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唯：,火暴與沉寂：譚熙鴻軼事

　　譚熙鴻，字仲逵，是“五四”后期北京大學知名教授，當年曾擔任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聯(lián)席會議副主席(主席馬敘倫)、北大生物系首任系主任，且連續(xù)數(shù)年高票當選北大評議會評議員。他曾先后擔任過孫中山、蔡元培的機要秘書，與李石曾、吳稚暉、張靜江等國民黨元老淵源深厚，同時又曾與中共早期領導人李大釗愉快合作，協(xié)力推進北方革命事業(yè)。他的后期，轉而潛心從事農(nóng)業(yè)科研，在江浙地區(qū)大力推廣蠶桑改良，并參與經(jīng)濟實業(yè)活動。1949年后，出任新中國農(nóng)業(yè)部技術顧問，亦是民革中央的團結委員。譚氏先后娶汪精衛(wèi)的兩位妻妹為妻，尤其是第二次婚姻，引發(fā)民國年間關于愛情問題的大討論，梁啟超、魯迅、張競生等名流均參與其間，成為傳揚遐邇的一大緋聞，使譚氏跌宕起伏的一生更顯多姿多彩。

　　一、

　　1891年譚熙鴻生于上海一普通市民家庭，四歲時喪父，靠母親辛勤勞作讀完小學，十六歲考入上海中國電報局做練習生，兩年后轉至天津成為職業(yè)報務員。其間，先后結識蔡元培、李石曾，加入同盟會。辛亥“南北議和”，由李石曾推薦充任南方代表團譯電員，旋即被委任為孫中山臨時大總統(tǒng)秘書處成員，專司電訊，參與機要。僅數(shù)月，孫中山讓位辭職，卸任前，遍詢身邊工作人員今后志向，其多數(shù)不愿北上事袁，而欲出國深造，來日報國。于是，責成總統(tǒng)府稽勛局(局長馮自由)以官費分批選派秘書處成員及勛人子弟放洋留學。其后公布首批二十五人名單，前五人為：張競生、譚熙鴻、楊銓、任鴻雋、宋子文。譚熙鴻原被派留美，因與李石曾的關系，改而于民元冬赴法國學農(nóng)，時年二十二歲。翌年“二次革命”爆發(fā)，譚應召回國，反袁失敗后，于秋間與蔡元培全家及吳稚暉同乘日輪“北野丸”重返法國。

　　在法國留學的六年里，譚熙鴻受到李石曾在生活和學業(yè)上的多方照拂，其多半時間即住在李家。李乃留法先驅，在巴黎開辦有豆腐公司等設施，已有比較堅實的經(jīng)濟和社會根基，許多旅歐的國民黨人士經(jīng)常在此聚集。譚熙鴻在這里深化了與張靜江、汪精衛(wèi)、陳壁君、張繼、褚民誼諸人的交往。李石曾等人先后發(fā)起組織的留法儉學會、旅法學界西南維持會、御侮會、世界社、華法教育會等活動，譚氏均無例外的置身其間。他的年少有志、正直穩(wěn)重的特性頗受眾人信任和稱許，其與這班“元老”的密切關系亦非一般留法學生所能企及�，F(xiàn)存蔡元培日記1913年10月27日即載曰：“偕譚君訪一小學校，……柏齡未滿七年，亦允附入”。系為其三子辦理入學事宜。蔡的次子無忌更得譚氏照料，其所學專業(yè)與譚一致，視同“保護人”。1916年秋冬時節(jié)，亦即蔡元培回國赴任北京大學校長前后，譚熙鴻與陳璧君的胞妹、時在法國學習美術的陳緯君結為伉儷。留法期間，譚先后就讀于巴黎大學和都魯士大學，專攻生物學和農(nóng)業(yè)科學，1919年夏，取得生物學碩士學位，隨后回國。

　　二、

　　譚熙鴻回國之初面臨兩個選擇：一是孫中山電召其赴粵相助，一是蔡元培邀聘入北大任職。經(jīng)過一番協(xié)調(diào)，他選擇了后者，其正式任教北大當在1920年4月。北京華法教育會為譚學成歸來、任教北大舉行歡迎會。7月下旬，譚與李大釗等同時被宣布為教授，9月

　　新學年開學式上，蔡校長向全校師生介紹譚及顏任光、任鴻雋、燕樹棠等新聘教員。年甫三十歲的譚熙鴻，銳意進取，力謀改變北大“文強理弱”現(xiàn)狀，到校僅數(shù)月即提出《擬籌備開辦生物學系計劃草案》，交校務會議審議。顯然，他欲求在專業(yè)領域一展抱負。由于諸多原因，生物系延宕數(shù)年，至1925年始正式創(chuàng)建，譚熙鴻被推舉為系主任，他先后講授《植物學》、《遺傳與環(huán)境》、《進化學說》等課程。此前，他隸屬哲學系，開設《進化哲學》課，兼授法文。

　　蔡元培力邀譚熙鴻入北大，自然是期望他學有所用，同時亦想借助其力為自己不勝繁劇的校務行政分勞。因此，譚到校不久，便兼任了校長室行政秘書一職。舊制大學，不設副校長，校長秘書的職責便頗為突出，有時甚至代行校長權力。1921年10月間，蔡校長因足疾住院，遂在北大日刊登出啟事：“元培因病不能到校辦公，所有應與校長接洽事務，請與校長室譚熙鴻教授接洽”。蔡在校內(nèi)外的一些活動亦常由譚代為參加，如1922年2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在滬召開董事會，同時，上海藝專校長劉海粟邀蔡出席該校紀念活動，蔡因病未愈，派譚赴滬參加；
同年12月，北大音樂傳習所開學，蔡兼所長，肖友梅為教務主任，劉天華等為教授，蔡因事未能出席，派譚代表校方主持開學儀式。在蔣夢麟離校期間，譚還曾一度代理北大總務長�？梢哉f，譚熙鴻是蔡元培在北大后期最為信任和倚重的人之一。

　　作為“五四”后第一代自然科學工作者，譚熙鴻在學術領域亦頗為活躍。他開設的《進化哲學》課程，在我國高校率先系統(tǒng)講授生物進化理論，吸引了校內(nèi)外眾多學生。《北京大學月刊》廢止后，學校決定另出四個季刊：《國學季刊》由胡適邀集；
《文藝季刊》，由蔡元培邀集；
《社會科學季刊》，由王世杰邀集；
《自然科學季刊》，由譚熙鴻邀集�？芍�，北大最早的自然科學綜合刊物，是交由譚熙鴻負責的。譚還是“中國科學杜”的重要成員，著名實業(yè)家張謇曾捐贈該社一所生物研究所新樓，二十年代初，該樓在南京建成后，特邀譚由京赴寧主持揭幕典禮。

　　或許由于早年參加反清革命的經(jīng)歷，譚熙鴻在北大期間對于社會活動持積極奮進的立場，其表現(xiàn)形式與和他同齡的胡適有很大不同。1921年初夏，北京國立八校千余名師生為反對北洋政府拖欠教師工資到國務院請愿，遭軍警武力鎮(zhèn)壓，造成“六•三血案”，馬敘倫、譚熙鴻作為八校教職員聯(lián)席會議正、副主席，是此次斗爭的組織領導者。譚氏還是北京學界非宗教運動的發(fā)起人之一，并成為運動中成立的非宗教大同盟總部理事。當“五四”運動三周年時，他在《晨報》發(fā)表紀念文章稱：“現(xiàn)在我們中國的病癥是重到極點了，這是大家公認的。但是能夠醫(yī)治的方法是什么?只有快些把‘新的活的來代替舊的死的!’五四運動就是這個方法的起點”。從中不難看出他那帶有強烈時代氣息的精神風貌。

　　在到校不足兩年的時間里，譚熙鴻在北大教授中得到廣泛的推重。1921年11月，學校評議會選舉，譚以最多票數(shù)當選；
一年后，下屆選舉，仍高居榜首，得42栗，而當選評議員中獲最低票數(shù)者僅23票。在北大早期由教授選舉評議員的記錄中，像譚氏這樣連續(xù)以最高票數(shù)當選，實不多見。然而，正當他在事業(yè)上如日中天之時，1922年12月初的北京大學日刊》發(fā)布了如下通告：“現(xiàn)在校長室秘書職務，已請李守常教授擔任，定于本月五日到室辦公”。這意味著譚不再擔任校長秘書一職。緣何如此?從隨后發(fā)生的事情推測，蓋與譚氏家庭變故有關。

　　三、

　　1922年3月17日，與譚熙鴻共同生活了六年的妻子陳緯君因患喉疾及猩紅熱癥在京病故，遺下一雙年齡分別為兩歲和數(shù)月的兒女。譚因這一打擊而病倒，以至其代理北大總務長一職不得不由沈士遠暫時接替，陳緯君幼年跟隨其姐陳璧君在香港秘密從事反清活動，后來留學法國，與諸多旅歐學人熟識。故而，6月24日，蔡元培、李大釗、李石曾、王世杰、張競生、李圣章、丁燮林、李四光、肖友梅、沈士遠聯(lián)名撰發(fā)《譚陳緯君夫人行狀》，共致哀挽。翌日，又在宣武門外江蘇會館舉行追悼會，北京學界同人紛紛與會，該日胡適日記載曰：“與任光，瀛章同到譚仲逵夫人的追悼會”。看來，譚氏此番家事從一開始便有頗高的“社會曝光度”。同年秋，在廣州執(zhí)信學校就讀的譚氏妻妹陳淑君，因陳炯明叛亂，粵局不穩(wěn)，輾轉北上，欲投考北大國文系，由于秋季考期已過，只得旁聽附讀，寄居亡姐之家。約兩個月后譚熙鴻與陳淑君結婚。此前，譚曾向一哲學系同事通告：業(yè)已訂婚，不久即娶。同事勸其展緩婚期一、二年為宜，譚答：前妻遺下兩個小孩，且家庭上許多事無人管理，故不得不快娶。

　　可是不久，陳淑君原先的戀人、廣東法政學校學生沈厚培來京交涉，進而于1923年1月投書《晨報》，稱與陳已有婚約，指譚欺人暗室，奪其所愛，有礙風化云云。陳淑君隨即公開辯白，稱與沈相識僅數(shù)月，“無婚約之預定”，聲明“淑與仲逵結婚，純屬個人自由，雙方志愿”。一時間，譚、陳聯(lián)姻被冠以“A先生與B女士事件”，經(jīng)各方媒體炒作，沸沸揚揚，滿城風雨。大眾輿論多是“誤會叢生，指責頻至”。4月29日，北大教授張競生在《晨報副刊》發(fā)表《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從更新婚戀觀念角度為陳辯護：在這個惡劣的社會、不人道的家庭以及不知愛情為何物的環(huán)境里，“當然一見陳淑君女士棄沈就譚的事，就生了一部分人的大驚小怪了”。他提出的“愛情定則”是：愛情是有條件的，可以互相比較，亦可以變遷，夫妻乃一種特殊的朋友關系。這一“驚世駭俗”的觀念，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應，一場持續(xù)數(shù)月之久的大討論由此展開，僅北京《晨報副刊》發(fā)表的有關稿件就達35篇之多。魯迅始終關注這次討論，稱“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當有人提議中止這場無謂的討論時，他立即致函主編《晨報副刊》的孫伏園，表示反對：“先前登過二十來篇文章，誠然是古怪的居多，和愛情定則的討論無甚關系，但在另一方面可作參考，也有意外的價值。這不但可以給改革家看看，略為驚醒他們金黃色的好夢，而‘足為中國人沒有討論的資格的佐證’，也就是這些文章的價值之所在了�！憋@然，魯迅對“五四”啟蒙之后國人深層觀念變化的緩慢有著清醒的認識。

　　張競生本來是借譚陳之事闡發(fā)他的婚戀觀，為其辯護尚在其次，即所謂“我愛朋友，我更愛定則”。可是討論中偏離議題，感情用事，借題發(fā)揮的議論比比皆是，令譚陳二人更加難堪，實非張氏始料所及。在結束這場討論，張作匯總答復時，他鄭重向譚陳表示“誠懇的道歉”。其實，譚熙鴻、陳淑君這對“患難夫妻”一直認為，此事鬧到如此地步，起因與極力反對這樁婚事的陳璧君暗地推波助瀾有關。譚與汪精衛(wèi)作為連襟，一向互敬，抗戰(zhàn)以前并無惡感，但與陳璧君關系不和則由來已久。譚、陳二人個性均甚強，一為平民子弟，一乃富商之女，遇事往往各執(zhí)己見，互不相讓。許多革命黨人路經(jīng)南洋，食宿于陳家，陳常對其隨意指揮，客人大多敬讓三分。然譚對這位妻姐偏不肯買賬，甚而當眾駁詰，屢生不快。譚妻病逝，陳原以為這門親戚就此了斷，不意淑君婚事自主，譚成為陳家“雙料”女婿，陳璧君憤恨之極，力加破壞。直至1924年初，譚熙鴻偕陳淑君赴穗?yún)⒓訃�民黨“一大”，還不得不防范陳璧君派人找麻煩，以至陳氏一族兄亦指責“璧君太過分”。當年的《晨報副刊》編輯孫伏園晚年亦憶述：他二十年代中期游學法國，適汪精衛(wèi)一家旅居于此，未幾成為汪氏子女的家庭教師，一次閑談中，陳璧君無意間透露了她插手譚陳事件的情節(jié)，“提及譚某言之尚有余憤”，從而知悉“汪夫人竟是幕后人”。有一種說法認為，譚作為孫中山指定的北京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卻在中央執(zhí)委的選舉中落選，系陳璧君阻撓所致。此事確否待證。陳一向驕悍，汪精衛(wèi)又有“懼內(nèi)”之名，譚、汪兩家關系因之疏遠冷淡，近乎斷絕，此種狀況至1935年汪在南京遇刺才略有轉寰。

　　對于譚熙鴻、陳淑君之事，后來頗有些記述文字流傳。解放前曾有一本名為《A先生與B女士事件》的小冊子，匯集當年報刊資料，并附錄數(shù)十封讀者來信。近年出版的《張競生傳》（花城出版社)，內(nèi)有一章描述此事，雖生動可讀，卻屬小說家言，該書本來即由“傳奇”轉為傳記。北大百年校慶時推出《北大舊事》一書，內(nèi)中收錄程厚之的回憶文章，稱譚因緋聞在北大干不下去，“只得一走了之”云云，實去史實甚遠。此事確乎令譚一度陷入痛苦境地，然并未對其北大教職產(chǎn)生根本性影響。同年10月，他仍以36票當選評議員，同屆評議員獲最高票者為56票，最低為26票。如前所述，譚出任生物系主任亦是在此事件之后。憶述者筆下信馬由韁，而編書者毫不甄別，也就難辭傳訛之咎。

　　譚熙鴻在北大后期仍積極參與校內(nèi)外各項活動。他是徐旭生主辦的《猛進》雜志主要撰述人之一，該刊作為留法學人刊物，與《語絲》相互呼應，形同盟友。北大留法派與留日派較為親近，在女師大風潮和反對章士釗問題上，與留學英美的《現(xiàn)代評論》諸人嚴重對立。不過，譚與留英的王世杰、周鯁生等私誼頗洽，旅歐時彼此即有交往，王的夫人系肖友梅之妹，乃由譚妻介紹。王及丁燮林回國之初曾暫住譚寓。因而有人認為譚亦是《現(xiàn)代評論》的“基本社員”。蔡元培于1923年辭職離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兼任的北京世界語學校校長一職便委托譚氏代理。四年之后，蔡欲辭去北大校長名義，北大教職員聞訊召開全體大會，公推譚為主席，決定“派全權代表到滬，對蔡先生表示堅決挽留，非請打消辭意不可”。隨后，譚與鐘觀光作為代表南下晤蔡，促其暫且放棄了辭意。

　　在北大任教期間，譚熙鴻與孫中山一直保持著聯(lián)系。國共合作之初，孫與李大釗的交往，有些活動即通過譚居中聯(lián)絡。譚、李還曾數(shù)次與來華的蘇俄代表加拉罕晤談，交換意見。國民黨“一大”召開，譚、李及延瑞祺(一說石瑛)作為孫中山指派的北京特別區(qū)代表參加會議。會后建立國民黨北京執(zhí)行部，李大釗任組織部長，譚熙鴻任農(nóng)民部長。為貫徹孫中山“聯(lián)俄”主張，他們發(fā)動北大教授50余人接連兩次上書北洋政府外交部長顧維鈞，敦促與蘇俄建交。這期間，有時為躲避當局的通輯和迫害，譚不得不到東交民巷內(nèi)法國醫(yī)院暫避，與他同時在此避難的還有中共黨員高仁山、趙世炎、鄧中夏和高君宇等。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fā)生，段祺瑞政府輯拿“肇事者”，《京報》刊出一個48人的通輯名單，譚與徐謙、李大釗、吳稚暉、李石曾、顧孟余等名列其中。翌年，奉系軍閥入關，形勢愈加嚴峻，譚熙鴻像許多北大教授一樣，于3月間悄然離京南下，從而結束了七年有余的北大生涯。

　　四、

　　譚熙鴻的后半生，不似前期那樣“轟轟烈烈”，顯得沉寂而充實。1927年南返后，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薦，譚到杭州筧橋創(chuàng)辦國立勞農(nóng)學院，大學區(qū)取消后，改為浙江大學農(nóng)學院，譚任院長。該院匯集了梁希、鐘觀光、何尚平、蔡無忌，金善寶、蔡邦華、章廷謙、常書鴻等一批學者，可謂集一時之俊。浙江乃蠶絲產(chǎn)地，譚設置蠶桑系，自兼系主任，隨后又建起省蠶桑改良場，進而在各縣設立百余個蠶業(yè)指導所，從培育人才和實地指導兩方面推動蠶絲事業(yè)的改進。他率團出訪日本，交流技藝，邀約國內(nèi)外第一流蠶絲專家來杭講學指導。浙江鄉(xiāng)村長期沿用土造蠶種，俗稱“余杭種”，其蠶易發(fā)病害，結繭小而繭層薄，絲質(zhì)不佳。譚與同行專家通過遺傳育種，培育出改良種，無償發(fā)放各地，蠶絲質(zhì)量大為提高。此舉觸及壟斷蠶種的地方勢力，恐嚇攻擊接連不斷，譚氏不為所動。他足跡遍及各縣，向蠶戶傳授改進的育種飼養(yǎng)方法及桑樹栽培技能，頗受浙省蠶農(nóng)歡迎和推重。當然，譚的事業(yè)得到其時主浙的張靜江大力支持，1929年張舉辦“西湖博覽會”，其農(nóng)業(yè)館的館長即是譚。后來當上杭州市長的周象賢，早年為北大講師，通過譚的引介得張靜江賞識，終于仕途如愿。由此可見譚、張關系非同一般。1931年，CC系政客提出“浙人治浙”口號，譚被排擠，于年底辭職返滬。

　　賦閑上海期間，李石曾邀譚熙鴻出任勞動大學校長，譚見該校情形復雜，未就。李氏主張留法農(nóng)學家應執(zhí)掌農(nóng)業(yè)行政，譚即合適人選。但當時無農(nóng)業(yè)部，僅實業(yè)部設一農(nóng)業(yè)司，級別偏低，于是李與主管當局商談，增設“林墾署”。當時官制，設“部”依編制，設“署”按需要，已有的衛(wèi)生署、航空署等即循此例。林墾署自1932年設立至抗戰(zhàn)時撒消，實則李石曾因人設事所作的特別安排，譚熙鴻遂成為民國史上唯一的一位林墾署長．其最“突出”的一項工作，似乎就是每年一度的植樹節(jié)期間在首都大會上當一次主席。其后，他還兼任中央農(nóng)業(yè)試驗所所長、全國蠶絲委員會主任等職，并未脫離老本行。汪精衛(wèi)任行政院長期間，先后請李圣章、翁文灝、胡適出任教育部長，均未就，汪又找譚，譚亦婉辭，繼而轉薦王世杰，胡適亦有此議，王遂走馬上任，踏入政壇。譚熙鴻在政治上對汪氏敬而遠之，而與另外幾位國民黨元老頗為洽契，尤其與李石曾關系較深，陳布雷在回憶錄中將譚歸入李氏“中法系”，蓋可反映高層的人事觀察。

　　 “七•七”事變爆發(fā)后，國民政府召集國內(nèi)各方面知名人士舉行廬山談話會，商討國是，譚熙鴻應邀參加了7月16日至20日的第一批談話會。會上，譚與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一些北方人士均主張堅決抗戰(zhàn)。同年底，譚舉家由南京遷往重慶。汪精衛(wèi)公開叛國投

　　敵之前，曾勸說譚隨其一同出走，被譚斷然拒絕。整個抗戰(zhàn)期間，譚氏一家應老友張伯苓盛情相邀，一直住在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宿舍區(qū)內(nèi)(津南村24號)，與張比鄰而居。張、譚早先在北方時，均雅好京劇，曾成立“伯仲戲友社”，建有通家之好。國難期間，張是國民參政會副議長，交往頗廣，經(jīng)濟部長翁文灝及馬寅初、侯德榜等均曾寄居重慶南開校內(nèi)，譚熙鴻在此還結識了經(jīng)常來訪的周恩來。此外，譚氏與交通部長曾養(yǎng)甫甚為相契，曾的女兒就讀南開即借住譚家。重慶時期，譚擔任經(jīng)濟部技監(jiān)(部內(nèi)最高技術職務，等同次長)，并兼任胡文虎、劉鴻生所辦各自企業(yè)的董事和中國銀行系統(tǒng)的中國植物油廠副董事長。他還是全國經(jīng)濟調(diào)查委員會主任，戰(zhàn)后之初曾主編三卷本《抗戰(zhàn)時期的中國經(jīng)濟》一書，由中華書局印行，該書撰述者均系戰(zhàn)時經(jīng)濟工作各部門主持人，故以資料充實見長�？箲�(zhàn)勝利后，譚回到南京，不久定居上海。1946年他獲得國民政府頒發(fā)的抗戰(zhàn)勝利勛章。

　　此后幾年，譚熙鴻復歸其擅長的專業(yè)領域，擔任了全國蠶絲協(xié)導委員會主任，恢復戰(zhàn)后蠶桑業(yè)。翁文灝、王云五擬派譚率一經(jīng)濟使團常駐日本，譚認為非其本行，未允。蠶絲協(xié)導委員會直接隸屬經(jīng)濟、農(nóng)業(yè)兩部，業(yè)務范圍頗廣，須貸款給農(nóng)村和有關單位，需要相應的經(jīng)費。審核經(jīng)費機關是“四聯(lián)總署”(中、中、交、農(nóng)四銀行聯(lián)合辦事處)，當時忙于內(nèi)戰(zhàn)，申請款項常被大打折扣�！八穆�(lián)總署”主席乃蔣介石親自兼任，當吳稚暉聞知譚受經(jīng)

　　費困擾，便主動相助，他將有關呈文和計劃書外套一個大信封，親筆寫上幾字，交給侍從

　　室，侍從室人員熟悉吳的字體，亦知蔣、吳關系特殊，不敢拆看，徑送蔣閱，蔣礙于吳的面子，不便駁回，只得“照準”。吳肯助譚，自然與二人交誼有關，亦確乎誠心支持其蠶絲事業(yè)。譚氏晚年與著名生物學家朱洗合作研究蠶的遺傳育種，并設法撥款贊助朱洗的科研項目，朱后來在蓖麻蠶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1948年冬，國民黨敗局已定，曾養(yǎng)甫搞到一架運輸機，邀譚一家人同機離開上海，譚婉謝，留在了大陸。

　　1949年以后，譚熙鴻一度閑居滬上，50年代初應召入京，擔任農(nóng)業(yè)部顧問和中國科學院特約研究員。他曾參加全國政協(xié)組織的土改參觀團上海分團的活動，團長是嚴景耀和巨贊大法師。其間，王震將軍先后兩次造訪譚氏，希望他去新疆工作兩年，創(chuàng)辦一所農(nóng)業(yè)大學，后譚被指定專管華東地區(qū)農(nóng)業(yè)指導，遂作罷。有一段時間，譚與農(nóng)機專家劉仙洲和畢業(yè)于芝加哥大學的美國專家韓丁組成一技術小組，常駐京郊拖拉機學校，指導農(nóng)機開發(fā)，三人水平相當，合作愉快。后來，譚加入民革，成為民革中央團結委員。1956年2月，他突發(fā)腦溢血，住進北京人民醫(yī)院，近一個月后病逝，終年六十六歲。有關方面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到會者達400余人。

　　中國歷來以農(nóng)為本，然近代農(nóng)技甚為落后，一般讀書人又不屑此為，就此言之，譚氏平生諸多努力，皆關乎國計民生，十分可貴。他本一介平民，風云際會，置身上層，然正直耿介，終不失本色�；蛞詾椋�其續(xù)娶風波阻斷仕途，致令半生寂然，足可扼腕。殊不知，宦海浮沉，禍福不定，而能逐本棄末，率性自得，豈非人生大道?

　�。ê笥洠汗P者十年前參加北大一學術會議，恰與譚熙鴻之子譚伯魯先生同寓一室，伯魯先生時年七十有八，而談鋒甚健，屢敘其先人事跡，令人印象頗深，此后多有書信往還。今年5月，又在燕園一活動中相見，伯魯先生垂垂老矣，然風骨猶在。謹以此文，誌念這段交往。）

　�。ㄝd《書屋》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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