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上的反策反斗爭:反策反

　　當時的拉美,剛剛發(fā)生了我國九名在巴西籌備展覽會的同志和新聞記者遭迫害被捕入獄事件,彌漫著一片白色恐怖,政治局勢云譎波詭,這更增加了我們登陸南美的艱難程度｡
　　
　　深入“敵后”
　　
　　20世紀60年代初,新中國經(jīng)歷了十幾個風雨春秋,國際地位日益提升,先后與眾多亞､非､歐國家建交｡惟有與遙遠美洲的關(guān)系,依然處于寒冬季節(jié)｡被稱作美國后院的拉丁美洲,除了加勒比海島國古巴外,在新中國的外交版圖上始終是一片陌生的未曾開墾的“處女地”｡這種狀況持續(xù)到1964年春天,才出現(xiàn)冰雪消融的跡象｡智利奉行溫和的民族主義政策的弗雷政府同意我國在智利建立商務代表處,這在當時,的確是一次重要的外交突破｡時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長的林平同志出任代表處代表,我們夫妻二人也被列入了擔任這項特殊任務的工作人員名單,而且,在代表處的全部六名成員中,我們是僅有的能講西班牙語的兩名年輕干部｡當時的拉美,剛剛發(fā)生了我國九名在巴西籌備展覽會的同志和新聞記者遭迫害被捕入獄事件,彌漫著一片白色恐怖,政治局勢云譎波詭,這更增加了我們登陸南美的艱難程度｡
　　代表處坐落在首都圣地亞哥市的高等區(qū),環(huán)境幽雅｡然而,深入到“敵后”的南美,我們的感覺卻是如履薄冰,心情很難平靜｡商務代表處在這里是個不享受外交特權(quán)的非官方機構(gòu),我們又是帶有赤色標記的“中共人員”,所以一到達那里就成了當時美臺諜報部門監(jiān)視和追獵的目標｡敵特通過各種手段和渠道,無孔不入地對我們進行跟蹤和策反,在住所安放竊聽器,外出時派人跟蹤,對我方活動進行破壞……記得在我們于南美舉行的第一個國慶節(jié)招待會上,敵特散布了大量假請?zhí)?妄圖進行破壞搗亂,由于我們開展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斗爭,破壞活動才告平息｡我們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工作了四年,一直到我們登上了回國的飛機時,敵特分子也沒有放過我們｡
　　
　　成為被策反對象
　　
　　那是1968年的春天,正值國內(nèi)“文化大革命”時期,敵對勢力利用當時我國內(nèi)暫時的經(jīng)濟困難和極左思潮造成的混亂,對我駐外人員進行肆無忌憚的策反活動,煽動我人員“棄暗投明”｡代表處常常收到大量策反材料,我們到外地出差,也往往是一到旅館,就會有人打來策反電話｡這年,靜言有了身孕,我們決定提前回國｡剛向法國航空公司預定機票,便收到了特務機構(gòu)直接寫給志良的信｡信是用中文寫的,但寫信人卻自稱是“你們的美國朋友”｡信中以深諳內(nèi)情的口氣吹捧了一通我們的“經(jīng)驗和學識”,列舉了大陸種種“暴政”和“黑暗”,勸告我們“當機立斷”､“投奔自由世界”,而且約定就在我們歸國途中,他們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機場接應我們｡
　　“盯得倒真緊,消息也夠靈通的了!”看完信,志良皺了皺眉頭說｡
　　“這種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這些家伙什么事干不出來!我們得有所防備才是｡”靜言沉吟了一下,話語中不無憂慮｡
　　我們立即將信交給我們的領(lǐng)導老林同志看了,大家研究的結(jié)果是,由于靜言腹中的孩子已經(jīng)六個月了,回國的計劃不能推遲,但為了避開敵特的跟蹤,我們決定將行程提前兩天｡臨行時,老林緊握著我們的手,一再叮嚀路上多加小心｡
　　
　　機艙內(nèi)的“遭遇戰(zhàn)”
　　
　　飛機飛行兩小時后,降落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機場｡播音器里傳出輕柔的女聲:“飛機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機場停留兩小時,請過境旅客到機場候機室休息｡”我們心中的弦不禁繃得更緊了,這里就是敵特分子約我們見面的地方!目送所有的旅客走下飛機后,我們告訴航空小姐,因靜言身體不適,我們需要留在機艙休息,不下飛機了,請她諒解｡那位空姐含笑應允了｡
　　空蕩蕩的機艙中只剩下我們孤零零的兩個人,透過舷窗,看得見外面地勤人員正在機場上忙碌,一切似乎都很平靜,但一種禍福難測的感覺一直縈繞在我們心頭,我們極力抑制著內(nèi)心的緊張和激動｡
　　“請問兩位是黃先生和黃太太嗎?”身后突然傳來一個中國人的說話聲｡
　　我們先是一愣,回頭看,旁邊站著一個穿深藍色西服的中年男子,瘦削的臉,兩眼直勾勾地盯著我們｡沒等我們回答,他躬身遞過來一封信說:
　　“黃先生,黃太太,這是你們的朋友寫給你們的信,他們已經(jīng)在下面等候你們｡”
　　“他們果真來了!”我們心里這樣想,并迅速交換了一下目光,是交換感受,也是提醒對方沉著應對｡
　　“對不起,你弄錯了,我們在這里并沒有認識的朋友｡”志良淡淡地回答｡
　　“我想我沒有弄錯｡他們就是前些天給你們寫信的朋友,已經(jīng)在下面恭候你們多時了｡這是他們的信,請你們過目｡”來人以盡量溫和的語氣堅持著將信遞到我們面前｡
　　“不必看了!”志良推開他的手｡“告訴他們,我們根本沒有他們這樣的朋友,也不會上他們的當!”
　　“他們說是你們的朋友,是約好了在這里見面,他們是如約在這里等你們的,還是請二位下去見見面吧!”來人還在堅持｡
　　“我們已經(jīng)說過了,那些人不是我們的朋友,我們也不會下去!先生,請你快走吧,不要再糾纏了!”靜言忍不住提高了聲音,沖著那個陰陽怪氣的家伙說｡說完此話,我們兩人都掉頭望向舷窗外,不再理睬他｡
　　“你們……真的不肯下去?那我只好去告訴你們的朋友了｡”來人的語氣中帶著幾分威脅｡片刻沉寂后,我們聽見了漸漸遠去的腳步聲｡
　　“怎么辦?你聽他的口氣,他們不會善罷甘休的｡”靜言焦急地對志良說｡“只能以不變應萬變了,我們無論如何不能離開飛機｡”志良答道｡
　　正當我們思索對策時,一位著法航制服的小姐走進了機艙,我們想不起在飛機上見過此人｡她面帶寒霜,來到我們面前,用西班牙語大聲對我們說:“現(xiàn)在飛機在機場停留,任何旅客不得繼續(xù)留在機艙內(nèi),請你們立即下去｡”
　　他們這是在變換新的花招,逼迫我們下飛機｡
　　“我已經(jīng)向另一位小姐說過了,我太太懷孕,身體不適,需要留在飛機上休息｡”志良對那位咄咄逼人的空姐說｡然而,回答仍然是冷冰冰的“不行”｡
　　“你們法航就是這樣照顧旅客的嗎?剛才那位小姐同意我們留在飛機上,你卻說不行,這是什么道理!你去把機長叫來,我們要當面跟機長談,機長有責任保障旅客的安全!我們要找機長!”在我們的強烈抗議聲中,那位“空姐”的氣焰漸漸低落了下去,最后無可奈何地離開了機艙｡
　　
　　“柳暗花明又一村”
　　
　　兩個回合下來,我們意識到下面的那伙人能量不小,他們在南美一定有一個跨國的情報網(wǎng),從我們通知航空公司換票到飛機降落阿根廷機場,總共不過四五個小時,而他們竟能及時掌握情況變化,迅速調(diào)整行動｡此外,他們還有一個廣泛的關(guān)系網(wǎng),可以隨時調(diào)動各種身份的人員配合行動｡此時的我們,也更意識到了自己處境的危險｡
　　“他們要硬是綁架怎么辦?我們說什么也不能離開飛機!”靜言神情嚴肅地說｡此時,我們不約而同地想起了國際上發(fā)生過的一樁樁綁架外交官事件:設(shè)計陷害,或打一針麻醉劑后強行架走,然后再偽造一份“聲明”……聽了妻子的話,再看看她瘦小的､懷有身孕的身子,志良心中更不是滋味｡
　　這時,從機艙入口處又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兩名全副武裝的警察出現(xiàn)在機艙門口,來人的長相像拉美人｡他們向機艙內(nèi)掃了一眼后,便徑直向我們走來｡
　　“我們是阿根廷的國際刑警,要查看你們的證件,請出示你們的護照!”
　　“我們乘坐法航的飛機,連阿根廷的機場都沒有進,你們憑什么上飛機來查看我們的護照?你們是奉了誰的命令?”
　　“我們是國際刑警,有權(quán)查你們的證件,快把你們的護照交出來!”
　　“不行,你們無權(quán)這樣做!你們?nèi)グ褭C長找來,我們要問問機長,你們到底是些什么人?想要干什么?”志良高聲說｡
　　看著眼前兩個警察兇巴巴的樣子,像是真要硬干了｡我們心里明白,他們是想以檢查為名,搶走我們的護照,再以“無合法證件”為由拘留我們,把我們交給正在下面等著的敵特分子｡
　　“絕不能讓他們搶走護照!”這點我們都十分清楚｡于是,我們一面和他們理論,堅決不交出護照,一面高聲叫著要找機長｡混亂的爭吵聲終于引起了一些乘務員的注意,他們開始疑惑地向我們這邊張望并走過來｡同時機艙外,旅客們也正三三兩兩地向飛機走來,準備登機……我們高興得心都要跳出來了,旅客們回來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我們在飛機上新結(jié)識的一對智利夫婦,此刻,在我們眼里,他們都是天上掉下來的救星｡
　　“你們看,乘務員和旅客都回來了,你們要是再糾纏,我們可要叫喊有人要綁架旅客了!”靜言大聲警告那兩個刑警,兩個家伙也注意到了形勢的變化,知道再糾纏下去不會有好結(jié)果,最后只能帶著滿臉的無奈和懊惱,急匆匆地轉(zhuǎn)身從機艙入口處溜了出去｡
　　有了這一場驚險經(jīng)歷,從阿根廷到巴黎將近10小時的飛行途中,飛機中途停歇加油時我們一直沒有離開過機艙,直到抵達巴黎奧里機場,見到了我國駐法國使館前來接我們的同志,才懷著幾乎是劫后余生般的喜悅,走下了飛機｡
　　將近40年過去了,物換星移,昔日那個讓我們感到陌生和遙遠的南美洲,如今已成為我們友好的合作伙伴和兄弟,往昔的種種經(jīng)歷,也作為新中國外交艱難跋涉歷程中難忘的見證和回憶,銘刻在我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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