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戩：斯言之玷——審視一個中國的施特勞斯門人

　�。ㄐ鞈�，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系）

　　近幾年來，大學校園漸起閱讀古代經(jīng)典學風，大學素質(zhì)教育納入制度化基礎課程的步伐也在加快。與這種學風和步伐相伴，劉小楓主持的“經(jīng)典與解釋”叢書和輯刊五年多來出版一百多種，子系列已規(guī)劃出“柏拉圖注疏集”、“色諾芬注疏集”、“盧梭注疏集”、“萊辛注疏集”、“尼采注疏集”、“希伯來圣經(jīng)歷代注疏”等，重新奠定我國文教基礎的大型工程已見雛形，受到學界多方好評。因此，當讀到《世界哲學》2008第一期上刊出的白彤東署名文章，馬上就引起我的關注。

　　白文題為“走向毀滅古典哲學之路”，文章不帶一點兒學術文章的枯乏，咄咄逼人，充滿火藥味，對“經(jīng)典與解釋”叢書鞭而撻之。作為學術文章，其“內(nèi)容提要”這樣概括要旨：“本文試圖指出當下中國一些‘哄抬’斯特勞斯主義的學者的偏差，也希望他們對斯特勞斯主義與經(jīng)典與古代哲學的捧場不導致這些哲學傳統(tǒng)的毀滅”�！妒澜缯軐W》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機關刊物之一、國家核心期刊，代表國家哲學研究所的西學水平，這樣的學刊上發(fā)表的文章不僅不可能沒有扎實的學術水平，肯定還有合理有據(jù)的哲學見解。因此，當看到白文要我們警覺當下中國學界有人在“哄抬”一種“主義”，給這種主義“與經(jīng)典與古代哲學”“捧場”，甚至警告有人要“毀滅”古典哲學傳統(tǒng)，我們當然應該警覺起來。

　　文章作者一開始就特別表明，自己是施特勞斯的學生羅森（Stanley Rosen）的學生，還提到自己為中國學界的施特勞斯熱曾經(jīng)作出過貢獻。這就表明，他的擔憂和警告絕非出自對施特勞斯學派有什么不滿，反而是要保護古典學風不至被敗壞。所以，文章作者說，當他得知施特勞斯倡導的古典學風在中國一下子很“熱”，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仔細一看，“在一些領潮者的興風作浪下，譯書以叢書、系列的形式鋪天蓋地地泄了出來”，推動者原來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掮客”，十足的投機家：基督徒、偶在論者把施特勞斯這面旗子舉在手中明顯是咄咄怪事。文章作者并不諱言，他說的“文化掮客”就是劉小楓，正是此人自八、九十年代以來在學界“投機”長達二十余年之久。作者還坦言，“我寫這篇小文只是想給大家提個醒”，老“文化掮客”如今又在以“西方傳統(tǒng)：經(jīng)典與解釋”叢書“興風作浪”，必須義正辭嚴地鞭撻。最后，作者從哲學上總結道：這類情形在“歷史上見多了”，“無能的‘好人’常常比壞人還危險”�！盁o能的‘好人’”看起來比“文化掮客”的說法溫和些，但這種“好人”被打了引號，而且“比壞人還危險”，實際上比“文化掮客”還險惡。

　　讀過這篇文章的讀者不免真的疑心起來：說不定劉小楓就是個居心叵測、用心險惡的“文化掮客”，“比壞人還危險”，因為，他多年來倡導施特勞斯所倡導的古典學風，如今竟然有施特勞斯門人親自出來澄清。我們當然應該相信施特勞斯門人的話，而不是劉小楓寫的和做的。盡管文章沒有清楚交待，劉小楓究竟出于什么用心要干這種缺德事——中國的施特勞斯門人這一身份本身就是強有力的學術證明。因此，不論劉小楓出于什么目的想通過大搞經(jīng)典與解釋來“毀滅”古典哲學傳統(tǒng)，都確乎值得我們警惕。

　　對我國的“施特勞斯熱”報以冷嘲熱諷的文章并不鮮見，但施特勞斯的中國門人親自出面正本清源，還是頭回見到，的確引人矚目。去年，我在香港一家雜志的網(wǎng)站上看到，有個香港學人說自己是芝大克羅波西（Cropsey）教授的學生，還特別強調(diào)自己是中國唯一的“嫡傳”施派門人。現(xiàn)在，我們又多了一個“嫡傳”的中國門人出來說話：美國波士頓大學畢業(yè)的白彤東博士。我對施特勞斯的門人素來敬仰，這兩位門人雖非施特勞斯親炙，畢竟是施特勞斯及門弟子的學生，何況還是我們中國人。

　　那位香港的施特勞斯中國門人給我的感覺是，他僅僅聲稱自己才是“唯一”的中國“嫡傳”，雖然帶有一些莫名奇妙的得意，對中國學界出現(xiàn)施特勞斯熱倒也顯得樂見其成�！妒澜缯軐W》上這篇文章的作者姿態(tài)高得多：他在顯露自己是施派門人的同時大聲疾呼，要對施派保持高度警惕，不僅僅是一味自我標榜。

　　文章作者談起了什么是施派學風，這正是我最想從中國的施特勞斯門人那里得知的東西。白文首先現(xiàn)身說法，舉例說到施特勞斯派如何細讀經(jīng)典。我知道，施特勞斯倡導的古典學風首先講究慢讀細讀經(jīng)典，因此，當看到文章作者說，他在美國大學教“本科生公選的哲學入門課”，專講柏拉圖《理想國》，一個學期下來才講了“150頁左右”（英譯本），我一點不感到驚訝。作者說他的講解速度差點把也是施特勞斯門人的系主任“嚇死”，因為這位系主任一學期才講50頁笛卡爾《方法談》，可見，系主任覺得白博士講得太快，還沒有充分掌握經(jīng)典講授之道。我覺得費解的是，如果講得快的會把講得慢的“嚇死”，那么，白博士和他的系主任雙雙都會把劉小楓“嚇死”——我有個本科同學幾年前去了廣州，一直旁聽劉小楓的課，他告訴我：劉小楓5年前講柏拉圖《會飲》（John M.Cooper主編全集版，共49頁），兩個學期下來沒講完；
4年前講《斐德若》（Cooper主編全集版，共50頁），一個學期下來才講三分之一。既然白博士知道劉小楓是個老“文化掮客”，可以肯定他知道劉小楓的底細，因此，白博士現(xiàn)身說法的意思就不大可能是講得快的會把講得慢的“嚇死”。這就不免讓人疑惑，白博士的意思會不會是認為讀經(jīng)典要慢且細沒什么了不起，只不過不便明言罷了？

　　白博士接下來的說法似乎在證實我的疑惑，因為白文說，“對經(jīng)典的用心并不是斯特勞斯學派特有的東西，我們中國古人的注疏傳統(tǒng)也講這個”。據(jù)我所知，施特勞斯從未說過“對經(jīng)典的用心”是自己特有的，反而經(jīng)常說這是古已有之，一再提醒當今學人，這一古老傳統(tǒng)“被遺忘了”，真正的施特勞斯門人不會不知道這一點。如果白博士真的了解施特勞斯學派，他就不可能這樣說，既然這樣說了，那么他是在打施特勞斯學派的耳光還是打自己的耳光？

　　結論是，白博士在打施特勞斯學派的耳光，因為，白文繼續(xù)說道，美國的施派弟子“認真翻譯了一些經(jīng)典”，算做了“一個好事”，但緊接著又說，“有的人翻譯得還是很不認真”，“有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用心翻譯的東西晦澀得根本不是英語，并且‘忠實地’硬翻原文”。幸好我讀過施特勞斯及門弟子布魯姆為自己翻譯的《理想國》寫的前言（中譯見萌萌編，《理性與啟示》第一輯，中國社科版2005），不然的話，我不會知道這話是在“影射”布魯姆教授，因為布魯姆在自己的《理想國》譯序中明確主張“硬翻原文”，他譯的《理想國》確乎等于“硬翻原文”。但布魯姆如此翻譯，恰恰是他老師教的：“翻譯一部哲學書所能得到的最高獎賞，莫過于說它完全忠于原文，也即徹頭徹尾照本宣科”（施特勞斯，《如何著手研究中世紀哲學》，見劉小楓主編，《經(jīng)典與解釋》第一輯，上海三聯(lián)版2003，314頁）。假若白博士讀過施特勞斯這篇文章，就可以肯定他說這話是在故意糟蹋施特勞斯本人。

　　讀到這里我禁不住產(chǎn)生一個念頭，白文要揪出的真正“興風作浪”的“文化掮客”會不會是施特勞斯？！

　　白博士接下來的說法讓我被迫得出肯定答案。在斥責有人“硬翻原文”的同一個句子里白博士還說，“有的人硬把自己的微言大義塞到古人嘴里去”；
如此說法非常費解，我實在想象不出，一個家伙怎樣“硬翻原文”同時又往原文嘴里塞“自己的微言大義”。按常識來講，“硬翻原文”沒可能“硬把自己的微言大義塞到古人嘴里去”，唯有通過疏解才可能塞進去。我估計是白博士行文疏忽，把后面這句話放錯了位置，“有的人硬把自己的……”當屬于白博士隨后“要再次強調(diào)一下”時說的，“斯特勞斯學派的學術傾向同樣有導致曲解古人的東西，他們的譯本只是一般來講要好些”。我不懷疑白博士判別譯本的水平，不然誰敢如此張狂說這種話？我相信他這樣說一定有自己的道理。問題是，既然白博士斷言施特勞斯學派“有導致曲解古人的東西”這樣的“學術傾向”，而這種傾向只會來自這個學派的宗師，那么，白文的意圖難道不是要揭露施特勞斯本人這個“領潮者”曾經(jīng)“興風作浪”？畢竟，此派中人最早有這膽子敢往古人嘴里塞自己的微言大義者，除了施特勞斯本人，還會有誰？

　　我唯一能夠反駁自己的閱讀結論的理由是：白博士對誰是施特勞斯和何謂施特勞斯學派可能一無所知。固然，白博士說過，他對施特勞斯學派有所保留，可是，即便大起膽子說別人“翻譯得還是很不認真”算是有所保留，因為可能這意味著他認為有的翻譯離施特勞斯的要求還很遠，但“硬把自己的微言大義塞到古人嘴里去”的說法無論如何不是“有所保留”，而是腹誹心謗。因此，這位中國的施特勞斯門人究竟對施特勞斯什么態(tài)度，實在讓我困惑。

　　與這樣的困惑相比，白文其他讓人費解的地方其實都算不上什么。比如，白文說，施特勞斯的古典哲學在中國“熱”得太快，然后他說，在美國不是如此“勃起的”�？呻S后他又指責“一個中國號稱受斯特勞斯影響的老師，講政治哲學只用斯特勞斯等編的、匯集一些二手研究的《政治哲學史》的中譯本”，似乎只是“號稱”受到影響，水平其實很低，沒能力講解原典，只會用“二手”的東西。我感到費解的是：倘若如此，豈不證明施特勞斯提倡的古典學風在中國“熱”得太慢嗎？據(jù)我所知，施特勞斯主編《政治哲學史》是為美國大學本科學生做的善功，中譯本也已經(jīng)行銷近十年，我想不明白，如果我國大學中有教師用這本教材給本科學生“講政治哲學”，有什么不好？難道施特勞斯主編《政治哲學史》不是給大學生編的？難道我們的老師應該繼續(xù)用“政治學概論”或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一類的教材？再說，“二手研究”有什么不好？除了少數(shù)天才，沒有哪個讀書人求學路上能繞過“二手研究”，關鍵在于二手研究必須是好東西，能帶人更深入地領悟經(jīng)典作家及其作品。除非白博士認為施特勞斯主編的《政治哲學史》質(zhì)量太差或有政治問題，才有道理指責那位據(jù)說“號稱”受施特勞斯影響的老師。不管怎樣，白博士說《政治哲學史》不過是施特勞斯等在“匯集一些二手研究”，矛頭指名道姓直接指向了主編施特勞斯。

　　白文始終沒有明確界定，何謂“施特勞斯主義”，更沒有區(qū)分施特勞斯與“施特勞斯主義”。說劉小楓“哄抬”施特勞斯“主義”，這如果不是無中生有，那么這種“主義”的含義就只能從文章作者那些關于施特勞斯學派甚至施特勞斯本人的說法來歸納。所謂“施特勞斯主義”就是：帶讀經(jīng)典要慢且細、硬翻原文、把自己的微言大義塞到古人嘴里去、匯編二手研究給本科生當教材——這樣來看，白文說劉小楓“哄抬”施特勞斯“主義”倒真沒錯。最新的證明是，從“古典學園”網(wǎng)上得知，劉小楓主編的大學素質(zhì)教育讀本《古典詩文繹讀》（三卷六冊）第一卷即將問世，一百多萬字全是“匯集一些二手研究”。不過，帶讀經(jīng)典要慢且細、硬翻原文等等至多算是一種學風，若稱為一種“主義”，我覺得用詞夸張，不合學術規(guī)范。

　　我禁不住想，白博士究竟熱愛還是懷恨施特勞斯倡導的古典學風？為了搞清這個問題，我細讀了白博士要讀者注意的“一個斯特勞斯主義者的葬禮”一文。他的這篇“學術文章”光是題目就很奇特，因為，在白博士筆下，“斯特勞斯主義”是個貶義詞，伯納德特是施特勞斯最親密的弟子，白文把伯納德特稱為“斯特勞斯主義者”，等于已經(jīng)認定施特勞斯倡導的古典學風是一種“主義”，而非被人歪曲成了“主義”。讀過這篇文章我才明白，文章作者的用意是：埋葬施特勞斯學風——該文并未借記敘伯納德特的葬禮贊揚伯納德特在解讀西方經(jīng)典方面的種種成就，而是挖苦嘲諷施特勞斯的學生。在這篇文章中白博士還說，自己曾經(jīng)為施特勞斯在中國熱起來做過貢獻，這就是白文要我們參看的另一篇東西：他給自己的老師羅森教授做的訪談錄。但我現(xiàn)在才明白，這也是在挖苦施特勞斯的學生，因為，在《世界哲學》上的這篇文章中，白博士說，劉小楓主持的“經(jīng)典與解釋”叢書中選了伯納德特的訪談錄，而據(jù)白博士說，這本書“恐怕在第三檔上也要排得靠后些”。既然如此，他把自己的“羅森教授訪談”說成貢獻，豈不是在用“第三檔上也要排得靠后些”的東西來戲弄自己的老師？

　　白文以伯納德特談話錄（《走向古典詩學之路》，北京華夏版）為例，想要證明劉小楓主持的“經(jīng)典與解釋”選題很成問題，選了“恐怕在第三檔上也要排得靠后些”的談話錄，好像要讓不熟悉“經(jīng)典與解釋”叢書的人有這樣一種印象：整套叢書充斥著談話錄，因為他說，“這么多經(jīng)典還沒譯”，“我不知道為什么要急著譯它”。這話表明，白博士才知道什么書應該“急著譯”，但他明明又說，翻譯經(jīng)典要認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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