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認同與權力關系：現代西方政治哲學觀點述評

　政治認同與權力的關系：現代西方政治哲學觀點述評

　 摘 要：精神分析學的誕生、民主政治的推進使政治認同及其與權力的關系成為現代西方政治哲學關注的焦點。墨菲基于政治對抗本性指出權力內在于政治認同，是建構政治認同、實現社會整合的前提條件。包括羅蒂、哈貝馬斯等人在內的其他政治哲學家基于政治民主特性視權力外在于政治認同，認為合法性論證、政治認同建構應訴諸情感教育、理性及程序等，權力是政治認同無法實施時的不得已選擇。他們的探討雖視角、結論不同，但都給出了比較有說服力的論證。綜合各方觀點，深入研究二者關系，可以認識到政治認同建構過程中，權力及與之相伴的情感教育、理性共識和道德倫理價值，都不可或缺。

　關鍵詞：權力;政治認同;政治本質

　傳統(tǒng)意義上，強有力的權力壓制和自愿服從是保障社會秩序和統(tǒng)治合法性的兩個必備要素。民主政治的到來，使國家作為教育者的角色越來越凸顯，更多的理論家日

　益傾向于單從政治認同方面來考察社會整合，權力逐漸淡出他們的視線。特別是自精神分析學誕生以來，“認同”成為心理學主要探討的對象，它涉及認識和實踐主體對客體的一種自愿認可和承認的狀態(tài)。不同領域的認同研究競相展開，包括身份認同、民族認同和政治認同等。只要是認同，就牽扯到情感上的歸屬、行為上的順從，并且主要是自愿而不是強制性的。認同能促進共識的形成和秩序的穩(wěn)定，認同危機意味著社會陷入動蕩和不安狀態(tài)。一方面，認同及其力量十分強大，建構好政治認同意味著降低社會治理成本;另一方面，現實民主政治社會中差異性和多樣性訴求日益凸顯也是不爭的事實，僅僅依靠把權力排除在外的政治認同是否就能凝聚共識呢？政治認同作為認同的一種形態(tài)，在具備所有認同都有的特征時，是否又有自身獨特的一面，那就是以權力為基礎呢？以此為導向，現代西方政治哲學家圍繞政治認同如何形成及其與權力的關系進行了不同的理論追問。本文通過分析考察他們的觀點，依據政治及政治認同的獨特性來思考政治認同與權力之間的關系。

　一、基于政治對抗特性詮釋政治認同與權力的關系

　置身于民主政治時代，深受精神分析學影響的后馬克思

　主義者墨菲，深知政治實踐活動中的認同對社會治理和整合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與其他西方政治哲學家不一樣的地方在于，他立足政治沖突和對抗本性，單單就政治認同本身是否就必然蘊含著權力維度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這些問題，展開自己的政治認同思想探究。

　墨菲認為政治特性決定了政治認同有別于其他認同形式，即視權力內在于自身。權力是實現政治認同的基礎和前提條件，政治認同是權力建構的結果。為了讓自己的觀點明確、論證有力和論據充分，她從基礎精神分析層面著手，借用弗洛伊德等的思想論證了人與人之間差異、對抗的不可消除性及權力在政治認同中發(fā)揮的關鍵性作用。墨菲與拉克勞指出主體及其各種認同行為的界定不是行為的根源，恰恰是各種行為和權力斗爭等多元決定和綜合建構的結果。①就像精神分析學指出的那樣，主體本身是千差萬別的，在他們之間尋求同一性和一致的政治認同是行不通的。主體無法真正自制，自身內在沖突和矛盾重重，很難斷定他究竟受哪個系統(tǒng)的控制和影響。主體無法從權力關系中超拔，它認同什么和反對什么，本身就是權力關系影響的結果。至于政治認同為什么必須與權力相伴相隨，墨菲剖析道，人從本性上，一方面渴望認同和加入集體，另一方面具有對抗和抗爭的

　內在心理邏輯構造。就比如議會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能把權力對抗轉化為抗爭，在于人從本性上不排斥群體，有時為了加入群體愿意放棄自我權力，這種情況不會隨歷史發(fā)展而消失。權力對抗、抗爭作為人類心理發(fā)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是自由主義者理解中的非理性表現。這一心理特質會影響政治認同的形成，不應該被忽視，它激起的種種情感能有力地推動民主政治中的集體認同。人們的政治認同和選擇只有在權力對立的情況下才能激發(fā)情感，才能使主體行動起來，并通過認同和加入某個集體來影響政治霸權結果。弗洛伊德比較清晰地闡明了力比多投入在創(chuàng)造集體認同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及對抗出現的內在機理，即社會總是不斷地面臨著分崩離析的危險，其間侵略的傾向內在于人自身。為了抑制這種侵略本性，社會需要使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通過調動愛的力比多本能來培養(yǎng)公共紐帶。愛欲能把一個個個體凝聚起來，讓他們認同集體，擁有共同的身份，并與他者區(qū)分開來，甚至有時與他者成為敵我關系。社會文明與進步就得益于愛欲這一生命本能與死亡這一侵略和破壞本能之間的權力斗爭。得益于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學的啟發(fā)，墨菲總結說，盡管由政治認同帶來的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是我們的必需，但是也應看到沖突和對抗的不可消除性�，F代民主政治中復雜的權力

　關系影響著政治認同的走向，它既不是雅各賓式的革命政治，也不是像諸多理論家迷信的那樣：在中立領域內進行利益角逐或者進行民主共識的話語構造的自由主義政治，而是抗爭性的民主政治。②其中，任何一方贏得政治認同都需正視權力關系，推進現存權力關系的深刻改變和新領導權的確立。

　內在于政治認同形成過程的權力，如何運作才能有利于建構和保證政治認同呢？就此，墨菲除了從理論上汲取精神分析學的思想，還結合現實政治生活探討忽視權力的政治認同理論極易造成的后果及如何在正確理解權力的基礎上建構政治認同。

　第一，要正視政治實踐中左與右的對立和劃界。墨菲分析指出，當今社會不應該一味地頌揚共識性政治，模糊左與右的對立。應注意到功能健全的民主社會需要各種各樣民主政治立場之間的相互沖撞，沒有這種沖突和對抗，能助推認同形成的政治激情就無法發(fā)揮功效。切記對抗不會危及民主，反而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前提。沒有互為對手的抗爭模式，政治的邊界將模糊不清，民眾對政黨的不滿情緒會高漲，其他不利于民主政治社會的集體認同包括民粹主義就會形成。歐洲民粹主義運動的興

　起和大小規(guī)模的暴力反抗運動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要厘清政治認同是如何通過權力建構的，包括引導政治認同的霸權與反霸權斗爭如何開展才能推進民主社會進步。墨菲解釋說，因為每一種霸權秩序及其建構起的政治認同都會受到反霸權實踐的挑戰(zhàn)。權力基礎上建構的政治認同要維護和堅守尊重差異的共識。民主社會需要對各種各樣的選擇方案進行爭論，并且時刻做好準備，針對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場選擇好集體認同的政治形式，其間共識必要，但也須尊重差異。雖然在人人自由平等這一基本的政治倫理原則上民眾容易達成共識，但至于如何具體達到則眾說紛紜，各種爭論都應有合法的場地。而那種忽視權力斗爭，緊緊圍繞情感教育、經濟利益或對話商談的模式，理論上尊重異己者，但實踐上卻容易剝奪異己者的合法權利和正當訴求。它很容易使處于沖突、分歧和不和諧狀態(tài)的一方，將自身的政治實踐看成是一項具有真正道德、合理及正義的事業(yè)。而那些與之對抗的存在會被以非理性、不道德、不善等借口給清除掉，以此換取政治認同和達成共識。它提前預設了善和惡、理性和非理性、正義與非正義，并以自身信奉的道德為善而把對手界定為惡。這樣，政治生活中一旦被規(guī)劃為惡的一方，它存在的合法性、正當性和合

　理性就沒了，這種設想注定走向強權和極權。所謂能贏得認同的話語實踐，其實質就是霸權實踐，權力始終為政治認同保駕護航。在權力維護認同方面，卡爾·施密特的觀點更為實際一些，他認識到只有那些真正有能力使用權力的人才能夠決定何為合法、合理和正當。墨菲借用卡爾·施密特的結論，即任何把單一模式強加給全世界的企圖都會帶來嚴重的后果，來闡述自己的觀點。在她的理解中，美國不可挑戰(zhàn)的霸權與恐怖主義團體的激增存在著相互關聯(lián)。③缺乏表達不滿的合法權利斗爭途徑最終會導向恐怖主義。

　第三，應汲取極權主義、獨裁主義和霸權主義教訓，不應一味地圍繞敵友那種你死我活的權力關系來思考政治認同。墨菲闡述道，清晰界定敵友、合法的敵人和對手等概念非常必要，它有利于政治認同的形成，并能避免極權主義的權力對抗模式。政治中雖然充滿著敵意的沖突和對抗，但思考政治認同的目的最終還是在于掌控敵意，緩解存在于人際關系中的潛在對抗，不至于使社會失控、暴力蔓延。推進政治認同的目的是在沖突和差異中創(chuàng)建統(tǒng)一，并且這種統(tǒng)一不是牢不可破的，因為總是有外在于我們的他們影響和威脅著我們。作為他者的他們，不再不分青紅皂白地被視為應該消滅的敵人。他們

　與我們的差異體現在觀點和認知的不同，他們?yōu)樽约河^點和認知進行辯護的權利不能被剝奪。他者作為我們的對手，與我們之間的關系包含對抗，但可以轉化為抗爭，對手是合法的敵人，他們與我們一樣堅守民主的倫理政治原則。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真正分歧在于對基本政治原則具體內容和實施的理解不同和行動方式、方法不同，并且通過協(xié)商或理性的爭論無法解決上述差異。承認對手存在的合法性是需要信仰的，其間有妥協(xié)，但只是永不停歇的對抗的暫時緩解。既然這樣，就要把工作重點放在推進敵友之間的對抗轉化為對手之間的抗爭。而獨裁主義采取的那種極權主義式的壓制、霸權主義的傲慢最為不可取的地方在于，它們把對手視為必須消滅的敵人。政治認同需要一種新型的我們與他們的權力相處模式。我們與他們雙方盡管都承認沖突不存在合理解決的可能性，但還認可對方是合法的，都把自身和對方看作是政治聯(lián)合體的一部分，彼此分享著共同的象征空間。這樣才能保證表達各種異見的聲音都有自己的合法渠道，避免你死我活的對抗性沖突，防止持異見者采用暴力和恐怖的形式來爭取主動權和獲得政治認同。

　墨菲依據政治及其運行特性，借鑒精神分析學，考察政治實踐活動及其結果，詳細說明了權力本身內在于政治

　認同形成過程中的緣由，可謂思慮縝密，令人信服地看到了權力斗爭與政治認同如影隨形，自成一體，不可分離。換言之，盡管墨菲認識到政治認同是整合社會的有效途徑，但她不相信離開權力的政治認同能真正形成。

　二、基于政治民主特性詮釋政治認同與權力的關系

　與墨菲訴諸權力不同，羅蒂、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則基于政治民主特性著重于避開權力談政治認同。對他們而言，權力外在于政治認同。非權力手段能引導民眾正確處理個體與他人、集體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建構起能彌合差異、凝聚共識的民主政治認同。他們的政治認同觀點引發(fā)墨菲的逐個評議，政治認同與權力關系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一一呈現。

　1.羅蒂對政治認同與權力關系的詮釋

　羅蒂在《后哲學文化》《筑就我們的國家》等著作中力圖建立一種與傳統(tǒng)哲學截然不同的后哲學文化。它以豐富想象力暢想未來，引導民眾真誠地、寬容地對話，滿懷希望地共同追求社會完滿和個人幸福，真誠地對待權力，較少地談論賦予真理以權力。在闡述 20 世紀美國左派思

　想時，羅蒂反對那些一味批判美國的思想家并提出忠告：過分的民族自豪感容易引發(fā)好戰(zhàn)和傲慢的情緒，另外，民族自豪感是自尊的一種表現，如果不足就會影響國家在政治籌劃方面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因為它會阻止他們形成與國家休戚與共的情感，進而會影響到每個公民的政治認同。④羅蒂認為，燃起民眾的愛國情感和對民主政治的認同，需進行深入持久的教育。要把美國歷史上那些曾經激勵和引領時代發(fā)展的政治家、詩人等的英勇的奮斗事跡、獨特的個人魅力及其使命擔當意識彰顯出來，銘刻在課本教材上，植入學生的心里，讓他們知道美國歷史的輝煌，美國現在的步履堅定，美國的美好未來可期。羅蒂稱贊林肯、惠特曼和杜威等人及其他們的思想：他們用希望取代知識，用烏托邦式的共同夢想——一個非常公平文明社會的夢想——取代關于上帝意志的知識，取代道德律令，取代歷史法則，取代科學事實。⑤羅蒂質疑那些死揪住歷史污點不放的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從某種程度上會誤導民眾，他們對美國的自嘲和自憎態(tài)度會摧毀民眾的政治認同感。

　羅蒂批判那些被“權力”這個幽靈纏繞的文化左派，認為他們圍繞權力展開的理論探討太抽象，與實踐脫節(jié)，被他們喪失樂觀精神的思想引導，意味著放棄社會責任，

　不再擁有重塑美國、獻身于公共事務的浪漫情懷和高昂精神，讓人看不到此生有超乎想象的意義。他還指出：

　“當代學院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繼承了一個信念——合作性的共和政體應該建立在科學的行動而不是空想的基礎上，應該建立在知性而不是浪漫的基礎上。我覺得這種觀念完全錯誤。”⑥在羅蒂的視域中，人們對解放運動的自覺不是基于分析的精確性，而是取決于對絕對解放運動進行具有想象力和勇氣的描述。情感，尤其是愛國主義情感，是引導民眾認同民主政治的主要方式。情感說服教育和創(chuàng)造新詞匯就能改變社會和引導政治認同。正如墨菲在《論政治的本性》中評論的那樣：羅蒂認為進行正確的情感教育，就能讓民眾克服懶惰、貪婪和偽善，進而相互友好對待、寬容行事，一致認同民主政治，追求社會正義。⑦

　羅蒂政治認同思想傾向于把基于權力關系分析政治的做法看作是激進主義，認定它帶有科學主義和實在論的傾向。它強調，不應引導民眾懷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主政治，應該通過情感教育讓民眾相信政治進取精神能創(chuàng)造美好未來。美國民眾應該摒棄那些非人類權威，遵守由自由信念帶來的共識，融合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政治需要決斷和權力角逐，僅僅訴諸情感教育和烏托邦

　感召是否能有效對付和解決政治生活中充斥的權力斗爭和沖突？這在墨菲看來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不是羅蒂想當然認為的那樣。

　2.哈貝馬斯對政治認同與權力關系的詮釋

　哈貝馬斯立足理性、程序考察政治認同，主張以商談和論辯的形式規(guī)劃政治認同。他汲取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中的合理思想，推進以往的意識哲學轉向以語言為媒介的交往理性研究。依據主體間交往過程中經反復協(xié)商和論辯形成的能贏得認同的程序和理性來思考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當性。哈貝馬斯認為，商議性民主政治的成功并不取決于一個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全體公民，而是取決于相應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預設的建制化，以及建制化商議過程與非正式地形成的公共輿論之間的共同作用。⑧商議性的民主政治放棄了傳統(tǒng)的政治社會概念，依賴于生活世界中自發(fā)形成和更新的自由的政治文化，它不容易受政治機構的直接權力干預。

　此外，盡管民主程序面對的往往是無法調和的矛盾境地，但正因為協(xié)商是包容性、排除外在強制而又是排除任何有可能有損于參與者之平等的內在強制性的論辯，協(xié)商

　民主政治中的程序恰恰能保證陌生人之間的精誠合作和團結。只有當社會整合的其他機制不能很好地發(fā)揮功能時，法律才賦予權力以政治方式推進社會整合。哈貝馬斯心目中商議性政治的核心部分是一個商談和談判的網絡，它使得有可能對實用、道德和倫理問題——也就是功能的、道德的和倫理的社會整合在別處失敗時積累起來的那些問題——作合理的解決。⑨盡管哈貝馬斯意識到社會的復雜性，通過民主協(xié)商、基于程序來達成社會認同和政治認同的模式設定有理想化的傾向，但是他還是覺得基于理想的言語情景，融合法律、道德和倫理原則來建構政治認同是可行且合理、合法和正當的。

　在此問題上墨菲與之分歧很大。墨菲評論說，對理性的一致理解和遵從有利于政治認同形成，但何謂“一致”，本身又牽扯到一項極為復雜的領導權斗爭。理解溝通、創(chuàng)造共識都必須正視一個前提：一致和共識建立在生活方式和信仰一致的基礎上。擁有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和習慣的政治主體，他們對理性和程序的理解也不一樣，正是它們決定和影響著主體的身份和個性，而個性和身份恰好決定和影響著他們信奉什么、反對什么、遵守什么，即決定和影響著他們認同什么樣的政治。至于生活中那些沒有能力明確陳述什么是合理、正當和正義的人，他

　們不可能與那些深知這些表意的人擁有同等的辯護、質疑權利。很多以恪守理性和準則名義制定的決策，很大程度上是部分擁有權力的人做出的，他們理應承擔責任，與那些起先就被排除出去的個體無關。我們探究真相和本質的欲求總是被各種因素阻擋，所謂的能充分保證民主協(xié)商順利進行的理想話語情景，也僅僅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設想罷了。任何社會秩序、規(guī)則、程序及政治認同都是權力建構的結果，任何團體都依賴實施霸權來爭取認同。在《政治的回歸》中，墨菲承認借用程序達成一致是可能的，但是把民主貶低為只是一種程序問題是錯誤的。⑩如此看來，墨菲心目中的哈貝馬斯夸大了理性和程序觀念在引導政治認同中所發(fā)揮的作用，而他應該正視權力在規(guī)則程序制定中的地位。

　3.羅爾斯對政治認同與權力關系的詮釋

　堅持自由主義理論立場的羅爾斯指明自由的倡導會導致價值取向、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多元化，這構成了現代民主社會的基本特征，如果一味地強調多元化和自由，必然會危及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和政治認同的形成。他在《政治自由主義》中追問：“一個由自由而平等之公民——他們因各種盡管互不相容但卻合乎理性的宗教學說、哲學

　學說和道德學說而產生了深刻的分化——所組成的穩(wěn)定而正義的社會怎樣才能長治久安？”B11

　緊扣這一核心議題，他進行了深入論證和說明。政治自由主義接受理性多元論，認為民眾既認同一種完備性學說，也認同以重疊共識為核心的政治觀念，它能超越各種完備性學說，或者說能凝聚那些恪守自己完備性學說的公民，讓他們厘清個體與公共的差別和聯(lián)系，即在何種情況下以遵守公共政治觀念為先。它隱含在能為民眾提供共享理念和原則根基的民主思想傳統(tǒng)等公共政治文化之中。經它指引，公民追求自由平等，擁有正義感和對善進行正確理解和踐行的能力，能做出合理的判斷、推理，知曉自己的責任、義務和權利，不斷強化自身的政治美德。民主政治社會不再是依靠完備性學說和權力壓制，而是立足程序和理性共識實現合作的共同體。對民主政治的認同其實質就是對政治正義理念的認同。羅爾斯試圖在政治觀念和道德觀念之間畫出界限，但正如萬俊人指出的那樣，政治自由主義把通過重疊共識所達成的政治認同即對公平正義之政治觀念的認同作為公共理性的基礎。B12 政治與道德的相容和互補是羅爾斯政治認同思想的一大特征。盡管羅爾斯強調在理想層面上，公共理性指導下的權力運作是排他性的，但他思考的重

　點還是現實中政治認同的建構，即其依賴公民對重疊共識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至于權力在政治認同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羅爾斯像羅蒂、哈貝馬斯一樣沒有給出詳細的說明，權力仍然外在于政治認同。就此，墨菲結合一些西方個別國家極右勢力迅速發(fā)展、民眾對民主制度不滿情緒滋長等境況，認為羅爾斯的政治認同思想存在政治道德化傾向，政治簡化為具有道德性質、受理性引導的可協(xié)商的民主政治。

　墨菲與羅蒂、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在政治認同上的分歧，集中一點就是如何在多元化時代背景下認識政治認同與權力關系。他們都從自己的視角，探尋影響政治認同的因素及走出政治認同困境的有效路徑，只是一方認為權力內在于政治認同，是通往政治認同的必經之路，是政治認同形成的保證。另一方視域中政治認同的權力維度隱去了，權力外在于政治認同，或者說權力是政治認同無法實現社會整合時的不得已選擇，政治認同從某種意義上講不再包含權力這一強制性因素。

　三、政治認同與權力關系研究的啟示

　在現代西方政治哲學語境中，梳理政治認同與權力的關

　系，將深化我們對社會整合、國家治理有效方式的認知。循著他們的思路，綜合他們的觀點，深入考察二者之間的關系，當能拓展政治哲學研究的視域，明晰多元文化背景下心理認同對政治的重大意義。

　政治哲學史上，權力壓制和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說服教育是保證社會秩序的兩駕馬車。哲學家一致認為，政治生活中對秩序、完滿和理想正義的追求總是伴隨著各種各樣的不適、恐懼和殘缺不全。政治中的對立雙方，一方渴望擁有統(tǒng)治權，另一方伺機反抗壓制。但僅僅依靠權力進行鎮(zhèn)壓，維護和穩(wěn)定社會秩序的成本就會很高，如果輔以道德情感說教，成本則會大大降低。民主政治獲得主導地位之前，宗教、倫理道德觀念的灌輸加上武力鎮(zhèn)壓幾乎是國家治理的共同方式。

　可以說，歷代思想家在談論國家和社會治理時，都緊緊圍繞政治沖突話語。只是社會更大的變動性、政治民主化及精神分析學的誕生，引導著現代政治哲學開始注目于政治主體深層的欲望結構研究。諸如阿爾都塞把國家機器劃分為強制性和意識形態(tài)兩種，并把主體及其反抗視為意識形態(tài)召喚的結果。隨之，“政治認同”走進思想界，盡管它還保有原來意識形態(tài)說服教育論及的非強制

　性自愿服從和認可的特性，但是又與之有不同之處，即重點探討政治主體內在心理認同的發(fā)生機制。換言之，如果說傳統(tǒng)政治把權力壓制看作統(tǒng)治和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保證，思想道德文化教育輔助權力以共同確保共識達成和行為統(tǒng)一，那么民主政治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這體現在現代政治哲學談論政治，更多地著眼于民主政治社會分化、差異和多樣及其導致的沖突和分歧，傳統(tǒng)政治渴望的統(tǒng)一目標在它看來難以企及。它要遵循自由和平等原則，要維護差異基礎上的共識。既要面對沖突又要建構等同，此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心理上的認同，怎么能凝聚共識？精神分析學的發(fā)展和壯大，恰恰為考察政治主體的行為動機提供了寬廣而細微的理論視角。當下，不再滿足于從歷史和現實經驗中考量政治沖突和對抗及其解決，而是直抵主體的深層欲望動機層面，來回溯式地挖掘政治沖突和對抗的根源，認同對民主政治順利實施的意義。這在墨菲、羅蒂等人的政治認同思想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他們界定政治總離不開主體認同，緊緊圍繞多元文化背景思考迥異的個體訴求與社會需要的穩(wěn)定秩序之間的張力。

　墨菲對政治認同與權力的論述雖基于政治沖突和對抗的本性，但她沒有止步于卡爾·施密特的敵友劃分理論，

　更是在超越葛蘭西領導權理論、阿爾都塞多元決定論思想的基礎上，強調政治認同表面上是情感上的自愿行為，實則是權力悄無聲息地積極實施的結果，并且這種權力運作根植于政治主體心理層面的沖突和對抗，是平衡主體自身和主體間關系、引導認同的關鍵因素和力量源泉。墨菲對政治認同與權力的論述最為獨到的地方在于：權力不是羅蒂、哈貝馬斯和羅爾斯語境中特殊情況下不得已選擇的結果，而是貫穿于政治認同整個過程中。政治認同既蘊含著心理上的自愿認同和情感上的歸屬，又內在地擁有權力維度。

　羅蒂、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側重于強調政治的民主特性，撇開權力而談論政治認同這種社會治理形式。他們洞察到民主政治社會中沖突、差異和分歧不可避免，多元化已成趨勢，道德情感教育、理性共識達成及程序規(guī)則遵守等是建構起政治認同的重要路徑。它們可以有效地消解和規(guī)避多元主義帶來的種種弊端，包括堅守后哲學文化的羅蒂看到通過愛國主義情感教育激發(fā)民眾對民主政治認同、筑就自己國家的積極效果。立足于主體交往資質培育和交往理性建構的哈貝馬斯，發(fā)現商談和論辯建構起的交往理性確實能凝聚共識，整合社會力量，推動主體形成自我認同、社會認同和政治認同。羅爾斯在自

　由主義語境中，從宗教寬容那里汲取經驗，把不可消除的分歧、沖突，或者置入私人領域，或者以理性共識來調和那些無法清除且都具有合理性的對抗雙方來融合多元的社會，總結出基于共同的道德、政治正義信念來引導認同、構建良好社會秩序的政治認同思想。政治在他們的理解中，呈現出不同程度的情感化、道德化及理性化趨向。但正是他們對影響政治認同要素各個方面的理論梳理，把政治認同發(fā)生的內在機理呈現出來，讓我們直觀地感受到政治認同達成的諸多方式。

　可見，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對政治理解也在發(fā)生著變化，不同思想家以自己的視角跟進。墨菲對政治認同與權力的論述綜合了精神分析學、政治學等不同領域的知識，結合民主政治社會中出現的種種困局，凸顯出政治認同不同于其他認同形式的特性及政治認同建構的復雜性。從理論上講，深層的欲望激情沖動解析、抗爭性雙方的權力劃界以及對忽視政治認同中權力維度所產生嚴重政治后果的闡述，都比較有力地證明了自愿認同及引導自愿認同的理性共識都離不開權力的運作。它還讓我們明白政治認同涉及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認真對待，包括競爭性利益的相互妥協(xié)，帶有權力排斥性的理性共識和情感凝結，與多元主義相融合而來的、身處于權力關系中的

　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對立、抗爭。從實踐意義上講，它提醒我們要正視現實政治中對抗性關系的存在，防止權力濫用、政治道德化等威脅到政治統(tǒng)一體、社會穩(wěn)定的秩序及公民的合法合理訴求。它闡明了民主政治社會中政治認同建構要以民主價值觀念為目標，既要合理劃界以激發(fā)認同情感，又要規(guī)避威脅到社會秩序的你死我活、敵友對抗模式及其帶來的暴力和無序。注目于政治民主特色的羅蒂、哈貝馬斯和羅爾斯，把觀察政治認同的視角限定在非權力壓制上，彰顯了政治的民主特色及政治認同的非強制性和自愿歸屬，從某種意義上講，抓住了民主政治認同的時代特征。但當他們把權力看作政治認同無法實施下的不得已選擇時，說明他們的政治認同中缺少權力維度，以他們信奉的政治文化理念來指導實踐，則顯示出理想性的一面，忽視了程序和規(guī)則制定及語言設置上的主動權問題。

　現代西方政治哲學針對政治認同與權力關系的論述都還是沿著傳統(tǒng)政治哲學思路，篤信不管是傳統(tǒng)政治還是民主政治，都面臨著同一個事實，即現實和未來的不確定性。就像盧卡奇曾經指出的那樣，政治實踐變動不居，但還必須做出選擇和決斷。如何才能保證決策正確以贏得認同，這本身就是極為復雜的事情。它既離不開具有

　說服力的策略論證，也需要有合理的規(guī)則和程序可遵守，更需要有能制約和規(guī)范個體的倫理、道德價值目標的指引和能整合不同群體、熟練駕馭權力的行動主體等。它凸顯出的分歧不是集中于是否權力在場，而是權力以內在于政治認同或外在于政治認同的方式出場。對墨菲而言，權力是實現政治認同的前提、保障和基礎，對自由平等價值觀念的信奉和遵守是成功實施霸權、建構帶有排斥性質的政治認同的前提�？磥肀M管墨菲批判自由主義者忽視權力維度，把認同建構在理性共識和情感教育基礎上，但權力在她的政治認同思想中還是伴以對極權的警惕、對平等自由共識原則的恪守。而駁斥極權主義存在合法性最終還是訴諸最為抽象的共享政治理念，這與自由主義訴諸的公共理性和程序在某種程度上又不謀而合。僅此一點就表明，最終墨菲還是與羅蒂、哈貝馬斯和羅爾斯的政治認同思想殊途同歸，自然合流，他們的政治認同思想都有內在的悖論需要辨析。

　顯然，現代西方政治哲學在政治認同與權力上的理論探討多角度展示了權力保駕的政治認同總是伴隨著理性的形而上倫理道德說教、生動的情感教育和具體可操作的程序設置。平衡民主觀念主導下的個體自由訴求與穩(wěn)定社會秩序需要之間的關系，比以往更需要心理層面的認

　可和支持。要建構政治認同不能僅滿足于宏大敘事式理論的指導，更要深入考察政治主體的心理動機和復雜的社會文化背景，分析主體認同發(fā)生的有效機制。同時，還要重視沖突、對抗中產生的政治認同對權力的吸附。接下來，我們思考解讀和詮釋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當性時，不能單單訴諸已經建構起來的程序、規(guī)則和話語，更應該以審慎的態(tài)度對待社會中星叢一樣的差異、分歧和多樣性及為超越差異、達成共識所需要的權力保障，積極建構經得起歷史尺度檢驗、真實反映民眾心理訴求、合乎政治實踐特性的政治認同思想。

　總之，現代西方政治哲學對政治認同與權力的理論探討為我們全面認識和建構政治認同、正確把握權力提供了開闊的視野。要深入研究政治認同與權力錯綜復雜關系需要汲取其合理思想，洞察其理論存在的矛盾之處。

　注釋

　①[英]恩斯特·拉克勞、尚塔爾·墨菲：《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尹樹廣、鑒傳今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36 頁。

�、冖邰撷鈁英]尚塔爾·墨菲：《論政治的本性》，周凡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4、66、149、148 頁。

　④⑤⑥[美]理查德·羅蒂：《筑就我們的國家——20 世紀美國左派思想》，黃宗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 年，第 1、78、102 頁。

　⑧⑨[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童世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 年，第 370、395 頁。

　B11B12[美]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萬俊人譯，譯林出版社，2000 年，第 25、603 頁。

　責任編輯：思 齊

　Abstract：With the occurrence of the psychoanalysi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nd power are becoming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antagonistic nature of politics， Mouffe pointed out that power， being internal to the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is the very premise of constricting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nd accomplishing social integration. Other political philosophers， such as Rorty and Habermas， based on the attribut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sisted that power is external to the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so， demonstrating validity and constructing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should appeal to emotional education， reason， procedure， and so on， which illustrated that power is the last selection unless there is no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lthough they explored the relations from differential perspectives and drew various conclusions， their arguments were convincing. By summarizing the views from all parties and deepl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nd power， it can be realized that power and the emotional education ， rational consensuses， moral and ethical values accompanied with it， are indispensable part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power; the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the nature of politics

相關熱詞搜索：政治 述評 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