微笑曲線”下面賺錢�！拔⑿η�線”就是微笑嘴型的一條曲線，兩端朝上，在產業(yè)鏈中，附加值更多體現在兩端：設計和銷售，處于中間環(huán)節(jié)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通俗的說，我們就是掙苦力錢。研發(fā)和銷售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品牌。中國在未來不能再滿足做“世界的工廠”，而要創(chuàng)新，生產別人沒有的東西。印度要變成“世界的辦公室”，我們應該比印度更加有智慧。
　　
　　“變”與“不變”
　　當然，未來要扭轉的并不只是一個產業(yè)創(chuàng)新的問題，要從根本上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更重要的是整個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
　　“十二五”規(guī)劃講的是“變”和“不變”的關系�！笆�一五”是發(fā)展為主題，“十二五”是以科學發(fā)展為主題；“十一五”是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主題，“十二五”以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為主題。雖然只有兩個字的區(qū)別，但卻使“發(fā)展”有了更深的含義。
　　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十一五”規(guī)劃之前，我們都在明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但現在不這么說了，重在四個建設、四個改革一起推進。中央現在提出的是“堅持科學發(fā)展，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xù)發(fā)展，更加注重統籌兼顧，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從這些提法上看，我們的經濟發(fā)展更多的不是關心發(fā)展的工具和手段，更多的是更加注重經濟發(fā)展本身的目的，最終還是要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這是一個十分積極的變化。
　　事實上，在第六個五年規(guī)劃之前，只是叫做 “國民經濟發(fā)展五年規(guī)劃”，后來才加上了“社會發(fā)展”，叫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五年規(guī)劃”。
　　現在開始，社會發(fā)展是個很重要的考量目標。如果一方面經濟增長速度很快，另一方面民眾基本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群體性事件居高不下，那社會和諧就會被破壞，經濟發(fā)展也就失去了它的意義。
　　“十二五”有兩項基本的戰(zhàn)略任務。第一項是“加快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第二項就是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而且第二項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有了社會發(fā)展的訴求，“十二五”的經濟發(fā)展就要進行理性的控制，很多事情要有邊界的約束條件，不能亂搞。十七大的政治報告就是近期最強的約束。以前我們說，到2020年要實現GDP總量翻兩番，十七大調整之后的說法是，到2020 年實現人均 GDP 翻兩番。人均GDP的提法，更能反映一國國民在國家經濟發(fā)展中分享的成果。
　　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強調人均GDP，而不是GDP總量，淡化發(fā)展速度的話，在“十二五”期間，我們每年增長7%就可以了，綜合各方面因素考慮，“七上八下”就可以，就是說控制在7%到8%之間都是合適的。
　　
　　“國”與“民”
　　也會有很多人說，GDP也好，人均GDP也罷，從這些年的發(fā)展情況來看，這個指標都是可以實現，但民眾卻還窮得叮當響呢，國家財富的增長幅度與民眾收入增長不成正比。這就涉及國富和民富的關系問題，也是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要厘清的一個重要關系。
　　有些人將二者視為矛盾的雙方，把他們完全對立起來。其實，二者是相輔相成的，不應該解讀為此消彼長的關系。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有對國富的描述，所謂國民財富也就是國家人民的財富，其中就包括了老百姓的財富。中國的改革，提高了國家財富的增長水平，但并未排斥民富的增加，“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這就是重視民富的表現。
　　在“十二五”期間，國家仍舊會關注民眾財富。例如，“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fā)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著力提高城鄉(xiāng)中低收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等等。
　　當然，這些提法已經不算是新鮮，有些已經有多年軌跡。有些甚至提了多年，問題還沒得到根本解決。但改革的確需要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理應先找到改革的共識。
　　比如，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到了“尊嚴”這個字眼�！白饑馈笔莻�具有多層含義的名詞，這個詞的提出，符合社會發(fā)展的趨勢，迎合了老百姓的訴求，是時代的進步。同時，這也豐富了民眾生活的內涵，不再是指單一的居民家庭收入的簡單的物質概念。
　　溫家寶總理解釋說，“我提出‘要讓老百姓活得更有尊嚴’主要指三個方面：第一，就是每個公民在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都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由和權利，無論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國家的發(fā)展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第三，整個社會的全面發(fā)展必須以每個人的發(fā)展為前提，因此，我們要給人的自由和全面發(fā)展創(chuàng)造有利的條件，讓他們的聰明才智競相迸發(fā)�！�
　　這樣，“國”與“民”的關系就得到進一步統一，不再僅限于財富這個層面，而是社會的均衡發(fā)展。從單一的物質概念，到保障有尊嚴的生活，民眾在國家中的地位，有望不再弱勢。
　　按照改革既定的方向，“十二五”期間，這些社會問題會得到相應的改善，但也要有一個合理的預期，畢竟改革的深入和利益的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要寄希望一個五年規(guī)劃就搞出多么大的動作，那樣不科學也不現實。我認為，小步快走，基本上是合理的。
　　
　　政府與民眾責任
　　無論小步走，還是大步走，只要有了共識，明確了目標，那政府的主導作用就不可忽視。這既是政府的權力，也是義務和責任。
　　政府的作用就是維護好一個公平的制度和環(huán)境，這也是政府存在的理由。在改革中，政府要調整社會各方面的關系，調整是什么？就是溝通，互動。像兩口子吵架，政府就要有一個《婚姻法》，創(chuàng)造一個平等的對話機制。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等方面，還有很多文章要做。公共服務必須由政府組織好，搭好框架，具體提供方式可以探討是否采用市場的手段。如果完全推向市場，那公共服務很可能變成鏡中月、水中花。
　　但不是所有事情都依賴政府。我不贊同那種完全希望政府讓渡利益讓民眾富有的想法。公民自身也要承擔起責任，規(guī)劃要實現，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
　　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居民對物業(yè)公司不滿意，我們是否都按法律規(guī)定去爭取權益了呢？這是公民自理的時代，你得為你的權利負責，要監(jiān)督，要談判，要協商。每個人都要較真，都要努力。
　　政府績效的改進，仍有訴求空間。怎么訴求？就要運用好“兩會”等機制，人大代表要更加硬氣一點。自己該做的事情自己做，不要“授權”給政府做。
　　我去英國旁聽人家的國會，也聽過國內地方的“兩會”。人家那里是質詢，我們這里是鼓掌。
　　人大代表代表人民，按照人大選舉法，人大代表有權利和義務提出質詢�，F在看來，好的習慣還沒有養(yǎng)成。這需要一點點的培養(yǎng)和進步。
　　現在有一種現象，年輕人都愿意考公務員。什么時候大眾覺得領導不好當了，這就對了。
　　當官員要有一種意識，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別人想讓你怎么做你才能怎么做。
　　這需要慢慢往前進。
　�。ㄖ袊�周刊記者余芳倩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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