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連海：儒家文化的破壞與重建

　　儒家思想有一個傳統(tǒng)：就是一直以來都善于吸納其他思想為我所用。而正是這樣一種優(yōu)良傳統(tǒng)，儒家思想才能在變化莫測的中國一直能夠成為主導思想。

　　但是，隨著南宋以來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中的統(tǒng)治地位的最終確立，儒家思想的這種優(yōu)良傳統(tǒng)卻不復存在了。從此以后，一直到明清時期，朱熹做注的《四書》和《五經(jīng)》成為開科取士的唯一標準。而這恰恰限制了儒家思想在新的形勢下的發(fā)展。不允許有任何突破的儒家思想也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這一切，最終導致了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被西方侵略者的“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大門。

　　今天這個講座，是上海文廟的第一場講座。因此，我還是覺得，既然是第一次，又在文廟講，這第一場講座的題目就必須和文廟的身份相適應。因此，我今天與大家交流的內容是儒家文化的破壞與重建。

　　一、背景：從孔子到朱熹

　　1、春秋：儒家思想產(chǎn)生（孔子和《論語》）

　　我們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鬃右簧鷮τ谥腥A民族有很多貢獻，這其中最為主要的是如下幾點：

　　第一、創(chuàng)立儒家思想。他的這個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現(xiàn)在他的學生整理的他的語錄——《論語》里面。他的主張主要是“仁”。這里，我們要說一句，什么是儒？所謂的“儒”，就是“人之所需”。什么是“人之所需”？那就是“仁”。什么是“仁”？“仁”就是兩個以上的人在相處的時候需要注意的事項——換句話說，所謂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人際關系的學說。那么，兩個以上的人在相處的時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問題呢？孔夫子認為，由于我們每一個人生活的環(huán)境不同，所受到的教育不同，所以他的優(yōu)缺點也就不同，這也就造成了我們提醒他要注意的問題也不可能完全一致。這就是孔夫子在《論語》里面對于“仁”的解釋多達幾十種的原因。

　　第二、整理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經(jīng)過他整理的文化典籍主要有《詩》、《書》、《禮》、《易》、《春秋》，這五本著作就被后代稱為“五經(jīng)”。

　　第三、開展私學教育，打破了中國古代“學在官府”的局面。歷史上說，“孔門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就是說的這件事情。

　　2、戰(zhàn)國：儒家思想發(fā)展（孟子和荀子）

　　戰(zhàn)國時期，儒家學派由于孔門弟子對于孔夫子思想的理解不同，分化為八派。這其中，尤其以子張之學、子夏之學、子思之學等為有名。其中對于中國后世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的主要是孟子和荀子。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私淑弟子，主張“仁政”；
荀子的主張中，最為重要的是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張，這個主張后來被我們錯誤地理解為“人定勝天”——其實這句話的原意應該是說“人應該順應自然、認識自然界的規(guī)律，充分利用自然界的規(guī)律”！

　　3、秦漢：從焚書坑儒到獨尊儒術（董仲舒）

　　秦漢時期，儒家經(jīng)歷的從大悲到大喜的變化，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否極泰來”吧。

　　先是，秦始皇“坑儒”，實際上，被坑殺的多數(shù)都是方士而不是儒生，但是儒家由此遭到很大的打擊則是毫無疑問的。

　　然后，到了漢朝，就出現(xiàn)了一個在儒家思想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董仲舒。董仲舒針對春秋戰(zhàn)國以來的百家爭鳴的局面，他也在想著一個問題：為什么儒家思想不能為政府所接受？當他想通了這個問題之后，他開始了給儒家思想動一次大手術的行動！經(jīng)過他的手術，儒家思想吸收了其他學派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他認為的合理因素，重新解釋了天人關系學說，提出了“天人感應”的思想，并且建議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結果，漢武帝雖然沒有完全接受他的動用政府的力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但是還是決定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jīng)”，立于學官。從此，儒家思想開始向著中國社會主導思想的地位邁進的步伐。

　　在這里，我們要說，董仲舒對于先秦儒家思想動的這次手術是決定性的，他完全改變了先秦儒家一直尊崇的“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傳統(tǒng)——這里我們所說的“力”指的是所謂的超自然力；
董仲舒創(chuàng)造性地改造了陰陽家的思想，提出了“天人感應”的主張。

　　也正是因為如此，如果我們說，孔夫子創(chuàng)造了儒家學派的話，那么我們同樣可以說，董仲舒第一次改造了儒家學派。換句話說，正是董仲舒的存在，才使儒家學派重新煥發(fā)出了生機，才使儒家思想真正成為在中國社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因此，我們可以說，董仲舒是儒家學派繼孔夫子之后，最偉大的領軍人物。

　　4、唐朝：韓愈、李翱推崇《大學》、《中庸》，“九經(jīng)”、“十二經(jīng)”形成

　　魏晉南北朝時期，外來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先后對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產(chǎn)生了嚴重沖擊。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逐漸走向玄學。而這對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中的統(tǒng)治地位產(chǎn)生了巨大的沖擊。

　　面對這種情況，唐朝時期，韓愈、李翱等人極力推崇《大學》、《中庸》兩篇文章。這里，我們對《大學》和《中庸》交代一下�！洞髮W》和《中庸》原本是《禮記》中的兩篇。傳《大學》為孔子弟子曾參（前505-前434）作，傳《中庸》為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前402）作。

　　另外，唐朝時，《春秋》分為“三傳”，即《左傳》、《公羊傳》、《谷梁傳》；
《禮經(jīng)》分為“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這六部書再加上《易》、《書》、《詩》，并稱為“九經(jīng)”，也立于學官，用于開科取士。

　　到了唐文宗開成年間，又在國子學刻石，內容除了“九經(jīng)”之外，還加上了《論語》、《爾雅》、《孝經(jīng)》。是為“十二經(jīng)”。

　　5、兩宋時期：朱熹匯集《四書》，“十三經(jīng)”正式形成

　　面對外來佛教和本土道教對儒家思想的嚴重沖擊，北宋的程氏兄弟和南宋的朱熹采用吸納佛教和道教主張中的有益部分為我所用的辦法，重新解釋了儒家思想，從而把儒家思想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即著名的理學思想。在這個過程中，南宋的朱熹對于后世的影響最大。

　　朱熹的最大貢獻在于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匯集到一起，作為一套經(jīng)書刊刻問世。這位儒家大學者認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guī)模；
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
次讀《孟子》，以觀其發(fā)越；
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這位儒家大學者還說，“《四子》，《六經(jīng)》之階梯”。

　　因此，我們同樣可以說，朱熹第二次改造了儒家學派。換句話說，正是朱熹的存在，才使儒家學派重新煥發(fā)出了生機，才使儒家思想再度成為在中國社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因此，我們可以說，朱熹是儒家學派繼孔夫子和董仲舒之后，最偉大的領軍人物。

　　到了南宋，《孟子》也正式成為“經(jīng)”，與唐文宗開成年間的“十二經(jīng)”正式構成“十三經(jīng)”。

　　我們從前面的介紹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有一個傳統(tǒng)：就是一直以來都善于吸納其他思想為我所用。而正是這樣一種優(yōu)良傳統(tǒng)，儒家思想才能在變化莫測的中國一直能夠成為主導思想。

　　但是，隨著南宋以來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中的統(tǒng)治地位的最終確立，儒家思想的這種優(yōu)良傳統(tǒng)卻不復存在了。從此以后，一直到明清時期，朱熹做注的《四書》和《五經(jīng)》成為開科取士的唯一標準。而這恰恰限制了儒家思想在新的形勢下的發(fā)展。不允許有任何突破的儒家思想也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這一切，最終導致了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被西方侵略者的“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大門。

　　二、儒家文化的破壞

　　1、樂極生悲的儒家思想文化

　　我們從前面的介紹中還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核心其實就是一個關系學，它教會我們學會如何與別人相處——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上下級等等。換句話說，它是在太平盛世時期能夠生存得長久的一種學說。

　　但是，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發(fā)生，在這場戰(zhàn)爭中，西方侵略者的“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大門，這場戰(zhàn)爭是中國自周秦以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需要我們學會的不是如何治理一個國家，而是要我們學會如何與西方的文明相處。

　　以鴉片戰(zhàn)爭為開端的中國近代史是悲劇性的。從尋求富強的角度去理解這一情境里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思想和行為，無論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時候，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似乎不再能夠發(fā)揮它的作用。面對中國自周秦以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先進知識分子們的努力都失敗了，他們在思考，到底應該怎樣做，才能挽救中國的命運？

　　中國各個階級、各個階層都在為挽救中國的危亡而不懈地努力著——從洋務救國（洋務運動）到宗教救國（維新變法），從教育救國和文學救國到科學救國和實業(yè)救國。

　　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所有的理論都是按照“有用即真理”的原則評估理解和使用創(chuàng)造的：“保國所以保教，保教所以保種”（張之洞、康有為），“保存國粹，先得國粹能夠保存我們”（魯迅）等等。

　　任何思想，重要的不是它實際是什么，而是它究竟能做什么。

　　換言之，當把它說成什么對我有用，那就將它說成是什么！康有為將儒學說成宗教，正是這樣一種深刻的片面，就像生物進化論被理解為社會倫理學、仁義道德被指為“吃人”一樣，也就像康氏本人將諸多儒門典籍貶為“偽經(jīng)”一樣。

　　于是，在這長期的探索過程中，有著兩千多年悠久歷史的儒家思想無可挽回地被我們拋棄了，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時候的中國，首先需要的是一種能夠救民于水火的速成藥品，這個時候的中國不需要中醫(yī)來慢慢根治，他們需要西醫(yī)的快刀斬亂麻和立竿見影。

　　在這之后，中國先后產(chǎn)生了以下幾種主流的思想理論。

　　2、近代中國主流思想的演變

　�。�1）“西學中源論”

　　“西學中源論”產(chǎn)生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之際，創(chuàng)始人是黃宗羲、康熙等。這種學說的產(chǎn)生實際上是出于向西方學習而又不得不保持“天朝尊嚴”的認同需要，是一種進取心理和虛驕心理的混合物。也是對認為向西方學習是“以夷變夏”的陳腐觀念的理論回應。是保守的民族主義和開放的民族主義兩種不同觀點的初次理論交鋒。

　　1840年以來，那些開眼看世界的先驅們相繼利用“西學中源”論作為引進、傳播、學習西學的理論武器。如奕?、鄭觀應、黃遵憲、薛福成等。當然，他們應用這種武器有一個從自發(fā)到自覺的過程。

　�。�2）“中體西用論”

　　“中體西用論”是由鴉片戰(zhàn)爭后先進的中國人迫于西方的壓迫而產(chǎn)生出來的“趕超西方”的一種現(xiàn)代化理論，源于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論”，洋務運動之時，形成系統(tǒng)的學說。由于洋務運動在全國的展開遭到儒家頑固派的駁議和抵制，“中體西用論”是作為儒家開明的一派回應儒家頑固派駁議的理論產(chǎn)物和理論武器，也是作為儒家洋務派和維新派（維新派的“中體西用論”已經(jīng)蛻變?yōu)椤耙晕鲗W詮釋中學”的思想，性質上與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論”已有根本區(qū)別）向西方學習的有關目標模式的指導綱領。馮桂芬、王韜、張之洞等人從不同的角度對它進行了闡釋。其中以張之洞的《勸學篇》的闡釋最為系統(tǒng)，也最有影響。

　　（3）以“中學”釋“西學”或以“西學”釋“中學”

　　以“中學”釋“西學”，是以“中學”的話語系統(tǒng)來詮釋“西學”的基本思想與基本理論，換句話說，是以“西學”的基本精神來對“中學”或儒家話語做新的解讀或改造。因此，稱為以“西學”釋“中學”也未嘗不可。這種思想蛻變于“西學中源論”，是一種將西洋學說中國化或儒家化的嘗試。

　　最早進行這種嘗試的著名人物是康有為。他用西方的“進化論”來解釋儒家今文經(jīng)學中的“公羊三世”說，用資產(chǎn)階級政治學說來解釋“孔子改制”。

　　“維新派”、“革命派”、“新儒家”和各種文化民族主義者以“中學”釋“西學”的行為，意在減輕中國現(xiàn)代化變革的阻力，試圖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變成中國現(xiàn)代化的助力，這的的確確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同樣存在負面因素，對中國大力引進西方民主和科學資源起了一定的遮蔽作用。當然，批評他們牽強附會的人很多，但這種批評其實是不到位的，他們真正的目的并不在進行中西文化的歷史比較，而在于西學的中國化。從現(xiàn)代化所需要的“民族凝聚”、“文化認同”和“社會整合”的角度來看，其積極意義遠大于消極影響。

　　3、鳳凰涅槃——儒家思想文化否極泰來

　　在中國近代史上，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儒學持尖銳的批評態(tài)度、主張“全盤西化”的著名運動是以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nóng)、吳虞這七大領軍人物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提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胡適提出了“文學改良”，李大釗宣傳了“社會主義”，錢玄同提出了“廢除漢字”，吳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

　　他們給中國開出西醫(yī)藥方的同時，也在徹底否定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

　　其結果，是他們中的優(yōu)秀分子中國共產(chǎn)黨人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中國贏得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還逐漸贏得了富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似乎看到，歷史發(fā)展到這個時候，儒家思想文化似乎應該從中國的政治、思想舞臺上徹底消失了。但是事實上，就在這個時候，中國的主流，似乎越來越靠近那似乎早已被人遺忘的儒家思想文化。

　　這就需要我們思考下面兩個問題。

　　第一、為什么在21世紀之初，儒家思想文化得以復興？儒家思想文化復興是否歷史必然？

　　第二、儒家思想文化如何復興？儒家思想文化在復興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復興

　　1、儒家思想文化復興的歷史必然性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力的日益增強，國家地位的日益提高，先進的中國人又在思考下面的兩個問題：

　　第一、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難道僅僅是我們單純引進西方“物質文明”那么簡單？這里面難道沒有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在起作用么？如果有的話，這些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應該是哪些？在21世紀的今天，中華文明確實到了應該好好反思、好好整理一下的時候了。

　　這就是答案：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國學熱”其實并不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復興，而是中華文明的再度反思和整理。所謂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復興”只是一個簡單的外表而已，這里的“復興”絕對不是“復活”的意思。

　　第二、盡人皆知，1500年以來的世界實際上是一個大國強權政治的世界。而隨著中國國力日益增強和國家地位日益提高，我們中國人都知道，世界已經(jīng)離人們預言的“中國人的世紀”為期不遠了。這種情況下，我們必然會思考，一旦“中國人的世紀”到來，我們將會如何來適應這個世界、同這個世界打交道？大國一定意味著強權么？這個未來的世界到底應該是什么樣子？我們將在未來的世界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種情況下，人們必然會把目光投向我們中華文明的核心——儒家思想文化。

　　于是，儒家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復興”了。時至今日，世界上已經(jīng)有八十多個國家建立起了孔子文化學院。

　　問題在于，在儒家思想文化的復興中，我們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呢？

　　2、儒家思想文化的復興需要注意的問題

　�。�1）手段：漸進的、改良的

　　儒家思想文化的復興不可避免，但是儒家思想文化如何“復興”卻很值得我們探討。

　　在儒家思想文化復興的手段問題上，我主張漸進、改良的方式，也就是說，我希望儒家思想文化的復興是理性的，而不是盲從的。

　　有了理性，也就有了客觀。盲從的結果，必然導致沉渣泛起。

　�。�2）過程：學者如何發(fā)揮自身的作用

　　儒家思想文化的復興，到底是學者的任務，還是政府的任務？我認為應該把兩者結合起來。需要學者的智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學者們的想法如何表達給受眾，不一定是學者們的特長，因為今天早已不是孔夫子那個時代了。我的意思是：學者們應該走出象牙塔，學會在各種強勢媒體（報刊、電視、網(wǎng)絡等）表達自己的學術成果。

　　（3）結果：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復興

　　在我們探討儒家思想文化復興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是絕對不能回避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復興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關系。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揭示一個現(xiàn)象：2000年，全英國幾百萬大中學生參加了一個調查：你認為在過去的一千年里，誰對全世界的貢獻最大？結果表明，馬克思占第一位，愛因斯坦占第二位，牛頓占第三位。英國人認為在過去的一千年中，馬克思主義改變了全世界。

　　這充分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意義和生命力所在。

　　事實上，在馬克思主義占主導地位的當代中國，我們更應該進一步深入地了解儒家思想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念。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更多地討論了如何改造宏觀社會，而儒家思想文化則側重于討論社會最基層的細胞、家庭、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但這些差別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思想是必然沖突的。相反，兩者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補性很強的。比如，馬克思主義主張推翻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而儒家思想文化則對于君臣雙方應該如何確定自己的位置做出了詳細說明；
又比如，馬克思主義著眼于宏觀，而儒家思想文化更加注重微觀等等。

　　因此，在當代中國，我們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把儒家思想文化的合理因素加以進一步發(fā)揚光大，以真正在世界上負起大國的責任。

　　紀連海，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高級教師。1986年7月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1998年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首屆歷史教育學碩士研究生班結業(yè)。2005年成為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主講人，已經(jīng)播出的節(jié)目有《正說和珅》、《正說劉墉》、《正說紀曉嵐》、《正說多爾袞》等。2006年成為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文化中國》欄目的特邀嘉賓，已經(jīng)播出的節(jié)目有《<孝莊秘史>大揭秘》、《揭秘<康熙王朝>》、《揭秘<雍正王朝>》、《揭秘<乾隆王朝>》等。著有《歷史上的和珅》、《歷史上的多爾袞》、《歷史上的劉墉》、《歷史上的紀曉嵐》、《說康熙》等。

相關熱詞搜索：重建 破壞 儒家文化 紀連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