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海寶：知識分子的風骨——讀趙士林先生《交叉的視野》

　　知識分子之名雖短，然其實卻長，古有所謂“士大夫”、“勞心者”，便是我們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然對其名我們雖耳熟，對其實卻未必能詳。如今早已不是那“學在官府”的時代，各大學院廣開門路，每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就業(yè)單位對學歷的無理要求，造成人們對大學的盲目崇拜，農(nóng)民兩眼一抹黑，只知道讓孩子上了大學就算是抓住了鐵飯碗；
富商大賈附庸風雅，做了經(jīng)濟貴族還不算，還覬覦那精神貴族的虛榮；
至于這星那星見慣了熱鬧的場合也想來這象牙塔里混一混。香的、臭的拉到大學里溜一溜，搖身一變便成了“知識分子”，戴了個博士帽子，頂了個教授頭銜，就是“知識分子”。門檻低了，南郭先生就多了，知識分子的水平何至于良莠不齊，已是香臭難分。人不知知識分子何以為卻趨之若鶩，為名乎？為利乎？如果說富商大賈、歌星、影星是褻瀆、作踐了知識分子的名號，那些舞文弄墨、巧舌如簧、粗通義理者卻也小看了知識分子，何故？似是而非也。真正的知識分子必有如孟子所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慎獨”修養(yǎng)和擔當?shù)钠橇Γ?br>必有“為貧者言，為弱者呼”的仁者情懷和同情精神；
也必有如魯迅所言的“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執(zhí)著精神和錚錚鐵骨，這才是知識分子的風骨，也才是“中國的脊梁”！念此，不由想起了《莊子》書中的一則寓言：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
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故以為然，何不號于中國曰；
‘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舉魯國只有一儒士，照此，今日國中，不知有幾人還敢自命知識分子？

　　魚目不可混珠，黑白豈容顛倒!所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舉國囂囂然而爭搶知識分子之雅號，然卻也有真正的知識分子不為名動，不為利驅，以“絕世而獨立”的精神彰顯著知識分子的風骨。道不弘而難大，確實應該有一批人去擔當，去求索。此是道之力也，亦是知識分子之良知也；
是精神之力也，亦是知識分子之風骨也。趙先生《交叉的視野》一書，正是道之力、知識分子之風骨的體現(xiàn)。書中既有學術研究的論文，也有關注學術動態(tài)，關系國計民生的時評，更有為貧者言、為弱者呼的雜文。學術天下之公器，不利其器，難工其事，此是學者之根本；
評議時政、關注學術動態(tài)是知識分子之情懷和抱負，是“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的濟世救人的情懷；
雜文則是隨感而發(fā)，“物不平則鳴”的獨立精神。讀其學術論文，令人深沉，亦知作者立言之謹慎；
讀其評議時政、關注學術動態(tài)的文章，令人奮興，知趙先生之才高，之思敏，其言語酣暢淋漓，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其思維敏銳深刻，猶如庖丁之刃，對付問題游刃有余；
讀其雜文則令人憂慮，知學術界、政治界、文化界、娛樂界都隱藏著很多積重難返的問題，單憑有似趙先生一批的知識分子搖旗吶喊，似乎是獨木之力，難以撐天！

　　一、學術根基

　　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出，趙先生的學術根基在心學和美學領域。馮友蘭先生提出不能“照著講”而要“接著講”，似乎就注定了“宋明理學”研究的繁榮。學術界公認清儒在義理方面對儒學沒有太大的貢獻和發(fā)展，所以學術繼承的淵源都追溯到“宋明理學”那里，“接著講”就是要接著宋明諸儒去講。因此，近當代一些有成就和影響的哲學史家和哲學家?guī)缀醵季�研宋明理學，“宋明理學”思想資源可謂深厚，而當代之研究可謂豐盛。但也有不盡人意處。“接著講”豈是易事？許多學者短于才華和靈氣，只能淪落為“照著講”，還有許多學者志大，但苦于才疏，匆匆從西方搬來一些看似時髦的理論把儒家精神接嫁的不倫不類。趙先生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和宋明諸儒，尤其是和心學大師能夠心心相印，以心學的精神去看待心學的長短優(yōu)劣。其行文特點則在于他能切中肯綮，直指問題，而沒有多余的鋪陳，給人一種疏朗的感覺。并且給宋明理學研究注入一種新的活力，那就是從“審美”的角度去關照。在談到程朱、陸王的關系以及陽明后學時，他說：“宋明儒學程朱二系是儒家內圣之學發(fā)展的頂峰，他們同遵一個“理”，同追求一個道德“心”，但卻出現(xiàn)了心本體與天本體的對峙，爆發(fā)了內圣之學的基本矛盾。這一基本矛盾醞釀于孔子，形成于孟子，在宋明儒學里得到突出、鮮明的表現(xiàn)。內圣之學畢竟是心性之學，它的發(fā)展邏輯必然是心本體包融、取代天本體。陽明心學取消了內圣之學的基本矛盾，但心本體一旦超脫了外在的‘天理’的束縛，也就終結、瓦解了內圣之學。”《心本體與天本體》）簡約而又深刻地勾勒出了“心學”與“理學”的基本矛盾，并說明了“心學”之所以取代“理學”的必然，以及陽明之學的邏輯歸宿—“極而反”，一往無前的充分發(fā)展，恰恰是以否定自身為代價的。

　　在許多學術問題上，我們往往覺得異中求同難，然只要略作變通，便頓時覺得柳暗花明、氣象萬千。同者，通也，一字之變能成就一片生機，如儒道之通、儒墨之通、道法之通、朱陸之通，甚至于中西之通，古今之通，舍其異而求其通，是學術融合、發(fā)展和繁榮的必要前提，正如《周易》所言“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然而同中求異卻更難，如孔孟之不同、老莊之不同、陸王之不同，學術界卻少言及，或言之卻失之于模棱兩可，似是而非。如王陽明雖服膺陸九淵，卻仍有很大的區(qū)別，在此問題上，趙先生認為牟宗三等人的論述都欠妥當。他富于原創(chuàng)性地指出，王陽明與陸九淵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把陸九淵不徹底的“心學”徹底地確立了起來。在王陽明看來陸九淵的學問“未精一”、“有粗處”，從本體論上來說陸九淵思想中還保留著一個“天本體”，從而未能徹底地貫徹“心即理”，即未能徹底地確立一個“心本體”；
從工夫論上說，陸氏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是反身而誠的“心學”工夫論，另一方面卻還保留著“即物窮理”的“理學”工夫論。而王陽明則把道德本體完全建諸于人的心靈世界，徹底地確立了一個“心本體”。他在接受陸九淵“心即理”這一命題的同時，又明確地補充、強調了“心外無理”。從標舉“良知”到“致良知”，從本體論到工夫論，王守仁非常自覺地貫徹了一條“心學”的路線，“心學”路線貫徹地徹底與否，是陸王最大的不同。趙先生對程朱與陸王的對比，對陸與王之異同的梳理，皆能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誠如趙先生所言，一個民族的優(yōu)點往往是它的缺點，而一個民族的缺點往往是這個民族的優(yōu)點。無論優(yōu)點或是缺點，總之是它的特點，中華民族的特點就其精神而言就是“泛道德化”，此是優(yōu)點還是缺點，難置可否。正因這個特點，中華民族締造了五千年的燦爛文化，也使得民族精神沒有出現(xiàn)神秘主義、縱欲主義、宗教迷狂等變態(tài)的情況；
然也正因為這個特點，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到了宋明理學，發(fā)展到“絕對倫理的禁欲主義”，成了“以理殺人”的道德教條。成也此，敗也此！中華文化之久，是因為倫理道德本諸人的倫常日用，貼近人的日常生活，是生活中離不開的恒常之道。中華文化之所以衰，卻也因為它過分強調倫理道德，使道德泛化，看世間一切都帶上道德的眼光，把人性規(guī)整在道德的框架里，其實是削足適履，因為完整的人性必然該有鮮活跳動的欲望。文化中不能合理地包融“欲”的因子，就使得倫理道德畸形地拓展，以至于異化成文化體本身的附贅懸疣，越大其體越不堪重負，最后導致坍塌。深層的文化心態(tài)可以從從鮮活可感的“審美情趣”窺得，這是趙先生的發(fā)明。是他對由表及里、由淺入深樸素方法的創(chuàng)造性運用，層層剖析，引人入勝�！爸袊�人文化心態(tài)的一般走向——泛道德化，規(guī)定了中國人的審美心態(tài)就是“以理節(jié)情”，所謂禪道沖擊均未能改變這種泛道德化。道德精神的高揚否棄了審美文化中的“欲”的層次，而這種否棄又鮮明地體現(xiàn)了中國特有的絕對倫理的禁欲主義，這種絕對倫理的禁欲主義扼殺了中國人人生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壓抑了中國人健康豐實的人格塑造�！薄胺旱赖禄�”的文化價值觀和文化心理結構，規(guī)定了中國人的審美特征是“多情但從情到理，以理節(jié)情，而非從情到欲，以欲激情”。通過個案“明代特殊歷史條件下‘欲’的回歸”的研究，趙先生發(fā)現(xiàn)，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欲”其實得到一定程度的彰顯。主要表現(xiàn)為：一、個性意識；
二、從雅到俗；
三、從情到欲。而這三個文藝發(fā)展的新動向卻與思想文化的深層有關，那就是：“心學”反權威的狂禪精神；
“心學”“百姓日用即道”的平民思想和心學異端的自然人性論。深層的哲學思想規(guī)定著人們的審美情趣，審美情趣總是鮮活地體現(xiàn)著深層的哲學思想，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歷史終于沒有走向近代，“情欲”的旗幟終于沒有能高高舉起，迎風飄揚。這給我們留下了沉痛的歷史教訓和深刻地現(xiàn)代啟示。“現(xiàn)在的問題不在于‘欲’的應否回歸，而在于怎樣使它回歸。當代藝術家的態(tài)度不應該是由此而回避性題材，而應該是給它一個審美的表現(xiàn)，詩化的表現(xiàn)，亦即人化的表現(xiàn)”。如何找到這種途徑，趙先生認為“審美藝術就是這樣一種途徑或方法”，并嘗試著提出“用人類情欲的審美反思代替觀淫癖”的口號。趙先生的探索是真誠的、新穎的，并且是富有成效的，不給“欲”一種人性化的解放，勢必給人的本性造成嚴重的戕害，這不僅大大開掘了傳統(tǒng)文化的審美領域，也可以由此而及傳統(tǒng)文化的深層，給傳統(tǒng)文化帶來新的活力。他的學術成就還體現(xiàn)在對荀子的研究，以及對一些難點問題的破譯，這里限于篇幅僅能概要說明，如在《曾點境界》一文中，他認為雖然朱熹大大開掘了“曾點境界”的深層含義，但是卻只向著一個道德本體的最高境界，其實它應該還包涵人與自然同一的審美意味，同時這也是一種最高的審美境界。對“孔顏樂處”、“浩然之氣”，“天地為廬”等難言又不得不言的問題，趙先生都從美學方面做了獨到闡述，深入探掘了這些問題的文化內涵。

　　二、雜談雋語

　　其實我最喜趙先生的漫談雜說，這種自由的文體最適合他不拘的性格。在這些文章中把趙先生的才華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他也常常在這里任情適性，揮灑自如。往往在不經(jīng)意中流露出他奔逸的才情，通靈的見識。讀之令人愛不釋手，渾身痛快，始信“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言非虛。我喜歡學術論文之嚴謹，亦喜小品雜文之自由。只是常常懷疑有些所謂的學術論文，功能只在于用繁滋索引令人生厭，旁征博引了一大本，卻不知所云，徒具唬人的架勢，真是虛耗心力，作踐文章，用趙先生經(jīng)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說就是“大山懷孕，產(chǎn)下老鼠”。與其這樣，倒不如學學趙先生詼諧卻針針見血的筆法。然小品雜文的寫作不是信口雌黃，而貴在一種精神和知識的積累和內化，用舉重若輕的方法把重要的思想和理念表達出來，雖不具學術論文的規(guī)模，卻具備它的精神。趙先生既有深厚的學術積累而不拘泥于古，又有現(xiàn)代人的開闊意識卻不盲從于俗。在批評一種浮躁的文化心理時，他說：“中國的事情，往往就壞在‘熱’上。一熱就‘偏’、就‘枉’，于是要‘矯枉’，‘矯枉’還必須‘過正’，‘過正’顯然又是另一種‘偏’，結果是以偏治偏，惡性循環(huán)，永無正日”。（《侃侃<廢都>熱》）

　　在《反思“文化熱”》一文中，他深刻嚴肅地提出了當前“文化熱”的三種非科學傾向，即“重破輕立”、“重情輕理”、“重用輕體”。他認為，科學首先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建設，是“新”的發(fā)現(xiàn)，科學的破經(jīng)常體現(xiàn)在科學的立中，甚至以“立”為前提。但是當前的文化卻總是只破不立，為破而破；
“重情輕理”意即重情緒宣泄輕理性分析，重價值判斷輕事實描述，他還形象地描述了“重情輕理”的形象：“慷慨陳詞卻張冠李戴，指斥流弊卻搞錯年代，斷章取義，以偏概全，竟相激烈，妄下雌黃，甚至以片面相炫耀，以矛盾相標榜……真可謂浪漫學術”�！爸赜幂p體”就是強調文化服務于某種特定的功力目的，而忽視文化的本體建設。之所以是非科學的態(tài)度，因為它們“既非科學的‘演繹法’，亦非科學的‘歸納法’而是某種‘迎合法’”。不僅文化上一些人挺不起知識分子的腰桿，“曲學以阿事，枉道以從勢”，文壇上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臺，競相表演，全無真誠，趙先生把他們歸為“五子”，曰：文化痞子、文化棍子、文化騙子、文化販子、文化混子，“痞子”者，“惡語驚人”、“大言盜譽”、“故求其異，茍求其同”，甚至無的放矢，為矢而造的；
“棍子”則是“文壇透自由之風，此輩則痛心疾首；
文壇呈蕭殺之氣，此輩則彈冠相慶�！薄八枷虢┗�而又自以為是，觀念陳舊而又不思更新，背離時代而又不甘寂寞，創(chuàng)作落伍而又敝帚自珍�！彬_子是“‘假道學’嫡傳之子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口談道德，心存高官，誑稱理想，志在教授。”販子是“專以銅臭敗壞文化事業(yè)，出乖露丑于舞臺之上，爭腥逐臭于字里行間�！被熳邮恰拔膲�之梁上君子，專以偷文為生”。這里限于篇幅只能見趙先生小品雜文之冰山一角，只覺先生文筆流暢，如水順流而下，見識高明，如日破曉而出，讀其鏗鏗然之詞令人振奮，不覺心向往之！

　　三、書生本色

　　正如筆者在文章開頭說的那樣，文人不止是識文斷字、舞文弄墨，文人必有一種真誠的精神，有一種起而力行的實踐。熟悉傳統(tǒng)文化研究領域的人都知道，這個領域的研究頗令人失望，且不說他們的研究成果上的東拼西湊、拉拉扯扯不知所云，其實從根本上就走錯了路，違背了傳統(tǒng)文化的入世精神。傳統(tǒng)文化從根本上說是生命的學問，是通灌生命的一段真精神，沒有心性的修煉，沒有“動心忍性”的生命拷問，是體會不出學問的味道，是無緣得見于“道”的。在我看來，我們今天要做的倒不是盲目的反傳統(tǒng)，而毋寧說是要以傳統(tǒng)文化的真精神去做傳統(tǒng)文化的事情。傳統(tǒng)文化中有許多的精神有賴我們繼承和發(fā)揚，而一以貫之的“誠”的精神更值得我們去反思和承接，許多研究傳統(tǒng)文化的人只是把傳統(tǒng)文化當作無關痛癢的話語體系，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真精神，只是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用傳統(tǒng)文化的話語表述出來（說古話），而不是把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用今天的話語表述，用今天的人把傳統(tǒng)的精神表彰出來（傳古道），這是頗令人遺憾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傳統(tǒng)文化的真精神還遠沒有表露出來，它磅礴的生命力還遠沒有展現(xiàn)出來。只有驅散云翳，打破牢籠，“道”才能得以展現(xiàn)它的光芒！所謂誠于中而形于外，把傳統(tǒng)文化的真精神、真意思融匯到生命當中，必然能在身體力行中體現(xiàn)“道”的光輝。趙先生精研傳統(tǒng)文化，猶受惠于陽明心學，他真正懂得“知行合一”的意義，真正懂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意義，因此，他也自覺的以身體力行表彰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性格。

　　在《<左傾誤國實錄>導言》、《從悲劇向喜劇的轉化》、《從政治心態(tài)到商業(yè)心態(tài)—與王蒙對話》、《人是目的》等一些文章中，我們都可以窺見趙先生之文心，對文壇左傾之深惡痛絕，對文風自由之歡呼雀躍，他像是不知疲倦的斗士，反對左傾文人可謂不遺余力。反對左，但是他并不右，在對待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上，他堅持“我們要輸血，要各種各樣的由外而內的治療；
我們同樣要自新，要煥發(fā)我們這個軀體的內在生命力。一個已經(jīng)死亡的軀體不可能獲得轉機、獲得新生。而一個多病的軀體要想獲得轉機、獲得新生，最根本的還是要煥發(fā)軀體內不甘滅亡的生命力�！币�輸血，但目的是為了拯救自己，而且根本的是要煥發(fā)起軀體內不甘滅亡的生命力，本在于我，這里我們仍然可以見出陽明心學的影子。

　　如今的很多知識分子，像稻草人，風吹吹就歪了，缺少一種梁漱溟式的罡氣，“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精神離現(xiàn)今的知識分子都遠的很，大都如藤條攀樹，依附權貴，從于富賈。原因還在于上面所說的他們沒有一種“誠”的精神，不“誠”其所學必然只是一種外在裝飾，而沒有內在的生命力，因此，都自覺不自覺地墮落成為“鄉(xiāng)愿”。失去了這種真精神，那還有“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勇氣，怎么知道世間除了權貴、名利還有“操守”二字！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所謂的知識分子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維護者，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jù)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xiàn)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充分實現(xiàn)�！薄笆俊笔恰爸居诘馈钡�，是人類價值的引領者，不僅不事無道，還要批判無道。他有不屈的靈魂和批判的天職，凡是不合于理想價值的他都義無反顧地去批判，知識分子不是無原則的好好先生，見了誰都說好，他有他基本的操守。如趙先生所言，他應該“為弱者言，為貧者呼，不畏權勢，不平則鳴”，他必須“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運用理性、獨立思考，敢于不合時宜，敢于不識時務，敢于直觸時忌”，同時，他不僅能“妙手著文章”還要敢于“鐵肩擔道義”，這才是文人的本色，才是知識分子的風骨！鑒此，那些唯唯諾諾，唯上媚俗的文騷墨客能不汗顏乎？趙先生之文最可取的地方大概在此，他的《當代美學熱的另類審視》、《孔夫子和李宇春》、《怎樣以中國文化統(tǒng)一中國—對“中國文化統(tǒng)一案”的評估》、《生命的意義—孫志剛罹難二周年祭》、《我看“國學院”》、《中國作家你扮演著什么樣的社會角色》、《五四斷想》、《新聞報道應注意格調》、《人大制度‘怪現(xiàn)象’》、《切忌以“左”反右》，哪一篇不是以柔弱之筆體現(xiàn)著文人的錚錚鐵骨！“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學界應該有一批趙先生這樣的人才名不愧實，才能撐得起門面。

　　讀完趙先生的書，我的心情久久難歸平靜，我領略了美麗的才情，也收獲了豐碩的思想，更見出了文人的本色，知識分子的風骨，也似乎窺見了未來的路！

　　人可盡責我對趙先生之偏愛，但有一點我卻覺得異常公允，即：其學可及，其才難及，其文可非，其誠必是，他所體現(xiàn)出的知識分子的風骨，正應當是我們效法的榜樣！趙先生之才、之誠不亦應裨益世道、有補于人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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