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國畫大師劉國松_劉國松：國畫思變

　　 　　我并不是不尊重傳統(tǒng),我很熱愛傳統(tǒng),但國畫到了今天,不得不變,要不然死路一條｡ 　　 　　臺灣畫家劉國松一直被視為“現(xiàn)代水墨”的開山者與帶頭人,在將近一個甲子的時間里,他專注于現(xiàn)代水墨的探索與實驗,對古老的中國水墨畫的繼承發(fā)展與變革創(chuàng)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007年9月,剛結束了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個人畫展,劉國松便帶著“水墨新動向――臺灣現(xiàn)代水墨藝術展”來到四川成都,隆重舉行它的大陸首展｡21位臺灣藝術家的集體亮相,顯示了臺灣當代水墨藝術的整體水平｡75歲的劉國松身著中裝,聲如洪鐘,神采飛揚,雖年逾古稀,但對于“現(xiàn)代水墨”的革新仍孜孜以求,令人感動｡
　　
　　水墨是中華文化的基因
　　
　　新民周刊:這次為何會帶這么一個大隊來大陸舉辦“臺灣現(xiàn)代水墨藝術展”?
　　劉國松:臺灣當代水墨藝術的發(fā)展道路,在今天可謂崎嶇不平｡最嚴重的阻力,就是受到當局泛政治化“本土意識”的影響,陳水扁等人甚至拋出了水墨畫“不屬于臺灣本土”的論調,這對臺灣現(xiàn)代水墨藝術的發(fā)展極為不利｡我對于這樣帶有分裂思想的言論很不滿,并多次據(jù)理加以反駁,指出這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而制造的怪論｡我堅持認為:臺灣現(xiàn)代水墨畫,是在繼承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基礎上,真正屬于臺灣乃至中國的“本土繪畫”｡也因為這樣的堅持,我才會帶隊來大陸舉辦畫展,我要用行動證明:臺灣現(xiàn)代水墨畫,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將其與中華文化割斷｡
　　新民周刊:您對于本次畫展的整體水平有何評價?
　　劉國松:本次參展的臺灣水墨畫家涵蓋了老､中､青三代人,基本展示了臺灣當代水墨藝術的全貌｡但說實話,藝術水平參差不齊,良莠互存,有待提高的地方很多｡
　　新民周刊:作品質量存在比較大的差距,您認為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
　　劉國松:我覺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藝術家們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水墨,不只是創(chuàng)作材質､黑白顏色,更代表著中國文化,它是中華文化的基因｡現(xiàn)在的年輕藝術家,往往僅把水墨作為藝術作品的表現(xiàn)手段,一種技法,卻完全忽略了它所特有的文化意蘊｡相反地,在西方已很有成就的藝術家趙無極､朱德群等人,目前倒開始了水墨創(chuàng)作,他們正是看到了水墨發(fā)展的巨大空間啊｡
　　
　　文人畫就是外行畫畫
　　
　　新民周刊:您很強調傳統(tǒng)筆墨對國畫發(fā)展的影響,而您本人恰巧又是“新水墨畫”的直接倡導者和旗幟性人物｡您覺得兩者矛盾么?您是怎樣看待傳統(tǒng)筆墨與“新水墨畫”之間的關系的?
　　劉國松:的確,我很尊重傳統(tǒng),沒有傳統(tǒng)就沒有國畫近千年的輝煌｡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傳統(tǒng)繪畫受到文人畫觀念影響太深,片面強調書畫同源,追求書法入畫｡這一標準其實斷送了一批有創(chuàng)意的畫家｡文人提倡的“瀟灑逸趣”,其實就是因為他們并不會畫畫,僅僅將繪畫視作業(yè)余的､休閑的消遣,強調趣味｡因此,文人畫最終也就成了外行人畫畫｡
　　所以,我有必要提出:水墨畫到了21世紀,必須要變了｡為什么?社會不一樣了,我們的畫也應該不一樣｡我們不是生活在明清時代,我們生活在現(xiàn)代｡思想､生活不同了,畫家們還完全堅持文人畫的衡量標準的話,那樣生長的土壤就會很少,前面的路就很短了｡
　　新民周刊:但似乎您并不贊成“全盤西化”?
　　劉國松:我前面說了,我們生活在現(xiàn)代,不是明清時代｡但你想過沒有,我們也不是生活在紐約､巴黎啊!我們生活在中國,怎么可能完全用西方的藝術觀點來繪畫?藝術家如今面對的,既有五千年的歷史文明,也有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強烈沖擊,這一橫一縱兩條脈絡的交叉點在哪里?就在我們腳下的土地:中國!因此我們應該想明白:我們要畫什么樣的畫｡我在1961年就提出了“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舊的;抄襲西方的,不能代替抄襲中國的”,如今過去了40多年,但我覺得這番話至今仍有著警世意味｡批評模仿傳統(tǒng)是不對的,難道模仿新潮的就正確?反對學習中國傳統(tǒng)繪畫,難道抄襲西方藝術就是正確的?
　　作為中國人,我看到了本國傳統(tǒng)藝術的保守落后一面,于是沒有往這條死路上走｡但我們卻換湯不換藥地去模仿西方人!而且這一模仿也只能是表面的模仿,我們根本無從了解西方藝術的傳統(tǒng)精神,而且更為可怕的是,我們認為“新”的藝術,恰恰是西方藝術的“舊”!
　　
　　我就拿目前國內最新潮的裝置藝術來說吧｡其實在西方,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出現(xiàn)這一藝術門類了,根本不是什么新的概念!記得我1966年到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觀看的第一個裝置藝術展覽,真的讓我很感動,我能感受到這一全新的藝術形式給人們帶來的強烈震撼與沖擊｡可是,過了將近半個世紀,裝置藝術在西方就好比文人畫在中國,走進了一個“原地打轉”的怪圈圈｡人家都已經走不出來的東西,我們還趨之若鶩,硬要朝里面鉆,這種“跟屁蟲”的行為,能出來什么好的作品?
　　跟著西方藝術走下去,我們永遠是“小兵”,成不了“大將軍”的｡我們有如此悠久的歷史,如此豐厚的傳統(tǒng),雖然中國畫衰落了,但不能否定其本體｡于是,從這個意義出發(fā),我開始了藝術上的回歸,并提出了中國畫的現(xiàn)代化｡為此,我特意花了很長時間研究古人的用筆用墨,試圖找出文人畫筆墨的精神｡最后,我發(fā)
　　現(xiàn)了三個特征:第一,在元朝以前,創(chuàng)作群體往往是職業(yè)畫師或畫匠｡但自宋元開始,創(chuàng)作群體一定是士大夫階級;其次,藝術家必定都是男性,很少有女畫家,而所謂的女畫家,不是官太太就是妓女,在藝術史上完全沒有地位｡可以說,中國美術史基本都是男性藝術家群體所書寫的;第三,藝術家必定是老年的,筆法與意境的蒼老古樸是衡量藝術標準的尺度,往往越老畫得越好｡這三個帶有強烈封建意識的現(xiàn)象讓我們看到,中國畫到了今天,真的已經“病入膏肓”了,非用“重藥”不可｡文人畫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存在了,沒有了過去的文人,也不可能再有以前文人那樣的感受,因此繪畫技法不應該再如此狹隘｡
　　
　　不要曲解我的觀點
　　
　　新民周刊:您對大陸現(xiàn)代水墨的發(fā)展有什么印象?與臺灣當代水墨有何異同?
　　劉國松:臺灣當代水墨的起步比大陸早了將近20年,但從目前來看,大陸的現(xiàn)代水墨發(fā)展得相當不錯,已經比臺灣要好｡上海的藝術家陳家泠､仇德樹,以及廣州､北京的藝術家們,都有著全新的開拓與發(fā)展,我覺得非�？上�｡
　　新民周刊:說起大陸“新水墨畫”的倡導者,恐怕要數(shù)吳冠中先生了｡您怎樣看待他的國畫作品?
　　劉國松:很早以前,我就非常關注吳冠中先生的藝術創(chuàng)作,并曾撰寫萬字長文,向港臺讀者介紹他的作品｡盡管我們都倡導傳統(tǒng)國畫的革新,但他的繪畫和我還是很不同的｡畢竟吳先生是學習西畫出身的,盡管我也學過西畫,但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國畫里探索,這也許這就是我們的繪畫最根本的不同之處｡
　　新民周刊:對于吳冠中先生著名的“筆墨等于零”的理論,您有什么看法?
　　劉國松:我覺得許多人對吳先生表述的這個觀點有不少錯誤的認識,這其中有的人是誤解,有的則根本就是故意歪曲｡我也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我提出“革毛筆的命”,目的是想在理論上倡導藝術家們不要迷信手中的毛筆,不要走形式大于內涵的路｡但很多人都歪曲到實際工具上了,認為我要放棄使用毛筆!吳先生“筆墨等于零”的觀點也是如此,他的本意其實指的是古人的筆墨非常好,但那不是現(xiàn)代畫家自己的東西,因此等于零｡畫家要創(chuàng)造自己的筆墨風格,是很有道理的｡
　　新民周刊:在您六十年豐富多彩的藝術人生中,有什么遺憾么?
　　劉國松:我為“把中國畫推向現(xiàn)代”鼓吹了一生,但最大的遺憾,恐怕就是仍然有人不理解我的真正用意,甚至曲解我的表達｡我并不是不尊重傳統(tǒng),我很熱愛傳統(tǒng),但國畫到了今天,不得不變,要不然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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