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東風：當代學術體制反思

　　現代學術的最具決定意義的特點就是其制度化，即隨著現代的勞動分工和職業(yè)分化，學術是以職業(yè)化、專業(yè)化、制度化的形態(tài)存在的，包括知識生產的專業(yè)化、學科化、職業(yè)化以及專業(yè)化的學術成果發(fā)表（出版）機構、資助評估機構等等。這是現代學術和前現代學術的一個根本區(qū)別�，F在的大學、研究機構、專業(yè)化的學術評價制度、發(fā)表制度、基金制度等等，都是學術研究制度化的重要標志。按照西方社會學家的研究，現代西方學術就是借助于這些制度化（現代性的重要維度）才得以獨立、獲得自己的自主性（盡管不是絕對的）。

　　中國現代學術制度的建立比西方要晚一些，大約開始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大致而言，中國現代學術研究的制度化進程大致經過了這樣三個階段：一、二十世紀初到建國前，這是中國學術體制的形成期。在西方學術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影響下，中國現代學術體制（與高等教育體制一起）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
二、建國以后，學術體制化進程受挫，特別是“文革”期間，學術體制和教育體制一樣受到極大沖擊，甚至各種反體制的運動接連不斷發(fā)生，其最明顯、最嚴重的結果是學術領域的自主性受到嚴重損害。之所以說這個時期的“學術研究”是反體制化的，是因為它完全摧毀了學術場域的起碼的自主性，所以也就不是真正的學術了（當然有個別例外的情況存在，我們這里說的是學術研究的總體情況）。三、從八十年代開始，學術體制化的進程開始恢復，這個過程是和思想解放運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以及給知識分子恢復名譽等一系列活動同時發(fā)生，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學術的自主和尊嚴。

　　歷史證明，沒有自主性的學術不可能有尊嚴，不管它曾經多么不可一世。以文學研究為例。這點在“文革”時期的文史哲研究中表現得可能比其他領域更加明顯。我們應該都記得解放后的文學、史學的地位是多么顯赫！評《紅樓夢》、評《海瑞罷官》、批判“右派文學”，一直到評《水滸》、批林批孔等等，哪一次不是發(fā)生在文史哲領域，而哪一次不是這些領域的災難。

　　進入九十年代（特別是九十年代后期的高校體制改革階段），中國的學術體制化進入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快速而又畸形的發(fā)展時期。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這次的學術體制化特別凸現出政府行政的主導作用和濃重的利益驅動性。可以說政府與市場，而不是知識界才是這次體制化進程的真正推動者。本來，在一個學術體制很不健全、政府辦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的國家，學術體制的建立需要借助政府的直接推動具有必然性。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以行政力量推進學術體制化只是在中國特殊語境中采用的過渡手段，其最終目的仍然是培育學術場域的獨立和自治。這是一種采用非自治的手段達到學術自治目的的特殊途徑。這個原則其實早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第四次文代會中就已經由中央明確了，不再提文學為政治服務，代之以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服務，并提出要尊重文學創(chuàng)作和評論的自身規(guī)律。

　　遺憾的是，現在進行的學術體制化好像不完全是向著這個方向發(fā)展。就高校而言，一方面各個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復雜、看似“科學”“客觀”的量化學術評估、學術獎勵、學術資助體制（以及與此相關的教師職稱晉升制度、福利待遇制度等等），資金投入的力度也不可謂不大；
但另一方面，這套評估、獎勵和資助體制又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學術研究的自身規(guī)律，它體現的是通過學術“大躍進”來創(chuàng)造所謂“政績”、躋身所謂“強校”“名�！毙辛械乃悸贰�

　　問題恰恰在于，這樣的學術“大躍進”運動完全違背了學術的自身原則，它只有體制化之名而無體制化之實，最多只能說是被權力和金錢嚴重扭曲的體制化：把量化的標準推進到了非常荒唐的程度，并完全根據刊物的行政級別來判定所謂學術論文質量；
制定了非常繁復的表格讓學者們（特別是那些正在學術研究黃金時期的中青年學術帶頭人）一天到晚忙于表格大戰(zhàn)；
學術評估和科研考核的周期過短（長則三年短則一年一考核），使得研究人員無法潛心進行需要長時間積累的重大學術課題的研究，等等。更加荒唐的是：越是適應這個所謂學術體制的人就越是名利雙收，成為“填表教授”（整天忙于填表）、“跑點教授”（整天忙于跑學位點）、“ 項目教授”（一個人同時作幾個甚至幾十個項目甚至重大項目）、“行走教授”（整天在全國各地飛來飛去講學），并導致抄襲成風。

　　這些弊端已經被許多有識之士反復撰文批評，但效果卻并不明顯�，F在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是：人文科學領域的學者被數字霸權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幾乎完全沒有時間從事人文科學研究所需要的沉思默想——我喜歡稱之為“發(fā)呆”——的時間。我這里說的“發(fā)呆”并不是非生產性的白白浪費時間，而是一個真正的人文學者在孕育重大的創(chuàng)造性思想時必不可少的“冥思”狀態(tài)，是最富于生產性的時刻。此時學者絕對不能為一些急功近利的雜念（比如一篇核心刊物的文章可以記幾分、拿到多少獎金等等）所纏繞，以便面對一些真正永恒的問題。我們難以想像：如果海德格爾沒有那個遠離塵囂的小木屋，如果康德整天想著發(fā)表多少文章以便完成考核，他們還能夠成為一代哲學偉人。

　　就人文研究領域而言，目前的學術體制化還存在自然科學、特別是實用性技術科學的霸權�，F在各個高校的科研管理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自然科學的模式，追求量化，強調實用性（能否直接為經濟建設服務，是否能夠直接轉化為生產力等等，片面強調應用性、強調與經濟發(fā)展的關系）。但是人文科學的性質決定了它和自然科學的根本區(qū)別。簡言之，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意義和價值問題，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非數字化甚至反數字化的，沒有見過深刻的人生哲理是通過數字公式表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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