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國際人文社科權威學術期刊評介及寫作策略

　　所謂三大檢索數(shù)據(jù)庫一般指原美國科技信息所（ISI）、現(xiàn)改名為湯姆森科技信息集團(Thomson Scientific) 研制開發(fā)的目前全球最大且最為領先的引文數(shù)據(jù)庫。1955年，年僅30歲的尤金·加菲爾德 (Eugene Garfiled) 博士在著名權威刊物《科學》(Science) 第122卷上發(fā)表了一篇論文，題為“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A New Dimens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of Ideas”，首次提出了利用論文的相互間引用的關系來組織和發(fā)現(xiàn)科學文獻的概念在自然科學領域。他的這一概念的提出實際上引起了科學研究的一場革命。很快地，這種以科學計量法為依據(jù)的評價系統(tǒng)推廣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并迅速地在數(shù)十個科技發(fā)達的國家廣為使用。中國科學院情報研究所每年都要發(fā)布我國學者收錄在科學引文索引（SCI）數(shù)據(jù)庫的論文數(shù)量，并邀請專家分析這些論文的影響因子。據(jù)最新統(tǒng)計，中國學者2004年在國際科技刊物上發(fā)表論文并收錄 SCI數(shù)據(jù)庫的數(shù)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五，而且質量也在穩(wěn)步上升，這無疑對中國的高等院校能否迅速進入世界一流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相比之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學者的發(fā)文量則大大落后，更談不上影響的引資了，不少學者乃至一些學術機構的負責人甚至對人文社科領域內的國際權威檢索數(shù)據(jù)庫SSCI和A&HCI都不知道。這無疑不利于我們在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道路上實現(xiàn)跨越式的發(fā)展。為此，我僅根據(jù)自己所從事的學科領域的狀況以及我個人近十多年來的寫作和在國際權威刊物發(fā)表論文的成敗得失，對目前國際上公認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兩大數(shù)據(jù)庫作一評介，同時也提出我們中國的人文社科學者躋身其中的一些策略和寫作技巧。

　　一．SSCI和A&HCI評介及其與CSSCI的比較

　　也許有讀者已經注意到，我近幾年來在討論全球化及其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時多次提到國際上具有權威性的SSCI（社會科學論文索引）和A&HCI（藝術與人文科學論文索引），當然，有關這兩大檢索數(shù)據(jù)庫，國內相當一部分學者還不甚了解，因此自然無法思考出躋身其中的積極對策。因而我經常接到一些讀者的來信或一些高校的邀請，希望我就此作一客觀的評介。實際上，這也正是我目前研究全球化問題的一個子課題。我經常在不同的場合聽到這樣一些問題：如何加快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國際化步伐？我們究竟應該采取何種對策使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迅速進入國際前沿？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但是為什么中國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僅為少數(shù)人所知？中國同時也是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大國，但為什么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發(fā)出的聲音如此微弱？如何使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產生國際性的影響？等等。要回答上述這些問題，我們首先應該知道，什么是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領域的前沿？這方面的國際權威刊物有哪些？這樣我們才可以采取相應的對策瞄準這些刊物并且迅速進入這些刊物，通過和國際學術界進行直接的討論和平等的對話而發(fā)出中國學者的聲音。因此我在此首先對目前國際學術界公認的兩大人文社科權威檢索數(shù)據(jù)庫作一簡略的介紹。

　　也許我們的人文社科學者對SCI（科學論文索引）并不陌生，因為中國的高校自80年代起就一直在關注這一數(shù)據(jù)庫所收錄的中國學者的論文，并以此作為評估中國高校自然科學學科水平的重要依據(jù)之一。既然上述人文社會科學兩大檢索數(shù)據(jù)庫是沿襲SCI而創(chuàng)立的，那么作為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我們也應當對前者有進一步的了解。但令人遺憾的是，筆者最近在參與第十次博士、碩士學位授予權的審核工作時，驚訝地發(fā)現(xiàn)，不少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點的負責人竟然對SCI、SSCI以及A&HCI這三大數(shù)據(jù)庫全然不知，甚至將其與國內核心刊物CSSCI數(shù)據(jù)庫混為一談，或者將其與另一僅用于工程的數(shù)據(jù)庫EI相混淆，致使我不得不再對之作一介紹。SCI全稱Science Citation Index，由原美國科技信息所（ISI）于1963年創(chuàng)立，并回溯到1945年的數(shù)據(jù)，據(jù)最新信息，已經回溯到1900年的數(shù)據(jù)。SCI數(shù)據(jù)庫創(chuàng)立后后不斷調整來源期刊目錄，最近一次調整和擴大是在1994年，后于1999年又作了局部調整，現(xiàn)收錄各種主要語言文字發(fā)表的科學技術期刊6,041種，其中有5,800種作為其主要期刊，共涉及164個自然科學分支學科，這里面包括120多種中國大陸出版的中文期刊。所以這也就是自然科學領域內稍有名氣的學者都有論文被收錄SCI檢索數(shù)據(jù)庫的原因之一。SSCI全稱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創(chuàng)立于1975年，但回溯到1956年的數(shù)據(jù)，后于1994年和1998年兩次擴大調整來源期刊目錄和數(shù)量，現(xiàn)收錄1,765種社會科學期刊，主要涉及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和管理學，少數(shù)用社會科學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的教育學、語言學和文化研究的期刊也收錄其中，共覆蓋50個社會科學分支學科。同時，為了防止疏漏，該數(shù)據(jù)庫還包括個人推薦選擇的確有學術價值、但發(fā)表在其它著名的國際性科學、技術和人文類雜志上的優(yōu)秀論文，共涉及6,500多種刊物。A&HCI全稱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最初創(chuàng)立于1975年，數(shù)據(jù)也回溯到1975年，后于1994、1999和2002年三次增減調整來源期刊數(shù)量和目錄，現(xiàn)收錄1,121種國際著名的藝術與人文類期刊。同時，為了防止疏漏，該數(shù)據(jù)庫還包括個人推薦選擇的確有學術價值、但發(fā)表在其它著名的國際性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雜志上的優(yōu)秀論文，共涉及7,000多種刊物。應該指出的是，這兩大檢索數(shù)據(jù)庫都有各自的陣容強大的專家?guī)�，參與刊物的遴選和論文的推薦和篩選。筆者最近兩年一直參與來源期刊的評審工作，并對之提出意見或建議。一般說來，一篇重要的論文發(fā)表于兩大檢索數(shù)據(jù)庫之一的來源期刊的三至四個月后，就有可能被收錄，少數(shù)非來源期刊上的重要論文經專家推薦，一般半年后也可收錄數(shù)據(jù)庫。因此它們所擁有的學術性和客觀性應當?shù)玫揭欢ǖ目隙ā?/p>

　　但是任何涉及藝術與人文類以及意識形態(tài)色彩較強的學科，其科學性和客觀性都不是絕對的，因而難免帶有一些人為的因素。這也就是為什么自然科學領域內的諾貝爾獎往往得到學術界的一致公認，而人文社科領域內的諾貝爾經濟學、文學和和平獎則常常引起爭議的原因所在。因此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它們的缺陷。應該承認，在上述三大檢索數(shù)據(jù)庫中，英文刊物占壓倒多數(shù)，這自然與英語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普及和應用不無關系。更為令人不安的是，在后兩種檢索數(shù)據(jù)庫中，長期以來一直沒有中文期刊，只有少量的中國（包括香港和臺灣）出版的英文期刊。這顯然對中國學者是不公平的，對此我已經聯(lián)合了一些國際人文社科領域內的著名學者在多種場合進行了呼吁，并直接致信美國科技信息所（ISI），希望有一些優(yōu)秀的用中文發(fā)表的中國期刊進入這兩大檢索數(shù)據(jù)庫，這樣，它們才能真正名副其實地成為具有國際性標準的權威性檢索系統(tǒng)。最近一個令人可喜的消息證實，由華中師范大學主辦的《外國文學研究》雙月刊已于2005年列入A&HCI源刊，隨之一大批中國學者撰寫的中文論文收錄其中。這自然是一個好的開端，但另一方面，我又發(fā)現(xiàn)這些論文幾乎沒有被引用。因此，我認為，使用上述兩大數(shù)據(jù)庫作為評價體系，一定不能只注意數(shù)量，而應更注重收錄其中的論文的質量，也即論文的被引用率和影響力。這樣我們才能做到客觀和實事求是地評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我想，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我們的共同努力，同時也隨著“漢語熱”和“中國文化熱”在全世界范圍內的不斷升溫，更多的中文學術期刊將收錄上述兩大數(shù)據(jù)庫，并將在國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產生應有的影響。但在這一遠大的目標尚未實現(xiàn)之時，我們暫時沿用SSCI和A&HCI作為評價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國際性影響和學術質量的重要指標仍不失其客觀性和權威性。對此我們不應有任何異議，更不能因為自己的論文沒有一篇被收錄而從根本上對其應有的客觀性和權威性予以否定。

　　也許有人會問，中國既然擁有數(shù)量龐大的人文社科研究者，而且每年都會發(fā)表許多新的研究成果，那么中國的人文社科研究在當今國際學術界有無強勁的聲音和重要的影響？對此我只能先遺憾地回答，有一些聲音，但不強勁，有一些影響，但現(xiàn)在還不明顯，對其原因我將在下一節(jié)進行分析。作為一種權宜之策，由南京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共同主持的一個期刊評估項目幾年前推出了CSSCI（中國社會科學論文索引），這一索引已被許多大學和科研機構視為評價其學術成果的重要標準，對此也有不少人想知道它與國際上權威的兩大數(shù)據(jù)庫在學術規(guī)范、學術評價機制等方面有無差異。

　　我雖然沒有從一開就參與CSSCI項目的開發(fā)和研制，但對這一項目的評審程序還是略有所知。我認為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檢索數(shù)據(jù)庫的誕生是歷史的必然，同時也是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步驟。它在某些方面是接近國際標準的，比如說首先框定一些來源期刊，而且這類期刊的數(shù)量每年都不是固定的，這就給各種收錄期刊一種無形的壓力，使它們始終處于動態(tài)的競爭狀態(tài)。其次它也很注重所收錄論文的影響因子，通過檢索，作者可以知道是誰在何處引用了自己的論文，以便于引用者進行互動。但它的缺陷則在于某些學科的刊物因為種種原因受到了忽視，大量的以書代刊但質量較高的叢刊或集刊也收到了忽視，而且每年對論文從發(fā)表到收錄之間間隔的時間太長，這顯然也是不利的。再者，不少人對所收錄期刊的權威性也提出了質疑，其理由在于（1）目前中國的絕大多數(shù)學術期刊都沒有實行匿名評審，更談不上國際范圍內的匿名評審了，往往只是幾個編輯僅根據(jù)自己的興趣就可以決定是否刊用一篇論文；
（2）與國際權威的檢索數(shù)據(jù)庫相比，專家參與的成分相對說來較少，這樣就無法彌補國內刊物本來就存在的缺陷；
（3）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未作明確的劃分；
（4）還有少量的CSSCI來源刊物通過收取版面費來進行創(chuàng)收，這顯然會影響刊物的學術質量和品位。但我認為，對這一新生事物我們也無須橫加指責，而應當不時地向主持這個項目的機構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或建議，努力使之完善，真正達到與國際權威檢索系統(tǒng)的互補和接近。否則要我們這些專家還有什么用呢？我最近通過和這個評價中心的研究人員的接觸，發(fā)現(xiàn)他們已經采納了我們提出的有益建議和意見。在此，我再提出一個建議，CSSCI是否可以改名為CHSSCI（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索引），并且成立一個動態(tài)的專家?guī)欤瑢λ�收錄的來源期刊進行隨即抽樣檢查，并且也和上述國際檢索數(shù)據(jù)庫一樣，發(fā)揮專家推薦的作用，這樣一來就可以盡可能地使真正具有學術價值的優(yōu)秀論文不被忽視，同時也使這一檢索數(shù)據(jù)庫更加具有權威性并符合各學科的實際情況。

　　二.全球化時代中國人文社科研究的世界性

　　不少學者已經認識到，我們當今這個時代越來越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已經無法把自己封閉于一隅，而應更加頻繁地加強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和對話，通過這種交流和互動式的對話使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走出國門發(fā)揮更廣泛的國際影響。人文社會科學一向以人和社會為研究對象，那就更不能脫離我們所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有人也許會問道，我們自己的CSSCI與國際上通用的、使用英語作為主要語言的SSCI、A&HCI是否有接軌的可能？在中國的高校和科研機構，我們能否以上述兩大國際檢索數(shù)據(jù)庫作為評價人文社科學術成果的標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這其中是否會隱含著某種文化霸權的意味？毫無疑問，這些問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并試圖提出我自己的解決方法的。

　　首先，我認為，令人可喜的是，中國人文社科學者也有了自己的學術評價體系，我們自己的CSSCI正在朝著與國際上通用的、使用英語作為主要語言的SSCI、A&HCI的方向努力，如果美國湯姆森科技信息集團一旦接受我們的建議，打算再收錄一些中文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那么我們將建議他們首先參照CSSCI所收錄的400多種期刊，并在很大程度上從中篩選來源期刊。當然，為了防止疏漏，他們也會包括個人推薦選擇的確有學術價值、但發(fā)表在其它著名的中文科學、技術和人文社科雜志上的優(yōu)秀論文，甚至他們也還會在國際范圍內邀請另一些專家再推薦一些其價值尚未被發(fā)現(xiàn)的中文學術期刊。如果那一目標實現(xià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中隱含的英語文化霸權的因素便被消解了，而在現(xiàn)階段，這種語言霸權無疑還會存在。如果我們將兩大國際檢索數(shù)據(jù)庫再加上CSSCI相互參照，共同作為學術評價的相對客觀的標準，應該是比較符合中國的國情的。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有可能會漏掉一些發(fā)表在雖未列入檢索系統(tǒng)的來源期刊但確有影響的刊物上的重要論文。因此，以上述兩大檢索再加上CSSCI為標準盡管是可行的，但絕不是唯一的評價標準。因為有些論文的價值還需要一定的時間考驗和實踐來證明。

　　既然我們已經認識到了SSCI、A&HCI對中國人文社科研究的借鑒意義，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充分利用這兩大索引呢？由于教育部“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簡稱985項目）自1999年以來已先后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南京大學等十多所高校啟動，并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階段性成果，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化乃至全球化進程也已加快了步伐。北京大學圖書館和清華大學圖書館率先訂購了三大國際檢索數(shù)據(jù)庫的光盤，受到校內外師生的普遍歡迎，利用率很高。這兩所學校還采取了相應的獎勵措施，鼓勵師生用英文撰寫論文在SSCI和A&HCI來源期刊上發(fā)表。我認為這是十分必要的和非常及時的，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人文社科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的“弱勢”之地位。同時我也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人文社科研究走向世界并發(fā)揮日益重要的影響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在這方面我不妨略為展開一下。

　　首先我們應該承認，了解這兩大國際檢索數(shù)據(jù)庫，使我們有了一個明確的瞄準對象和奮斗目標。我多次在國外大學演講時聲明，中國是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大國，中國不僅應當在全球經濟的發(fā)展方面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同樣也應當在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應當在國際學術界發(fā)揮重要的影響。但究竟如何發(fā)揮這種影響呢？首先應該使別人了解你，聽到你的聲音，然后才能潛移默化地受到你的影響。因此我們所說的與國際接軌決不意味著與西方的接軌，我們要區(qū)分國際化和西化這個界限。我曾在另外的場合多次指出，我們一提到國際化，就會有人認為這是不是另外一種全盤西化的變體。我認為，我們當前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要走向世界，并不僅僅是向西方靠攏，而是真正和國際上最先進、最能代表學術發(fā)展方向的前沿理論進行對話，這樣才能夠促進中國的人文社科研究朝著健康的方向發(fā)展。當然，我們不得不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即在未來的世界上要想有效地生存下去，不會目前始終處于強勢地位的英語恐怕寸步難行，你根本無法得到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信息，因為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信息80％以上都是通過英語傳播的，所以你要想得到信息，就不能等待別人去為你翻譯。在當前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知識可以轉為信息的形式，而信息則是一種財富，所以你如果不能夠及時地獲取信息的話，就等于失掉了很多財富。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在我所處的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界，曾出現(xiàn)過這樣的擔心：一些人認為，我們中國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失語了，中國的學術患了“失語癥”，也就是說，在我們中國的學者中，能夠在國際論壇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者寥寥無幾，在國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我們中國人的聲音幾乎是難以聽到的，或者即使有時能聽到，其聲音也是非常微弱的。那么這種狀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當然有很多人認為這是我們所使用的語言造成的，但是我認為這不完全是一個語言的問題。首先我們要知道，我們是不是已經提出了目前國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前沿話題；
第二，我們能不能把它準確流暢地用符合國際規(guī)范的學術話語表達出來，還是僅僅在部分層次上跟國際學術界進行對話。如果我們和國際學術同行在不同的層次上進行對話，那么這種對話便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當然最后才涉及到語言的問題。但是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的日益強大，中國語言在全世界的普及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一些旅游勝地，以往的法、日、西班牙語翻譯已經擴展到了漢語翻譯的范圍，這就說明了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要想進入這個市場，不會漢語就很難。同樣，當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逐漸走向強勢時，國際學術界也不得不設法了解中國，這時漢語的強勢地位就會逐步顯示出來。因此，在目前我國的科學情報機構尚未拿出一個足以與上述兩大檢索數(shù)據(jù)庫相對等的檢索系統(tǒng)的情況下，充分地利用上述兩大國際人文社科檢索數(shù)據(jù)庫來傳播中國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不失為一個有效的策略。

　　其次，我們還應該認識到，中國學者如果自覺地利用了SSCI和A&HCI的標準，就有可能促進中國的人文社科研究更快地進入國際性的對話空間，最終實現(xiàn)對人類精神文化的建作出更大貢獻之目的。但是，在現(xiàn)階段一下子實現(xiàn)這個目標還有很大的困難。我這里僅舉我所從事的文學和文化研究為例。一部真正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即使用漢語寫的，西方的漢學家也會用英語把它翻譯出來，用英語把它轉述，用英語把它表達出來，或者國外的研究者也可以來主動找你進行討論和對話。而在學術研究領域內則不是這樣，不少西方的漢學家不屑去花時間翻譯中國學者的論著，他們只是借鑒其中的一些有用的資料，然后加上自己的理論視角分析闡釋并用英文加以表述，最后便成了他們自己的研究成果。所以說，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的失語現(xiàn)象在相當一種程度上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說，造成的后果是中國文化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學理論批評遺產，竟然不為世人知道，當然除了少數(shù)漢學家以外。我們知道，漢學在國際學術界是非常邊緣的，歐洲的很多大學都沒有中國語言文學專業(yè)，美國也只有一些主要的大學的東亞系，還有更多的一些學院，才有中國語言的課程，而教授中國文學和文化課程的大學則很少。對許多外國人來說，為什么要學中國的語言，并不是要了解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而只是為了和中國人做生意，所以他們在學了一點漢語之后，立即就轉到其他的經貿和商業(yè)領域去了，真正留在學術研究領域里的人是極少數(shù)的。所以我們如果沒有積極主動的姿態(tài)去和國際學術前沿對話，只是被動地等待西方的漢學家來發(fā)現(xiàn)我們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優(yōu)秀作品的話，顯然就會處于一種滯后性。其結果自然就會造成失語的狀況。

　　因此，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面，與國際接軌，并不意味著與西方接軌，而是意味著與西方進行對話，通過這種對話逐步達到理論和學術的雙向交流，而在這種交流的過程中，中國的學者才能逐步對西方的學者產生某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全球化的時代，幾乎人人都在學習英語，試圖用這種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聲音，那么我們的人文社學科學學者將有何作為呢？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我們的科學家已經非常自覺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語在國際權威刊物上發(fā)表出來。而在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卻有相當一大批的學者還不能夠和國際學者進行直接交流，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翻譯的中介。實際上，有些東西是不可譯的，比如說中國古典詩詞和一些寫得含蓄且技巧要求很高的作品就是如此，因為在翻譯的過程中這些東西會失掉，所以我們要想使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迅速地進入國際前沿，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英語的中介。我認為，在與國際學術界進行交流的時候，即使我們有時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語言---英語，但是話題的內容和觀點卻是中國的，也就是本土的，那么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文化會被西方文化殖民。倒是與其相反，它會更為有效地使我們將中國文化學術的一些重要觀點逐步介紹到全世界，從而一方面使得中國的人文學者在國際論壇上發(fā)出的聲音越來越強勁，另一方面也可以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再者，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的日益強大，全世界范圍內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學習漢語，可以預見，漢語將成為僅次于英語的世界上最為普及的一種主要語言。當然，“漢語熱”的興起肯定有助于中國文化在全世界的普及和推廣，但是中國的文化和學術研究也應當跟上，在這方面，自然科學家們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矚目，對國際同行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而相比之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成就和國際性影響則微乎其微，在有些領域內，國際學術界甚至根本忽視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中國是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大國，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也應當對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的發(fā)展作出應有的貢獻，因此借助于上述兩大檢索數(shù)據(jù)庫的作用和客觀影響，我們完全有可能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躋身國際人文社會科學大國的行列。

　　三.主要國際學術期刊評介（文學和文化研究類）

　　由于我本人主要從事的是比較文學、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而且我自己主要也是在這類刊物上發(fā)表文章，只是偶爾才應約在另一些綜合性的學術刊物上發(fā)表一些宏觀評述的論文，因此我主要關注上述三個領域內的SSCI和A&HCI來源期刊。下面謹根據(jù)我本人的知識和經驗向大家評介一下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領域內的部分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的辦刊宗旨、主要研究方向和興趣以及如何做到有效地在上面發(fā)表論文。這些刊物都是上述三大檢索的后兩種檢索的來源期刊，在本領域內有著公認的權威性和廣泛的影響。

　　（1）《新文學史》（New Literary History），這是國際文學研究領域內最富有盛名的極少數(shù)幾個權威期刊之一，創(chuàng)刊于1969年，每年出版四期，研究興趣一般分為兩類：從理論的視角關注文學史上的老問題，致力于對這些老問題作出新的解釋；
研究任何世界范圍的或具體國別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流派和具有經典性的作家、理論家。行文格式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規(guī)定的格式，但注釋用的是尾注（Chicago Manuel with endnotes），只注明出版地點，而不注明出版社。該刊自2001年以來由清華大學出版社每年出版一本精選本，由選自發(fā)表于當年各期的10-12篇論文組成。編輯部地址（Editorial correspondence）為: The Editor of New Literary History, 219 Bryan Hall,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22903, USA.

　　 （2）《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與《新文學史》齊名，也是國際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內最富有盛名的極少數(shù)幾個權威期刊之一，創(chuàng)刊于1974年，每年出版四期，研究興趣早先與《新文學史》大致相同，只是更帶有芝加哥學派的多元主義傾向，后逐步越來越轉向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并帶有解構和后殖民批評的傾向。行文格式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規(guī)定的格式，注釋用的是腳注（Chicago Manuel with footnotes）。該刊自2006年以來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每年出版一本精選本，由選自發(fā)表于當年各期的10-12篇論文組成。編輯部地址及主編（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W.J.T.Mitchell, Critical Inqui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2 Wieboldt Hall, 1050 East 59th Street, Chicago, Illinois 60637 USA.

　�。�3）《疆界2》（boundary 2）, 當代國際文學和文化研究界最有先鋒特征的期刊，創(chuàng)刊于1974年，每年出版三期，早先的研究興趣為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與文化現(xiàn)象，后逐步過渡為當代文學和文化研究，經常就某一理論問題或文化現(xiàn)象編輯出版專刊，并由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疆界2》叢書。行文格式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規(guī)定的格式，注釋用的是腳注（Chicago Manuel with footnotes）。中文精選版已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自2004年起出版了兩卷。編輯部地址及主編（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Paul Bové, Editor of boundary 2,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526 Cathedral of Learning, Fifth Avenue, Pittsburgh PA 15260, USA.

　�。�4）《國際英語文學評論》（ARIEL），當今國際英聯(lián)邦文學和后殖民文學研究的最重要評論季刊之一，主要關注除英國以外的所有用英語寫作的文學和后殖民理論及文化現(xiàn)象，創(chuàng)刊于1970年，每年出版四期，經常就某一理論問題或文學和文化現(xiàn)象出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行文格式為: 美國現(xiàn)代語言學會規(guī)定的格式（MLA），引文頁碼在文中注出，文后附有引文目錄，注釋僅用于對文中涉及的問題作進一步解釋。編輯部地址（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Editors, ARIEL, Department of English,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N 1N4.

　　（5）《南大西洋季刊》（SAQ[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也是國際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內富有盛名的季刊之一，創(chuàng)刊于1901年，每年出版四期，研究興趣主要集中于理論問題，偏重現(xiàn)當代，具有左翼色彩，經常就某一理論問題或文學和文化現(xiàn)象編輯出版�？�。行文格式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規(guī)定的格式，注釋用的是腳注（Chicago Manuel with footnotes）。編輯部地址及主編（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Box 90676, 05 Art Museum,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C 27708-0676, USA.

　�。�6）《比較文學研究》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由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和賓州州立大學主辦的季刊，發(fā)表任何用比較的方法研究東西方文學和理論的論文，近年來比較關注后現(xiàn)代、后殖民和全球化問題，每年出版四期，經常就某一跨文化理論問題或文學現(xiàn)象編輯出版�？�。行文格式為: 美國現(xiàn)代語言學會1985年規(guī)定的格式（MLA），但文后不附有引文目錄，只用注釋來標明引文出處以及需要進一步說明的問題。編輯部地址（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Edit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11 Burrowes Building,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Park, PA 16802, USA.

　　 （7）《新詩神》（Neohelicon），由匈牙利科學院主辦、荷蘭克羅爾學術出版社出版的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半年刊，主要關注世界范圍內的文學和文化現(xiàn)象，有時也關注人文學科相關領域內的熱點話題，發(fā)表語言分別為英語、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行文格式分別為:芝加哥格式或哈佛格式，帶有內容提要（Chicago Manuel or Harvard Manuel with an abstract）。

編輯部地址（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Institute of Literary Studies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Neohelicon, Budapest, Menesi ut 11-13, H-1118 Hungary.

　�。�8）《視角：翻譯學研究》（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由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和清華大學外語系合作主辦的翻譯和跨學科研究季刊，由英國多語種文獻出版公司出版，每年出版四期，清華大學出版社在中國出版其英文影印版，每年出版一期合訂本。行文格式為: 美國現(xiàn)代語言學會規(guī)定的格式（MLA），帶有內容提要，引文頁碼在文中注出，文后附有引文目錄，文中可出現(xiàn)漢字，注釋僅用于對文中涉及的問題作進一步解釋。編輯部地址（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Cay Dollerup, Editor of Perspectives, Centr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Departmen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Njalsgade 80, DK-2300 Copenhagen S, Denmark; 亞洲的投稿者請寄Wang Ning, Co-editor of Perspectives,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P.R.China.

　�。�9）《小說論壇》（Novel: A Forum on Fiction），創(chuàng)刊于1967年，由美國布朗大學主辦的專門以不同國別－民族文學中的小說為研究對象的期刊，每年出版三期，此外也關注任何關涉小說創(chuàng)作與評論的理論問題。行文格式為現(xiàn)代語言學會規(guī)定的格式，不帶有內容提要，文下盡量少加注釋，引用文獻在文末按阿拉伯數(shù)字排序。編輯部地址及主編（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Editors, Box 1984, Novel, Brown University, Providence, RI 02912, USA.

　　(10)《現(xiàn)代語言季刊》(MLQ[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創(chuàng)刊于1939年，由美國華盛頓大學主辦，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四期，主要關注不同語種和不同國別－民族的文學史寫作，以及從理論的視角對文學史上的老問題的新闡釋。行文格式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規(guī)定的格式，注視為腳注。編輯部地址(Editorial correspondence)：Editor,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Department of English, Box 354330,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 98195-4330, USA.

　　從上述幾種國際權威英文學術期刊的評介中，我們也許已經注意到，這些刊物分別采用了三種格式：（1）MLA，帶內容提要或不帶內容提要，主要用于語言文學界；
（2）芝加哥格式，主要用于文學理論批評和文化研究刊物，沿襲時間較長；
（3）哈佛格式，帶內容提要，主要用于社會科學刊物，當然也常用于自然科學刊物。我認為，若要向這些刊物投稿，首先我們應當仔細閱讀這些刊物的最近幾期，對其關注的問題以及大致的研究方向和興趣有所了解。當我們寫出自己的論文后，試圖投寄給某個刊物時，最好先客觀地將其與已經發(fā)表在那一刊物上的論文作一番比較，如果確信其質量不在其下后再考慮是否投稿。我們如果確實寫出了一篇質量較高的論文，也不能忽視試圖投寄發(fā)表的刊物的固定格式。當然，內容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質量很高的論文一旦被編輯部考慮，編輯人員會就格式問題與你聯(lián)系，要你作出修改；
但如果論文的質量在可發(fā)與不可發(fā)之間，語言錯誤較多，且格式也不對，就有可能被拒絕，這尤其體現(xiàn)在人文學科領域。所以掌握起碼的學術話語和行文格式也是投稿命中率較高的一個重要因素。

　　部分刊載于《學術研究》2006年3期，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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