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際功能視角 [人際目標認知三視角模型]

　　摘要　人際關系對自我管理有著重要的意義。關系對象會影響個體的目標設置和目標追求，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目標也會影響其人際關系的進程。Fitzsimons等人提出了人際目標認知三視角模型，強調目標在自我和他人關系中的重要作用。模型主要介紹了目標與重要他人之間的雙向復雜關系，并對影響二者關系的調節(jié)變量進行了分析。未來研究應該在深入探討重要他人與目標之間關系的基礎上擴大人際關系對象的范圍，考察一般他人與目標的關系及其心理機制。
　　關鍵字　人際目標；重要他人；三視角模型
　　分類號　B849：C91
　　
　　1　前言
　　
　　一直以來，很多研究者都認為目標設置和目標追求過程是有目的、有意識的(Deci&Ryan，2000)。個體根據各個目標的價值、難度等仔細地選擇，并使用認為最佳的方式有目的地追求目標。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fā)現，意識并非目標導向行為的先決條件(Aarts&Dijksterhuis，2000)。目標是行為滿意狀態(tài)或結果在個體頭腦中的表征(Bargh，1990)。目標受到動機和認知規(guī)范的支配(Chatrand&Bargh，2002)。與社會態(tài)度、刻板印象、圖式等一樣，目標也可以通過相應環(huán)境特征自動激活，并在個體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指導其行為(Shah，2005)。關系對象如朋友、家庭成員、戀愛伴侶和同事等是最重要的社會環(huán)境特征，因而也具有激活相關目標的能力。
　　關系對象會影響個體的目標設置和目標追求；同樣，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目標也會影響其人際關系的進程(Fitzsimons，Shah，Chartrand，&Bargh，2005)。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識到了目標追求與人際關系間的相互作用，考察了人際關系情境下的目標追求過程。Fitzsimons和Bargh提出了人際目標(interpersonal goals)的概念，認為人際目標是個體為了人際關系或關系對象而實現、保持或回避的具體結果狀態(tài)(Fitzsimons&Bargh，2003)。幫助同伴、保持親密關系、避免拒絕等都是人際目標。Fitzsimons等人將人際表征和目標認知性質的相關理論結合起來，提出了人際目標認知三視角模型(triangular model ofassociations)，強調目標在自我和他人關系中的重要作用(Fitzsimons、Shah，Chartrand，&Bargh，2005)。本文擬以人際目標認知三視角模型為框架對已有研究進行總結，在闡述人際目標認知三視角模型的基礎上分析目標與人際結構之間的復雜聯系，并進一步探討目標和人際結構之間關系的未來研究方向。
　　
　　2　目標與人際結構的關系
　　
　　目標是行為滿意狀態(tài)或結果在個體頭腦中的表征，它與許多認知建構之間都存在著聯系(Kruglanski，Shah，Fishbach，Friedman，Chun，&Sleeth-Keppler，2002)。除了目標之間、目標及其追求手段之間有認知聯系外，目標和人際結構之間也存在著聯系(Shah，2005)。生活在社會中的每個人都不是獨立存在的，都受到周圍環(huán)境中他人的影響。鑒于他人在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理解他人表征對個體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重要他人是對個體的社會化和心理形成過程具有重要影響的他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事、戀愛伴侶等(Fitzsimons&Bargh，2003)。重要他人不僅會影響個體的情緒和生活滿意度，也是個體動機和需求的對象，與目標有著直接的、不斷的聯系。
　　重要他人是目標追求的對象，這是重要他人影響目標追求的基本方式。日常生活中，個體追求的很多重要目標都是人際性質的，如親密目標、依戀目標等(Fitzsimons，Shah，Chartrand，&Bargh，2005)。親密目標是個體生活基本的驅動力，是健康心理功能的特征。它不僅會影響關系滿意度，也會對健康產生積極的影響。除此之外，個體對依戀關系和關系安全也有很強的動機。近年來，成人依戀關系研究也開始考察依戀焦慮和依戀回避的個體差異在不同人際目標和行為策略中的表現，從而使目標成為此類研究的重點(Mikulincer,1998)。除了親密目標和依戀目標外，成功的人際關系還需要關系保護目標(relationship-protecting goal)，遇到人際沖突或同伴背叛(transgression)時信守承諾的目標，以積極的態(tài)度知覺重要他人的目標等等(Johnson&Rusbnlt.1989)。由此看來，個體的很多目標都與人際結構有著密切的聯系。生活環(huán)境中的他人，特別是那些對個體的社會化和心理形成過程具有重要影響的他人，對個體的自我管理有著重要的意義。重要他人是目標追求的對象，能引導個體追求并保持親密關系，通過改變自我知覺保護關系，并尋找安全關系和依戀關系。
　　隨著人際關系的深入，人們會形成詳細的關系表征，即關系圖式(Fitzsimons&Bargh，2003)。關系圖式中包含有自我圖式、他人圖式和關系腳本，而人們對重要他人的心理表征則包含有個體與重要他人一起時經常追求的目標。激活關系圖式就可以激活相應的人際目標，從而使個體自動地追求與重要他人一起時經常追求的目標。研究者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發(fā)現，看到重要他人、與重要他人交往甚或僅僅思考有關重要他人的事情就可以在特定情景下自動激活個體的目標，并指導其行為(Fitzsimons&Bargh，2004)。重要他人會影響個體對目標難度和價值的知覺、目標追求方式的選擇以及目標追求成敗的體驗(Shah，2003b)。Baldwin等人還考察了重要他人表征的激活對個體自我知覺的影響。研究發(fā)現，閾下呈現皺著眉頭的教皇的照片時，實踐信仰的天主教徒對自我的評價更加消極(Baldwin，Carrell，&Lopez。1990)。除此之外，很多研究者還得出了有關“移情”現象的研究證據(Berk&Andersen，2000；Hinldey&Andersen，1996)。研究發(fā)現，如果陌生人身上存在重要他人的相關線索，則該陌生人就可以自動激活重要他人的很多特征以及個體和重要他人在一起時具有的特征，從而指導個體的知覺和行為。當重要他人表征被激活時，人們會主動靠近與積極重要他人相似的陌生人，疏遠與消極重要他人相似的陌生人(Andersen，Reznik，&Manzella，1996)。
　　
　　目標與人際結構的關系不僅表現在重要他人影響目標追求方面，還表現在一般他人可以激活個體的目標方面。目標蔓延理論(goM contagion)認為，個體會無意識地采納從他人行為中推斷出的目標(Aarts&Gollwitzer,2004)。觀察他人的目標導向行為就可以激活相應的目標心理表征，使個體的行 為開始服務于相同的目標，并具備目標導向的性質(Dik&Aarts，2007)。也就是說，行為受到目標強度的影響，目標追求表現出時間上的持久性，當情境與目標吻合時個體會更欣然地追求目標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他人的目標追求是不合適的、不被社會認可的，個體就會自動對這些目標免疫。如果個體認為他人的目標追求沒有吸引力或令人不快，就不會發(fā)生目標蔓延現象。
　　
　　3　人際目標認知三視角模型
　　
　　大量的理論和研究表明，目標認知表征受可及性和激活規(guī)則的約束(Gollwitzer&Bargh，2005)。目標表征與重要他人表征相互聯系，并鑲嵌于自我和他人的關系之中�；�于關系自我理論，研究者認為這些聯系能夠對個體的知覺和行為自動產生影響(Fitzsimons，Shah，Chartrand，&Bargh，2005)。Fitzsimons等人將人際表征和目標認知性質的相關理論結合起來，提出了人際目標認知三視角模型(如圖1所示)，著重闡述重要他人表征和目標表征之間的雙向內在聯系，強調對這二者與自我之間關系進行考察的重要性(Fitzsimons，Shah，Chartrand，&Bargh，2005)。研究者將此模型作為形成假設的框架，考察了重要他人對目標導向行為的影響以及目標對人際知覺和行為的影響。人際目標認知三視角模型指出，自我表征、重要他人表征和目標表征之間存在著認知聯系，并且這些聯系會影響個體的行為(Fitzsimons，Shah,Chartran&Bargh，2005)。首先，由于自我與重要他人之間，自我與目標之間都存在著聯系，因而重要他人與目標之間也必然存在著一定的聯系。重要他人能夠影響個體的目標和行為。其次，自我表征、重要他人表征以及目標表征之間的認知聯系能夠在沒有意識介入和控制的情況下產生影響。僅激活關系親密的重要他人的認知表征就能夠以“全有全無(all-or-none)”的方式激活個體的相關目標，目標能否得以激活受到目標與重要他人的關系、重要他人與自我的關系以及自我與目標的關系的調節(jié)。重要他人表征的激活能夠增加相關目標表征的可及性，從而影響個體的知覺和目標導向行為。最后，目標與重要他人的關系是雙向的。重要他人能夠影響個體的目標追求，處于激活狀態(tài)的目標也能夠增加重要他人表征的可及性，從而影響個體的人際知覺和行為。在此過程中，自我、目標和重要他人之間相互關系的性質起調節(jié)作用。
　　
　　3.1　重要他人對目標追求的影響
　　重要他人能夠激活相關目標，使個體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追求目標，從而影響其目標導向行為(Fitzsimons，Shah，Chartrand，&Bargh，2005)。而這一效應受到個體與目標的關系、個體與重要他人的關系、重要他人與目標的關系等多個變量的調節(jié)。
　　3.1.1　重要他人的目標激活效應
　　重要他人可以自動激活與其在一起時個體經常追求的目標，自動影響個體的自我管理過程(Fitzsimons&Bargh，2003；Andersen,Reznik，&Manzella，1996)。隨著時間的推移，個體和重要他人在一起時經常追求的目標會自動與重要他人表征之間建立聯系。激活個體的重要他人表征就可以激活相關目標，并影響個體對目標的評估和目標追求行為。
　　在Fitzsimons~Bargh(2003)的研究中，實驗者閾下激活被試的重要他人表征，然后提供追求相關目標的機會。結果發(fā)現，雖然重要他人沒有在實驗現場出現，但幾乎所有的被試都表現出與重要他人相關目標一致的行為。學期開始時，研究者要求大學生列出自己和母親一起時追求的目標，大約一半的被試提到通過學業(yè)成績使母親高興。幾個月后，被試參加“記憶測驗”，實驗組回答有關母親的問題以激活其母親表征，控制組則回答與人際無關的問題。研究者認為，母親表征的啟動會激活被試和母親一起時追求的所有目標，包括成就目標。“記憶測驗”完成后，所有的被試都參加“言語成就測驗”。結果發(fā)現，啟動了母親表征的被試在“言語成就測驗”上的得分明顯高于控制組，但是這一現象僅存在于那些在學期開始時報告說希望通過學業(yè)成績使母親高興的被試身上。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目標的重要性是重要他人激活目標這一過程的中介變量。
　　重要他人表征不僅可以激活與其在一起時個體追求的目標，也可以激活重要他人為個體設定的目標(Shah，2003a)。重要他人能夠在心理背后“監(jiān)視”個體，使個體為實現重要他人設定的期望、標準、目標而行動。作為個體的內部觀眾(inneraudience)。重要他人可以喚起個體需要追求的目標和評價標準，以與重要他人愿望一致的方式影響個體行為。當然，在很多關系情境中，個體與重要他人在一起時追求的目標和重要他人為個體設定的目標是相關的。個體之所以想通過取得好成績使母親高興，很可能是因為母親希望他取得好成績。但是，在人際關系中這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過程。個體與重要他人一塊時追求的目標中，也有很多并不是重要他人為個體設定的目標，如控制他人、給他人留下深刻印象、分析他人的行為等等。
　　為了考察個體對重要他人所設目標的反應，Shah(2003a)要求被試分別列出希望自己作業(yè)表現好的重要他人和不關心其作業(yè)表現的重要他人。研究結果發(fā)現，閾下啟動重要他人的名字影響了被試的目標承諾、目標可及性和作業(yè)成績。啟動“父親”表征的被試對成就目標有更高的承諾，目標可及性更強，目標追求的程度更大。但是，這種現象的出現是有條件的，即被試認為自己和父親關系很親密并且父親重視自己在該項作業(yè)上的成績。Chartrand，Dahon和Fitzsimons(2007)使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實驗者要求被試分別列出為自己設定各種目標的重要他人的名字，然后閾下啟動重要他人的名字，并要求被試進行詞匯決策作業(yè)。結果發(fā)現，當重要他人為被試設定的目標與詞語決策作業(yè)中出現的目標詞一致時，被試對目標詞的辨認速度更快，目標可及性更高。
　　3.1.2　目標激活效應的調節(jié)變量
　　重要他人可以激活相關目標，并使個體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追求該目標。但是，這一效應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我與目標、目標與重要他人以及重要他人與自我之間的關系(Fitzsimons，Shah，Chartrand,&Bargh，2005)。這些關系的性質都會調節(jié)重要他人對目標導向行為的影響。
　　首先，只有個體認為自己和重要他人的關系親密或重要時，重要他人才會影響其目標追求(Aron，Aron，TudoL&Nelson，1991)。Shah通過一系列研究發(fā)現，人際關系的親密程度和重要性會調節(jié)重要他人對目標導向行為的影響(Shah，2003a)。被試越是認為自己與重要他人的關系親密、重要，其行為越 可能與重要他人設定的目標一致。
　　另外，個體對重要他人控制性程度的知覺，即在多大程度上將重要他人希望自己做的事視為外部對自我施加的壓力，也會調節(jié)重要他人對目標的激活效應(Chartrand，Dalton，&Fitzsimons，2007)。如果個體認為重要他人是控制性的或專制的，就會對重要他人的目標和希望做出異常反應(Deci&gyan,2000)。個體可能會主動抑制重要他人激活的目標，甚至追求完全相反的目標，做出與重要他人期望相反的行為。在一項研究中，閩下啟動重要他人的名字，而這些重要他人中有的希望被試工作努力，有的則希望被試放松、快樂(Chartrand，Dalton，&Fitzsimons，2007)。結果發(fā)現，當被試認為重要他人具有控制性時，被試的行為方向與重要他人為其設定的目標完全相反。控制性的重要他人越希望個體努力學習，個體在“言語成就測驗”上的成績就越差。
　　最后，重要他人與目標之間的關系也會對重要他人的目標激活效應起調節(jié)作用，這表現在重要他人相關目標的數量方面(Shah，2003a)。重要他人為個體設定的目標越多，重要他人激活任意一個目標并引導個體行為的可能性越小。如果重要他人希望個體在學業(yè)任務上成功，那么被試報告出的與該重要他人相關的目標越多，其學業(yè)成績受到重要他人影響的可能性越小。這可能是因為當重要他人與多個目標有較強關聯時，目標間會相互競爭、相互抑制，從而消弱目標的激活效應。
　　
　　3.2　目標對人際知覺的影響
　　人際目標認知三視角模型指出，自我、目標和重要他人的認知表征之間都存在著相互聯系(Fitzsimons，Shah，Chartrand，&Bargh，2005)。重要他人表征會影響個體的目標導向行為，處于激活狀態(tài)的目標也會影響個體對重要他人的知覺和行為。激活的目標不僅能夠激活相應的重要他人表征，使個體想起與目標相關的榜樣或有助于目標進展的重要他人，還會影響個體對重要他人的評估和行為(Ferguson&Bargh，2004)。這又取決于重要他人和目標之間關系的具體性質。
　　3.2.1　重要他人表征的可及性
　　重要他人和目標之間有很多種聯系方式。如果個體將重要他人看作是目標追求行為的榜樣，重要他人與目標之間會建立聯系。如果重要他人與個體有相似之處、有聯系，或者有相同的目標建構，重要他人與目標間會建立聯系。除此之外，既然目標能夠以至下而上的方式被有助于目標實現的手段激活，那些有助于目標追求的重要他人必然也與目標有聯系。有些重要他人可能會主動幫助個體實現目標或僅僅反映個體渴望的結果狀態(tài)，成為個體評估目標進程的榜樣(Shah&Kruglanski，2003)。以上各種聯系都會影響目標追求與人際結構的關系。激活的目標會自動增加重要他人表征的可及性，使有助于目標實現的重要他人更容易進入個體頭腦，而無助于目標實現的重要他人更不容易進入個體頭腦。
　　Fitzsimons和fllshah研究發(fā)現，激活的目標能夠使有助于目標追求的重要他人表征更加可及，而無助于目標追求的重要他人表征更加不可及(Fitzsimons&Shah，2008)。在一項研究中，實驗者要求被試分別列出有助于目標實現的朋友和無助于目標實現的朋友的名字。然后，通過“組句作業(yè)”啟動部分被試的積極社會生活目標，并再次要求被試列出能想到的所有朋友的名單。研究者認為，羅列法可用作測量認知表征可及性的指標，即列在前面的名字可及性較高，列在后面的名字可及性較低。結果發(fā)現，有助于社會性目標實現的朋友出現的位置較靠前，而無助于目標實現的朋友出現的位置較靠后。這表明，目標的確能夠自動影響相關人際表征的可及性。正如工具性手段可以激活目標一樣，目標也可以激活有助于目標實現的重要他人的認知表征，抑制無助于目標實現的重要他人的認知表征(Shah&Kruglanski，2002)。
　　3.2.2　人際知覺
　　處于激活狀態(tài)的目標不僅會增加相關重要他人表征的可及性，而且會影響個體對重要他人的知覺。研究者認為，激活的目標會自動影響個體對環(huán)境中客體的評估，使其更加積極地評估有助于目標實現的客體(Ferguson&Bargh，2004)。同樣，當目標處于激活狀態(tài)時，個體對重要他人的知覺也有賴于目標和重要他人關系中所包含的信息，其中重要他人有助于目標實現的程度也是人際知覺的基礎。激活的目標會使個體更加積極地評價有助于目標實現的重要他人。
　　Fitzsimons和Shah(2008)的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實驗者要求被試列出有助于目標實現的朋友和無助于目標實現的朋友的名字。一系列的無關作業(yè)之后，被試進行“組句作業(yè)”以激活其成就目標，并回答一些有關自己和朋友關系的問題。問題涉及到的朋友分別為有助于學業(yè)成就目標實現的朋友和無助于學業(yè)成就目標實現的朋友。結果發(fā)現，激活的成就目標影響了被試對自己與朋友關系的評估。對于成就目標沒有激活的控制組而言，被試對兩類朋友關系的評估并不存在差異。成就目標啟動組被試則不同，他們認為自己與有助于目標實現的朋友關系更親密、更重要，被試計劃和這類朋友在一起待的時間也更長。而且從被試的報告可以看出，他們并沒有意識到目標的存在，更沒有意識到激活的目標影響了自己對朋友關系的評估。研究結果表明，個體對朋友和親密他人的知覺部分取決于處于激活狀態(tài)的目標的性質，并且目標對人際知覺的影響是自動的，不需要意識的參與。
　　既然如此，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追求的目標會不會也影響他們對不同人際關系的知覺呢?有研究者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個體經常追求的目標的可及性會逐漸增加，從而影響個體的人際知覺(Fitzsimons，Shah，Chartrand，&Bargh，2005)。并且，隨著目標可及性的增加，個體對關系親密度的知覺也越來越多地受到重要他人有助于目標追求程度的影響。Fitzsimons和Shah的研究中，實驗者在相隔兩周的時間兩次測量了目標的可及性、重要他人有助于目標實現的程度以及關系的親密度(Fitzsimons，Shah，Chartrand，&Bargh，2005；Fitzsimons&Shah，2008)。結果發(fā)現，目標可及性的改變和重要他人有助于目標實現的程度二者的交互作用顯著影響了個體對人際關系親密度的評估。如果第二次實驗時目標的可及性較高，被試則更有可能將重要他人有助于目標實現的程度作為評估關系親密度的基礎。相反，如果第二次實驗時目標可及性較低，則被試更不可能將重要他人有助于目標實現的程度作為關系親密度評估的基礎。
　　總之，處于激活狀態(tài)的目標的確會影響個體對他人的知覺，而且人際知覺的性質取決于目標和重要他人關系中包含的信息，如重要他人是否有助于 目標的實現。個體會積極地評價與目標追求一致的他人，消極地評價與目標追求不一致的他人。另外，個體和重要他人關系的性質和質量，包括關系親密度、重要性、個體對重要他人的認同等，也會調節(jié)目標對人際的作用(Shah，2003a)。最后，個體與目標追求之間的關系，如目標承諾的高低、目標對個體的重要性等，也會影響目標的人際效應。由此看來，目標、他人、個體之間關系的性質都會影響激活三者中任意一個認知表征所產生的結果，影響個體的自我管理和人際關系。
　　
　　4　結論與展望
　　
　　目標是個體渴望的結果狀態(tài)在頭腦中的表征。目標可以通過相應環(huán)境特征自動激活，并在個體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指導行為。人際關系對象是最重要盼社會環(huán)境特征，因而也具有激活相關目標的能力。反過來，個體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的目標也會影響其人際關系的進程。Fitzsimons等人提出的人際目標認知三視角模型，強調重要他人與個體的動機、需求和渴望之間的復雜動態(tài)關系，認為重要他人和目標之間的認知聯系是雙向的、相互的。重要他人能夠無意識地激活個體的人際目標，指導個體的目標知覺和行為：處于激活狀態(tài)的目標也會增加重要他人認知表征的可及性，影響個體的人際知覺和行為。另外，重要他人和目標之間的關系受到個體與目標、目標與重要他人、重要他人與個體之間關系的調節(jié)。人際目標認知三視角模型為目標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極大地推動了目標和人際關系研究的發(fā)展。但是，目標和人際關系研究還存在諸多不足，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首先，真實人際交往情境中重要他人對目標追求的影響有待進一步考察。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實驗室進行的，是在虛擬的人際關系中激活重要他人表征，進而測量個體的目標導向行為。然而，在真實的人際交往中，所有的個體都擁有自己的目標，并且往往同時追求多個目標。個體多個目標之間的關系，以及這些目標和他人的目標之間的關系都會對個體的目標導向行為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現場研究和實驗研究相結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其次，已有研究發(fā)現，重要他人和目標之間的關系受到個體與目標、目標與重要他人、重要他人與個體之間關系的調節(jié)。然而，很少有研究考察文化和人格變量對重要他人和目標之間關系的影響。Chartraud，Dalton和Fitzsimons(2007)研究發(fā)現，個體對重要他人控制性程度的知覺會調節(jié)重要他人對目標的激活效應。個體對重要他人控制性程度的知覺往往反映個體的逆反特質，高特質性逆反的個體更傾向于認為他人是控制性的、專制的。因此，考察特質性逆反對目標激活效應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除逆反特質外，個體對關系的知覺和態(tài)度也會影響目標與重要他人的關系。已有研究發(fā)現，只有個體認為自己和他人的關系親密或重要時，他人才會影響目標追求(Aron，Aron,Tudor,&Nelson,1991)。然而，東西方文化下的個體對人際關系的知覺有著很大的差異。自由、平等、獨立是西方人的人際基礎；而中國人則對其他人的存在具有高度的覺察能力，對自己的存在、獨特性、方向感、目標和意愿均沒有很強的自覺(何有暉，陳淑娟，趙志裕，1991)。這種差異在目標和重要他人的關系方面是否有所體現呢?鑒于國內還沒有目標和重要他人關系的實證研究，這一問題仍有待探討。
　　最后，人際目標認知三視角模型主要探討了個體自我、目標、重要他人之間的復雜關系，尤其強調重要他人是如何影響個體的目標追求，以及處于激活狀態(tài)的目標是如何影響個體對重要他人的知覺和行為的。然而，日常生活中，除了重要他人會影響個體的目標追求外，一般他人也會對個體的目標追求行為產生影響。雖然已經有研究者發(fā)現觀察他人的目標導向行為可以導致個體追求同樣的目標，但很少有研究探討一般他人影響目標追求的心理機制。因此，未來研究不僅要進一步探討目標和重要他人之間的復雜關系，還要考察目標與一般他人的關系及其心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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