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唯:教育界舊話:蔡元培與李石曾
發(fā)布時間:2020-06-17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在民國史上,蔡元培與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被并稱為國民黨“四老”。而四人中的蔡、李二位尤孜孜致力于科教興國事業(yè):從民元倡導社會風氣改良,到旅歐發(fā)起、推動海外華人教育運動;
從共同效力北京大學、激發(fā)新思潮,到合作試行大學院和大學區(qū)制,繼而分掌中央、北平兩研究院,合力促動科學研究……前后40年的交往與合作,彼此相互影響的程度之深,顯而易見。惜之,已往由于二人晚年政治取向的些微歧異,史家對其歷史定位差距頗大,或揚此抑彼,或著力夸大二人在某一時段、某一問題上的齟齬,致使其協(xié)力共事的史實出現(xiàn)扭曲,甚至湮沒不彰。
一、訂交之始
嚴格說來,蔡元培和李石曾并非屬于一代人,蔡年長李13歲,李的受業(yè)恩師齊令辰(楔亭)乃蔡壬辰科殿試同年,當14歲的李石曾拜師受業(yè)之時,蔡元培已任職翰林院編修。故而,蔡之于李,似在師友之間。蔡、李初次會面,是1902年在上海。其時,李石曾首次赴法,自滬登法國郵輪“安南號”,行前,逗留數(shù)日。在‘張園”一個文人聚會的場合,得識蔡元培。李對蔡“風度謙愿”的印象頗深,而蔡對這位“高陽相國’的少公子亦不無留意,然二人上海初識,不過萍水相逢而已。
有趣的是,蔡、李之間竟有不少連帶關系:當年元培赴京補應殿試,石曾之父、時任禮部尚書的李鴻藻為主考官之一;
李赴法、蔡赴德均分別跟從清外交使臣孫寶琦,亦先后均得孫氏照拂;
蔡留德時之好友齊壽山,與李氏乃世交;
尤為重要的是,蔡、李二人與吳稚暉的交往均非恒泛,概可謂契友。上述諸項,顯然是促使蔡、李在德國柏林訂交的有力外因。1907年夏秋之際,李石曾自巴黎到柏林,與在此游學的蔡元培聚談數(shù)日,二人由此訂交。據(jù)有關譜、傳載述:二人柏林晤談的翌年,蔡由柏林赴巴黎,參觀李氏創(chuàng)辦的豆腐公司,極為贊賞云云。此說似不確,蔡、李之回憶文字非但均無此記載,其憶述卻顯示所謂蔡巴黎之行并不存在;蛟S譜、傳作者將民初之事誤移至清末亦未可知。
此一時期,蔡元培和李石曾均深受西方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李尤醉心于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待金等人的思想,在與友人合編的《新世紀》周刊上連篇累牘譯介其學說,倡揚“互助論”。蔡獲讀此類譯文,頗受啟迪,始確信世界進化,不惟靠競爭,更有賴于互助。五四前后,蔡曾多次就歐戰(zhàn)、公理與強權等問題闡發(fā)互助論觀點,并在為《申報》所撰《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一文中將李石曾與嚴復并提,予以頗高評價,內云:“《天演論》出版后,‘物競’、‘爭存’等語,喧傳一時,很引起一種‘有強權無公理’的主張、同時有一種根據(jù)進化論,而糾正強權論的學說,從法國方面輸進來,這是高陽李煜嬴(石曾)發(fā)起的。……他的信仰互助論,幾與宗教家相象像。”由此可知,蔡在吸納西方哲理過程中曾得益于李。不僅如此,李在生活上倡行素食的主張亦為蔡所接受,自1910年始蔡堅持素食達12年之久,足見蔡、李情趣上契合之深。
進入民國之后,蔡、李均為政界要人,其活動領域大抵同一,彼此關系日漸深洽。民元初春,李石曾結束京津同盟會工作后南下抵滬,適值蔡元培受命為迎袁專使,正擬率團自滬北上。二人久別重逢,一連盤桓數(shù)日,正如李石曾所言,此時期“即我與蔡先生關系增進之時也。”李隨即與專使團一同進京,以其在北方的影響,協(xié)助蔡等履行使命。北上途中,蔡、李等人于“新銘”輪上發(fā)起社會改良會,同擬會章,于民國肇始之際,共倡社會風習的鼎革。此舉于他人或屬一時興致所至,惟蔡、李二人持之甚堅,口宣身教,歷久不。淘嘁恍腥巳刖┯绖P南下就職談何容易,未幾,兵變驟起,蔡、李險遭劫難,共往六國飯店暫避一時,此乃蔡、李民國初年的一次歷險。唐紹儀內閣成立,蔡元培留任教育總長,此時,李石曾在京成立留法儉學會,開設留法預備學校,蔡大力支持,由教育部撥借安定門內大方家胡同原師范學校舊址作為校舍,使得留法儉學事業(yè)順利啟動,漸次展開。這是蔡、李推進留法活動的首次合作。
同年9月,蔡元培再次赴德,此前,李石曾已在法國。二人與汪精衛(wèi)、吳稚暉籌辦《民德》雜志,以“發(fā)揮人道主義與科學知識,不談政治”為主旨。但僅僅半年,隨著宋教仁的被刺,蔡、李等人又一次被卷入“二次革命”的漩渦之中。李石曾率先回國,途經(jīng)柏林,與蔡晤商,相約:“(李)到上海后,來電定行上!笔嗳蘸,李來電;
“言本黨已宣布與袁決裂,預備以地方兵力為后盾,宜速歸!辈屉S即與汪精衛(wèi)經(jīng)陸路返國。此后數(shù)月,蔡、李同在上海,二人在對袁和戰(zhàn)問題上雖不無主張,但大體與孫中山共進退。武裝反表失敗,革命黨人里散。經(jīng)此政治波瀾,蔡、李與吳稚暉等人聚談后深信:“國事決非青年手足之力所能助,正不若力學之足以轉移風氣也!逼浜螅麄兿嗬^遠走歐洲,去追尋其學術和教育救國的夢想。
二、旅歐歲月
1913年10月,蔡元培舉家來到法國,暫寓巴黎近郊科隆布鎮(zhèn)李石曾創(chuàng)辦的豆腐公司內。兩個月后,李亦偕眷由滬到此,蔡、李兩家一時朝夕相處。此地可謂李在法經(jīng)營多年的大本營,除公司之外尚有印字局等設施,亦即李早先與吳稚暉、張靜江發(fā)起之”世界社”的社址。蔡家居此,多賴李氏關照,午、晚兩餐包于公司,法語教師即由李的好友歐思東充任、不久,李家移居附近之蒙達爾紀城,蔡家亦覓屋別住。不過蔡、李此時過從甚密:二人先后共同籌辦《世界月刊》和《學風》雜志;
應李之邀,蔡往蒙城為儉學會兩周舉辦一次的講演會發(fā)表演說;
蔡、李及汪精衛(wèi)等更時常聚談。顯然,李石曾在法創(chuàng)辦的各項事業(yè),因蔡元培等人的到來和詡贊而更為活躍盎然。
翌年夏,歐戰(zhàn)爆發(fā),蔡、李兩家再次匯合,向法西南部遷徙。他們先是避居漠觴村,后移至小鎮(zhèn)圣多耐,不久又遷往南部城市都魯士。其間,蔡、李二人共同發(fā)起組織“旅法學界西南維持會,”撰發(fā)通告,勸說留法中國學生不宜因歐戰(zhàn)而輕易棄學歸國,同時,積極設
法幫助留學生轉至法西南各省繼續(xù)肄業(yè)。在此前后,北洋政府駐法公使胡惟德造訪蔡元培,轉致袁世凱對蔡等“倚重之意”稍前,袁氏父子通過曾與李石曾、汪精衛(wèi)共事的朱沛煌其人匯來三千元,函稱聞蔡、李、汪三君現(xiàn)狀頗窘,以此相助云云。其后,朱又致函李謂:“總統(tǒng)極器重三公,深愿歸國共襄危局!憋@然,袁氏對深孚名望的蔡、李、汪三人意存羈糜,欲為所用,然蔡、李等人經(jīng)“二次革命”已與袁斷絕關系,故對袁氏的一再“致意”,未予回應。
蔡元培此次旅法,原本有一相當充實的編著計劃,且已著手進行,無奈時事多艱,屢受攪擾,加之有位極熱心公益的好友李石曾相伴左右,涉足社會公務即成不可避免之勢。1915年初,蔡、李與吳稚暉、張繼等發(fā)起籌組“世界編譯社”,以倡導互助之風、促進人類進化為主旨,并擬往美洲等地籌措經(jīng)費,旋因袁世凱接受日本“二十一條”以帝制自為,救亡當先,籌備工作遂告中輟。同年8月,蔡、李、吳及汪精衛(wèi)四人又聯(lián)名發(fā)起“編譯館’,并訂立條例,預設編輯部于巴黎,由汪赴上海等處募集資金。同時,上述四人連同張靜江、褚民誼等又正式組建“世界社”,將發(fā)起籌設數(shù)年之久的同仁團體最終落實。由蔡元培起草的《世界社之意趣》稱:“同仁就學異國,感觸較多,欲從各方面促進教育之準備,爰有世界社之組織!辈浑y看出,以上各社團名目雖異,實則均以李石曾在巴黎的設施為依托,其核心成員當屬蔡、李、吳三位,而由李操辦具體事宜。編譯社目標雖高,但所成甚微,值得一提者,為蔡、李商榷推敲而成的《譯名表》,后刊于《旅歐教育運動》一書。至于世界社,則可謂李氏的“終極關懷”所在,此時期他與社友蔡元培孜孜盡力、而日后影響至深的一項工作,便是留法勤工儉學。
毫無疑問,李石曾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始作俑者和一貫的組織者、領導者。最初給他此種思想啟迪的,是吳稚暉與他初識時那“多送國人赴歐,歸來者改良茅廁便是成功”的亦莊亦諧的一夕之談。巴黎豆腐公司內數(shù)十名中國工人工余兼學的實踐為他提供了“勤于工作,儉以求學”可行范例。歐戰(zhàn)造成法國勞力奇缺,數(shù)以萬計華工的涌入,為勤工儉學的推廣造就了巨大的客觀需要。但僅具備這些條件,尚不足以形成后來那樣規(guī)模的留法運動。還必須有在國內教育界深具號召力的權威人物倡導和鼓動,以至親身參與其間。蔡元培正是這樣一個再合適不過的學界領袖。因而旅法期間,蔡、李在留法勤工儉學方面的合作,對該運動的未來發(fā)展別具深刻意義。
1915年6月,在李石曾的推動下,留法勤工儉學會在巴黎成立。此會較之儉學會更加貼近平民。為加大倡導力度,李特編撰了《勤工儉學傳》一書,以富蘭克林、盧棱等名人早年做工苦學的實例,宣揚勤工儉學的精神和效果。蔡元培對此大為贊賞,欣然為該書作序,以教育家身份充分肯定、大力扶助這一可行的平民留學方式。是年冬,蔡致函吳稚暉,內云:“石曾先生近在巴黎,又于各方面大有所盡力……其中工商兼學一條,如能逐漸推廣,真是美事!北磉_了對李的贊許之情。翌年春,中法雙方教育界人士共同發(fā)起成立華法教育會,蔡、李二人分任中方會長和書記之職。鑒于來法華工日益增多,急需給予指導,李即以華法教育會名義創(chuàng)辦華工學校,并擔任授課。蔡主持入學考試,且為該校編撰德育、智育講義凡四十篇,親自講授。不久,蔡、李創(chuàng)辦《旅歐雜志》,“以交換旅歐同仁之知識及傳布西方文化于國內為宗旨”。在此期間,蔡、李及汪精衛(wèi)三人分別致函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國內有關人士及各地勸學所、小學,介紹華法教育會工作,吁請選派合格青年應募來法。至此,發(fā)端于法國的勤工儉學活動已呈現(xiàn)向國內滲透的趨勢。
蔡元培旅法三年間對法蘭西文化及其優(yōu)良的教育體制體認頗深,這期間得自李石曾助益良多,而李的諸項事業(yè)得蔡嘉許和詡贊更為擴大和繁盛。二人私交進而愈益洽契。隨著蔡被任為北京大學校長,二人雙雙返國,開始了一段更為多彩的北大生涯。
三、效命北大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堅邀吳稚暉、汪精衛(wèi)、李石曾等好友來京共同效力最高學府、吳、汪二人絆于他務未能應約,惟李石曾爽然返京,與蔡共事于北大達五年之久。初返京城、蔡、李一如旅法之時,幾乎形影相隨:神州學會在湖廣會館舉行講演會,蔡、李等分任主講;
應南開學校之請,蔡、李赴津,會友人嚴范孫,并分別向師生發(fā)表演說;
張勛復辟,二人又偕眷一同避難于北京飯店,后同往天津,一寓法租界馬家樓,一歸日租界秋山街高陽李宅。李在京創(chuàng)辦《農(nóng)學雜志》,蔡為之向張元濟、高夢旦推薦,商務印書館遂允代為出版。
李石曾正式擔任北京大學教授,開設課程,當在同年9月間,據(jù)李憶述“(胡)適之與我同日到校,都在文哲方面。”翌年初,蔡元培致函吳稚暉亦提及:“石曾先生已在大學任生物學及社會哲學教科,又經(jīng)營留法儉學會及勤工儉學會之預備學校,甚有興會!崩钤诒贝蟮恼n時并不多,其自述:“我在北大哲學部門關于生物學與社會學任教授,每周至多兩三小時,多研究而少上鐘點,……但我于北大的關系亦非不密!1918年5月,北大進德會在文科第一教室召開成立大會,這是蔡元培將民初“六不會”、“社會改良會”的精神引入北大,整飭校風的重要舉措,李石曾對此極為贊成,會上,繼蔡元培后發(fā)表演說,協(xié)力推進。經(jīng)師生投票選舉,蔡與陳獨秀、傅斯年等為該會評議員,李及胡適、陳大齊等為該會糾察員。同年 10月,蔡、李又共同發(fā)起組織北大衛(wèi)生學會,“以促進本校職員及學生公共衛(wèi)生及個人衛(wèi)生為宗旨”,會務包括講演、印行書報、調查,強調“凡校內外有妨害衛(wèi)生之事,皆調查而救正之”。是年底,隨著歐戰(zhàn)結束,由北大等校發(fā)起的國內教育界要求列強退還庚子賠款用于興辦教育的“退款興學運動”悄然興起,蔡元培積極謀劃,推舉李石曾負責對法國的宣傳和交涉,李即借赴歐考察之機展開活動。隨著北大的改革日益深入,守舊勢力群起攻之,張作霖、曹錕等軍政巨頭亦對蔡不以為然,尤以男女同校引為口實,李石曾為避免摩擦激化,緩解蔡的壓力,遂運動政府派蔡赴歐美考察。1920年冬,蔡離校,開始為期十個月之久的歐美之行。
蔡、李二人雙雙返國,留法運動的工作重心隨之移入國內,經(jīng)過切實而有效的一番努力,留法漸入高潮,而問題亦日益暴露,亟待補救。蔡、李回國不久,即在北京東城設立華法教育會辦事處,又在宣武門外儲庫營復設留法預備學校,其后還在西城創(chuàng)建了法文高等專修館,由蔡兼任館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李任主任干事。蔡、李等為籌集辦學經(jīng)費,曾聯(lián)名發(fā)起義演活動,梅蘭芳、白云亭等名家在宣外江西會館義務獻藝。此類舉動為華法教育事業(yè)營造了頗佳的氛圍。隨后,有關的正規(guī)學校相繼在京建立。其中孔德學校,仍由蔡兼校長,其教務、評議會成員大半乃北大教員。而中法大學則由李任董事長,蔡居校長之名。此一時期,中法交流亦甚為活躍,法駐華公使柏卜偕《巴黎時報》主編杜伯斯古訪問北大,蔡、李陪同參觀,并舉行座談。中法協(xié)進公會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先后在京召開兩次大會,尤以第二次為盛,蔡任主席,李報告會務,梁啟超、班樂衛(wèi)等中法學界名流與會并作演說,會期為時兩周之久。經(jīng)蔡、李及吳稚暉等協(xié)同運作,里昂中法大學亦順利創(chuàng)建。上述一系列活動,李石曾無疑為實際主持人,此公雖寄籍北大,而以主要精力投諸華法學務,蔡元培適與之相反,其重心始終在北大,僅以華法教育會長身份旁騖其事。不過,蔡并非只領銜、居名義而已,在某些關鍵環(huán)節(jié),他不僅參與其事,還往往發(fā)揮他人無法替代的作用。這集中表現(xiàn)于留法勤工儉學事務方面。
眾所周知,留法勤工儉學以湖南參加人數(shù)最多。起初,湖南學生羅承鼎、戴勛致函蔡元培、李石曾,詢問留法事宜,蔡、李復信建議湘省設立預備學校并允代為介紹教員。后新民學會蔡和森等人訪謁蔡、李,接受其提議,與熊希齡、章士劉兩位鄉(xiāng)賢洽商,得其贊助,蔡元培又推介北大湘籍教授楊昌濟負責籌款等事,并與李、楊等開會商討具體措施。自此,湘省學生赴法者漸眾。山西留法運動與蔡的關系更為密切。閻錫山派人赴京與蔡接洽,表示愿派學生赴法,蔡即撥法文專修館教室,安排教員,供數(shù)十名山西學生培訓之用,使該省留法運動順利展開。然而,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發(fā)展之快、人數(shù)之眾,出乎蔡元培、李石曾等倡辦者意料之外,學生語言、財力預備不足加之法國經(jīng)濟不景氣,遂成為該運動的潛在危機。蔡、李在1919年秋,即設法補救:蔡致電巴黎華法教育會,建議暫停派送學生;
李自法復電謂:對勤工儉學生“如再切實預備、嚴格取締,方能得良好結果,否則將生困難,俟詳函到后,再選學生。希通知上海、四川各處。”可是處于高潮的留法運動難以驟然冷卻,各地組織者間亦不協(xié)調,大批學生仍泛舟西渡,1920年下半年,法國經(jīng)濟急劇惡化,留法學生頓陷困厄。不久,蔡將赴歐考察,處置留法事務已屬責無旁貸。行前,他與李石曾就陳炯明捐助海外教育5萬元一事復陳函囑:“元培去后,如有未盡之手續(xù),再由煜嬴接洽!
在巴黎,蔡聽取有關反映后毅然發(fā)布兩個通告:儉學會、勤工儉學會與華法教育會分立,經(jīng)濟方面由各省自行救助;
華法教育會對于儉學生、勤工儉學生脫卸經(jīng)濟上之責任,對于學生的經(jīng)濟維持,一個半月后截止。兩個通告是在華法教育會財政瀕臨破產(chǎn)之際不得已發(fā)出的,自此“留法學生之大波瀾起矣”,蔡氏一生受來自青年之而病莫此為甚。不過,時人亦有評論認為:勤工儉學一敗至此,主其事者難辭其咎,蔡遭人吐罵,實乃代人受過。此后,蔡曾與法國勞動部門洽談,盡力安排學生就業(yè),歸國后,又上書北洋政府,請撥年金十萬元,為勤工儉學生在法設立技術傳習所,被采納后,蔡、李均為專司其事的華法學務協(xié)會常務干事。1922年1月,蔡致函教育部次長陳垣,內云:“足疾未愈,尚不能走訪,至歉。頃有啟者,關于中法大學、勤工儉學生工藝傳習所等事,欲請教左右者甚多。茲請敝友李石曾君詣尊處晤罄,敬為專函介紹!笨芍,蔡元培、李石曾為華法學務所作努力未嘗稍息。留法運動,純然出自平民留學之理想,實施當中,雖不免顧此失彼,甚至失控,然倡導者的初衷及其努力仍足堪稱道。
在北大期間,蔡、李二人還共同參與了其他一些社會政治活動。1921年10月, 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蔡聞知即刻訪李和法人鋒爾孟,經(jīng)商議不與保守的法使館交涉,而直接發(fā)電給法駐滬領事,此人較開通,或可設法!瓣惏浮绷私Y后,蔡、李又與李大別等在《晨報》刊登《為陳獨秀募集訟費啟事》,予以救助。1922年6月間,蔡與王寵惠、顧維鈞等發(fā)起聚談會,邀二十余位歐美同學定期在顧宅討論現(xiàn)實政治問題,李亦參加,該聚會對其后的王寵惠“好人內閣’不無影響。同年8月,蘇俄特使越飛抵京,蔡與之會談,李參與了部分活動。1923年1月,蔡辭職離京,旋即赴歐,李則仍留京。近兩年后,俄國庚子賠款委員會在京舉行首次會議,李代表蔡出席該會。
蔡、李在京共事五載,可以說,這是二人合作最長、最好的一個時期。
四、晚歲分合
1927年3月底,蔡元培、李石曾暌隔四年后聚會于上海。此時,北伐初告成功,國民黨內在共產(chǎn)黨及工農(nóng)運動問題上產(chǎn)生嚴重對立。當此歷史岔路口,蔡、李及吳稚暉、張靜江以黨內元老身份一致?lián)泶魇Y介石,力主清黨,助成南京政權的建立,亦因之由野而朝躍居中樞地位,一時被尊為“四老”。其實,蔡、李與蔣氏淵源均非深厚,蓋緣自與吳、張傳統(tǒng)關系,而生連帶作用。當然,蔡、李對于時局的主張與蔣吻合,乃是關鍵。此時期,蔡、李常常聯(lián)手奔波滬、寧道上,參與軍政大計,二人出席了蔣與馮玉祥晤談的徐州會議,又曾為寧漢合作多方斡旋,當?shù)弥Y將通電下野,二人又連同胡漢民等追至上海予以挽留。不妨說,南京政府創(chuàng)建的最初幾年,是蔡、李政治生涯中最為活躍的時期。
正因如此,蔡、李借助有力的政治威勢而得以一展平生革新教育的宿愿——移植法國教育行政制度于國內。早在1922年,蔡即在《新教育》上發(fā)表《教育獨立議》一文,主張實行法國大學區(qū)制,由教育家獨立辦教育,超然于政治之外。同期雜志上,還刊有李的《法國教育與我國教育前途之關系》一文,與蔡文相呼應。而今,蔡、李作為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已有能力將上述主張付諸實施。他們提議:仿效法國教育行政制度,創(chuàng)設大學院為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
在浙江、江蘇兩省首先試行大學區(qū)制,以逐步推廣。此議獲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隨即咨請國民政府辦理。蔡元培出任大學院院長,李石曾則在大學院擔任一系列職務,計有大學委員會委員、政治教育委員會委員、教育經(jīng)費計劃委員會委員、科學教育計劃委員會委員等職。大學院決策采取委員合議制,因而蔡、李的院內合作相當廣泛。蔡還設立大學院特約著作員,聘請國內有貢獻的學者充任,聽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補助費,李及吳稚暉、魯迅等皆受聘。與此同時,蔡、李與張靜江向中央政治會議建議設立中央研究院,獲準后三人均為籌備委員。兩年后,國立北平研究院組成籌備委員會,蔡、李、張等仍為籌備員。應當說,南京國民政府草創(chuàng)之際,蔡、李協(xié)同致力文教興革,其思路和努力方向完全一致。但在北平大學區(qū)試行過程中,二人意見齟齬,以至關系一度緊張。
1928年6月,北伐軍進入京津,被奉系軍閥改組為“京師大學校”的原北京大學師生開始謀求復校,蔡元培贊成恢復原校名。但在國民政府討論該問題時,被視為李石曾一系的易培基提議將北大更名為中華大學,由蔡兼任校長,到任之前,由李代理。此議即獲通過。蔡對北大易名仍持異議,遂在6月15日大學委員會會議上申明不赴京就中華大學校長之職,會議改任李為校長。是日會上,胡適為校長人選與吳稚暉、易培基發(fā)生激辯,吳指胡為“反革命”,并稱“蜀洛黨爭”乃問題癥結所在,而胡對吳等“只認朋友,不問是非的行為”甚為不滿,“決計避去”。而蔡于會上會后只有“感嘆于社會的太復雜”而已。胡乃蔡長北大時倍加倚重之人,其出任大學委員會委員一職,亦蔡力促而成,胡對于李一向不甚看重,故對其出長北大不以為然。吳所謂“蜀洛黨爭”,乃暗指蔡氏“北大系”與李氏“中法系”之爭執(zhí)。后來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的陳布雷在其回憶錄中亦提及“李、蔡兩系之齟齬”一事,井謂:“吳稚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边@便是胡適責吳“只認朋友,不問是非”之緣由。此時,李石曾遠在美國,蔡、李之間并無直接摩擦。
同年7月底,李石曾歸國返寧,隨即與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沐于湯山,暢談時局。此前,李被中央政治會議任命為北平臨時政治分會主席,其實力地位明顯增強。8月16日, 大學委員會審議李提出的設立北平大學區(qū)的議案,即以北平政治分會所轄區(qū)域為北平大學區(qū),設大學委員會北平分會,合并前國立九校及天津北洋大學,統(tǒng)稱國立北平大學,分設各學院并由大學代行省教育廳行政。蔡鑒于江蘇、浙江兩大學區(qū)試辦以來問題迭出,無日不在擾攘之中,而新建規(guī)模更大的北平大學區(qū)勢必更甚,遂主張“慎重”。蔡、李意見大相徑庭。然會上蔡居少數(shù),李的議案獲致通過,國民政府旋即任命李為北平大學校長。蔡極度失望之余,于會后翌日遞交辭呈,辭去大學院長等本兼各職,并稱“元培老病之軀,不宜再妨賢路……愿以余生專研學術。”不久蔡又堅辭中法大學校長名義。蓋可斷言,此時蔡、李關系呈現(xiàn)某種緊張之勢。從同年11月末吳稚暉草擬復蔡函稿中當可窺知一二,內云:“ 弟于教部、中大、勞大,以及北平學界、北平文化,皆從無主張。不過夾在中間,彼此囑我傳話。弟之主旨,不愿見洛蜀之交哄。其法以五雀六燕,均得其平為原則。以不令毛細得失,牽及巨大政潮為希望。兩方于我,初無利害可言,此必先生所洞知也。我何鈴曾系,而亦何鈴可解?此先生極多誤會也!苤说让毘羰,盡其撥弄,必至破壞一切舊交。”蔡致吳原函,尚無從查考,以吳復函稿推斷,蔡對吳不無責備之辭,致使吳急欲辨白,且因一時沖動而“過甚其詞”。自稱“夾在中間”的吳尚目如此,遑論“洛蜀兩方”?
不過,蔡元培、李石曾間畢竟無原則性歧異,長期合作的經(jīng)歷使其在具體問題上的一時齟齬能夠很快化解,依舊保持整體合作態(tài)勢。當年冬,李離寧北上,著手組建北平大學區(qū),卻遭各校激烈反對,尤其是北大師生,為反對接收而停課護校,示威學生搗毀李的辦公室,并沖擊其住宅。李強行以武力接收,仍歸無效。李遂迭次致電蔡“懇先生就近催促中央電示以辦法,嚴制學生不得再有軌外行動,……盼先生與中央諸公主持解決。不勝感幸!睘榫徑怙L潮,蔡同蔣夢麟于12月6日聯(lián)名電勸學生匆走極端,“極望長思遠矚,無令空穴來風”。其后,蔡和吳稚暉與北大來寧請愿學生代表李辛之等晤商變通辦法,“期于學區(qū)方面與北大方面皆能顧到。”于是,大學區(qū)內原北大三院統(tǒng)稱“北大學院’,以保北大獨立性質。至此,護校風潮暫息 ,而反對大學區(qū)之聲浪仍此起彼伏,難有寧日。1929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停辦大學區(qū),北平大學區(qū)于暑期停止。李石曾為此致電蔣介石、譚延周等,力阻廢止大學區(qū),并請辭北大校長一職,仍由蔡元培任之。大學區(qū)制的廢止,可謂蔡、李平生教育理想的一次大失敗,而北平大學區(qū)引發(fā)的學潮,尤為李氏教育生涯的一大頓挫。此后,蔡、李二人戲劇性地雙雙脫離實質性教育行政,轉而主持科學研究機構,蔡長中央研究院,李主北平研究院,一南一北,雖不無競爭,卻也相得益彰。
30年代,蔡、李在故宮博物院理事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中山文化教育館、英文中國年鑒社等機構繼續(xù)共事。李熱心創(chuàng)建的農(nóng)工銀行、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xié)會等社團的活動中,亦可常常見到蔡的身影。九一八事變后,二人作為國民黨寧方代表與粵方汪精衛(wèi)、孫科等數(shù)次和談,終于促動蔣、汪合流。1935年11月,蔡、李與馮玉祥、程潛等向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提出“救亡大計議案”,要求當局做好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抗戰(zhàn)準備?谷諔(zhàn)爭開始后,蔡移居香港,李則奔波于港、渝及中法之間。蔡、李在港偶有會面,更多是書信往還,二人曾通過蕭瑜商討對世界反侵略大會的回應方式。1939年10月蔡的《日記》載曰“18日,得石曾5日昆明函,言近日由港飛渝,由諭飛滇,F(xiàn)即轉法。欲談而不及談之事,當由李潤章等轉告。并言到巴黎后,即訪柏齡,囑以柏齡住址告之。”“20日, 致石曾函 ,附去柏兒住址單!卑佚g,乃蔡第三子,時留學法國,德、法戰(zhàn)爭爆發(fā)后無音信,遂托李查訪。這或許就是蔡、李間最后一次交往。
蔡元培與李石曾交游共事始末業(yè)已越出個人往還之限域,而與民國文教諸方面息息相連。二人雖參與多項政治活動,且一度涉足中樞,然終非政治中人,其活動重心和興趣所在仍為文化和教育。蔡、李之國學根基顯有區(qū)別,而西學素養(yǎng)亦參差不一,但二人同處清末民國的大背景之下,又有相似的旅歐經(jīng)歷和人際網(wǎng)絡,其思想、志向頗多一致。蔡雍容大度,習于包容,于新舊學界,皆孚人望;
李出身名門,熱心公益,勇于創(chuàng)業(yè),鋪展頗廣。蔡、李聯(lián)手,各現(xiàn)所長,事業(yè)即突飛猛進。但二人為理想所驅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治事往往流于疏闊籠統(tǒng),一些事興于斯、亦敗于斯。南京時期,二人身后隱然各存一文人圈,雖大小不同,且時相交迭,然或因意見相左,或由利害所關,兩系亦曾摩擦,蔡、李于此亦難全然置身事外。不過,總體而論,蔡、李仍是合多異少,大勢趨同。正是在此意義上,時人論及二人贊曰:“凡關系文教及國家大事,蔡李于事前,無不熟商,然后通力以赴……兩老畢生愉快協(xié)力, 比肩支持,專為國家效勞,貢獻特巨!
注 釋
①楊消齡撰《民國李石曾先生想概年譜B(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5月)有此記載陳紀浪到一代報奇八——李石曾傳民自北近代出版壯門982年S月)沿其從依此說.禁巴黎之行當在下半年而其時蔡匕遷來比錫蔡《自寫年譜N胃”我在萊比錫三年一份國境外.僅到過瑞士”李石曾硝名僧筆記廣談新年一文謂“(民h)在*海與蔡先生盤拍幾日 距在柏林相見約為五年
、谏陥箴^《最近之五十年》本文第2頁,上海書店1987影印
③李石曾:《石僧筆記》“談新年.載《李石曾先生文集》下冊第87頁,臺灣民黨黨史會1987年編印
4蔡元培1913年4月14日、30日《日記》,見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
。ㄉ希┑504、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06頁
5《吳稚暉人生選集》上冊,臺灣國民黨黨交會1964年編印 第139頁.
6蔡元培到吳稚暉函 載《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1984年393頁
7旅歐雜志社編,陳三井校訂《旅歐教育運動》,臺灣中研院近代史所
1996年,第100頁。
8、《蔡元培年譜長編》上冊、第593頁。
9、11《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冊,第433頁;
下冊,第114頁。
10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中冊,第75項。
12《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1年4日
13《蔡元培年譜長編》中冊,第354頁。
14張東蓀:《勤工儉學事件之責任問題》,見張允候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第2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67頁。
15《蔡元培譜長編》中冊、第462頁。
16《胡適的日記》,第7冊,1928年6月16日,21日,臺灣遠流出版社,1990年;
《胡適來住書信選》上冊第483頁,中華書局1979年。
17《陳布雷回憶錄》,臺灣王家出版社,1989年,第124頁。
18《吳稚暉先生全集》第3卷,臺灣國民黨黨史會1969年,第674頁。
19陳紀瀅:《一代振奇人——李石曾傳》第221頁。
20《民國日報》1928年12月9日
21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09頁。
22陳和銑:《我敬崇石老和追隨之回憶》,載《民國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譜》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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