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贺斦�民主化的原理與表達

　　這是一個大題目，惟其大，放在“邊緣”欄目里很合時宜。讀者可由審計署發(fā)布的審計報告覺察出來，我們社會里仍然很普遍的腐敗行為，與我們財政缺乏有效監(jiān)督的狀況關系密切，在程度上表現(xiàn)出正比的關系。

　　讓我事先澄清一種常有的誤解。根據(jù)這種誤解，在目前階段，由于政體不同，中國的財政不可能實行西方那樣的民主財政。這一誤解之所以是“誤”解，因為它錯誤地將有效的財政監(jiān)督在邏輯上必須具有的基本要素，與這些基本要素在不同社會的文化政治傳統(tǒng)內的表達方式混為一談。這好比一個人對我說:我們中國人有自己的道德傳統(tǒng)，所以，不應像西方人那樣教育自己的孩子“獨立”、“勇敢”、“誠實”。其實，這些品質(做人的基本要素)自古以來就出現(xiàn)在人類的不同社會傳統(tǒng)之內，只不過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例如，我們若用中國文字表達類似的或擴展了的類似品質，就是“智慧”、“仁義”、“敬畏”。請不要以為智慧與獨立無關，也不要以為仁義與勇敢無關，如同不要以為敬畏與誠實無關一樣。

　　財政，或更確切地稱為“公共財政”——每一家庭內部有所謂“家庭財政”，它是最早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因為亞里士多德將經濟學隸屬于家政學�！凹彝ヘ斦�”或王室貴族的財政，在西方社會里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而逐漸演變，至中世紀末期，在意大利城邦國家里，財政已成為市民參與的“公共”問題。

　　公共財政的基本原理，我們在斯密的著作中可以查找。最近幾年，特別引起我的閱讀興趣的，是斯密的“法學講義”手稿。因為只在那里，特別是“手稿B”，清晰地勾勒出現(xiàn)代社會的“政府原理”——包括公共開支與稅收原理。當然，這些原理也出現(xiàn)在斯密后來撰寫的《國富論》當中，典型地，出現(xiàn)在第五篇“稅收”章節(jié)內。以下引述的，都是一般原理，除非中國境內居然沒有“土地”、“資本”、“勞動”這三類要素，否則我們邏輯地需要尊重這些原理。斯密指出:由于私人收入最終來源于他所擁有的土地、資本、勞動，國家課征于私人的每一稅種的稅入，最終來源也便是這三大要素。在這里，斯密闡述了賦稅的四項準則:

　　(1)稅負的平等原則。大致而言，一個人繳納的稅額應與國家向他提供的服務的價值成正比;

　　(2)預期的確定性原則。每一個人應繳納的稅額，應盡量地確定，而不是隨意的。納稅的時間、方式、數(shù)額，都應公布，從而民眾能夠對自己應繳納的部分有穩(wěn)定的預期。斯密指出，哪怕稅負本身相當不公正，但與稅的不確定性相比往往是小得多的一種惡。當稅是隨意課征的時候，每一個納稅人都被置于收稅人的權力之下，收稅人可以加重他所不喜歡的人的稅負，或借助于恐嚇來索取禮品和金錢。所以，不確定的稅，“就會慫恿蠻橫無禮，……甚至原本不蠻橫也不腐化的人，變得腐化”。斯密又補充說，“這是從各國經驗中得到的教訓”。——我特別引述了這一段文字，因為這里報道的似乎是小事，卻很符合斯密的這一推測:在糟糕的稅收制度下，甚至原本不蠻橫也不腐化的人，也變得腐化了;

　　(3)繳稅的便利性原則。當然，這里的便利性是指對納稅人的便利性，而不是對官僚們的便利性。眾所周知，在中國，就個人所得稅而言，這一如此重要的原則卻處處不被尊重;

　　(4)稅耗節(jié)約原則。每一稅種都應盡可能地減少征稅額與入庫額之差，這一差額稱為“稅耗”。誰耗掉了這一差額?腐敗分子和官僚分子是罪魁禍首。此外，還應考慮稅制本身的不合理性導致的稅耗。這一不合理性的杰出案例就是所謂“拉弗曲線”——過重的稅率抑制了工作努力從而降低了稅入總額。斯密寫道:“所征稅收可能會使人不勤奮努力，使他們對可為許多人提供就業(yè)和生計的行業(yè)裹足不前。當它強迫人民繳納時，可能因此而使原本可利用來興辦上述行業(yè)的基金減少甚至消失�！边�有，斯密指出:“收稅人員頻繁的訪問和令人討厭的核查，常使納稅人遭受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煩惱與壓迫……”注意，這里他使用了“壓迫”這一語詞。

　　現(xiàn)在我們來探討財政民主化的原理及其表達。第一原理就是:“民主監(jiān)督下的財政，遠比無人監(jiān)督或征稅者的自我監(jiān)督來得更有效率且更具公平性�！辈灰�忘記，導致美國“獨立戰(zhàn)爭”的是這樣一句平平常常的口號:“不納無代議的稅”(no taxation without presentation)。這一口號的適用性遠遠超越了西方文化的境域，凡是有獨立人格的地方，政府就很難有效地只收稅而不許納稅人有效地表達意愿。表達就是“presentation”，至于是否要成立“議會”，如開篇所論，其實是具體社會文化傳統(tǒng)內的表達形式問題，不是問題的本質。故我仍用“財政民主化”來概括這里闡述的基本要素。

　　財政民主化的第二原理是:“以開支定稅入”。這是各國的經驗，行之有效且合理。政府既要“開支”，就要公布為何目的而開支，于是全民皆知該項開支是否必要(從而為此是否應增設稅種或稅額)，以及日后監(jiān)督其稅入是否用于該項開支。這樣，我們的公共財政，就遠比我們在家庭財政里“以收入定開支”更有效率。

　　上引斯密四項征稅原則，合稱財政民主化的第三原理。最后是第四原理，所謂立憲原理:“由民眾來選擇合適的公共選擇機制，由后者決定稅種與稅負”。

　　有了基本原理，實踐者才可能尋找它們在中國社會的合適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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