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國家間政治》譯序

　　迄今為止，在流派林立的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界，恐怕還沒有一部論著的影響能夠超過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本書于1948年初版。1985年由肯尼思·湯普森（Kenneth W. Thompson）修訂出版了第六版。在40年時間里，摩根索的理論在西方長盛不衰。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我們將本書的全貌呈現在中國的社會科學界和廣大讀者面前，并做適當的評介工作是必要的。

　　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04－1980）是出生于德國的猶太人。他青年時代在法蘭克福大學和慕尼黑大學攻讀哲學、文學和法律，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問題研究生院學習和研究國際政治。畢業(yè)后當了三年律師，之后在日內瓦大學任政治學講師。1935年在西班牙馬德里國際研究學院任國際法教授。由于法西斯對猶太人的迫害，他無法回德國，遂于1937年輾轉到美國，在布魯克林學院和堪薩斯州立大學教政治學。1943年，摩根索加入美國國籍，以后在美國多所大學任教和從事研究工作，其中時間最長的是任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除代表作《國家間政治》外，主要著述還有《科學人對抗權力政治》（1946年）、《捍衛(wèi)國家利益》（1951年）、《政治學的困境》（1958年）等。

　　一般認為，西方國際政治學的發(fā)展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本世紀20一30年代，國際政治開始形成獨立學科，側重和平研究，理想主義色彩濃厚。二次大戰(zhàn)期間及戰(zhàn)后的十幾年內，現實主義理論占據了主導地位。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標志著現實主義理論的高峰，而他本人也成為公認的學科帶頭人。50－60年代，現實主義理論受到行為主義方法論的強烈沖擊。行為主義盛行了十來年，到了60年代末，它的缺陷暴露得越來越充分。從此之后，西方理論家將傳統(tǒng)理論同行為方法相結合，企圖使二者相得益彰，使各學科相互交叉，同時把國際政治理論引向許多分支領域和應用研究。一批自稱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家既繼承了摩根索的衣缽，又結合新的國際現實，借助系統(tǒng)論等方法，對他的理論加以推衍和修正。70年代以來，現實主義理論有重新抬頭之勢。毫無疑問，摩根索的理論思想已在西方特別是美國生根，并將繼續(xù)在國際政治學界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

　　摩根索不象后來的一些西方學者那樣宣稱自己的理論要做到“價值中立”，而是毫不掩飾地希望自己的思想能為現實政治服務。這一點他確實做到了。1985年10月， 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授予了漢斯·摩根索紀念獎，舒爾茨稱《國家間政治》一書為“有關國際政治的劃時代著作”。在授獎儀式上，他對摩根索有如下評價：“漢斯·摩根索在國際關系研究方面是一位先驅者，在使這項研究工作成為一種受人尊敬的知識性學科方面，他做出的努力也許勝過任何人。他的工作改變了我們對國際關系以及對美國在戰(zhàn)后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他從根本上確定了當代辯論的條件，要是我們沒有受益于他的智慧和他的思想的明澈性，那么，簡直難于想象我們今天的政策將是什么樣子。”[2]

　　從這位美國政治家對摩根索的贊譽之詞中已經可以知道，摩根索的政治立場和觀點必然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以馬克思主義為準繩去衡量摩根索的理論（乃至當代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所有主要流派），不難指出其大謬不然之處。然而我們同當代西方政治學者之間的岐見，決不僅限于意識形態(tài)方面。國家政治利益的沖突，文化背景的反差，也使我們同他們之間很難找到共同遵循的政治原則。正因為如此，否定對方的政治立場，拒絕對方的意識形態(tài)，無論如何也代替不了學術方面對人對己都有說服力的批判。評價任何一項社會科學理論，都必須抓住公認的學術標誰，例如推理是否有嚴密的邏輯性，理論是否能令人滿意地解釋現實，并預測未來的發(fā)展方向。對于摩根索自以為是“現實主義”的理論，更應該拿當代國際政治的現實來檢驗。當然，即使對國際政治現實本身的描述，也往往離不開價值判斷和本國立場。

　　一、關于國家權力與國家利益

　　摩根索在本書中立論的起點是國家權力與國家利益的概念，據此提出了政治現實主義的六大原則。他認為，國際政治同一切政治一樣，無論最終目標是什么，都是為權力而斗爭。政治學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應該有自己獨特的研究主題。政治學的主題是以權力大小而確定的利益。權力斗爭在個人之間表現為一個人力圖控制另一個人的行為，在國際社會中即表現為一國企圖控制他國的行為。國家外交政策應當為本國的國家利益服務，也就是為保持、擴大和顯示國家權力服務。

　　把國際政治簡單界定為各國為追求自身利益而進行權力斗爭的說法，不斷現到至少三個方面的批評。首先，理想主義者不能容忍這種在國際斗爭中不分青紅皂白、抹煞正義與邪惡之分的超然態(tài)度。同時，政治家也總是宣稱本國外交政策所追求的不僅僅是實現本國利益，而且包含更為高尚的目標和原則。其次，從學術角度說，國際政治的這一定義也遠非無懈可擊，它既不全面，也不準確。例如，國家為發(fā)展各自經濟而進行政治合作，就很難用“一國控制另一國的權力斗爭”來解釋。政治學家對“政治”所做的多種多樣的解釋中，可以找出不少比“為權力而斗爭”更科學化、更具適應性的定義。第三，“國際政治”與“國家間政治”不能劃等號。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活躍著許多非國家的行為體，諸如一些民族主義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間的國際組織等，都游離于國家權力之外。此外，國家也不總以一個意志統(tǒng)一的政治實體的面目而出現，國內各階級、黨派或利益集團在外交中各有其特殊利益，因此國際政治斗爭不只限于國家之間的斗爭，而是多層次的。

　　我們可以認為上述批評是正確的，或至少有其合理之處。但是摩根索以國家為基本單位，以利益和權力為國家行為動因而做出的分析和推理，確實能對許多國際現象做出有力的解釋。說服力強、影響力大的社會科學理論，無一不是通俗易懂的。摩根索的理論正是以其簡練、深入淺出吸引了包括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內的廣大讀者。國家是國際政治中主要的行為體，權力是政治斗爭的直接目的，因此各國為自身權力而斗爭，確實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表現形式。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從權力斗爭的角度觀察政治現象的，只是強調斗爭的階級內容。

　　摩根索理論的核心無疑是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這個概念通常被譯為“強權政治”，容易被我們理解為憑借實力在世界上弱肉強食，劃分勢力范圍的大國霸權政策。如果認為摩根索在本書中提倡這樣的權力政治，則是不公正的。他認為，國家利益基本的一條是本國的生存和安全，一國所追求的利益應同其實力相稱。國家領導人不應超出本國力量所能達到的范圍進行對外干涉，也不應企圖按照本國的形象去塑造世界。如果那樣做，只能反過來損害自己的安全，從而違背國家利益。

　　國家所追求的利益是否限定在國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是摩根索用以衡量外交政策是否合理的標準。基于此，他對美國在冷戰(zhàn)時期的擴張政策頗多指責，指出美國在抵御“共產主義擴張”或“確保民主世界安全”的幌子下，干涉對美國安全并不重要的地區(qū)的事務，從而使自己陷入力不從心而又不能自拔的困境。在美國政府頑固持敵視中國政策的60年代中期，摩根索大聲疾呼放棄對中國的遏制戰(zhàn)略。他說：“孤立（中國）政策顯然是徹底失敗了。就接納中國進入正常的外交、政治和貿易而言，被孤立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 他還認識到，美國染指臺灣問題是“永久介入中國內戰(zhàn)”，因小失大，構成了對華中的主要障礙。[3]　在整個越南戰(zhàn)爭期間，摩根索一直以國際問題專家的身份，不遺余力地口誅筆伐美國對印度支那的干涉。當然，象美國國內大多數反戰(zhàn)派一樣，他并非從道義上同情印支革命。他堅決反對越戰(zhàn)的理由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fā)，東南亞地區(qū)對美國的安全遠非生命攸關，美國的力量也不足以左右那一地區(qū)的政治發(fā)展方向。再者，美國武裝干涉的動機據稱是為了維護民主原則和集體安全原則；
在摩根索看來，這是反共意識形態(tài)在作祟，有悖于他提倡的國家利益原則。與對越南的態(tài)度相反，他主張美國對蘇聯(lián)在古巴的影響采取行動，因為加勒比地區(qū)在地理上接近美國，美國也有能力干涉。在事隔20多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回顧摩根索關于中國與越南等問題的觀點時，還能感到他思想中的現實感和“超前意識”。

　　如今在美國外交政策的辯論臺上，無論對某項政策進行辯護還是攻擊，“國家利益”的概念都是使用得最多的。有人說，這是摩根索理論深入人心的表現，因為他是最早明確闡述國家利益觀的。其實，摩根索理論最不嚴密的環(huán)節(jié)之一，正是誰代表國家利益，以及如何確定國家利益的問題。摩根索曾就此解釋說，國家利益是相互沖突著的各種政治利益的一個妥協(xié)物。它不是經抽象化、科學化以后的一種理想概念，而是國內不斷的政治競爭的產物。國家通過其各級機構和組織，最終負責解釋和執(zhí)行符合國家利益的各項政策。[4]

　　這種簡單含糊的說明無法解答許多具體的理論問題：判斷某項外交政策符合或者違背國家利益，應以什么為客觀衡量標準？在何種情況下，國家領導人、執(zhí)政黨和政府的利益與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是吻合的？反對黨和不完全受政府左右的公共輿論有時能反映民心所向，但它們的意見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國家的真正利益？有的美國學者認為國家利益是由國家決策者來決定的。即便此說成立，當美國的外交決策者或決策機構之間意見相左，各屆政府的政策前后矛盾時，國家利益何從確定？從理論上說，作為國家公民整體利益的國家利益應是客觀存在的。然而在實踐中，確定國家利益卻不得不借助于主觀判斷，而主觀判斷必然受制于價值觀念、階級地位、黨派背景等社會因素。可以說，“國家利益”不是一個能夠成為有力分析工具的學術概念。在觀察國際政治時，應看到國家除了自身安全外還有其他方面的利益（如對外經濟交往的需要）；
還應越過國家這個分析層次，去考察國內不同的社會集團以至決策者個人的利益是如何影響對外關系的。這正是摩根索理論的弱點所在。在他之后的西方國際關系學者，已經更多地注意從不同的層次分析利益和權力。

　　在本書中，摩根索對決定國家權力大小的諸多因素進行了分析和估價，這對我們研究當代國際關系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對于國家物質力量、民族精神力量和政府的素質，他都給予足夠的重視。在行為主義研究方法全盛的60年代乃至今天，不斷有國際關系學者企圖把國家實力中的各種因素進行分解、量化，直至用圖表公式表示，用計算機處理，最后給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按實力“排座次”，因為據說沒有量化便不叫科學。究竟是這種定量方法還是摩根索式的定性分析更“科學”，更接近實際，更經得起時間考驗？讀者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

　　二、關于意識形態(tài)和道義原則

　　摩根索推崇以權力限定國家利益、以國家利益確定對外政策目標的現實主義原則，是有明確針對性的，其對立面是理想主義原則，即以意識形態(tài)、法理和抽象的道義準則決定對外政策的做法。按他的學生、本書修訂版編者湯普森的說法，“摩根索的研究重點放在權力或國家利益與道德之間的關系上�！盵5]

　　摩根索的理論產生于歐洲文化背景。他深諳近現代歐洲政治家縱橫捭闔的外交謀略。當他踏上美國國土后，發(fā)現歐洲的傳統(tǒng)外交思想并未在美國生根。由于在地理位置、歷史、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性，美國外交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6] 尤其是在二次大戰(zhàn)后初期，美國外交似乎一切都服從反共原則，而不考慮本國權力的局限性和他國權力對本國的制約。摩根索在其著述中不斷援引歐洲外交的實例，并加以理論上的概括，指出美國人“陶醉于道德的抽象概念之中”，“自以為超然于權力政治之外”，是不現實的，必將導致外交失敗。早在1951年發(fā)表的《捍衛(wèi)國家利益》的長文中，他就提醒美國人重新學習治國經驗和政治道德的原則。

　　關于國際政治中的道德原則，摩根索提出了獨特的看法。他說，政治家個人的思想原則有時是與公眾利益相悖的。作為個人，可以為維護尊嚴和原則去犧牲生命；
但作為國家領導人，他沒有權利為了維護個人的理想做出使整個國家和人民陷入生死存亡危險的決策。這正是林肯在聯(lián)邦的生存和他本人的廢奴理想出現矛盾時所堅持的原則�，F實主義者相信，最崇高的集體道德是“審慎”（Prudence），不考慮政治后果就在國際上采取所謂維護道義原則的干涉行動，才是不道德的。政治家為了保證本國的生存，在必要時可以說謊、欺詐，甚至同魔鬼做交易，這樣的馬基雅維里主義沒有什么不道德。摩根索說，現實主義同理想主義之爭不是原則同權宜之計的矛盾，也不是道德與不道德的矛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理想主義提倡的是用抽象的、恒定的道義原則去指導行動；
而現實主義要求政治家審時度勢，慎重地估量政治現實與行動的后果。因此，二者之爭是與政治現實脫節(jié)的道德原則同立足于政治現實的道德原則之爭。[7]

　　基于這種政治道德觀，摩根索強烈反對美國打著“民主”和反共旗幟在世界上到處插手。當然，他也反對蘇聯(lián)以“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團結”的原則為理由進行擴張。[8] 他告誡美國領導人，只有抵制過分的反共情緒，才能審慎地維護美國利益。他在1967年4月的美國《外交季刊》上發(fā)表題為《干涉還是不干涉》的文章，批評美國當時的全球干涉政策未將“抽象原則”同“國家利益”區(qū)分清楚，提出美國應區(qū)別“敵對于美國利益的革命和不敵對于美國利益的革命”，以采取不同對策�！皩Ω缮鎴龊系倪x擇不能由包羅一切的意識形態(tài)義務和對美國力量的盲目依賴來決定，而要由對所涉及的利益和可用力量所做的仔細估量來決定。如果美國運用這一標準，它就會干涉得較少，成功得較多�！盵9]

　　這位現實主義理論家還抨擊十字軍式的把本國的價值觀強加給他國的對外政策。在摩根索看來，一次大戰(zhàn)時期的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要求世界各國接受美國的民主制度，已經違背了林肯時代的美國政治傳統(tǒng)�？ㄌ乜偨y(tǒng)的“人權外交”將被事實證明是不現實的，必然給美國政策帶來混亂和前后矛盾，因為“人權”從來不是國家對外交往的主要目的。摩根索就“人權外交”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有權利和義務將自己的原則強加給別國？將某種人權思想運用到別國，在多大程度上證明是道德的，在理智上是站得住腳的？[10]

　　在美國的政治詞匯中，“意識形態(tài)”一詞多含貶義。美國人不大肯承認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受意識形態(tài)指導的，更不肯承認自己的目標是在意識形態(tài)掩蓋下推行的。在意識形態(tài)與國家實際利益的關系方面，摩根索比一般美國人清醒得多。在本書中，摩根索強調了意識形態(tài)為權力斗爭服務的一面——意識形態(tài)被利用來為權力斗爭辯護，使權力斗爭合理化、合法化。政治家在權力斗爭的漩渦中陷得越深，就愈難看清斗爭的真正性質，而總是用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假面具自欺欺人，使政治家本人和公眾在心理上和道義上更易于接受意識形態(tài)偽裝下的追求本國權力的斗爭。無論在美國還是在其他國家，概莫能外。摩根索所指的意識形態(tài)遠不止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家。他把威爾遜的“自決原則”、希特勒的“種族優(yōu)越”等都納入意識形態(tài)范圍，泛指一切政治口號或思想偽裝。他說，可供利用的意識形態(tài)多種多樣，無論是哪種類型、在世界政治中處于什么地位的國家，在推行外交政策時都不難找到為本國利益服務的意識形態(tài)。

　　這種看法在國際斗爭中不乏事實根據。但摩根索對意識形態(tài)的解釋也有明顯的偏頗之處。按照一般的理解，國際政治中的意識形態(tài)指的是指導某個社會集團（主要是國家、政黨、民族組織）進行政治斗爭的較為完整的思想體系。[11] 說政治家往往利用意識形態(tài)掩蓋爭奪權力的目的，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似乎并沒有錯。不過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作為對社會的獨立力量的國家，是“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tài)力量”[12]。政治家的行為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國意識形態(tài)的支配；
在他們處理外交事務的時候，意識形態(tài)在頭腦中早已潛移默化，先入為主地決定了他們判斷是非、處理信息、做出決策時較為固定的思維模式。的確，外交決策者是用意識形態(tài)的語言來表達自己國家的目標和對世界的看法，但很難說他們本人不信仰他們所表述和維護的思想體系。在國際關系中，決定國家外交政策的并不是絕對客觀的國家利益，而是決策者以意識形態(tài)為思想框架和觀察工具所認識到的國家利益。

　　因此，意識形態(tài)和道義原則在很多情況下是同國家利益相輔相成、融為一體的。像美國這樣實力強大的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要把本國的價值觀念體系和生活方式推廣到世界上去，將此作為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如果把意識形態(tài)看成僅僅是成熟的政治家爭奪權力時得心應手的工具，就把它的作用過分簡單化了。

　　在從杜魯門主義到里根主義的美國戰(zhàn)后外交思想中，摩根索所稱的“現實主義”的考慮看來有所增加，這固然是美國實力地位發(fā)生變化的反映，但也同美國“思想庫”和輿論界、知識界的影響有關。像摩根索這樣的“鶴鳴之士”，對外交政策的最大影響不在策略和日常決策中，而在思想原則領域里�？偟膩碚f，摩根索的現實主義原則得到了理論上的確認。舒爾茨在摩根索紀念獎授獎儀式上說：“建立在現實主義基礎上的對外政策既不能忽視思想意識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視道德的重要性。但是，現實主義要求我們的各項對外政策避免完全建立在同政治現實脫節(jié)的道德絕對論的基礎之上。漢斯·摩根索對這種道德上的討伐或道德上的規(guī)避的危險所發(fā)出的警告是正確的�！笨梢韵嘈�，如果摩根索活到今天，他對美國的外交政策仍會不斷發(fā)出警告的。

　　三、關于國家間的權力斗爭

　　本書的副標題是“尋求權力與和平的斗爭”。權力與和平是什么關系？按照摩根索的思路，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與實力不均等使國家間的權力斗爭不可避免。一國相對于他國的權力膨脹，必然產生該國的擴張野心，這是所謂“國際政治的鐵的規(guī)律”。為使國家間的權力斗爭不致發(fā)展為戰(zhàn)爭，必須限制強國的權力增長。

　　國際道義、世界公眾輿論和國際法都是對國家權力的限制。本書在這些方面著墨甚多，結論卻是簡單而又悲觀的：由于不存在一個世界性的社會，也缺乏用以判斷國家行為是否道德的普遍接受的國際標準，所以無法形成能夠制止國家推行某項國際政策的世界公眾輿論。至于國際法，它的實質性缺陷是分散化，而且沒有國內法那樣的有權威的立法和執(zhí)法機構。

　　既然迄今為止沒有一種國際機制能有效制止國際上的侵略行為，甚至對于某項行為算不算侵略還常有爭議，限制國家權力的擴大就只有以國家權力制約國家權力。為了研究國家間的權力關系，摩根索把國家追求權力的政策分為三種類型：即維持現狀的政策、帝國主義的政策和追求國家威望的政策；
也即保持權力、增加權力和顯示權力的政策。他給帝國主義下了一個對我們來說相當陌生的定義：帝國主義是旨在推翻國際現狀、使國家間權力關系逆轉的一種政策。他說，這個定義能把“帝國主義”一詞變成道義上中性的術語。并對列寧的帝國主義定義多所指摘。但既使對非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摩根索的定義也是難以接受的。國際現狀是處在不斷變化之中的。按摩根索的定義，如果一個大國用武力侵吞了一個小國的領土，它就是在推行帝國主義政策；
然而它的政策造成的領土擴張又成為一種新的國際現狀。于是，這時如果小國進行反抗，要求恢復對被占領土的主權，也就變成“推翻現狀”、“扭轉權力關系”了，這豈不是在說作為受害者的小國在推行帝國主義政策嗎？顯然，“維持現狀”等概念是不精確的，按摩根索的方式去解釋帝國主義也不可能合理。實際上，他的帝國主義定義雖有一定影響，卻從未在西方學術界得到公認。一些西方學者把帝國主義政策界定為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其他國家實行控制，應該說比摩根索的定義更有價值。

　　在國際政治學里，“權力均衡”（或稱“均勢”、“勢力均衡”等）比“帝國主義”的概念更容易引起爭論。尋求國際均勢以維持國家生存、避免戰(zhàn)爭的思想，幾乎同國際關系的歷史一樣久遠。關于均勢的論述，是本書的中心內容之一。

　　摩根索指出，“力量平衡”是許多門學科中都普遍使用的概念，它表示由一定數量的自主力量組成的系統(tǒng)中的穩(wěn)定狀態(tài)。在國內政治系統(tǒng)中，各種社會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起著維系國內穩(wěn)定的作用。西方政治中的權力制衡思想和三極分立的政府體制就建立在這種看法的基礎之上。只有政治力量之間的相互制約才能保護弱小集團的利益，防止少數人專制獨裁。這個原則也可以推廣到國際政治中去。與國內政治不同的是，國際政治系統(tǒng)中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控制下的一體化社會，因此國際社會的穩(wěn)定及其各組成部分的獨立自由，在更大的程度上有賴于權力均衡的作用。

　　國際權力均衡并不是指各國單獨力量之間簡單的數學等式，而是指一個國際系統(tǒng)內，各國力量通過某種分化組合的方式達到分布的大體平衡，其中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處于絕對優(yōu)勢和控制全局的地位。在摩根索的著述中，權力均衡既指一種力量分布的客觀狀態(tài)，又指國家為取得對自己有利的均衡狀態(tài)而主觀采取的政策和行動。他分析了建立均勢的五種方式：（1）將競爭對手分而治之；
（2）重新劃分領土疆界或瓜分殖民地和勢力范圍；
（3）軍備競賽；
（4）結盟；
（5）由某大國充當兩大對抗力量之間的平衡者。五種方式中最重要的是結盟，即通過國家間的聯(lián)盟對抗某強權國家或另一個聯(lián)盟。

　　在權力均衡對維護國家獨立、防止大國稱霸所起的作用方面，摩根索的估價是現實的。他強調指出了權力均衡作為一種制約因素的嚴重缺陷。例如在歐洲近代史上，大國之間均勢的保持幾次以犧牲波蘭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為代價；
歐洲的多國體系得以維持，大國獨霸歐洲的努力未能成功，也是以戰(zhàn)爭頻繁發(fā)生為代價的。也就說，有時均勢未能防止戰(zhàn)爭，反而需要戰(zhàn)爭來維持均勢（但摩根索并未象我們有的批評者所指責的那樣，“主張”以戰(zhàn)爭求均勢）。另外，由于國家實力沒有統(tǒng)一的衡量標準，國際力量對比何時達到平衡，各國必然各執(zhí)一詞，力爭本國相對實力的增長。有的國家還以維持均勢為名謀取霸權優(yōu)勢，即摩根索所謂“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權力均衡”。

　　國際戰(zhàn)略格局中存在權力均衡的狀態(tài)（如常說的美國與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力量大體平衡），是較少爭議的，爭論的問題主要關系到國家（尤其是弱小國家）應當不應當自覺運用均勢原則來指導外交政策，維護國家安全。摩根索認為，受大國爭奪威脅的弱小國家要保持獨立，不是需要某個大國的保護，就是需要利用大國間的權力均衡。我們如果不是從某種抽象原則出發(fā)，而是對國際政治現實進行考察，那么研究一下摩根索的看法，也許是有裨益的。

　　有人認為，客觀的均勢狀態(tài)可以研究利用，主動運用均勢原則則不可取，因為后者是資本主義大國對外政策的指導原則，社會主義國家對之只應揭露譴責。關于這點，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應給我們以啟迪：“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fā)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
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
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于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是對事物的唯一唯物主義的觀點。”[13] 如果這樣來理解“原則”的內涵，在外交政策中運用均勢原則本是無可非議也毋庸諱言的，因為它是從現實世界的均勢狀態(tài)中抽象出來的。要維護本國安全，就得力圖準確地分析國際力量對比，估價本國實力，把握本國在力量對比中所處的位置，審時度勢，不失時機地調整政策。

　　在現實中，古今中外都不乏成功運用均勢政策來維護本國利益的實例，它并非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成功的政治家總是把在國內外事務中掌握平衡作為一門政治藝術、一種必不可缺的手段。撇開終極目的不談，運用均勢原則便只有公開不公開、自覺不自覺、充分不充分、成功不成功之分。當然，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有不同的外交原則，而均勢原則本來不可能也不應該是一個國家對外政策的唯一指導原則。但是，如果各國之間能在維護國際權力均衡方面形成某種共識（同時產生心照不宣的協(xié)調行動），是否能在防止一兩個大國破壞均勢、謀求霸權方面起到某種抑制作用呢？在戰(zhàn)后國際關系史上，是否也已有過這樣的先例呢？

　　四、關于通向普遍和平的道路

　　摩根索認為，社會沖突源于人的權力欲，而國家無限擴大自己權力的欲望，會在一定國際條件下導致戰(zhàn)爭。尋求普遍和平只靠制約權力是不夠的，還必須改造國際環(huán)境。他對和平問題的研究是系統(tǒng)的。簡單歸納起來，他在本書中提出了這樣一條爭取普遍和平的思路：

　�。ㄒ唬�應該阻止國際政治中破壞性和無秩序傾向的發(fā)展。在這方面進行過的最持久的努力是裁軍。但裁軍本身并不能制止戰(zhàn)爭。我軍的努力迄今為止從未成功，因為它實際上反映的只是有關國家之間的權力關系。由于同樣的原因，其他諸如建立集體安全體系、國際警察部隊、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國際爭端等手段，也都沒有成功的希望。

　　（二）種種“治標”的方法難以奏效，根本的途徑在于改造世界的無政府狀態(tài)。國際和平與秩序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是國際體系本身無中心造成的。不形成一個世界范圍的國家，就沒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世界國家應以當代民族國家為榜樣建立，因為只有國家才能保障社會穩(wěn)定。不幸的是，在當代世界的道德、社會和政治環(huán)境下，世界國家無從建立。

　�。ㄈ�）在建立世界國家之前，首先應創(chuàng)造出一個國際共同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國際共同體形成的前提條件是一種新的國際共識和國家間的和解，實現國際和解的手段是外交。但是自從二次大戰(zhàn)結束以來，外交喪失了原有的活力，它的作用降低了。外交必須獲得新生。

　　如果把摩根索的思路公式化，就是：

　　恢復傳統(tǒng)外交—→國際和解—→國際共同體—→一個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國家—→世界和平

　　盡管摩根索關于通向世界和平之路的探討是學術性的，嚴肅認真的，在我們中國讀者面前，它卻多少有點象天方夜譚�！皣�際共同體”、“世界政府”一類的構想，其非現實性在我們看來毋庸贅述；
它們的政治含義，也是我們無法接受的。當我們理所當然地將主權原則視為國際關系最基本的準則時，國家主權在西方世界卻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指責；
許多西方學者認為，只有各國讓出一部分主權，才能維持世界和平。當我們堅信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是當今時代的主流時，西方不少著名的思想家卻在著書立說，為早日建立世界政府而搖旗吶喊。西方人提出“世界國家”主張的，至少可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詩人但��；
當時中國明代的皇帝卻以為自己便是“天下共主”了。這種思想觀念上的強烈反差，反映了世界歷史的發(fā)展是多么不平衡。我們在批評摩根索的和平思路脫離現實的同時，是否還可以為理解這種反差進行更深一層的思索呢？

　　摩根索承認在當代條件下成立世界國家是不現實的，他只是把最終建立世界國家當成永久和平的唯一保證。在他看來，國際戰(zhàn)爭的根源是國家利益的相互沖突在無政府條件下無法調和。其實，歷史上的許多戰(zhàn)爭即使從表層上看，也不是由于國家間的利益沖突引起的。根據摩根索本人的統(tǒng)計，從1840年到1941年的100年間，國內戰(zhàn)爭與國際戰(zhàn)爭的比例是一比三。他的國家利益論解釋不了內戰(zhàn)，而內戰(zhàn)誘發(fā)國際戰(zhàn)爭的例子不勝枚舉。二次大戰(zhàn)之后的朝鮮戰(zhàn)爭、印度支那戰(zhàn)爭、孟拉加戰(zhàn)爭，現在尚未結束的柬埔寨和阿富汗的戰(zhàn)爭，都不是單純的國內戰(zhàn)爭或國際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根源不能僅從國際社會的無秩序狀態(tài)和國家間的利害沖突中去尋找。退一步說，世界國家即使能建立，也不能保證永久和平。

　　用國際政府來防止國際沖突的設想，是建立在國內社會的穩(wěn)定比國際社會的安全更容易保持這樣一個結論之上的。但這一前提便大可懷疑。對于當代世界上許多國家來說，國內發(fā)生政治動亂的危險比外部入侵的威脅更為嚴重，國內安全問題比國際安全問題更為迫切。國內安全能否有保障，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并不取決于政府的統(tǒng)治是否強有力。理由很簡單：是社會創(chuàng)造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創(chuàng)造了社會。當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府還在為其社會內聚力而擔憂時，建立所謂“全球社會”所必需的內聚力又從何談起？如果說國內社會安定的基礎是經濟發(fā)達、政治民主、社會公正的話，那么國際和平也只有在世界經濟穩(wěn)步發(fā)展、國際生活民主化，各國人民的意志得到充分尊重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鞏固。

　　在本書最后一部分，作者分析了外交在“通過調解促成和平”的過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他對一次大戰(zhàn)以來外交的所謂“衰落”和“貶值”表示憤憤不平，而對20世紀以前的歐洲傳統(tǒng)外交方式和手段贊賞不已，以為只有由極少數人組成的外交決策班子才能從國家利益著想，通過秘密談判的方式，在國家之間斡旋調解，解決爭端。所謂外交的“衰落”，指的是當代西方各國公眾輿論對外交政策的批評尖銳，要求監(jiān)督外交活動的呼聲甚高，多種外交渠道的開辟，參加外交活動的政府機構增加，政府首腦在最高級會議上親自主持談判，降低了職業(yè)外交家的地位和作用，國際會議的活躍，先進通訊技術和現代化交通工具帶來的“穿梭外交”和談判的逐步公開化，超級大國的國際地位與外交經驗不足之間的矛盾，如此等等。

　　不論摩根索贊成與否，外交活動中的上述現象不但存在，而且其中絕大部分還趨于繼續(xù)發(fā)展，因為它們同新技術革命下的時代潮流合拍。當代世界政治中有兩種相互聯(lián)系、不可逆轉的趨勢。一是各國之間經濟發(fā)展的相互依存和政治發(fā)展的相互影響。各國人民的相互交往易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信息網絡四通八達，我們的地球在縮小。二是內政與外交之間的鴻溝正被日益增加的國際交往填平。主管財政、金融、文化、教育、司法、刑偵等等政府部門，越來越多地參與外交活動，也對外交政策的制訂和執(zhí)行產生影響。外交領域的擴大帶來了外交決策過程的復雜化，同時也使一定程度的外交公開化不可阻擋。正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卡爾·多伊奇所說：“不論是福是禍，像一切政治一樣，外交政策再也不可能完全由少數幾個人所決定了�！盵14]

　　為使外交重新成為調整國家間權力關系、促成和平的重要工具，摩根索提出了四項原則：（1）必須摒棄在外交上向他國興師問罪的做法；
（2）必須用國家利益規(guī)定外交政策的目標，并須有足夠的力量促成其實現；
（3）國家必須從其他國家的角度出發(fā)考慮國際政治問題；
（4）國家必須善于在一切無關宏旨的問題上做出妥協(xié)。他之所以反對公開外交，反對外交過多受公眾輿論干擾，是因為他相信只有傳統(tǒng)的秘密外交才能實行上述四則原則，特別是在無關宏旨的問題上善于妥協(xié)。在他看來，公眾考慮外交問題總是帶著政治偏狹和宗教式狂熱的，總是情緒化、非理性的。如果政治家讓自己的行動被公眾輿論束縛住手腳，就會為了迎合國內民族主義的偏激情緒而被迫犧牲靈活的外交方針。在公開場合越是信誓旦旦地講堅持“原則”，就越難做出以國家利益為原則所需要的政策調整。

　　就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國內政治背景而言，摩根索的論點不無道理，不過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在西方對外交決策產生直接影響的“公眾輿論”，實際上并不反映廣大國民的意向（任何國家的老百姓在平時都不甚關注外交事務），而只是新聞傳播媒介、在野黨派、參與對外交往的利益集團等等的觀點看法。外交決策目與這種“公眾輿論”之間是相互影響的。政府經常為了爭取公眾對某項外交政策的支持而去“引導”輿論，提供片面的信息。冷戰(zhàn)時期美國國內的強烈反共情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當時的美國決策者為了國內外政治斗爭的需要而煽動起來的。在推行強硬外交、擴張政策時，政府的外交活動往往比較公開，官方政策與“公眾輿論”也基本一致。決策者主動利用輿論，成為雙方關系的主導面。但是，當政府看到有必要收縮力量，做出外交讓步時，外交意圖往往秘而不宣，外交談判內容也不愿公開，于是“公眾輿論”的慣性就拖了政策調整的后腿。因此，外交靈活性受“輿論”牽制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決策集團自己的行為造成的。決策者在外交上不按摩根索提出的“理性原則”行事，引起國際沖突，原因決不僅僅是對國家利益之所在判斷失誤，或是不能擺脫輿論的羈絆。決策者將國家對外關系引向歧途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他們將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私利，凌駕于全社會整體利益之上，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的政治權力和統(tǒng)治集團的利益視為國家利益�？傊�，問題的關鍵不在外交活動的環(huán)境、形式和程序，而在政策的實質。

　　摩根索在本書中呼吁“政府要做公眾輿論的領導者，而不是它的奴隸”，然而在越南戰(zhàn)爭等許多外交政策問題上，他卻站在美國政府立場的對立面，明確希望公眾輿論能迫使政府轉變政策。在這一點上，他的政策主張和個人實踐對他的和平理論來說，不啻是一種諷刺。實現摩根索的世界和平藍圖的第一步是“恢復傳統(tǒng)外交”，如果這一條既不可行，又不可取，那么值得認真探討的問題就所剩不多了。

　　五、關于對本書的評價及其他

　　評價一項社會科學理論，褒貶其中一點而不及其余，固不可�。�
僅舉出其觀點的犖犖大端做一些分析評論，也欠周全。唯有從整體上把握其結構特點，才能較為全面地判定其優(yōu)劣。

　　應當承認，作為一項政治理論，摩根索的體系是相當完整的。第一，它描繪了國際政治的現實，并解釋了其中的因果關系：國際社會中的各個國家為自身的權益而斗爭，當國家間的利益一致時就產生合作；
競爭、對抗與沖突則是利益相互抵觸的結果。第二，它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國家的生存和世界和平是理論研究的目標。國家的生存有賴于對國家利益的理性追求，有賴于對國家實力的符合現實的估計。維持大國之間的均勢有助于維持和平。意識形態(tài)和宗教的討伐不利于國家利益和國際穩(wěn)定。第三，他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案：在現存的國際體系中，維持和平的真正建設性的步驟，是通過講究藝術的傳統(tǒng)外交手段取得國家間的妥協(xié)，這種和解將成為通向世界大國的鋪路石。

　　無論贊成摩根索的觀點與否，他的理論給人以深刻印象，是難以否認的。思路清晰，首尾相應，內在邏輯性強，論點與論據結合緊密，是他的理論具有強大影響力的重要原因�；蛟S這與他來自德國有關，因為德意志民族是“歐洲最有理論修養(yǎng)的民族”。[15]

　　作者曾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的兩個目標：第一，找出決定國家之間政治關系的各種力量，并理解這些力量如何相互作用。第二，理解國際政治是為了尋求通向世界和平的途徑�？偟膩砜矗�在前一個目標的探索中，作者的現實感較強；
在試圖達到后一個目標時，摩根索理論中非現實性的一面則較為突出�；蛟S在做出這一結論之后，我們還可以設問：試圖構筑一項既能解釋歷史和當代紛繁復雜的國際政治現象、又能為既定外交政策目標服務的理論，這一宏大目標本身是否現實？當代許多西方學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們不反對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理論，承認他在那一時代卓爾不群，但是不相信他提出的一套概念結構和邏輯推理能為國際政治提供充分的解釋。他們不再像摩根索那樣，以建立一套完整的國際關系理論為己任，而是競相征國際政治學的各個分支領域里耕耘，或者用跨學科的研究去填補理論空白。

　　從摩根索理論的體系上看，有兩個最明顯的缺陷。第一，正如前文多次談到的，摩根索忽視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相互作用。他經常將兩者進行比較，卻往往割斷兩者之間的聯(lián)系，似乎國內政治只決定于國內各種政治之間的斗爭，而國際政治僅僅是作為各個統(tǒng)一體的主權國家之間的抗衡。本書的書名(Politics Among Nations)已經表明，摩根索理論談的是國家之間的政治，但“國家間政治”決不是作為我們研究對象的“國際政治”的全部內容。[16]

　　第二，摩根索忽視了經濟因素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國家通常將維護本國安全當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但在國際交往中保護和擴大本國的經濟利益以促進國內經濟發(fā)展，也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當代國際關系中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是世界經濟日益政治化和世界政治日益經濟化。在摩根索的權力觀、利益觀與和平觀中，經濟因素卻被置于可有可無的地位，只在分析國家實力時有所涉及。這種情況是由他的理論形成時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決定的。本書自1948年問世以來一版再版，不斷增補內容，但它仍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和戰(zhàn)后初期的國際關系史為主要素材，基本觀點深深地刻上了冷戰(zhàn)烙印。本書的理論框架無法容納國際經濟領域中的相互依存關系和地區(qū)一體化進程，也無法討論新技術革命加全人類共同面臨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威脅。從今天的觀點看，離開這些問題去談論國家間的利益協(xié)調與持久和平，是遠遠地落后于時代了。

　　評價摩根索的理論，必然牽涉到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整體評價問題。我們長期以來習慣于這樣一種說法：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盡管五花八門，體系龐雜，但只不過是用不同方式表達同一基本內容而已。萬變不離其宗，都是為壟斷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為帝國主義政策辯護的。在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正本清源的過程中，上述觀點值得商榷。姑且不論在給西方各理論流派（其中也可有左中右之分）定性之前，對其“萬變”究竟了解多少，單就創(chuàng)立這些理論的學者所奉行的宗旨而言，是否也應該做些客觀、具體的調查研究呢？以摩根索為例，他指出權力政治的現實，不等于他“鼓吹”以強凌弱；
他指出歷史上有的國家為求得有利于本國的均勢而發(fā)動戰(zhàn)爭，不等于他“提倡”戰(zhàn)爭；
他希望自己的理論能為美國利益服務，但他并未把美國的國家利益等同于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或帝國主義利益。

　　有人稱摩根索的權力觀是馬基雅維里的政治觀在當代國際政治學中的翻版，因此我們不妨回憶一下馬克思對馬基雅維里的評價。[17] 馬克思曾經肯定馬基雅維里在國家觀上擺脫了神學束縛，擺脫了道德而獨立地研究政治，并稱他的《佛羅倫薩史》是一部“杰作”。如果我們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觀察方法，還應該相信，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包括社會科學家，都是追求真理、尊重科學的，絕大多數國際關系學者都是熱愛和平、反對戰(zhàn)爭的。把西方國家的人民同他們的政府政策相區(qū)別，一直是我們的基本態(tài)度；
正如不能說西方經濟學家都在為挽救帝國主義的垂死命運尋找靈丹妙藥一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不能說西方政治學家都在為帝國主義統(tǒng)治出謀劃策。至于說他們的研究成果中精華與糟粕并存，其中許多價值觀念我們不能接受，那是不言而喻的。在外交上我們不以意識形態(tài)劃線來決定遠近親疏，在國際政治研究中我們也不應以意識形態(tài)不同為由，拒絕吸收西方的學術成果。在我們同西方國際政治學者進行交流時，由于各自國家利益，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觀點交鋒是必然的、必要的，而方式則應是以文會友，以理服人。在學術語言上，我們同他們能夠找到共同點，在探索真理、爭取和平、促進人類進步的目標方面，也能夠找到共同點。

　　毋庸置疑，在學術上拾人牙慧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在過去幾十年中，我們曾經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采取一概排斥的態(tài)度，阻礙了我們的理論發(fā)展。而今在評介西方理論時以偏概全以及食洋不化的現象，也值得我們警惕。有些理論（特別是一些行為主義理論）在西方正在被悄悄拋棄，在我們這里卻被引為時髦。說到這個問題，不妨借用摩根索在本書開頭的一句話：“在政治理論中，新鮮突兀未必是優(yōu)點，源遠流長也未必是缺點�！蔽覀兊睦碚撔枰�突破，但不能落入別人正在擺脫的窠臼，這便是本書譯校者的希望。

　　1988年中秋于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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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原載漢斯·J·摩根索著：《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斗爭》，徐昕、郝望、李保平譯，王緝思校，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原譯序標題為“摩根索理論的現實性與非現實性”。

　　[2] 美國新聞署華盛頓電，1985年10月2日。

　　[3]參閱資中筠：《緩慢的解凍——中美關系打開之前十幾年間美國對華輿論的轉變過程》，載《美國研究》，1987年第2期。

　　[4]漢斯·J·摩根索：《另一場“大辯論”：美國的國家利益》(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S)，載《美國政治學評論》(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52年第4期，第971-978頁。

　　[5]肯·湯普森：《摩根索的政治現實主義原則》（胡少華譯），載《國外政治學》，1987年第1期。

　　[6]參閱資中筠：《略論戰(zhàn)后美國外交的若干特點》，載《美國研究》，1988年第1期。

　　[7] 摩根索：《政治學的困境》(Dilemmas of Politics)， 1958年芝加哥版，第84-86頁。

　　[8] 參閱西奧多·庫倫比斯(Theodore A. Couloumbis)和詹姆斯·沃爾夫(James H. Wolfe)著：《國際關系導論》(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新德里1981年版，第77-82頁。

　　[9] 轉引自時殷弘：《尼克松主義》，武漢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頁。

　　[10] 肯·湯普森前引文。

　　[11] 參閱《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麥克米蘭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8卷，第69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49頁。

　　[13]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2頁。

　　[14] 卡爾•多伊奇(Karl W. Deutsch)：《國際關系分析》(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68年新澤西版，第39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300頁。

　　[16] 譯校著曾反復斟酌書名的翻譯問題�？紤]到本書內容確實只限于“國家之間的政治”，故采用現書名。另外，nation的原意嚴格地講，并不是“國家”(state)，而是“民族”。美國學者常將nation與state混用，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美國的“州”稱為state，如把“國家”也稱為state，在美國容易引起誤解。因此，美國著作中又有nation state的用法，其實就是指“國家”。二是西方有一種傳統(tǒng)觀念，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應當組成一個國家，而每一個國家只應包括一個民族，因而民族與國家常被視為一體。關于民族與國家之間關系的理論問題，參閱英國學者休•塞頓-沃特森(Hugh Seton-Watson)所著《民族與國家》(Nations and States)，1977年倫敦版，第1章。

　　[17]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28頁；
第3卷，第368頁；
第13卷，第475頁；
第29卷，第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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