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華：中國對東歐十月危機的反應和思考

　　1956年11月，東歐的十月危機過去了，華沙和布達佩斯也逐漸平靜下來。然而，波匈事件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對于社會主義各國選擇發(fā)展道路的影響卻遠未消失。1948年蘇南沖突爆發(fā)時，社會主義陣營曾出現(xiàn)過一次“地震”，其結果是東歐各國被迫走上了蘇聯(lián)式的社會主義道路。[1]對于鐵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權力和威望發(fā)動一次政治圍殲戰(zhàn)，通過召開共產黨的國際組織會議解決問題。這一次情況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產黨情報局都已不復存在，莫斯科面對的也不是幾個共產黨領導人，而是成千上萬走上街頭的民眾。如果不肯讓步，那么通過武力（布達佩斯）和武力威脅（華沙）應對危機，似乎就成為蘇聯(lián)唯一的選擇。中共領導人并非在原則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對哥穆爾卡的支持僅僅是因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會主義，而當毛澤東認定納吉已經向資產階級屈膝投降時，便堅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鎮(zhèn)壓的主張。[2]然而，痛定思痛，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成員，中共及其領導人不能不思考：導致波匈事件發(fā)生的原因和條件在中國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東歐危機會不會在中國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中共作為執(zhí)政黨該如何應對在中國已經出現(xiàn)的群眾鬧事現(xiàn)象？蘇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問題出來后，中共的主要精力在于統(tǒng)一黨內的思想認識，并在此基礎上調整執(zhí)政方針和路線。通過召開八大，這些目的已經達到�，F(xiàn)在突然又冒出一個波匈事件，而且其影響和震動遠遠大于前者。那么，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經驗、教訓？[3]

　　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不同聲音

　　劉少奇及其率領的代表團從莫斯科回國后，11月10日，中共召開了八屆二中全會。參加會議的共296人，分為9組。全會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開了6天。[4]會議由劉少奇作關于時局問題的報告，共講了六個問題：中蘇關于波匈事件協(xié)商處理的經過；
發(fā)生波匈事件的原因；
社會主義陣營是否鞏固的問題；
朝鮮問題；
越南問題；
中共的方針。

　　劉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點是“廣大群眾的反蘇運動，是社會主義內部的問題”，接著提出這兩個事件性質不同：“波蘭事件非馬克思主義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領導權”。在詳細介紹了波匈事件的處理經過后，劉少奇對這次“共產主義內部最嚴重的事件”分析了其發(fā)生的遠因和近因。遠因之一，波蘭和匈牙利都是蘇聯(lián)解放的，在對地主、資產階級的斗爭中，沒有把工人和農民階級組織起來，也沒有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
知識分子沒有思想改造；
肅反中犯了錯誤，整了好人，真正的反革命卻沒肅清；
工農缺乏階級覺悟；
對待民族問題也同樣沒有階級觀點。遠因之二，重工業(yè)投資過多，不重視輕工業(yè)、農業(yè)，人民生活沒有改善；
領導人有特權，人民生活苦，群眾不滿。遠因之三，搞教條主義，照搬蘇聯(lián)不靈，便失去信心；
蘇聯(lián)干涉其內部事務，有大國沙文主義錯誤，損害了這些國家的民族尊嚴。近因之一，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在黨員群眾中引起混亂；
二十大后控制不住，煽起反蘇、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事件發(fā)生初期，蘇聯(lián)處置不當，特別是波蘭事件。近因之三，南斯拉夫進行煽動。談到中共的立場，劉少奇說：我們的方針，第一點是中蘇兩黨團結。第二點是做好我們的工作。第三點是給兄弟黨提意見要謹慎。[5]

　　關于如何以波匈事件為前車之鑒，以免重蹈覆轍，劉少奇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就是防止黨和國家的領導機關及各級領導人脫離工農勞動群眾，形成新的“貴族階層”。劉少奇指出：鑒于若干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國家的領導人員有可能成為一種特殊的階層，特殊的“統(tǒng)治階層”。劉說：“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種可能，也有一種條件，產生工人貴族這種階層？如果我們不注意，讓其自流的話，在我們這些國家，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在工人階級里面可以產生，在共產黨里面也可以產生。我想是有這種可能性的�！�

　　關于防止新貴階層出現(xiàn)的措施，劉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須對權力有所限制，對人民實行民主：“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權力，什么事情不準他做，應該有一種限制。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只能對反革命階級、反動勢力和反革命分子實行專政，對人民群眾不能用專政的辦法，在人民內部只能實行民主。當然，這是有領導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講的大民主、無領導的民主。”其次，“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過分懸殊”。這包括縮小工資差別，取消特權等。還談到了取消干部終身制的問題，劉少奇認為在這方面可以參考西方國家的做法，他列舉了美國華盛頓、艾森豪威爾、馬歇爾的例子，又借用毛澤東的話說：資產階級民主，特別是初期，有那么一些辦法，比我們現(xiàn)在的辦法更進步一些。最后，劉少奇講到了經濟發(fā)展方針的問題，強調說：“我們工業(yè)建設的速度要放在一種穩(wěn)妥可靠的基礎上。什么叫穩(wěn)妥可靠呢？就是群眾不至于上街游行，不至于鬧事，還比較高興，能保持群眾的那種熱情和積極性�！彼�贊同陳云的意見，也主張經濟建設速度寧可“慢一點”，“穩(wěn)當一點”。[6]

　　劉少奇的傾向是明顯的，即在共產黨內部找原因，所談的預防措施，重點也是改進執(zhí)政黨的某些制度、政策、方法。報告把問題的落腳點鎖定在經濟方針，把波匈事件的教訓與重工業(yè)和輕工業(yè)的關系、積累和消費的關系聯(lián)系起來。

　　接著，周恩來作關于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周先談了波匈事件的兩個教訓：第一點，在中國，對周圍兄弟國家也有個別大國主義的做法，對兄弟民族也還有大漢族主義傾向，也產生過領導脫離群眾、不關心群眾利益的事情。周恩來特別指出，中國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習俗在社會上還存在著”。第二點，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的原則是對的，但是在發(fā)展中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系最大的是輕工業(yè)、農業(yè)，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后果，就會發(fā)生經濟發(fā)展上的嚴重不平衡。周特別強調后者，提出：“發(fā)展重工業(yè)，實現(xiàn)社會主義工業(yè)化，是為人民謀長遠利益”，但“如果不關心人民當前的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么，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fā)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yè)發(fā)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所以，這一條經驗也值得我們在建設中經常想到。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fā)生的事件值得我們引為教訓�！�

　　由此談到經濟建設速度問題。周恩來說，中共八大提出建設基本上完整的工業(yè)體系，設想用三個五年計劃或再多一點時間是恰當的，現(xiàn)在看來，時間可能還要長一點。周恩來委婉地指出：經過八大前后的研究，過去設想的遠景規(guī)劃可以放慢一點，有可能要四個五年計劃，或者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完成。他以鋼產量指標為例：原來設想第三個五年計劃末達到年產3000萬噸，照現(xiàn)在的速度不可能實現(xiàn)，所以八大確定的指標是2000-2500萬噸。從減緩工業(yè)發(fā)展速度的設想出發(fā)，周恩來又提出，八大建議的經濟指標和農業(yè)發(fā)展綱要四十條都還“只是個建議”，也是可以修改的。周認為：“計劃不合實際就得修改，實際超過了計劃也得承認，計劃不能一成不變�！�

　　為了制定1957年的經濟計劃，周恩來認為應該對第一個五年計劃有正確的評價。周提出了“經過國務院常務會議多次討論”而形成的看法：“基本上正確，成績很大，但是錯誤不少”。周重點講了錯誤：“第一次制定五年計劃，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當。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計劃是粗線條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斷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計劃還要修改。計劃不那么準確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們缺乏經驗和知識，是在不斷地發(fā)現(xiàn)錯誤、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前進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7]周恩來還專門講了1956年的冒進問題。他說，從1955年年底反右傾保守開始，經濟領域就刮起冒進之風，1956年勢頭更猛。雖然國務院主管經濟的領導人一再剎車，效果卻不理想。周列舉了一系列數據，說明1956年的計劃“總的說是冒進了一些，就是數目打大了”，“各方面要求是千軍萬馬，奔騰而來，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

　　關于1957年的計劃，周恩來宣布了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的方針：保證重點，適當退卻或適當收縮。周恩來特別提醒說：“總的方面是要收縮下來，不然站不穩(wěn)，那會影響我們的貨幣、物資、勞動、工資等。我們應該意識到不要使中國也發(fā)生波茲南、幾十萬或幾千萬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因此，國務院提出了一個生產控制數字，適當收縮，主要是控制基本建設投資，還要減少國防和行政支出，凍結編制、預算以及國防和地方的結余，注意平衡物資，安排就業(yè)，再大力開展一次增產節(jié)約運動。[8]

　　第三個報告的是國務院副總理陳云。11月11日晚上，陳云在全會上作關于糧食和主要副食品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全會專門提出糧食、豬肉、食油這樣具體的問題進行討論，是因為當時這些基本生活品供應出現(xiàn)了緊張局面，并引起社會不安。首先是糧食緊張。陳云報告說，明年糧食將有50億斤赤字，：“明年春天會出亂子，不如現(xiàn)在收縮。”[9]副食品里豬肉供應緊張最為突出。陳云提出，增加生豬生產的方針就是“私養(yǎng)為主，公養(yǎng)為輔”，同時采取措施解決飼料問題和適當提高收購價格。陳云還集中講了對市場問題的看法，他認為農村自由市場的開放，刺激了農民的生產活動，活躍了城鄉(xiāng)的物資交流，推動了國營和合作社商業(yè)機構的改革。盡管開發(fā)市場也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但解決的辦法不是收緊，而是在明確規(guī)定的前提下，進一步放開價格和管理。[10]

　　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的報告，分別從政治、經濟和人民生活各個方面觸及到現(xiàn)行體制和政策問題。這種觸及當然是很有限度的，但執(zhí)政以來中共領導人還沒有如此重視制度的改進和經濟政策的調整。波匈事件的前車之鑒和國內政治經濟的某些緊張現(xiàn)實，不能不使他們擔心在中國發(fā)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

　　在二中全會上，表示出這種憂慮的還不止是劉、周、陳。在分組討論中，各地方和部門負責人都反映了不少問題——住房短缺、電力不足、鋼材和生活日用品供應緊張等，還指出了很多官僚化和特殊化的現(xiàn)象——機關層次和人員應該減少，財務、警衛(wèi)、用車、看病制度必須改革，干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對這種局面感到擔心，朱德說，“現(xiàn)在看起來問題很大”，東歐國家的經驗值得重視，搞重工業(yè)要注意和輕工業(yè)的關系。董必武指出，冒進思想不解決，二五計劃還會發(fā)生問題。西北組在討論時反映，市場供需有矛盾，蘭州衣食供應都緊張，如此下去，難免發(fā)生波茲南事件。[11]

　　仔細閱讀八屆二中全會的發(fā)言記錄可以發(fā)現(xiàn)，會上也有不同的聲音，這主要體現(xiàn)在毛澤東的插話、講話和總結報告中。

　　在劉少奇作局勢報告時，毛澤東的插話已經表露出某種不同看法。對于波匈事件起因和性質的分析，中共中央內部似乎并沒有分歧。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如何處理中共面臨的問題和矛盾時，便顯露出不同的傾向。比如，劉少奇談到越南對土改時殺人過多感到“憂慮”，毛澤東插話：“我們殺七十萬人，六億人，千分之一點三。東歐就沒有大張旗鼓殺人。革命嘛！”劉少奇談到積累要放在穩(wěn)妥可靠的基礎上，經濟建設要穩(wěn)當一點，右傾比“左”傾好一些。毛澤東插話：那要看什么右。[12]

　　特別是當周恩來、陳云的報告把汲取東歐國家的教訓主要歸結為實行穩(wěn)妥的建設方針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時，毛澤東感到有必要站出來扭轉會議的大方向了。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小組長會議，并發(fā)表講話。與周恩來“大冒了一下”的估計不同，毛認為成績是主流，失誤是支流：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農業(yè)、工業(yè)和輕工業(yè)生產都有所增長”�！�1956年基本建設投資和其他事業(yè)開支大部分是正確的，一部分不正確”。此外，對會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問題，毛講話的重心同劉、周、陳的報告也有不同。他說：“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出不可開得過多，過高的要求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開地反復地解釋�！�

　　至于1957年的經濟計劃，毛贊同在某些方面做適當壓縮，但是仍然重申：“雖然如此，我們的建設事業(yè)還是前進的”。最后，毛澤東提到階級矛盾問題和對民主的理解，說：“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但應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對于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的舊思想、舊習慣的改造，要在鞏固、團結他們的方針下，繼續(xù)進行長期教育。人民內部的問題和黨內問題的解決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來說，歷史上一切大的民主運動都是用來反對階級敵人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3]這顯然是針對波蘭和匈牙利出現(xiàn)的社會動蕩而言的。全會最后一天，11月15日，毛澤東作總結報告，更明確地表達了對中國應該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訓的看法。[14]首先是關于經濟方針，他對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最不滿意的地方就在這里。毛澤東指出：“我們的計劃經濟，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拔覀儜�當告訴干部，告訴廣大群眾，有進有退，主要的還是進，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波浪式地前進”。針對周恩來關于一五計劃“基本正確，成績很大，錯誤不少”的估計，毛說：“看不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有什么大錯，有什么根本性質的錯誤”，“至于錯誤，確實有，這也是難免的，因為我們缺少經驗”。特別是對周恩來、劉少奇有關冒進的提法，毛告誡道：“要保護干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有些人曾經在農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潑過冷水，那個時候有個‘促退委員會’�！泵珴蓶|因此建議，把國務院預算報告中“穩(wěn)妥可靠”的講法改為“充分可靠”。

　　對糧食、豬肉供應這類民眾生活問題，毛澤東也感到問題很大，要求領導干部好好把糧食問題研究一下。不過，與劉、周、陳主張盡量解決人民生活問題的態(tài)度不同，毛澤東再次強調：“群眾要求辦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群眾解釋清楚，也是可以解釋清楚的�！边�指責報紙一年來“片面地、不合實際地宣傳要改善人民生活”。接著，毛澤東又突然提到鎮(zhèn)壓反革命問題：對于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臺戲，這個戲，我們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對頭”。為了解放生產力，“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這種莫名其妙轉化話題的做法說明，即使談經濟建設，毛也要從階級斗爭的角度看問題。

　　針對東歐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已經丟掉，列寧這把“刀子”也丟掉相當多了。就在半個多月前毛澤東還支持波蘭人，現(xiàn)在則認為：哥穆爾卡、匈牙利人拿斯大林這把“刀子”殺蘇聯(lián)，反所謂斯大林主義。他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斗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F(xiàn)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币虼耍�波匈事件的教訓就是：“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

　　毛澤東又用很大篇幅專門談“大民主”和“小民主”問題。波匈事件發(fā)生后，基層干部和知識界人士議論紛紛，很多人認為，蘇聯(lián)、東歐的問題，根本原因在于革命勝利后沒有建立一個民主制度，中國要避免重蹈覆轍，必須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來。11月初，毛澤東委托他的秘書兼英文翻譯林克到新華社，找國際部主任王飛、副主任李慎之等人座談蘇共二十大以后的情況和問題，他們提出了議會民主、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分權削權、選舉制度以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等問題。

　　李慎之還具體提出，應制定一個還政于民的五年計劃；
在小學和中學設立公民課或憲法課；
建立憲法法院等，他自以為這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15]結果呢？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提到：“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

　　在毛澤東看來，民主從來就不是一種制度，無論“大民主”還是“小民主”，都不過是階級斗爭和政治統(tǒng)治的一種手段，而所謂“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斗蔣介石、斗地主階級、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營工商業(yè)改造也是大民主。不過，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情況下，也可以“借用”這種講法，實行“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毛澤東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也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F(xiàn)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痹谶@個意義上，毛澤東說贊成大民主，甚至指出，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還要加上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游行。他告誡黨內：“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

　　與劉少奇單純批評大民主的做法不同，毛澤東在這里把無產階級大民主作為反對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手段，準備加以利用。不過，毛當時并沒有考慮采用這種方式解決執(zhí)政黨的官僚化問題，而寧愿采取整風這種“小民主”的方式。毛澤東鄭重提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彼麖娬{，“以后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

　　這里所謂“武力”，就是指公開沖突，就是“大民主”。十年之后，毛澤東終于不得不用這種方式開展“文化大革命”了，而在當時，毛澤東以為通過整風就可以克服官僚主義，解決執(zhí)政黨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

　　八屆二中全會是波匈事件后中共高層第一次全面討論如何應對東歐風波在中國的反應。從以上的發(fā)言可以看出，對于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質的分析，黨內沒有分歧，轉到中國問題后，不同的聲音便出來了。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認為主要是解決執(zhí)政黨本身的問題，毛澤東則強調同時也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在必須防止執(zhí)政黨發(fā)生異化這一點上，大家是一致的，不過劉、周集中談的是改革制度，而毛更強調加緊思想教育。最大的分歧出現(xiàn)在如何調整經濟建設方針的問題上。劉少奇和國務院領導人反復提出應減緩發(fā)展速度，壓縮基建和積累指標，以更大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止出現(xiàn)東歐式的社會動蕩。毛澤東對此很不以為然，盡管沒有針鋒相對地提出不同意見，但他的不滿情緒已經溢于言表。

　　再次討論波匈事件和斯大林問題

　　波匈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11月11日，鐵托在普拉發(fā)表了一篇演說，又在社會主義陣營掀起一陣風浪。與蘇共、中共的判斷不同，鐵托認為，不能簡單地把匈牙利發(fā)生的危機說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評匈牙利領導人請外國軍隊來教訓自己的人民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認為蘇聯(lián)第一次出兵干涉是“不必要的”，而第二次出兵雖然可能有必要，但卻是“錯誤的”。鐵托反駁了南斯拉夫應對匈牙利鬧事和事態(tài)擴大承擔責任的看法，認為這些觀點來自“頑固的斯大林主義分子”。由此，鐵托提出了“斯大林主義”的本質問題。在鐵托看來，盡管蘇共二十大譴責了斯大林，但其認識卻有相當的局限性，實質問題不在斯大林個人，而在斯大林建立的制度：“這里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根源就在這里，這就是需要不斷地堅持地根除的東西，而這也是最難以做到的事�！盵16]

　　普拉演說不僅批評了蘇聯(lián)處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觸及到社會主義的制度問題，因此立刻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強烈反響。作為蘇共中央喉舌的塔斯社19日發(fā)表評論文章，認為鐵托的演說同南共聯(lián)盟領導機關此前不久的相關說法“格格不入”，是“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勞動人民國際團結的原則相違背的”；
演說“流露出一種干涉其他共產黨的事務的傾向”；
把共產黨分成“斯大林主義者”和“非斯大林主義者”的黨，在客觀上“只會危害共產主義運動”。蘇共還特別批評了鐵托關于個人崇拜產生于社會主義制度的觀點，并將這一觀點與西方“反動宣傳”相提并論。[17]接著，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波蘭、蒙古各國黨報群起攻之，意共和法共領導人也相繼發(fā)文章或做報告，譴責鐵托及南共聯(lián)盟。[18]

　　中共領導人同樣特別關注此事。從11月25日開始，毛澤東接連召集政治局常委會，并通知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著重議論鐵托的演說。會議認為，鐵托提出反斯大林主義和反斯大林主義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資產階級對共產黨的誣蔑，是西方分裂共產黨、分裂社會主義陣營的惡毒做法。毛澤東說，所謂斯大林主義，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觀點；
所謂斯大林分子，指的是跟著斯大林走的人。而斯大林是好人犯錯誤，所以，鐵托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毛提出，我們要徹底把他駁倒，否則共產主義隊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F(xiàn)在看來斯大林主義還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為它基本上是對的，這把刀子不能丟掉。這是我們的資本，跟列寧主義一樣。會議認為，如何對待斯大林和犯錯誤的同志，是一個分清敵我的根本問題。鐵托要把犯錯誤的人趕下臺，把他們當作敵人對待，是完全錯誤的。[19]

　　鐵托演說后，蘇聯(lián)和東歐各黨紛紛表態(tài)，進行指責。為了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場，11月29日毛澤東提出，中共也要寫一篇文章，題目可以叫“全世界工人階級聯(lián)合起來”。“對鐵托，對蘇聯(lián)，都要有批評，通過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钡诙�天，毛澤東將會議上討論的意見歸納為四個基本論點：第一，十月革命是各國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個別民族現(xiàn)象，而是具有時代特征的國際現(xiàn)象，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規(guī)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二，各國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因此各國要用不同的辦法解決各自的問題。各國革命都有具體的民族特點，十月革命本身也帶有一些民族特點。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其共性，條條道路通莫斯科。第三，蘇聯(lián)建設時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線、方針是正確的，應明確加以肯定。有缺點，是難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
斯大林過分強調專政，但蘇聯(lián)的專政基本還是對的。民主不夠，但也有蘇維埃民主。第四，區(qū)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鐵托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斯大林和其他與他觀點不同的同志，是錯誤的；
把這些同志稱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擊，是分裂共產主義隊伍。

　　在12月2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他對文章的設想和要點：一、要講世界革命的基本規(guī)律、共同道路，然后講各國革命的具體道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二、講清斯大林主義。應明確地講，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確切地說，是有缺點的馬克思主義。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三、講清沙文主義。要提倡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四、先要分清敵我，然后在自己內部分清是非。要分清兩類事件性質根本不同，說明當前的反蘇反共風潮就是一種階級斗爭，是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要指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針、不同的辦法，解決不同性質的問題。五、既要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修正主義。蘇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觀點，特別是批判斯大林時的一些論點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長了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要明確提出既反對教條主義，也反對修正主義。六、文章從團結講起，最后也落腳到團結。關于文章題目，毛考慮也可以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最后，毛澤東指定他的兩個秘書胡喬木和田家英以及吳冷西起草文章。三人商議分工之后，各寫一部分，最后由胡喬木通改全稿。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開會，討論文章初稿，提出了很多意見。經胡喬木等人修改后，政治局于19日和20日連續(xù)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該修改稿。

　　會議提出的問題主要有：一、對匈牙利事件不宜寫得太細，不必提是否可以避免的問題。文稿關于群眾鬧事是可以避免的說法過于簡單化，因為“階級斗爭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性質的，但群眾是無罪的。

　　回避蘇聯(lián)第一次出兵的問題，而明確肯定第二次出兵是正確的。二、蘇共二十大有積極意義，糾正斯大林錯誤是對的，但是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是不對的，結果造成右傾危險和修正主義思潮泛濫。毛澤東強調，文章的主要鋒芒應該是反對修正主義，捍衛(wèi)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三、毛澤東反復強調：“當前世界上帝國主義力量與社會主義力量之間的敵對矛盾是基本矛盾”，“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時要從存在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基本矛盾的大背景來考慮問題”。四、要肯定蘇聯(lián)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是各國的共同道路。

　　關于斯大林評價問題是這次會議討論的“集中點”。會議認為，在指出錯誤的同時，文章應該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偉大功績。斯大林雖然有肅反擴大化和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但其中都有他正確的一面：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殺對了，只是擴大化而已；
在對外關系方面斯大林還是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兄弟黨，援助社會主義國家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會議特別認為：“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制度不是萬能的，要靠人來運用”。毛澤東強調：“個人的因素，個人主觀對客觀的認識正確與否，在這里起著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認為矛盾轉化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所謂斯大林主義、斯大林分子，“是一種誹謗，顛倒了大是大非”。

　　這次會議“討論得非常詳細”。歸納起來，中共領導層進一步在思想上明確了以下邏輯鏈條：蘇聯(lián)以往的錯誤不是制度問題，而是斯大林個人的認識問題；
但是，又必須為斯大林辯護，因為保護斯大林就是保護社會主義，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盡管有缺點；
蘇共二十大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搞非斯大林化，才引起修正主義和右傾思潮泛濫；
所以，波匈事件的關鍵問題是階級斗爭沒搞好，鎮(zhèn)壓和肅反不徹底。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必須考慮敵我矛盾的大背景。

　　文章按照這個思路又修改了兩天，12月22日晚上，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討論后，認為可以拿到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了。23和24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采取分段議論的方式，再次對文章提出修改意見。主要有：修正主義思潮的要害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要資產階級民主”；
強調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繼續(xù)明確“以蘇聯(lián)為首”，反對國際共運中的“多中心論”；
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必然取得最后勝利的信心。

　　毛澤東又講了兩點意見。一是從理論層面解釋波匈事件的起因，分析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說明如果處理不好，非對抗性矛盾可能發(fā)展成為對抗性矛盾；
二是再次明確指出要為斯大林及其社會主義成就辯護，并強調現(xiàn)在只有中國有資格出來辯護，因為中共在借鑒蘇聯(lián)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有些新的做法”。此外，經過反復考慮，毛澤東決定刪去文中有關“和平過渡”問題的一段文字。此時中共對于蘇共二十大的路線主要有兩點不同看法，即斯大林問題和“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作出這個決定，大概是想在這篇文章中集中解決前者，而避免引起蘇共的爭議。

　　從12月27日下午到28日清早，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文章最后定稿。毛決定，28日廣播，29日在《人民日報》發(fā)表。發(fā)表時，題目定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再論》）。[20]

　　中共最高層如此重視一篇文章，數度開會，反復討論，八易其稿，除了1945年和1981年兩個歷史問題的決議外，在中共歷史上實屬罕見。原因在于，這不是一篇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蘇共二十大以來中共領導人對國際局勢和社會主義理論問題思考的結晶。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中共必須應對蘇共二十大、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鐵托和陶里亞蒂等共產黨領導人，以及西方政界人士和輿論媒體各方面提出的問題，從理論上對自己的觀點進行全面闡述。

　　與《一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相比，《再論》反映了波匈事件爆發(fā)后中共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本人思想變化的軌跡。蘇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共高層在議論中雖然也提到不能“全盤否定斯大林”，但是思考的重心在批判教條主義，強調如何避免走蘇聯(lián)“走過的彎路”。[21]波匈事件及其引發(fā)的國際風波，迫使中共的思路轉向，把批判的“主要鋒芒”對準修正主義，強調十月革命和蘇聯(lián)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是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共同道路”。當然，開創(chuàng)了中國革命道路并且正要繼續(xù)開創(chuàng)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毛澤東，并不是要改變自己另辟蹊徑的思路，因為很顯然，即便是強調“共同道路”，毛也沒有忘記反對教條主義。問題是，波匈事件的震動，鐵托“普拉演說”的發(fā)表，已經威脅到社會主義的發(fā)展和國際共運的團結。更為重要的是，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的道路本質上同蘇俄經驗、列寧主義乃至斯大林主義是一致的，而“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否定了蘇俄的經驗，否定了斯大林主義和列寧主義，也就否定了中共自己所奉行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體系和社會制度。因此，在當前的形勢下，同沿襲蘇聯(lián)經驗、移植蘇聯(lián)模式的教條主義相比，否定蘇聯(lián)道路、拋棄斯大林主義和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是更大的危險。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里中共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義”的問題。盡管沒有對此作出明確的界定，但從中共高層的討論中可以確定，所謂修正主義即否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思想觀點和政策主張。此后，“修正主義”的概念在中國被官方沿用二十余年，成為著名的政治批判符號。

　　《再論》發(fā)表后，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普遍反響，各國共產黨機關報刊先后轉載。反應最為強烈的是蘇聯(lián)�！对僬摗钒l(fā)表的第三天，蘇聯(lián)《真理報》就幾乎全文轉載。在1956年的克里姆林宮除夕聯(lián)歡會上，赫魯曉夫特意走下主席臺與中國大使劉曉擁抱、接吻和干杯，稱贊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還請劉曉與蘇共中央主席團坐在一起。其他蘇聯(lián)領導人也紛紛表示贊許。[22]蘇聯(lián)民眾對《再論》的反應更加熱烈。轉載《再論》當天的《真理報》發(fā)行了約2000萬份，之后還印發(fā)了100萬冊單行本。文章剛一刊出，蘇聯(lián)國內就有許多讀者打電話、寫信給《真理報》編輯部，表示對文章“非常滿意”。有讀者說：“我參加共產黨三十年了，據我評判，這樣的闡明斯大林功過問題深刻地符合我們內心感覺，符合每人的心意，這是非常重要的�！边�有讀者說：“我不能不對中國同志表示感激，他們這樣公正地評論我黨。”一些讀者認為《再論》“給目前國際形勢和蘇聯(lián)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走的歷史道路以深刻的馬列主義的分析，對所有國家的共產黨都有巨大的意義”�！墩胬韴蟆房偩庉嬎_丘科夫（Sachiukov ）告訴中國記者，“許多宣傳員認為這篇文章是創(chuàng)造性運用馬列主義解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問題的典范”。[23]蘇聯(lián)大學生最感興趣的是關于斯大林和鐵托問題的分析，他們完全同意對斯大林問題的分析。有的說，《再論》說出了我們人民心里的話。還有的說，如果斯大林尚在，波、匈事件不可能發(fā)生。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的學生看出中共和蘇共在斯大林問題上有分歧，但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結論。[24]

　　從中國駐蘇記者的報道看，蘇聯(lián)各方高度評價《再論》，主要是因為它充分肯定了蘇聯(lián)的基本經驗和斯大林，在對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鐵托演說的問題上，保持了與蘇聯(lián)基本一致的立場，在一片反蘇的國際輿論中，這對蘇聯(lián)無疑是強有力的支持，正如蘇聯(lián)讀者所說“這對于打擊目前反蘇叫囂很有作用”，“是中蘇鞏固友誼的再一次宣言”。[25]中共在歷史上受過斯大林的壓制和懷疑，也對蘇共的某些做法進行過抵制，而現(xiàn)在既堅持蘇聯(lián)道路和斯大林主義的基本立場，批判反斯大林主義的“修正主義”，又有分寸地批評蘇聯(lián)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教條主義，給人的感覺是立場堅定、態(tài)度公允、目光遠大�！对僬摗返陌l(fā)表，提高了中共和毛澤東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聲譽和威信。無怪乎有些蘇聯(lián)人在盛贊的同時，表示出對自己領導人的不滿，說赫魯曉夫應該到中國去學習。甚至有人說，世界上出現(xiàn)了偉大的列寧繼承者毛澤東，蘇聯(lián)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轉到對中國共產黨的崇拜了。[26]

　　盡管中共領導人贏得了如此贊譽，但他們同波蘭、匈牙利執(zhí)政者一樣，也需要應對國內的復雜局面和人民大眾的不滿情緒。

　　中國社會的反應和“少數人鬧事”

　　波匈事件對中國社會的震動絲毫不亞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除執(zhí)政黨外，整個國家也在積極思考。就中國社會而言，對波匈事件作出強烈反響的主要是基層黨政干部、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生）、民主黨派和私營工商業(yè)者，不過，這些人只有言論而無行動。相反，一般工人、農民和青年學生，雖然對東歐事變沒有表現(xiàn)出興趣，甚至也不了解，但是對切身利益的關注使得他們中許多人采取了與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非常類似的舉動——退社、罷工、罷課、請愿和游行。這確實給執(zhí)政的中共出了一個不小的難題。

　　首先作出反應的是基層干部、知識界和民主黨派，他們對波匈事件的反應最為敏感，產生了許多疑問。人們對波蘭、匈牙利發(fā)生的事件普遍感到意外——在社會主義國家竟然也會發(fā)生群眾暴動和示威游行，并且提出了許多疑問：匈牙利的暴動如果是反動的，為什么有許多群眾參加？如果是合理的、正義的，為什么政府又要鎮(zhèn)壓，蘇聯(lián)軍隊也出來了？開始報上說是暴亂，后來又說是革命，到底革命對象是誰？納吉說要保衛(wèi)革命的果實，是指匈牙利建國以后的果實，還是指這次事件的革命果實？

　　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團去波蘭是否妥當？匈牙利請求蘇軍幫助平息叛亂是否合適？波蘭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是否做得有些偏激？他們提出要求獨立、主權是什么意思，難道蘇聯(lián)妨害了他們的主權和獨立？他們提出要求蘇軍退出波蘭、匈牙利，是否會使華沙條約組織陷于癱瘓？如此等等。[27]

　　在感到意外和疑惑的同時，人們對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質也作出了各自的解釋。一種看法認為，匈牙利的黨已經被資產階級篡奪了，黨已經變質了，建立了十幾年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被顛覆了，這都是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打擊得太厲害引起的后果。但更多的人認為事件源于蘇聯(lián)對外政策的錯誤，如果蘇聯(lián)早一些檢討和改正過去與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的錯誤做法，就不會發(fā)生這些事情了。對于蘇軍在布達佩斯出兵鎮(zhèn)壓的行動，有人認為有干涉內政之嫌，給帝國主義以借口，而且容易激起匈牙利的民族情緒。清華大學有教授說，波匈事件是革命輸出造成的后果。上海對蘇聯(lián)出兵匈牙利的問題爭論很大，有人認為蘇聯(lián)出兵是“走錯了一著棋，很被動”，這樣做“不符合華沙條約規(guī)定，因為華沙條約是對付外來侵略，不是對付內亂的”，“蘇聯(lián)出兵是把小國當作自己的支部一樣”。[28]

　　無論把事件起因歸結為蘇共二十大還是蘇聯(lián)對外政策，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為什么被視為具有無比優(yōu)越性的社會主義國家發(fā)生了如此嚴重的事件？很多人的看法已經深入到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乃至制度層面。上海一些職工、干部、工商界人士就認為，波、匈共產黨犯了嚴重的教條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不關心群眾生活，結果“官逼民反”。還有人認為是黨內不團結，同中國的高饒事件差不多。更有人挖苦說：“天天夸社會主義，夸了半天鬧成這樣�！盵29]

　　最敏感的議論是，人們從一系列國際事件聯(lián)想到了中國。盡管不少人認為中國黨處理問題穩(wěn)妥，對于斯大林問題比較慎重，馬列主義水平比較高，但還是有許多人看到了國內存在的同樣問題。如民主建國會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員胥以恒認為，波蘭、匈牙利事件的發(fā)生，證明黨和政府工作上有缺點，這應該成為中國的前車之鑒。[30]與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學氣象系四年級學生胡伯威的批評則尖銳得多，也最具代表性。10月27日，胡伯威致信《人民日報》，指責中國報紙對所發(fā)生的國際事件封鎖消息，他說：“報紙應該尊重自己的讀者，將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飾地反映出給讀者”�！耙粋�能夠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對事物的真實情況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實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國，“只有報紙來提供這種自由”。他嚴厲地指責《人民日報》關于波茲南暴動以及波匈事件的報道“粉飾現(xiàn)狀”，報喜不報憂，“令人作嘔”。信中表達了一個善于思考的中國大學生對民主和自由的看法：“我堅決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發(fā)揚，人權和人的尊嚴得到真正的（不是口頭上的）重視，黨的宣傳工作忠實地遵從這些原則，才能把人民群眾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這才對社會主義有極大的好處，人民群眾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會變得聰明，成熟，有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感，熱愛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來防止和消滅種種可能發(fā)生的弊病，消滅騎在群眾頭上的官僚主義和腐朽傾向�！盵31]胡伯威的來信已經超出當時執(zhí)政黨意識形態(tài)所能容忍的程度，但還有更為極端的言論。比如，在北京鋼鐵學院的食堂等幾個地方，就出現(xiàn)了粉筆寫的標語：“反對目前社會制度”，“我們要民主自由”，“中國人民處于悲慘的情況中，青年們行動起來吧”，“支持匈波人民的斗爭”。[32]

　　事實上，知識界和工商界對中共現(xiàn)行政策的不滿情緒，在此之前已經有所表露，東歐的動蕩不過更加強化和刺激了這種情緒。還在1956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后，各部門收到的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來信就大量增加。據不完全統(tǒng)計，至5月底，中共中央及所屬機關共收到來信5200件，普遍反映對知識分子政策不滿。[33]工商界很多人則對中共給資本家代理人和小資本家定為資本家成分的政策有意見。無錫市資本家代理人普遍說，資本家已經固定五厘利息，企業(yè)基本上由國家管理，我們在國家領導下工作，靠勞動，拿工薪，再戴資產階級的帽子，實在冤枉，紛紛要求獻出股份、摘掉帽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南京很多小資本家半年定息只有5元錢，最少的僅一角七分，卻為此帶上了資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聯(lián)副秘書長康永仁反映：“摘除這些人的資產階級帽子，對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是有好處的�！盵34]

　　如果說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還僅僅是對中共某些具體政策和做法提出意見和建議，那么在波匈事件前后中國社會的不安定局面，則主要表現(xiàn)為農民退社、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這些情形在1956年下半年繼續(xù)發(fā)展，甚至日趨嚴重。

　　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報告：數月來，特別是全省大部分農業(yè)社轉為高級社，并進入秋收和準備年終分配以來，各地不斷發(fā)生社員鬧退社的嚴重情況。據不完全統(tǒng)計，退社農民已達7萬余戶，已經垮掉的社有102個，正在鬧退社的還有12.7萬余戶。據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與遼寧、安徽、浙江等8個省電話聯(lián)系，秋收前后在一部分農業(yè)合作社中，退社戶一般占社員總戶數的1%，多者達5%.正在要求退社的農戶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寧波專區(qū)，想退社的占20%左右。另據新華社內部報道，江蘇、山東、貴州等省，退社的情況還要嚴重，有的地區(qū)比例高達10%，甚至很多黨員都“要求單干”。遼寧、湖北都是農業(yè)豐收省份，也同樣發(fā)生了社員退社的現(xiàn)象。就連新疆、廣西等少數民族地區(qū)，都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農民退社的情況。[35]

　　關于手工業(yè)生產合作社社員退社的情況，據遼寧省手工業(yè)管理局9月29日統(tǒng)計，已正式被批準退社的社員有524人。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全市90％多的獨立手工業(yè)者都參加了合作社，但高潮過后就出現(xiàn)了社員要求退社的跡象。這種情況在目前供不應求的縫紉、制鞋兩個行業(yè)中最嚴重。另據上海市手工業(yè)管理局的粗略統(tǒng)計，從2月以來，已經批準退社的小業(yè)主有535人。有一個五金聯(lián)社，退社的小業(yè)主涉及到50個基層單位，共計398人。[36]

　　《內部參考》還報道了大量工人罷工請愿的情況。如內蒙古森林工業(yè)管理局所屬的單位，從6月到9月已經發(fā)生了6起工人罷工請愿的事件，參加者少則數十人，多則300人。10月29日福州市發(fā)生了60多筑路民工集體向市人民委員會請愿的事情。波匈事件發(fā)生以后，情況更加嚴重。到12月上旬，上海輕紡工業(yè)已有53個合營工廠1834人因工資和福利問題先后發(fā)生罷工、怠工、請愿和其他鬧事事件。其中罷工的有10個廠，116人；
怠工的有3個廠，60人，請愿的有2個廠，29人，在廠內鬧事，包圍公方代表，準備罷工、請愿的有38個廠，1629人。[37]

　　學生罷課、請愿的情況也時有發(fā)生。如9月15日在成都的第二機械工業(yè)部所屬兩個技術工人學校，400多學生開始罷課，要求轉學和分配工作。參加者很快增加到800多人，并集體到到四川省委和市勞動局請愿，還毆打干涉他們罷課的同學，隨意破壞公共財物，甚至與前來維持秩序的警察發(fā)生沖突。此外，還有300多人在成都游行示威，向中級法院請愿、控告。至10月底，學校已陷入嚴重混亂狀態(tài)。12月下旬，陜西省少數學校的學生發(fā)動了集體簽名，強硬要求用罷課或絕食等辦法對學校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作風表示抗議。[38]

　　波匈事件后，中國社會的動亂局面確有擴大趨勢。1957年3月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內，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游行請愿和其他類似事件，比以前有了顯著的增加。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共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39]盡管從目前看到的史料，還不能說中國發(fā)生的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國際風波的影響，但就各地鬧事的緣由而論，與波蘭和匈牙利出現(xiàn)的危機頗有相同或相似的特點，即都反映了人民大眾對執(zhí)政者的強烈不滿情緒，而這種情緒長期受到壓抑，一朝爆發(fā)，便成烈火之勢。

　　農民和手工業(yè)者退社，主要是因為合作社管理上的問題比較嚴重，經濟收入不如入社之前。至于工人和學生的罷工、罷課、請愿、游行，基本上也都是因為工作條件、生活待遇問題沒有解決好，或者是出于對基層管理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不滿和反抗。[40]縱觀各方面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個別的和局部的“瑣事”，就每個具體事件看，規(guī)模并不大，程度也不算嚴重，與波茲南和匈牙利發(fā)生的事件無法相比，所以當時被毛澤東稱為“少數人鬧事”。但是，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區(qū)和人群，卻有著大體相同的起因。綜合起來看，問題的存在是帶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中國社會底層的各種困惑、不滿、騷動，與波匈事件的震撼和反響交織在一起，在1956年下半年構成了一種雖不過分緊張，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面。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確實有些擔憂了。

　　中共采取的各種讓步和安撫措施

　　各地發(fā)生的“鬧事”和社會問題，中共在召開八大時已經有所察覺。這一點，在中共八大的各項報告以及大會發(fā)言中均可看到。[41]對于前述一些地方黨委的報告，中共中央也及時作了批示和轉發(fā)。如9月29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別批轉新疆區(qū)黨委和福建省委的報告，要求各地參照這兩個報告，貫徹中央關于整頓干部思想作風、克服主觀主義、命令主義的精神。[42]中共召開八屆二中全會，實際上也是要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的。

　　二中全會后，中共中央又批轉了一些地方報告，并發(fā)出一些相關指示或通知。11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lián)合發(fā)出指示，要求各農業(yè)合作社在當年秋收分配中，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
對包工包產不合理、勞動報酬定額不夠準確的問題加以清理，在實行超產獎勵、減產處罰的制度時，采取多獎少罰的原則；
對入社生產資料作價不合理的問題，也要好好清理一番，把社員應該交納的股份基金計算清楚，欠交的應該盡力補交，多余的應該分期償還；
對農業(yè)社干部的報酬，應該根據本社的具體情況和合作社章程規(guī)定，對于不合理的部分加以適當的調整。[43]11月30日、12月24日，中共中央分別批轉河北省委、廣東省委的報告，在批示中告誡各地黨委，“急急忙忙”讓富裕中農入社“本來是不策略的”，因此讓一部分要求退社的富裕中農退社“不但無害，而且有益”；
對堅持退社的手工業(yè)者和其他行業(yè)從業(yè)人員，可以允許他們退出，不必勉強把他們留在社內。

　　批示還注意到合作社內困難戶的問題，要求從公益金中給予適當補助，必要時可暫時給以土地報酬。[44]時近年末，中共顯然希望通過調整年終分配方案和有限度地放開退社的口子，平息各地的退社、分糧、請愿風潮，緩和農村基層的矛盾。在解決農村問題的同時，中共還著手解決城鎮(zhèn)手工業(yè)合作社社員退社問題。

　　12月24日，《人民日報》發(fā)表評論員文章，認為手工業(yè)合作社社員退社，一方面是自由市場放開后，個體手工業(yè)營業(yè)“突然興旺起來”，這對合作社社員是“很大的刺激”，另一方面，參加合作社后，手工業(yè)社員收入減少了。文章更多地是批評某些合作社組織，“沒有認真執(zhí)行黨和政府關于手工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在分配上先積累，后工資福利，把積累額定得過高，致使社員收入下降；
在生產上不顧客觀條件，把不該集中的也集中起來，甚至高度集中，社員的積極性不能發(fā)揮，業(yè)務不能開展，給群眾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
在小業(yè)主的使用上，沒有量才錄用，或者給以適當安排；
在技術手段上，追求機械化、工廠化，把公積金定得過高，處處向現(xiàn)代化工廠看齊。文章提出要對手工業(yè)合作社工作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在檢查中發(fā)現(xiàn)積累比例偏高的，要適當降低；
不該集中而又已集中起來的，要迅速分開；
對小業(yè)主和輔助勞動力安排得不合理的，要加以調整；
工資不合理的，應當適當調整；
管理機構龐大的要精簡；
對其它不合理的經營管理制度，也要按照手工業(yè)生產的特點加以改變”。[45]

　　與退社現(xiàn)象相聯(lián)系，1956年下半年，城市經濟生活出現(xiàn)一個新現(xiàn)象：一些原私營工商業(yè)戶開起了“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個體手工業(yè)生產也日趨活躍。

　　9月份上海市手工業(yè)個體戶為1661戶，從業(yè)人員5000多人；
10月份就發(fā)展到2885戶，從業(yè)人員8100多人。廣州市9月份一個月內，個體手工業(yè)從業(yè)人員增加1100多人。武漢市合作化后，個體手工業(yè)者只剩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將近8000人。天津、北京、青島、鄭州、成都和廣西等省市，個體戶和從業(yè)人員也是成倍增加。有人認為，這種情形的產生，是因為八大后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了自由市場，直接刺激了個體手工業(yè)的發(fā)展，使原私營工商業(yè)“死灰復燃”。有些干部擔心“資本主義自發(fā)勢力又要泛濫了”，這樣下去會妨礙合作社的鞏固和發(fā)展。[46]但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看法和態(tài)度卻有所不同。

　　12月7日，毛澤東與民主建國會和工商聯(lián)負責人談話，批評了中共內部“左”的空氣：“我們一些同志對資產階級只批評不鼓勵，不認識資產階級這幾年有很大的進步，對資產階級應該采取又批評又鼓勵的方針�！泵�承認，公私關系上的問題是“我們的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級，只能怪上面”，還說：“資產階級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個別的，整個階級不能說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F(xiàn)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營了，沒有對抗了，合營前已經沒有對抗。民建、工商聯(lián)、民主黨派同我們是合作的，看不到對抗�！闭f到“地下工廠”時，毛指出：目前中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但自由市場和地下工廠能夠發(fā)展起來，這說明“社會有需要”。應該“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

　　毛澤東以制衣業(yè)為例，主張私營工廠與合作社競爭，并把這叫做“新經濟政策”�！爸灰�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梢蚤_私營大廠，訂個協(xié)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梢蚤_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梢韵麥缌速Y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47]第二天，毛澤東再次同工商界人士談話，肯定“公私合營以來，工商界有很大進步”，“我們感覺熟悉了，更加靠攏了”。還說工商業(yè)者不是國家的負擔，而是“一筆財富”。對與會者提出的許多問題，毛說對他幫助很大，而且承諾政府會和他們商量，協(xié)商一個辦法，凡是能夠解決的總要解決。[48]

　　12月17日，劉少奇在一次會議上也說：各地地下工廠不少，天津就有200多。有些資本主義或小生產者，有什么不好呢？這對人民有利，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29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十二次會議上，副委員長黃炎培發(fā)言提出私人開廠的問題時，劉少奇又說：“有一些資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萬元、幾百萬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這么多錢，如果他們要蓋工廠，是否可以準許他們蓋呢？可以的�！薄拔覀儑�家有百分之九十幾的社會主義，有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我看也不怕�！薄坝羞@么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盵49]劉少奇的話同毛澤東的談話如出一轍，甚至比毛更放開。一個細小卻涉及實質的差異是，毛認為自由市場的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劉則認為私人工廠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不過在當時，這樣的差異還沒有影響到中共領導人對私人開廠的看法�！度嗣袢請蟆愤�發(fā)表了社論，公開表明對個體戶的態(tài)度。社論肯定手工業(yè)個體戶的發(fā)展“一方面滿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場的商品供應；
另一方面又擴大了城市的就業(yè)人數”，“這是對國家有利無害的事情”。[50]

　　三個月前，中共八大剛剛宣布“變革資產階級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現(xiàn)在又說“可以開私營工廠”、“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而且“十年、二十年不沒收”，這不能不說是政策性的重大調整。

　　緩解社會緊張，平息各地“鬧事”，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解決國民生活問題。1955年起，由于過分偏重國家基本建設，日用品生產受到擠壓，加上各地爭搶高速度，導致物價上漲，商品供應緊張。以大城市上海為例，“由于社會主義革命高潮所帶來的生產建設高潮，特別是發(fā)展農業(yè)四十條綱要草案提出以后，全國農業(yè)的生產勁頭很大，紛紛購置各種生產資料和文教衛(wèi)生用品，帶動整個工業(yè)生產的發(fā)展，對上海市場提出了大量需要，原來上海認為積壓的一些商品，很快定購一空，成為緊張商品�！碑敃r國營商業(yè)部門曾想了不少辦法開辟貨源，滿足生產方面的需要。下半年，上海的生活消費品供應也跟著緊張起來。8、9月間，全國范圍內在提高工資基礎上的工資改革陸續(xù)結束，增加工資后的社會購買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消費品市場。再加上全行業(yè)公私合營后，資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這一時期發(fā)放，更增加了對消費品市場的沖擊。呢絨、絨線、針織品、家具等供不應求，部分高級消費品如自行車、無線電、手表、鉆戒等，也暢銷起來。工業(yè)消費品市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據說，《毛澤東傳》一書的有關敘述，主要也是源于吳的回憶錄。此處及以下關于政治局會議的討論過程和內容，如無特別說明，均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62-82頁。

　　[20]關于文章起草和初稿討論的過程，《毛澤東傳》（第607-608頁）與吳冷西的回憶差距很大。由于看不到原始材料，無從對此作出是非判斷。所幸對于討論的內容，兩者的描述大體一致，因此不影響讀者對實質問題的理解。

　　[2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67頁。

　　[22]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57年1月5日，第117頁�！秲炔繀⒖肌肥枪┲泄哺呒壐刹块喿x的刊物，1949年創(chuàng)刊，1964年停刊�，F(xiàn)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等機構和圖書館有收藏。

　　[23]《內部參考》1957年1月10日，第193-194頁。

　　[24]《內部參考》1957年1月4日，第51-52頁。

　　[25]《內部參考》1957年1月10日，第193-194頁；
1月4日，第51-52頁。

　　[26]《內部參考》1957年1月4日，第52頁。

　　[27]《內部參考》1956年11月5日，第127頁；
11月2日，第61頁。

　　[28]《內部參考》1956年11月1日，第3-9頁；
11月5日，第127-128頁；
11月6日，第167-168頁。

　　[29]《內部參考》1956年11月6日，第167-168頁；
11月5日，第129頁。

　　[30]《內部參考》1956年11月1日，第5頁。

　　[31]《內部參考》1956年11月10日，第295-298頁。

　　[32]《內部參考》1956年11月5日，第129頁。

　　[33]云南省檔案館，7-1-804，第1-4頁。

　　[34]《內部參考》1956年9月24日，第621-622頁。

　　[35]《農業(yè)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622、643、649、655頁；
《內部參考》1956年10月19日，第1086-1087頁；
10月24日，第1178-1179頁；
10月30日，第1337-1338頁；
11月6日，第178-179頁；
11月21日，第499-502頁；
12月29日，第671-672頁。

　　[36]《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6日，第1258頁；
10月31日，第1547-1549頁。

　　[37]《內部參考》1956年9月24日，第615-616頁；
11月15日，第367-368頁；
12月17日，第342-343頁。

　　[38]《內部參考》1956年10月30日，第1328-1331頁；
12月26日，第561-564頁。

　　[3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154頁。

　　[40]《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4日，第1178-1179頁；
10月26日，第1258頁；
10月31日，第1547-1549頁。

　　[41]詳見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42]參見《農業(yè)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第622、630頁。

　　[4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第413-421頁。

　　[44]《農業(yè)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第640、648頁。

　　[45]1956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

　　[46]1956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

　　[47]《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7-170頁。

　　[48]《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74-177頁。

　　[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82、383頁。

　　[50]1956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

　　[51]《上海解放前后物價資料匯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9－430頁。

　　[52]《陳云文集》第三卷，第134-135頁。

　　[5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065頁。

　　[54]《陳云文集》第三卷，第141、143頁。

　　[55]《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81-382頁。

　　[56]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546頁。

　　[57]《毛澤東傳》，第615頁。以下引言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30-362頁。

　　[58]關于這個問題，筆者已有另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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