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漸進如何可能——關于民主化的策略

　　一、問題的實質

　　民主化問題上的漸進激進之爭是相當糊涂的，糊涂到對漸進、激進兩個概念的理解都沒有達成一致。漸進，意味著循序漸進，逐漸、緩慢地前進，強調中間環(huán)節(jié)；
激進，指采取激烈的方式來實現(xiàn)進步，有一步到位、忽略中間過程的意思。從字面理解，這個區(qū)分著重于路徑的選擇，著重于過程中的輕重緩急。但真是這樣嗎？

　　如果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形，比如從某處趕到某處來對比，漸進還是激進，不外乎從目的和可行性兩個方面來考察：先看我們的目的要求漸進還是激進，如果要求激進，再看其可行性。但在日常生活的情形中，還有一個方面并未在我們的考慮中，但它卻非常重要。我們不考慮是因為它顯而易見，是產生漸進激進問題的前提，無需我們考慮。然而在民主化問題上，這個前提卻并不明確，造成討論者在理解“漸進”、“激進”的概念時出現(xiàn)偏差。

　　日常生活中考慮漸進還是激進時，我們一般是針對一個人，或針對有共同目標的一些人，也就是說，前進者是誰是明確的。這個前進者首先有明確的目標，其目標和我們是一致的；
然后前進者有前進的能力。概括地說，漸進或激進的主體具有前進的動力和能力，這是漸進激進問題的前提。

　　在民主化問題上，仔細地分析可以看出，這個前提并不明確。對于我們來說，民主化的目標是清楚的，目標是民主社會，也就是說前進的主體是社會。但是我們把社會當作一個主體來理解卻存在問題，其一，社會有目的嗎？其二，社會有演進的動力嗎？這兩個問題與如何看待社會的本質有關。我們考察兩種極端化的社會觀，其一是把社會理解為人的集合，其二把社會看著一個系統(tǒng)，一個基于關系的有機體。在第一種認識中，社會的目的和動力即指組成社會的個人目的和能力的統(tǒng)計平均，這種認識顯然要把民主化建基于民主意識的普及、個人政治權利意識的覺醒，這種認識導致民主素質論。但它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并無一個社會的民主化是通過全民性的民主運動實現(xiàn)的，民主化過程總有其社會的和經濟的根源。第二種認識中，社會被看著一個有機生命體，有著自身的運動變化規(guī)律，這種規(guī)律使得社會的演進前景成為可以預測的，從而使社會運動表現(xiàn)出某種目的性。但是，它同時又帶來困難，我們自己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并不能左右社會的演變方向，決定社會演變的只是其整體的規(guī)律，那么我們探討漸進激進問題就只具有了認識意義，討論漸進還是激進，并不如我們預先想象的那樣具有策略意義。

　　那么我們還能如何理解漸進和激進呢？把社會理解為一個有自身演進規(guī)律的有機體，這個有機體由所有追逐自身利益的個體組成，我們自己亦為其組成部分。雖然社會的演化方向并不由任何一個部分所左右，但我們的任何行動必然對社會的演化產生影響。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的追求與社會自身的演化方向一致時，我們的行動將對這個演化過程，也就是達到我們的目的的過程產生影響。于是漸進還是激進，對于討論者具有了策略意義。

　　討論者的目的與社會的演化方向是否一致，并無一個判定標準，任何討論都預先設定自己的目的符合社會演化方向，所以它不構成一個前提。但是不同討論者的目標是否一致，卻是需要首先考慮的問題。如果持漸進主張和持激進主張的人目的并不一致，他們之間的討論顯然不會有結果。另外如上分析，作為策略的漸進和激進之爭，只能基于具體的行動主體，討論者不僅要考察自己所立足的行動主體的目的與自己是否一致，還需要考察行動主體的行為能力。其實在這個問題上目的本身對漸進還是激進并無什么影響，漸進還是激進主要是由行動主體的行為能力決定的，所以所謂漸進激進問題，實質是討論選擇什么樣的行動主體，以及行動主體的行為能力。

　　二、行動主體

　　我們假設討論者已經就目標達成一致，這個目標是民主社會和憲政民主制度，那么我們來討論第一個問題：行動主體是誰。

　　如果不同的行動主體具有相同的目標，不同行動主體之間又有溝通和聯(lián)系，那么他們必然會結合起來，形成更大、更強的行動主體，以提高行動能力。如此，討論者所主張的行動主體也將趨向一致，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但是我們看到，不同的行動主體并沒有就民主化問題聯(lián)合起來，持漸進主張和激進主張的人并不能就這個問題達成一致，那只能說明，不同討論者主張的行動主體的目的并不一致，也就是說，總有一方并不以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為目的。

　　顯然這一方指執(zhí)政集團。大多數(shù)漸進論者把民主化寄托于政府的自我改革，他們卻忽略其主張中的一個明顯問題-——政府改革的動力由何而來？有人認為為維持統(tǒng)治而作出的理性決策就是改革的動力，并認為它是二十多年改革的動力。這種理由太過勉強，其一，民主化的結果是統(tǒng)治者失去絕對權力，成為多元政治力量中的一支，這與其利益相背；
其二，組織的理性并不同于人的理性，執(zhí)政集團的理性選擇如何實現(xiàn)需要分析；
其三，二十多年來的改革源于絕對權力所造成的巨大傷害，受到傷害的并不僅僅是社會，而且包括執(zhí)政集團本身，改革勢在必行；
其四，任何為維持統(tǒng)治而進行的政治改革都源于社會的政治變革要求，只有在形成社會自發(fā)的政治力量時社會的政治變革要求才可能體現(xiàn)出來，因經濟危機而產生社會動亂的可能只會引發(fā)執(zhí)政集團的經濟改革，所以漸進論者必須分析執(zhí)政集團與社會之間的政治互動，以及執(zhí)政集團所受到的壓力和妥協(xié)的可能性。

　　激進論者認為民主化的動力只存在于與執(zhí)政集團對立的社會，認為社會是民主化的行動主體，這種主張也存在問題。首先，一個人產生民主化的政治變革訴求依賴他對民主政治以及政治運作的認識，而關于政治、民主政治的知識不可能普及，也不可能等待這種知識普及后再實現(xiàn)民主化，所以具有民主化訴求的人只可能是社會中的少數(shù)人(無視這個事實，而總想去“喚醒”大多數(shù)人是民主主義者的通病)；
其次，人首先是理性的，人的行為選擇主要依據(jù)是與其利益的相關性，然而因為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專制政治并非侵犯所有人的利益，民主化也不可能有利于所有人的利益，而在目前的嚴酷政治環(huán)境下，參與民主活動則直接影響到參與者的切身利益，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具有政治變革的訴求，并成為變革動力之組成的人只可能是部分人；
其三，作為社會變革之行動主體，首先應該表現(xiàn)出社會影響力，社會影響力來自基于內部規(guī)劃的一致行動，也就是說，它應該通過溝通和某種形式的組織化而表現(xiàn)為一個整體，但我們難以看到激進論者關于社會如何在現(xiàn)實條件下體現(xiàn)為社會力量的論述。

　　基于這三個方面的原因，激進論者的主張并不成立。從這里的分析也可以看出，組成民主化行動主體的人只可能是這個社會中的一部分人，他們因為兩個原因區(qū)分出來，其一因為知識和由此而生的情感，其二因為在現(xiàn)實利益格局下的不利地位而產生變革的訴求。這兩個原因，特別是第一個原因，使得這種區(qū)分并不完全與職業(yè)、階級、政治權力等區(qū)分標準重合，主張民主化的人分散于社會甚至執(zhí)政集團中，執(zhí)政集團和社會之間的對立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這兩個原因也使得民主化的行動主體內部出現(xiàn)一種結構，因為經濟利益而具有變革訴求的人，訴求大多停留于變革本身，一般不表現(xiàn)出明確的方向，這樣一種變革動力可以為任何主張變革的政治派別利用；
而民主化的變革方向一般由另一部分人掌握和決定，這部分人主要是知識分子。

　　三、行動主體的組織形式

　　以上分析只解決了行動主體的組成問題，一個社會群體成為追求某一目的的行動主體，必須能夠體現(xiàn)出統(tǒng)一的社會影響力，那么民主化的行動主體如何作為一個整體體現(xiàn)出來呢？因為這個群體內部由兩類群體組成，因此首先應該解決組成這個整體的兩類人的關系問題。受哈耶克影響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極端反感這種統(tǒng)一于某一目的之下的社會組織，從這個角度看也應該首先解決這個問題。

　　任何一種針對社會變革方向的訴求，都必然落腳于具體規(guī)劃，并建立于其社會影響力的基礎上。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的問題是對這種社會性行動不加分析區(qū)分，過于強調了它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并因此否定了這種行動本身，從而使自己對制度變革的訴求變得空洞，失去現(xiàn)實意義。由一具體政治目的而產生的社會行動可能導致組織目標異化，最后產生極權災難，這是事實，但這個結果有其現(xiàn)實條件。站在現(xiàn)在的角度，形成這種后果至少依賴如下條件：1、意識形態(tài)以集體主義為主要特征；
2、社會矛盾激化，走向軍事對抗。在這兩個條件下，產生極權災難的社會行動在組織結構上體現(xiàn)為以強制權力為聯(lián)系紐帶，成員的加入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基于欺騙、暴力和信息控制。

　　由此可見，主張建立通過強制命令聯(lián)結、具有強大社會影響力的組織，以暴力革命打破現(xiàn)有社會秩序是這種組織的基本特征。但是，任何社會組織的產生都依賴社會成員或某種勢力的支持，雖然暴力組織可以依靠暴力來發(fā)展，但它的產生仍然要靠社會成員的支持。目前的社會條件下，暴力組織可能產生嗎？

　　中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社會�？v觀人類社會，我們難以看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暴力組織的例子，為什么會這樣？市場經濟也是工業(yè)經濟，其基本特征是高度的社會分工和專業(yè)化，以及極為精密的合作體系。在這種社會結構中，市場體系的穩(wěn)定運行變得極為重要，任何人都無法把自己的生存條件控制于自己手中，任何人的生存都依賴別人，也就是依賴這個合作體系。因此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極為重要，這種重要性完全可以為絕大多數(shù)社會成員所預期，所以嚴重破壞社會經濟秩序的暴力主張已經不可能被社會成員支持。

　　另一方面，專制的市場經濟社會不同于傳統(tǒng)專制社會和計劃經濟社會之處還體現(xiàn)在，政權組織與社會之間也存在更加緊密的依賴關系。維持專制的動力在于執(zhí)政集團因為不受制約的權力所獲得的好處，傳統(tǒng)專制社會中，專制集團對于社會經濟狀況的依賴程度低，現(xiàn)代社會中，專制集團獲得這種好處的前提是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然而市場經濟要求更為苛刻的外部環(huán)境，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影響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市場經濟要求執(zhí)政集團控制權力的濫用。于是，專制集團內部固有的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的矛盾、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將被放大，在專制權力核心和其權力代理階層之間必然產生更加嚴重的分歧。當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出現(xiàn)問題，或者社會利益群體的反抗影響正常的社會秩序，專制集團不再以統(tǒng)一的行動主體面對反抗。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專制政權變得弱不經風。基于利益的社會反抗并不需要以暴力組織的面目出現(xiàn)，暴力組織反而使得專制集團統(tǒng)一起來而變得強大。

　　因此市場經濟使得暴力革命主張成為無源之水，個人理性的張揚使得任何極端的主張不再具有現(xiàn)實意義，反抗組織不再可能出現(xiàn)組織目標異化而導致極權災難。那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變革訴求如何以一個整體體現(xiàn)呢？

　　如上分析，變革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其一因為對于民主制度的認識而產生，其二因為在社會利益格局中的不利地位而產生，兩個方面的動力使變革的行動主體內部區(qū)分為兩類群體。在現(xiàn)實社會中，在利益格局中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其經濟上的弱勢來源于其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弱勢地位，如此，他們很難實現(xiàn)溝通，體現(xiàn)為一種社會勢力，他們的訴求其實很難單獨體現(xiàn)出來。一個缺乏溝通和組織化的群體，如果他們的訴求越來越強烈，這種意愿就可能通過特殊的渠道體現(xiàn)出來，這種體現(xiàn)是一種無序的爆發(fā)，由大量無規(guī)則的個人行為組成，它對于社會來說是一種災難，這些人也被稱著暴民。

　　但是，如果在他們內部存在聯(lián)絡渠道，有著充分的溝通，他們的利益以整體訴求的形式體現(xiàn)出來的情況下可能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呢？我想至少可以作如下預期。

　　1、因為個人理性的作用，當存在更有利的訴求渠道時，應該不會有多少人選擇高風險的打砸搶行為。暴民來自無組織，而非稱著“國民性格”的個人性格因素，事前的溝通和組織化可以消滅暴民和無序動亂。

　　2、如果能通過溝通和一定程度的組織化，各種弱勢群體(工人、農民、消費者、學生、個體從業(yè)者、失業(yè)者、生態(tài)難民等等)體現(xiàn)出社會力量來，將有利于提高他們在經濟和政治博弈中的地位，改善他們的弱勢地位，并對黑勢力、官商結合的利益集團起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特別是對于一些貧困群體，這一途徑更具有無可替代的人道意義。

　　3、社會中自發(fā)的勢力形成針對執(zhí)政集團和專制制度的極大壓力，這個壓力并非一種直接的政治訴求，而是通過爭取權益，影響市場經濟的運行來體現(xiàn)的。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市場經濟)內相互依賴的對立雙方，坦克等激烈手段已經不現(xiàn)實。只有這種基于利益共同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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