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法官就應該高高在上

　　河南高級法院院長張立勇堅持司法的群眾路線，所以，決定取消司法過程中的象征化儀式：“一定要像西方法官那樣戴著頭套、穿著法袍、在高堂上一槌才是好的么？”他建議法官改穿制服：“你要穿法袍就和群眾保持距離了�！�

　　中國的法官似乎還沒有戴頭套，普通法各國家的司法機構似乎也在醞釀改革，廢除頭套。但是，人類各個文明中，負責審理案件的所有官員，其實都有一套威議。比如，傳統(tǒng)戲曲中，包拯、或者知縣，都是身著官服，高高坐在大堂之上。想來這是有所本的。包括英格蘭在內(nèi)歐洲各國法官之所以戴頭套，穿法袍，并且坐在高高在位的法官席上，雖有歷史的偶然，但內(nèi)中有其深刻的邏輯在。

　　治國不能離開法律，所有高級文明均不例外，無法之治必然是暴政；
但是，法律不可能自行執(zhí)行，而需要由某個機構、由一些人來執(zhí)行。原則上，整個政府都算執(zhí)法機構，眾多行政部門負有執(zhí)行法律的職能。古代如此，現(xiàn)代也仍然如此。比如，警察部門、工商局都在執(zhí)行法律。

　　但是，一個政府，不論有多少執(zhí)法機構，法律最重要的執(zhí)行者卻是司法機構，具體說來，就是法官。原因如下：第一，法官每日與法律打交道，具備司法的技藝理性（artificialreason），這種知識優(yōu)勢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擬的。第二，法官執(zhí)行法律比任何行政部門都特殊，因為，只有司法機構可以審理以行政機關作為當事人的案件，而任何其他行政都不具有此種權力。

　　基于這兩個原因，法官在政府中是最基礎、也最重要的法律執(zhí)行者。通過適用法律解決民眾之間、官民之間的糾紛，法官賦予法律以生命。一個政體，如果不能妥善地給予法官以合適位置，授予其以合理權力，賦予其以相應尊嚴，那這個社會就無法治可言，甚至無秩序可言。這就是中外各國均讓法官或承擔類似職能的任務在社會上、當然也在法庭上高高在上的原因。法官的威儀旨在達成兩方面的目的：

　　一方面，讓法官明白自己的角色，從道德上約束自己。很多反對司法專業(yè)化的喜歡說，法官也是人。這當然沒有錯，法官不是機器，他有七情六欲，也有親戚朋友。如果法官把這些激情帶入司法過程，那就沒有正義可言了。于是，政體設計者面臨一個挑戰(zhàn)：如何屏蔽法官的這些激情？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尊重他。尊重一個人，往往是約束一個人的有效辦法，當然只是之一。一個人，讓他高高地坐在法官席上，穿上法袍，這可以給這個人以一種強烈的暗示：他的身份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從穿上那身行頭、坐在那席位上那刻起，他就應當成為法律的代言人。法官的威儀把那個人的肉身與法律的化身兩個身份區(qū)隔開來，提醒他在法庭上盡可能擯除激情，以后一個身份行動。

　　另一方面，法官高高在上，也讓當事人、讓旁觀者心里有底。當事人跑到法院，當然希望法官主持正義。法官要給予當事人以正義，就自然應當居于當事人之間、之上，而不能站在當事人旁邊。只有當法官高高在上，當事人才知道，法官有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斷、裁決。當事人知道，法官的威嚴不是行政官的威嚴。相反，當事人相信，法官越是威嚴，自己越有可能得到正義。

　　可以說，法官本來就應當高高在上，既在當事的各方之上，也在一切權力之上。因為，當他坐在法官席上的時候，他就是法律的化身，而法律是高于任何人的。當事人真正擔心的是，法官雖然高高在上，但在情感上已經(jīng)走下法官席，因為金錢的誘惑或權力的脅迫，而與另一方當事人勾肩搭背。當事人最害怕的是，法官雖然高高坐在法官位子上，但并不是法律的化身，不是自己可以作主的人，而是別人的代言人。比如，他回頭還要向領導請示，向上級法院請示，或者由審判委員會作決策。這樣的法官，把正義的輸送過程變成了灰箱甚至黑色操作，輸出的只能是不正義。

　　中國民眾之所以經(jīng)常對法官的判決結果缺乏信任，訴諸上訪，恐怕就是因為，法官沒有真正地做到高高在上，而總是低三下四，任人擺布。當代中國司法體制的癥結不是法官高高在上，而是相反：形式上高高在上的法官，無法在精神上也做到高高在上，他沒有辦法做到不受任何干預、僅僅以法律為衡準在當事人之間、之上進行公正裁決。問題不是法官的地位太高了，而是太低了，隨便一種行政權力就可以對法官吆五喝六。

　　目前不少司法官員張嘴閉嘴不離“群眾路線”，并且首先拿法官的專業(yè)化、法官的職業(yè)尊嚴來開刀。然而，“群眾”——這個詞本身似乎就缺乏法律的精確性和政治上的含混性——究竟需要什么？民眾期望于司法者是正義，而在個別案件中正義之實現(xiàn)，恰恰有待于法官之高高在上。民眾其實明白這一點，所以，戲曲中，清官們出場總是有很大的排場。

　　實際上，對于不同權力部門的公職人員，民眾有不同的角色期待。比如，對于民意代表，民眾肯定希望、要求他到民眾中，直接聽取民眾意見，把自己的意見帶進民意機構，融入法律。明智的民意代表也會知道自己的這種責任。如果他穿上什么制服擺譜，那就屬于不明事理。對于選舉產(chǎn)生的行政官員，民眾也希望其聽取民眾意見，但這種期待的強度將會降低，因為行政帶有專業(yè)性。更進一步，民眾就不會期待一般公務員也深入群眾，因為，他們從事的是專業(yè)工作，需要按照專業(yè)的邏輯。另一方面，警察上班就得穿制服，惟有這樣，他們才能對民眾行使強制權力。而一個具有威儀的醫(yī)生，能夠讓病人及其家屬心里有底。

　　法官的工作是政府部門中最為特殊的，他需要挖掘法律的精微之處，因而具有高度專業(yè)性；
他的判決關乎當事人的財產(chǎn)、自由甚至生命，因而需要鄭重其事。所以，明理之人（reasonableman）不會期望法官的知識跟自己一個水準，或者抽著煙、喝著茶、翹著二郎腿審理案件�？梢酝茰y，民眾都恐懼這樣的司法大眾化。

　　那些高喊司法“群眾路線”的官員和專家，似乎沒有意識到政府不同部門各有其不同的本性（nature），而錯誤地把僅適用于一個部門的原則，強行搬用到另一個部門。在行政機關內(nèi)部進行公推公選，犯的是這樣的常識性錯誤；
讓法官深入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犯的也是這樣的常識性錯誤。那些真正應當深入群眾的人，卻無人督責其做到這一點。

　　當然，司法公正不是直接來自法官的威儀，要做到司法公正，法官的威儀背后需要一套確保法官獨立審判案件的制度來支持。但是，如果法官沒有威儀，那這個社會的司法體制肯定還沒有上正軌。至于說法律應當與習俗、與民眾的正義感保持一致，應當讓民眾更容易接受，那是另一個問題。但不論執(zhí)行什么樣的法律，法官都得有法官的樣兒，不能是其他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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