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洪：印度對中國崛起的看法和反應

　　「內容提要」總體來說，印度對中國崛起的看法和反應可分為三種：一是視中國為一個友善的國家，主張對華友好；
二是認為中國是一種威脅，傾向于對華遏制和包圍；
三是認為中國將崛起成為一個競爭性大國，主張對華制衡加接觸。本文側重分析處于主流的第三種，重點分析其對中國經(jīng)濟增長、軍事現(xiàn)代化和地區(qū)影響的看法和反應。

　　中國和印度是轉型中的巨型社會和崛起中的亞洲大國。過去20多年，中印兩國的綜合國力都得到了迅速提升，國際社會普遍關注“崛起的中國”和“崛起的印度”。關于中國的崛起，人們談論得已經(jīng)很多，但對印度如何看待和應對中國的崛起，我們了解得并不多。中國和印度的發(fā)展起點相似，曾共同提出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中印關系的發(fā)展并不平坦，目前也存在一些分歧。中印關系要更好地發(fā)展，首先需要我們相互增進了解和信任。

　　一、三種不同看法和反應

　　事實上，不少學者已就印度對中國發(fā)展的看法和反應進行了研究。蘇米特·甘古利認為，印度國內對華立場有三種：一是“友好派”，他們的對華看法主要建立在對中國的敬畏上；
二是“戰(zhàn)略性接觸派”，要求印度通過發(fā)展自身的軍事和經(jīng)濟力量（來對付中國的挑戰(zhàn)）；
三是“對抗派”，對華持敵視態(tài)度（注：詳見Sumit Ganguly ，"Assessing India"s Responsesto the Rise of China：Fears and Misgivings"，in Carolyn W.Pumphrey ed.，The Riseof China in Asia：Security Implication，Carlisle Barracks ：The Strategic StudiesInstitute ，January 2002，available online at http://carlisle-www.army.mil/suassi/welcome.）。莫漢·馬力克指出，印度的對華態(tài)度可以分為三派：理智派認為中國是一個長遠的威脅，中國與巴基斯坦在核和導彈方面的合作是他們最大和最直接的擔心，因此主張一種“接觸—制衡”的政策；
超現(xiàn)實主義者視中國為“明確的和眼前的威脅”，因此建議“就像中國對付印度那樣對付中國”，也就是“遏制加包圍”；
親善派則認為中國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都不會對印度構成威脅（注：詳見Mohan Malik ，"Eyeing the Dragon ：India"s China Debate"，in Satu P.Limaye ed.，Asia"s China Debate，Special Assessment，Asia-Pacific Centerfor Security Studies，December 2003，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apcss.org）。此前，美國威爾遜中心和亞洲協(xié)會在一份研究報告中也指出，印度的對華戰(zhàn)略思維存在三種明確的看法，“大多數(shù)屬于主流看法，即認為近期中國不會構成軍事威脅，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威脅）是不確定的，因此印度需要防備中國未來在該地區(qū)（指亞太特別是南亞地區(qū)）的力量滲透。”然而，“在印度同時還有另外兩種看法，盡管它們不占大多數(shù)：（一）即使從長遠來看，中國也不是威脅；
（二）中國是現(xiàn)實的和直接的威脅�！痹搱蟾嫱瑫r指出，“印度正形成一種一致的看法，它主要反映主流派的觀點，同時日益受親華派的影響�！保ㄗⅲ篧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and Asia Society ，"TheIndia-China Relationship：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Conference Report，November 30，2001，pp.13-15.該報告現(xiàn)已同時在美國和印度出版。）

　　這三派分別是由哪些人組成的？他們對中國經(jīng)濟增長、軍事現(xiàn)代化和地區(qū)影響又有什么不同看法和反應？

　　馬力克認為“友好派”即親華派，主要包括共產(chǎn)黨、左傾的學者和記者、和平主義者、反核和反美分子，以及理想主義者（注：Mohan Malik 上引文。）。甘古利則認為包括國大黨、印度外交部的主要成員和反美派（注：Sumit Ganguly 上引文。）。據(jù)筆者的考察，它還應包括大量經(jīng)濟界人士、左派政黨和對中國越來越了解的年輕人。他們或從經(jīng)濟考慮，或由于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因素，歡迎中國的崛起，認為這符合印度的國家利益�！皩�抗派”或“超現(xiàn)實主義派”，主要是少數(shù)強烈民族主義者。他們局限于部分軍隊、思想庫和一些對中國不了解的教育機構，對中國存在許多誤解。他們看到的主要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占領”西藏，60年代“侵略”印度，70—80年代向巴基斯坦“出售”核武器和導彈，90年代“武裝”印度的鄰國和“支持”印度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武裝分子。此外，他們抱怨中國對印度成為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沒有明確支持。因此，他們擔心中國的崛起，認為這對印度是一個最嚴重的挑戰(zhàn)。印度學者也認為，“現(xiàn)在印度對中國的看法存在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把中國看成侵略性和擴張性的威脅，另一個極端是認為中國是兄弟”（注：Subramanian Swamy ，India"s China Perspective ，2001，New Delhi ：Konark Publishers Pvt Ltd ，p.143.）。但大多數(shù)印度人還是處于這兩種極端看法之間。“制衡—接觸派”包括大多數(shù)政府官員、媒體、學界和商界。他們的看法部分地建立在中國對印度的態(tài)度和政策上。他們一方面認識到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和發(fā)展對印度和亞洲總體上具有積極的意義，另一方面也關注中國的國防現(xiàn)代化和中國與印度鄰國不斷增強的軍事關系。因此，他們的看法可以概括為：經(jīng)濟上歡迎，安全上擔擾。

　　如果說印度人對中國崛起的看法主要與基于個人經(jīng)驗的感情、想法和觀點有關，那么，印度對中國崛起的反應則主要表現(xiàn)為建立在印度國家利益和公共輿論基礎上的政策和行動。在印度，人們普遍的看法是“親華”或“反華”都不能界定或反映印度的對華政策。盡管在國內問題上存在巨大的觀點和政策差異，印度兩大政黨卻有基本一致的對華政策。上述兩種極端盡管有不同的政策傾向和主張，但都在現(xiàn)政府實行的中間路線的對華政策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接觸—制衡。其差別主要在于是更多的“接觸”還是更多的“制衡”，是“經(jīng)濟高于安全”還是“安全高于經(jīng)濟”。隨著2003年瓦杰帕伊訪華、中印特別代表邊界問題談判的舉行、2004年國大黨的上臺，中印關系取得進一步發(fā)展，“對抗派”的聲音已大為減少。

　　總之，對中國的崛起，印度并沒有一種統(tǒng)一的看法。正如印度前外長辛格所說，“由于中國的崛起存在積極和消極兩種前景，大多數(shù)印度人似乎處于兩個極端之間——現(xiàn)實主義者把崛起的中國視為亞洲的一個潛在霸權，而自由主義者視崛起的中國為亞洲的積極力量�！保ㄗⅲ篩ashwant Sinha，"Asian Security：Long-term Trends and Implications"，in K.Santhanamand Srikanth Kondapalli eds.，Asian Security and China 2000-2010.Delhi：Shipra Publications，2004，p.3.）

　　二、印度對中國經(jīng)濟增長的理解

　　關于中國的經(jīng)濟增長，印度學者有大量的分析和預測，并對中國和印度的經(jīng)濟改革和發(fā)展模式進行了比較。中國于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比印度早13年。有趣的是，根據(jù)摩根·斯坦利最近發(fā)表的一份報告估計，中國經(jīng)濟比印度經(jīng)濟發(fā)達13年（注：Andy Xie and ChetanAhya，"China and India ：New Tigers of Asia"，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morganstanley.com）。在印度學者看來，有大量因素促成了中國經(jīng)濟的成功。除了改革開放政策和穩(wěn)定的國際環(huán)境，大規(guī)模開發(fā)、出口導向戰(zhàn)略、中央主導的投資、國家團結、國民支持等在中國經(jīng)濟增長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印度在國民生產(chǎn)總值和其他經(jīng)濟硬指標上落后于中國，是由于印度開放較晚，較低的國民儲蓄率，較少外國直接投資，較低的行政效率，以及與巴基斯坦的長期對抗。

　　但印度學者也指出，有一些問題會影響中國的經(jīng)濟增長，包括如何保持改革進程的動力，處理社會文化不平等的能力，執(zhí)政黨的政治穩(wěn)定和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能源供應的可靠和穩(wěn)定性，以及利用獲得的戰(zhàn)略力量影響戰(zhàn)略環(huán)境的方式等（注：Arun Sahgal ，"Dragon Awakens：Alternative Scenarios Chinese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paper presented at IDSA weekly fellows seminar on May 1，2004.）。還有印度學者認為，盡管中國經(jīng)濟增長背后有許多內部問題和負面結果，但中國人民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也有利于印度改革派和支持全球化的社會力量在印度國內的地位，并成為印度20世紀90年代初經(jīng)濟改革的動力之一（注：2004年7月29日印度國防分析研究所學者Sujit Dutta 與筆者的談話。）。

　　印度學者還表示，一方面印度在許多宏觀指標上大大落后于中國，但另一方面，由于主要依靠有機增長，印度更充分地利用資源并選擇一種更能可持續(xù)增長的道路。相反，中國的發(fā)展在現(xiàn)有制度力量內已達到了最高點。同時，如果中國不能成功地改革其銀行體系和建立真正的資本市場，中國早期的資本推動型增長的優(yōu)勢有可能變?yōu)槿鮿荩ㄗⅲ?004年8月5日印度前駐華大使南威哲與筆者的談話。）。

　　在印度學者看來，相對于中國的“快速型增長”模式，印度的“漸進型增長”模式具有潛在的優(yōu)勢。與中國經(jīng)濟相比，印度經(jīng)濟也有自身的優(yōu)勢：第一，更健康的銀行體系。由于資本化較徹底、較完善的風險評估制度、較少不良資產(chǎn)，印度的金融業(yè)更為強大（注：麥肯錫公司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到2001年，印度銀行的不良貸款只占其銀行總資產(chǎn)的10％，凈資產(chǎn)的4.4％和總貸款的8.8％。而中國的銀行的不良資產(chǎn)占其總資產(chǎn)至少在25％以上。）。第二，更優(yōu)越的制度框架。印度有更好的軟環(huán)境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以發(fā)展經(jīng)濟。除了政治民主，印度的軟力量至少包括對私有財產(chǎn)和知識產(chǎn)權的保護、媒體的有效監(jiān)督、法治體系和非政府組織的力量（注：印度學者透露，這也是為什么2000年世界銀行把會計部門搬到印度而不是中國的部分原因。）。第三，更強大的私營企業(yè)（注：據(jù)《遠東經(jīng)濟評論》2003年一項關于亞洲主導性公司的調查，中國只有2家企業(yè)上榜，而印度有10家。另外，福布斯公布的2002年世界小型企業(yè)200強中，印度有13家，而中國只有4家，并且都來自香港。）。印度有一大批世界級的私營企業(yè)，并且多集中在軟件和信息產(chǎn)業(yè)。其先進的公司治理（注：據(jù)一家名為Credit Lyonnais Securities Asia 的機構于2000年的調查，在25個新興市場經(jīng)濟體中，印度的標準化管理處于第6位，而中國是第19位。）使印度的私營企業(yè)能在國際上與歐美同類企業(yè)相抗衡。第四，較高的資本效率。印度的國民儲蓄率只有中國的一半，外國直接投資比中國少90％，而其增長率只比中國低約20％，這表明印度的資本利用效率更高。此外，印度的證券市場也表現(xiàn)得更好（注：2003年印度的股票指教上升了64.19％。）。第五，勞動力更年輕。中國和印度的勞動力資源數(shù)量相當，但印度的勞動力更為年輕。不僅如此，盡管印度的普通教育不及中國，但印度的高等技術和管理教育更先進和發(fā)達。第六，“世界辦公室”。由于印度人有天生的數(shù)學和邏輯能力，加上語言優(yōu)勢，印度發(fā)展了世界領先的信息產(chǎn)業(yè)。印度軟件工程師和出口都居世界第一位。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向印度訂購軟件服務并把其海外研發(fā)中心設在印度這個軟件超級大國。

　　三、印度對中國軍事現(xiàn)代化的看法

　　如果說印度對中國經(jīng)濟增長的理解還比較合理和持肯定態(tài)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么，印度對中國軍事現(xiàn)代化多持消極的看法。早在1998年，一位印度學者就認為，“日益上升的民族主義，制度穩(wěn)定中意識形態(tài)的關鍵作用，以及現(xiàn)實主義的戰(zhàn)略文化使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強成為亞洲不確定、不安全和不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規(guī)模、日益增長的戰(zhàn)略和常規(guī)力量、組織結構調整和準備‘高技術條件下的有限戰(zhàn)爭’的新戰(zhàn)略，都是亞洲鄰國不得不給予嚴重關注的因素�！保ㄗⅲ篠ujit Dutta ，"China"s Emerging Power and Military Role：Implications for South Asia"，in Janathan D.Pollack and Richard H.Yang，eds.，In China"s Shadow：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Development ，Santa Monica，CA：RAND，1998，p.94，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rand.org）自從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1962年中印邊界戰(zhàn)爭，1964年中國核試驗，1965年后中國與巴基斯坦形成戰(zhàn)略關系，直到1998年印度核試驗，“中國威脅”一直困擾著印度的某些戰(zhàn)略家。中國的國防現(xiàn)代化，年國防開支的兩位數(shù)增長，先進武器的大量進口，軍事戰(zhàn)略的更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組織調整和人員訓練都使印度的戰(zhàn)略家甚為憂慮（注：關于印度就中國國防現(xiàn)代化項目及其對印度安全的影響的評論，參閱Srikanth Kondapalli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Its Impact on Indian Security ，"in Satish Kumar ed.，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Annual Review 2001，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2002，pp.29-51.）。

　　印度對中國軍事現(xiàn)代化的負面看法在1998年印度核試驗前后一段時間特別突出。當時，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公開稱中國為“頭號潛在威脅”。印度總理瓦杰帕伊在給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的密信中則把“來自鄰國的威脅”作為其進行公開核試驗的借口。但此后，印度對中國的這種消極看法已有極大的改變。在印度學者看來，這主要是由于中國亞洲外交的變化、兩國關系的改善和中國對亞洲事務更為敏感。

　　印度對中國國防現(xiàn)代化對外軍事關系的關注主要包括：

　　第一，認為中國在西藏高原和其它地區(qū)部署的導彈有可能針對印度。印度國防部的一份文件指出，“印度每個主要城市都處于中國導彈的射程之內，這種能力因為潛射導彈而正在進一步加強。核力量的不對稱明顯有利于中國，隨著中國為對抗美國導彈防御項目而采取對策，（這種不對稱）將進一步擴大�！保ㄗⅲ篗inistry of Defense ，Government of India，Annual Report 2002-2003，New Delhi ，2003，p.8.）在印度看來，在中國眾多的導彈基地中，昆明和西寧的導彈部隊是負責對付印度的（注：Srikanth Kondapali上引文。）。但是，眾所周知，中國的國防力量包括導彈力量都是防衛(wèi)性的。事實上，印度的威脅感主要建立在中國的力量而不是意圖上，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的歷史負擔。

　　第二，中國與巴基斯坦長期和不斷深入的軍事關系，特別是核和導彈合作。盡管注意到近年來中國南亞政策的調整，在卡吉爾沖突中較中立的政策，導彈出口管制的加強，以及在國際不擴散領域的積極參與，許多印度官員和學者對中國能否言行一致和放棄“巴基斯坦牌”持保留態(tài)度，并認為中印巴關系依然是高度關聯(lián)的。一位印度分析家指出，“當印度希望‘包圍’巴基斯坦和‘遏制’中國時，中巴也在追求相似的目標，即戰(zhàn)略上‘擠壓’印度�！保ㄗⅲ篟ahul Bedi，"China and the South Asia Circle"，Asia Times，April 29，2003，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atimes.com ）

　　第三，中國不斷擴大和深化與印度其它鄰國的軍事合作關系。印度官員、媒體和學者對近年來中國與孟加拉國和緬甸的軍事關系給予特別的關注。事實上，中國在南亞和印度洋的利益和目標主要是經(jīng)濟上的，即更多的貿(mào)易伙伴和安全的石油通道。但經(jīng)濟利益需要良好的政治關系和穩(wěn)定的安全環(huán)境來確保。中國與印度以外的南亞國家發(fā)展軍事關系也是這一過程的一部分，而不必被理解成為是針對印度的。遺憾的是，從官員到學者，印度并不能立即接受這樣的看法。

　　此外，印度對中國的國防開支和國防預算外的軍事項目特別關注。印度學者主張，盡管印度的經(jīng)濟規(guī)模只有中國的一半，但由于印度有廣闊的戰(zhàn)略空間和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印度的國防開支和年增長率必須與中國保持相同的水平。同時，印度還認為，中國正通過在東南亞和印度洋建立和擴大軍事存在而努力成為一個海洋大國，這對印度也構成了一種挑戰(zhàn)。在印度看來，中國正為在沿南中國海、馬六甲海峽、印度洋和霍爾木茲海峽的軍事存在做基礎工作，以保護其經(jīng)濟和安全利益。

　　四、印度對中國地區(qū)影響的反應

　　中國的崛起，無論是經(jīng)濟增長還是軍事現(xiàn)代化，都會產(chǎn)生一定的地區(qū)影響。但是，不同的國家會對此做出不同的理解和反應。印度認為，其戰(zhàn)略范圍包括“從西邊的波斯灣到東邊的馬六甲海峽。從北邊的中亞共和國到南部的赤道附近�！保ㄗⅲ篗inistry of Defense ，Government of India ，上引報告，第8頁。）一位美國學者曾指出，“地緣政治的對抗支配著印度與中國的關系”，因此，“自從1949年以來，印度和中國為競爭在發(fā)展中國家的地位和影響經(jīng)歷了5個階段。”（注：John W.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Sino-Indian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2001，p.5and pp.110-111.）一位印度學者表示了相似的看法，“從喜馬拉雅到南亞、西南亞和東南亞，中國和印度有著共同的戰(zhàn)略空間，這就造成了戰(zhàn)略和地緣政治競爭�！保ㄗⅲ篠ujit Duta上引文。）但另一方面，在筆者看來，如果雙邊關系穩(wěn)定，這也為兩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區(qū)域合作提供了一種動力。至少在三個次區(qū)域，中國和印度的利益和影響已經(jīng)相遇或即將相遇。

　　首先是南亞地區(qū)。南亞地區(qū)的一大地理特征是，印度與所有其它南亞國家相鄰，而這些國家都互不接壤。這使印度處于非常特殊的地位。中國是南亞國家最大的鄰國，與南亞多數(shù)國家交界（除了孟加拉國和兩個島國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在印度看來，中國是南亞地緣政治和戰(zhàn)略環(huán)境的一個組成部分。盡管印度和南亞現(xiàn)在還不是中國對外關系的中心和外交政策的重點，但南亞已引起中國越來越多的關注。印度決策者認為，無論積極或消極，“中國在南亞及其周圍的軍事戰(zhàn)略、力量部署和經(jīng)濟利益關系到印度的國家利益�！保ㄗⅲ篔yotinderNath Dixit，"Emerg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ndian Perceptions withFocus on South Asian and Central Asian Predicaments"，in K.Santhanam and RamakantDwivedi eds.，India and Central Asia：Advancing the Common Interest ，New Delhi：Anamaya Publishers，2004，p.22.）一位美國學者指出，“印度堅信，次大陸及其周邊是印度天然的安全范圍，而中國則認為，不能讓印度在其南部邊界居支配地位，”（注：JohnW.Garver，"The China-India-U.S.Triangle：Strategic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Era"，NBR Analysis，Volume 13，Number 5，October 2002.）因此，“印度總是對中國與印度的南亞鄰國發(fā)展關系，特別是安全關系持懷疑的眼光�！保ㄗⅲ篔ohn W.Garver 上引文。）中國與印度的鄰國（注：印度的鄰國包括西部的巴基斯坦、北部的尼泊爾和不丹、東北部的孟加拉國和緬甸、南部的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特別是與巴基斯坦和緬甸不斷擴大和深入的防務合作關系被認為是對印度形成了包圍圈，引起印度戰(zhàn)略上的擔心。一位印度分析家認為，除了印度，南亞其它國家對中國在次大陸的作用有三類看法：一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視中國為友好國家，歡迎中國在南亞擴大影響和起平衡作用；
二是尼泊爾和不丹，它們在中國龍和印度象的夾縫中生存，一方面與印度有緊密的安全關系，向印度開放邊界，另一方面也尋求與中國的和平關系；
三是斯里蘭卡和緬甸，它們同時與印度和中國保持友好關系。而印度的看法是獨一無二的（注：Sujit Dutta 上引文。）。作為南亞的主導性國家，印度對中國在南亞的活動持有復雜的看法，即“中國作為一個地區(qū)大國既構成挑戰(zhàn)，也提供了機遇。”（注：2004年8月24日國防分析研究所高級研究員Sujit Dutta 與筆者的談話。）在經(jīng)濟領域，是把中國排除在本地區(qū)多邊組織之外，還是把中國吸納進該地區(qū)經(jīng)濟一體化進程之中，對印度來說還是一個疑問。但事實是，對中國為加強次區(qū)域經(jīng)濟合作而提出的各種倡議（注：如“中印緬孟倡議”（BCIM）（即“昆明倡議”）、“中緬孟貿(mào)易協(xié)定”（BMCTA）。），印度由于政治和安全的考慮而態(tài)度消極。相反，印度提出自己的區(qū)域合作設想（注：如1997年提出的“孟印緬斯泰經(jīng)濟合作”（BIMSTEC ）和2000年提出的“恒河—湄公河項目”（Ganga-Mekong Project）。），都把中國排除在外�？梢�，“中印對立的想法仍支配著印度跨地區(qū)合作的行動。”（注：C.Raja Mohan，Crossing the Rubicon：The Shaping of India"s New Foreign Policy，New Delhi ：Penguin Books India ，2003，p ，157.）

　　其次，東南亞地區(qū)。歷史上這一地區(qū)就是中國和印度為擴大影響而相互競爭的地區(qū)。正是因為歷史和地緣政治的特點，人們把這一處于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地區(qū)稱為“印度支那”。2002年11月9日，當時的印度總理瓦杰帕伊在出席首屆印度—東盟峰會后回國途中，聲稱中國和印度在發(fā)展與東盟國家關系時存在“競爭”，而這種競爭是“健康的”（注：See TheHindu ，and The Indian Express，November 9，2002.）。這是印度政府首腦第一次公開把中國描述為“競爭者”（注：Prakash Nanda ，"India Versus China"，The Statesman，November 17，2002.）。在許多印度學者看來，這種競爭不僅僅是經(jīng)濟上的，也不局限在東南亞地區(qū)，而是多方面的，包括安全領域。自從1999年以來，中國對地區(qū)多邊組織的態(tài)度由懷疑轉變?yōu)閰⑴c甚至組建（注：Macabe Keliher，"Dragon Seizes Market Share"，AsiaTimes ，March 9，2004.）。中國試圖通過多邊渠道加強與東盟的經(jīng)濟和政治關系。印度也是如此。就在中國與東盟國家批準在未來10年建立自由貿(mào)易區(qū)的協(xié)定的第二天，印度與東盟國家簽署了相似的協(xié)定。2000年，中國開始與東南亞國家在“10A 1”和“10A 3”框架內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定期峰會。兩年后，為加強其“看東方”政策，印度與東盟國家也開展類似的峰會。兩國都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參加東盟地區(qū)論壇。但是，在與東盟國家的經(jīng)濟聯(lián)合和安全合作上，中國比印度更為緊密。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南中國海行為準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003年1月，中國作為第一個東盟外國家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國與東盟還在更廣泛的地區(qū)組織（如亞太經(jīng)合組織、亞太安全合作委員會、亞洲合作論壇等）中相互合作。此外，根據(jù)東盟新的地緣戰(zhàn)略，即“共同圈外交”（注：所謂“共同圈外交”，是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于1996年提出的。它包括三圈：核心圈是東盟共同體（2003年已達成協(xié)定），包括所有東南亞國家；
第二圈是東亞共同體（討論中），將“10A 3”制度化；
第三圈是未來的亞洲共同體，包括俄羅斯、印度和澳大利亞。），中國處于東盟外交的第二圈，而印度位于第三圈。

　　第三，中亞地區(qū)。中亞地區(qū)吸引大國的關注不僅是因為其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和豐富的自然資源，更是由于其在全球反恐行動中的獨特地位。作為印度戰(zhàn)略利益地區(qū)的一部分，中亞被印度稱為“直接的和戰(zhàn)略上的鄰居”（注："India and Central Asia in the EmergingSecurity Environment"，speech delivered by Indian（former）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Yashwant Sinha at the third India-Central Asia Regional Conference in Tashkent duringNovember 6-8，2003，in K.Santhanam and R.Dwivedi，eds.，India and Central Asia：Advancing the Common Interest ，New Delhi ，Anamaya Publishers，2004.p.7.）。中亞對印度的重要性不僅是歷史和文化上的，更是地緣上，政治上，和經(jīng)濟上的。與此相似，中國是中亞新的“大國游戲”中一個崛起和積極的角色。美國學者就指出，“中國的決策者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地區(qū)性的和世界性的大國，在中亞擴大利益需要中國在該地區(qū)加強其存在。能源、貿(mào)易和通過多邊努力實現(xiàn)共同安全需要支配著中國對該地區(qū)的政策�！保ㄗⅲ篕athleenCollins and William Wohlforth ，"Central Asia：Defying the"Great Game"Expectations"，ibid，p.40.）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國將地區(qū)合作制度化和把合作安全概念付諸行動的第一次努力。一些印度學者感到，中亞新的政治環(huán)境發(fā)生了有利于中國的變化�！皬闹袊�的立場來看，上海合作組織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政治和經(jīng)濟機制：既起到穩(wěn)定的效果，又獲得經(jīng)濟好處。中國在該組織的利益已從解決邊界問題擴大到把中亞國家納入其戰(zhàn)略范圍。事實上，這些趨勢表明中國實行的政策是把對巴基斯坦的政策復制到中亞地區(qū)�！保ㄗⅲ篜.Stobdan ，"CentralAsia and China Relations：Implications for India"，ibid，p.355.）關于印度與上海合作組織的關系，印度國內對此還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官員和學者曾表示了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的愿望，也有人認為印度現(xiàn)在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并不明智。而在經(jīng)濟領域，印度表現(xiàn)得較為積極。由于擔心印度被孤立在“聯(lián)接中亞和中國西部從而歐洲和亞洲的國際運輸和交通要道”之外，有印度學者主張實施一個“從中亞沿中國西部到印度北部建設石油和天然氣‘能源高速公路’”的項目。總之，為了應對崛起的中國在中亞的影響，“現(xiàn)在是印度把中國因素包含到我們的中亞政策之中的時候了�！保ㄗⅲ篜.Stobdan ，"Central Asia and India"s Security"，paper presented at IDSA weekly fellows seminar on August 30，2003，p.16.）

　　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是本世紀和亞洲最有意義的事件之一。因為國情不同，雙方各有優(yōu)勢和不足，兩國將采取不同的發(fā)展模式，相互之間既有競爭，也有合作。中印關系要更好地發(fā)展，除了擴大經(jīng)濟上的相互往來，一個更重要的方面是增進相互理解和信任。

　　來源：《南亞研究》2005年第1期

　　張貴洪，浙江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軍備控制與地區(qū)安全研究項目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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