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外交危局:絕殺危局

　　在波瀾壯闊的抗日戰(zhàn)爭中,中國的抗戰(zhàn)外交是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另一種抗戰(zhàn),沒有刀光劍影,卻依舊殺機重重。 　　 　　大國角力 隔岸觀火 　　 　　周末在柏林城內的森林里或人蹤鮮至的湖邊散步時,時常會突發(fā)奇想:若是能突然在腳下發(fā)現一支駁殼槍多好。畢竟在當年蘇聯紅軍攻打柏林時,柏林城區(qū)到處都是戰(zhàn)場,而且戰(zhàn)后許多年,仍不時有當年廢棄的武器彈藥問世。
　　駁殼槍的正式名稱是“毛瑟軍用手槍”,由德國毛瑟兵工廠在1895年12月11日取得專利,次年正式生產。由于其外殼以及功能的緣故,這種手槍在傳入中國后,被國人冠以各種名稱,如駁殼槍、匣子槍、盒子炮、快慢機、大肚匣子、大鏡面匣子、自來得等。在民國時代,凡是軍人,無不以擁有一支駁殼槍為榮。就連毛澤東這位大軍事家一生中唯一佩戴過的槍支也是駁殼槍。國共兩黨的高級將領幾乎都使用過駁殼槍。東北抗聯的楊靖宇犧牲時,身上竟攜帶三把駁殼槍。馮玉祥甚至用駁殼槍裝備了一個手槍旅,該旅官兵每人兩把駁殼槍。后世影視作品中,隨處可見駁殼槍的身影,如《平原游擊隊》中的雙槍李向陽、《鐵道游擊隊》中的劉洪、《江姐》中的雙槍老太婆等等,都給駁殼槍增添了傳奇色彩。
　　然而,中國軍隊大量裝備駁殼槍實際上是一種無奈之舉�？箲�(zhàn)爆發(fā)后,在日本的逼迫下,納粹德國政府限制對中國的武器出口,但作為手槍的駁殼槍卻不在此列,因此駁殼槍成為各派武裝的首選。如1938年3月1日,蔣介石親自致電中國駐德商務參贊譚伯羽,令其大量購買駁殼槍。
　　不只日本的盟國德國如此,抗戰(zhàn)之初,西方其他大國也對中日之戰(zhàn)持隔岸觀火的態(tài)度�！氨R溝橋事變”之后的1937年7月16日,中國政府向《九國公約》各簽字國遞交備忘錄,通報盧溝橋事變真相,譴責日本“破壞華盛頓九國公約所規(guī)定之中國領土主權完整”, “倘任其發(fā)生,則足以在亞洲及全世界產生重大之后果”。但美國等西方大國卻只是發(fā)表空洞的聲明,呼吁中日雙方信守國際協(xié)議、維護條約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貿易機會均等國際關系準則。
　　在9、10月間討論中日沖突的國聯會議上,英、法代表互相觀望,不敢仗義執(zhí)言。國民政府指望通過美國推動國聯譴責日本的要求,也遭到拒絕。美國國務卿赫爾甚至冷冰冰地對中國大使王正廷說:“美國政府已經就此事強有力地公開闡明了政策,而別國政府卻還在保持緘默……中國又能指望我們做些什么呢?”
　　在11月的《九國公約》布魯塞爾會議之前,英國首相張伯倫闡述英國立場說:“到這個會議上去談什么經濟制裁、經濟壓力和武力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是在這里締造和平,而不是擴大沖突。”法國更認為,想通過召開有這么多國家參加的會議來做成什么事情,完全是徒勞。結果會議開了三周,除了空談一些普遍原則外,毫無具體結果。
　　蔣介石國民政府卻對西方大國的綏靖政策嚴重認識不足。1937年11月,布魯塞爾會議期間,中日之間的淞滬大戰(zhàn)正酣。蔣介石寄希望于布魯塞爾會議對淞滬會戰(zhàn)進行調停,以致貽誤戰(zhàn)機,導致日本援軍從杭州灣的金山衛(wèi)登陸,對淞滬地區(qū)的國軍進行包抄,結果數十萬國軍精銳部隊被一舉擊潰。這一慘敗直接導致了南京失陷和南京大屠殺的發(fā)生。
　　按說中日之間已經打到這個程度,中國的首都丟失,大片國土淪陷,中日應該已經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了。實際不然。中日之間雖然打得不可開交,但雙方都未正式向對方宣戰(zhàn)。對日本而言,倒也可以理解。因為它畢竟已在中國先后扶持了偽滿洲國政府和南京汪精衛(wèi)傀儡政府。如果再對蔣介石國民政府宣戰(zhàn),豈不是等同于無視汪精衛(wèi)政府的存在而承認蔣介石政府的合法性?
　　而國民政府未正式對日宣戰(zhàn),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如果中日正式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那么日本勢必有正當的理由禁止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中國從西方獲得援助的通道將完全被切斷。因此,在抗戰(zhàn)的初始階段,國民政府奉行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戰(zhàn)略。另外,蔣介石還先后密令手下高官與日方進行秘密接觸,以談促和,邊談邊打,虛與委蛇,其目的也是在等待國際形勢轉機的到來。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美國被迫卷進了反法西斯戰(zhàn)爭。蔣介石聞訊大喜過望,旋即于12月9日正式對日宣戰(zhàn)。此后,美國政府開始大批援助中國,不僅派遣陳納德將軍指揮的美國空軍第14航空隊(即大名鼎鼎的“飛虎隊” )前往中國參戰(zhàn),而且為中國裝備了30多個陸軍師,這些精銳部隊最后成為中國軍隊對日大反攻的主力。
　　
　　德國:苦心孤詣“親華派”
　　
　　在抗戰(zhàn)前期,中國外交的中心毫無疑問是爭取外援。在美國國內孤立主義盛行之際,中國政府一方面積極做美國的工作,盡可能爭取其援助,另一方面也在努力爭取其他大國的同情與支持。
　　德國雖然是日本的同盟國,而且在中國向日本宣戰(zhàn)的同時,捎帶著也向德國宣戰(zhàn),但戰(zhàn)前中德兩國卻走得很近,甚至超過了與美國和日本的關系�？梢哉f,在抗戰(zhàn)的最初階段,中國抗戰(zhàn)外交最重要的戰(zhàn)場并非中美日三角外交,也不是中蘇日三角外交,竟是中德日外交。
　　雖然德國是日本的最重要盟國,但在中國抗戰(zhàn)之后的一段時期,德國卻采取了中立立場,其原因除了中德傳統(tǒng)的友好關系外,還在于德國不愿意使自己苦心經營的在華利益被日本取代。此外,德國認為日本侵華與反共產國際協(xié)定的精神背道而馳,將驅使中國與蘇聯接近,不利于世界范圍內的反共產國際大戰(zhàn)略。德國外長魏澤克在1937年7月20日給駐各國使團的指示通函中說:“本政府對遠東沖突保持嚴格中立……中日之間的戰(zhàn)爭將使蘇聯政府得利,它樂于看到日本在其他地方受到牽制并因軍事行動受到削弱�！闭�是基于這樣的判斷,德國傳統(tǒng)的政治精英和他們主持下的德國外交部、國防部和經濟部,對日本侵華政策明確反對。德國外交部曾在給其駐日大使狄克遜的訓令中明確指出:“日本欲以中國為基地對抗共產主義以履行防共協(xié)定,此舉令人無法理解。我們認為,日本的做法實已違反防共協(xié)定,因為日本阻礙中國之團結統(tǒng)一,導致了共產主義在中國之成長與蔓延,而其最后結果將驅使中國投入蘇聯懷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獲得德國的支持�！庇H日派外交官狄克遜哀嘆:“德國對東亞的同情,最重要的一個特征是對中日兩國厚此薄彼�！�
　　正是因為“親華派”的努力,1936年,德國幫助中國制定了《中國工業(yè)發(fā)展三年計劃》,該計劃打算在華南和華中建立新的經濟中心,以建立工業(yè)基礎和為抵御日寇入侵做好充分準備。為了籌措實現該計劃的建設資金,中德簽署秘密的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國政府給予中方貨物信用借款1億馬克。此外,德國政府還先后向中國派遣了數批高級別軍事顧問,幫助中國進行軍事改革和軍事訓練,并為中國裝備了若干個主力師。淞滬會戰(zhàn)中國軍部隊中的精銳第87、88師便是完全的德械師,蔣介石的御林軍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也是清一色的德式裝備。德國還幫助中國擴建和新建了一批兵工廠。在抗戰(zhàn)爆發(fā)的頭幾個月中,兩國貿易往來照舊,中國對日作戰(zhàn)軍火的80%左右來自德國。在美、英消極觀望、躊躇不前,而蘇聯援華大批軍火物資又未及到達之時,德國軍火對于中國的抗戰(zhàn)可謂雪中送炭。
　　德國的做法自然令日本非常惱火。日本最終以不惜退出反共產國際協(xié)定相要挾,說服希特勒下達了停止對華軍火供應、撤回在華德國顧問等禁令。但這些禁令一度遭到“親華派”占上風的德國軍方和外交部的強烈抵制。迫于壓力,德國國防部長戈林發(fā)出指令:“仍以目前的方式繼續(xù)與中國貿易�！� 　　德國傳統(tǒng)政治精英們甚至準確地預見了未來:他們不僅準確地預見了日本侵華必然導致的遠東政治色彩的變化,而且一直認為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中國未必在中日戰(zhàn)爭中失敗而日本很難在中日戰(zhàn)爭中取勝�？上�從1936年起,這些精英不再能見到已取得絕對權力的希特勒,被逐漸從外交部、國防部、經濟部排擠出去。里賓特洛甫之流最終徹底把持了德國外交的大權。
　　1938年春,中德關系徹底逆轉。
　　
　　蘇聯:讓中國拖住日本
　　
　　在抗戰(zhàn)初期,蘇聯的援助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抗戰(zhàn)的頭兩年,蘇聯是給予中國實際援助最多的國家。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中國政府看到英、美一時不會向中國提供援助,遂確定了聯蘇制日的戰(zhàn)略。盧溝橋事變發(fā)生的次日,蔣介石對立法院長孫科和外交部長王寵惠說,如果事態(tài)擴大,演變成全面戰(zhàn)爭,“最關鍵的因素”是與蘇聯達成協(xié)議,由蘇聯供應軍事裝備,并締結一個中蘇互助條約。1937年8月兩國達成《互不侵犯條約》。10月下旬,蘇聯援華的首批飛機來華,隨之,蘇聯開始向中國供應各種軍火,并為此向中國提供三次信用借款。蘇聯提供的軍事裝備許多是世界一流的,這些裝備在1938年的臺兒莊戰(zhàn)役、1939年的昆侖關戰(zhàn)役中都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即使在日蘇訂立中立條約之后,中國也盡可能維持與蘇聯的關系,以繼續(xù)獲取蘇聯的武器裝備,這種供應到1941年6月蘇德戰(zhàn)爭爆發(fā)才告終止。
　　蘇聯支持中國抗戰(zhàn)從根本上說也是出于本民族的利益。日本一直妄想“北進”侵犯蘇聯,蘇聯對日本企圖了如指掌。蘇聯援華就是要讓中國牽制日本,使日本陷在中國戰(zhàn)場而無暇“北進”。1938年春孫科訪問蘇聯,斯大林異乎尋常地與他做了長達6小時的談話,斯大林坦率地說:“中國既是在打自己的仗,也是在打俄國的仗。”到了1940年下半年,日本已決心改行“南進”方針;蘇聯已覺察到德國即將進攻,為了消除來自東方的威脅,便開始與日本進行磋商,結果于1941年4月達成中立條約,對日本侵華默許和縱容。蘇日《共同宣言》公然聲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彪p方無恥地和赤裸裸地以中國領土為相互饋贈的供品。蘇聯暫時解除了來自東方的威脅,并答應日本斷絕對中國抗戰(zhàn)的援助。
　　抗戰(zhàn)之初雖然蘇聯向中國提供大量援助,但蔣介石始終對蘇聯懷有疑懼,他認為“國之禍患,有隱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他不愿也不能把蘇聯當作長期依靠對象,事實也證明蔣介石的擔憂不無道理。因此,國民政府早在1938年年中即確定了以美國為主的外交方針。
　　
　　
　　美國拔劍自衛(wèi)
　　
　　在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國民政府迅速倒向美國。為了實行這一外交方針,國民政府召回了不大受美國歡迎的王正廷,派胡適出任駐美大使。胡適履任期間,四出奔走,頻頻出席各種群眾集會,揭露日軍暴行,宣傳中國抗日。他還積極游說國會議員,推動中立法的修改。1940年中,國舅宋子文又作為蔣介石特使被派赴美國,加強與白宮及有關政府部門的聯絡。
　　蔣介石認準了美國的實力及其將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的作用,認定無論在戰(zhàn)爭中還是戰(zhàn)后,無論在國際事務中還是維持國內統(tǒng)治地位,都必須依靠美國的支持。雖然蔣介石的戰(zhàn)術水平不敢恭維,但其戰(zhàn)略眼光十分值得敬佩。搭上美國這班車,不僅讓中國在抗戰(zhàn)之中,也在抗戰(zhàn)之后獲取了巨大利益。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與美、英、蘇一起領銜簽署樂《聯合國家宣言》。從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國分別與美、英等國廢除了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簽署的領事裁判權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賦予兩國的在華特權,一洗百年恥辱。
　　1943年10月,中國代表在四大國《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上簽字,奠定了未來聯合國的初步基礎。12月,中、美、英三國發(fā)表《開羅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竊取于中國的領土,如東北、臺灣、澎湖群島都將歸還中國,中國的領土完整得到了莊嚴的國際保證。1944年9、10月,中國代表參加了籌建聯合國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1945年4至6月,中國與美、英、蘇三大國一起發(fā)起了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
　　所謂沒有免費的午餐。美國之所以努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拔高蔣介石中國領袖的形象,同樣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美國決策者意識到戰(zhàn)后世界秩序將會重新布局,老大國的衰落與新大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大國之間重新劃分勢力范圍勢在必行。而美國應當仁不讓地成為世界新秩序的領導者。在亞洲,美國旨在建立“美國主導下的和平”,希望把中國包括在美國勢力范圍之內,成為美國在這里的主要合作伙伴,“中國應當成為新亞洲這幢大廈的基石”。羅斯福在開羅會議前夕與密友、副國務卿韋爾斯的談話中明確指出:“美國在遠東的外交政策應以中美兩國政府間的密切工作關系作為基礎�！�
　　抗戰(zhàn)期間,中國與大國的外交雖然無不是彼此利益的交換,但如果沒有中國人民在抗戰(zhàn)中所表現出的浴血殺敵、誓與侵略者周旋到底的決心和勇氣,以及在與侵略者抗爭中所顯現出的實力,美、蘇等大國也未必能認可中國的作用�？箲�(zhàn)外交不光需要博得對方的同情,也要以自身的實力為后盾。
　　無論如何,在波瀾壯闊的抗日戰(zhàn)爭中,抗戰(zhàn)外交是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另一種抗戰(zhàn),沒有刀光劍影,卻依舊殺機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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