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飛：再談研究生招考中的“形式正義”優(yōu)先

　　我對蔡永華先生提出的研究生招考中 “由每一個導師自己采取任何辦法從報名者當中選拔學生”的說法提出質疑之后（ 6月21日《中國青年報》《沒有形式公正，“合理” 從何談起》），蔡先生認為他的設想我沒有能充分理解，他堅持認為 “ 形式正義”不應當優(yōu)先于“ 實質正義”，并認為他的設想可以達到制約導師權力的目的 （《 “ 形式正義”不應當優(yōu)先于“ 實質正義”》，中國青年報，2005年06月23日 ）。但我認為他的設想過于理想化，達不到整體公正的目的。

　　 在對研究生導師權力制約的問題上，蔡先生認為，只要取消研究生能不能畢業(yè)問題上的導師決定權，“就足以摁住敢于濫用或者不恰當使用招生自由選擇權的教授的命門�！� 假設真能通過把好畢業(yè)關，最終所有的研究生以既符合形式正義又符合實體正義的最后檢測標準對能否畢業(yè)進行客觀評價，這在解決研究生最終的培養(yǎng)質量問題上，確實是一個好辦法。但這一做法無法解決對于公共資源，學生在入門時就有權利要求機會均等的問題。

　　研究生考試中資源總是有限的現(xiàn)實，盡管現(xiàn)在有了研究生收費制度，但是研究生教育中國家還是有大量的投入，對國民而言，這是一種公共福利，將來能否畢業(yè)、學生培養(yǎng)質量是否合格，不僅充滿變數(shù)，事前無法準確判斷；
更重要的是，能否在入學時有一個看得見的公正標準，是一個有關社會公正的問題，這也是這個問題能引起學界和教育部門以外的全社會關注的原因所在。讓教授有“自由選擇研究生的權力”、“想招誰就招誰”，無法以最合理的方式分配研究生的入門指標，不僅考生不會答應，整個招生考試這一公共管理行為也會失去規(guī)則，招生管理部門的人也會對此無章可循，束手無策。

　　我與蔡先生的根本分歧在于：他關注招生過程中學術本身的自由獨立，而我認為學術本身雖然應當自由獨立，但一旦牽涉到學術與教育資源的分配，就應當首先遵循公共權力的共同規(guī)律，其次才考慮“自由地發(fā)揮 ”。這樣做的后果在一定的程度上確實“不利于教授和研究生們在教和學中更加自由地發(fā)揮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更加充分地凸顯他們的個性”，但這對于國家、社會而言，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是一種最不壞的選擇。蔡先生說，“據(jù)說這種便于設定統(tǒng)一標準的考試才能公正分配國家的教育資源，真是活見鬼了！”這一說法善意可嘉，但沒能理解“考試是一種最不壞的制選拔制度”這一已經(jīng)被在各種場合爭論過的結論，是理想化而不可行的設想。何況即使是純粹的學術評判，也不是一個人說了算，也要遵循裁判機制中中立、獨立、民主的規(guī)則。

　　關于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的各種爭論中，實質正義優(yōu)先論者總是在兩個問題上對形式正義優(yōu)先論者有誤解：一是認為形式正義優(yōu)先論者否認實質正義，實際上，形式正義優(yōu)先論是主張將實質正義寓于事先設計好的，可以看得見的，形式統(tǒng)一的實質標準中，而不是不要實質正義；
二是難以理解只有在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二者不可兼得時，形式正義才優(yōu)先。即因為“事先設計的標準” 要統(tǒng)一，不得不犧牲一些個性化。否則，秩序就會亂，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只能在個案中實現(xiàn)了實體正義，作為整體的實質正義也會被破壞。在公共權力領域，形式正義優(yōu)先還是實質正義優(yōu)先的本質是要人治還是要法治、要專制還是要民主。同樣適用民主“僅僅是最不壞的制度”的結論。

　　因此，對于研究生導師，雖然不能“為假定他們是壞人，就把他們的手腳捆死”，但只能讓教授在“籠子”里飛，而不可以天馬行空，也就是說，象陳丹青所在的那個專業(yè)的招生考試的具體內容確實可以完善，但這個標準必須是統(tǒng)一的，對考生是一視同仁的。因為“想招認就招誰”只能憑良心，容易破壞入門問題上的公平。何況即使教授確實有招生時的正確判斷能力，出門時的檢測也對其有約束力，那他怎么對待指標只有一個的情況下，兩個他認為“都能經(jīng)得起畢業(yè)檢測的人”呢，這個時候，起決定作用的只會是個人好惡和人情關系，所以統(tǒng)一標準下的分數(shù)高低在這個時候應當起決定作用，而不是教授個人。

　　研究生招生考試不同于學術爭論和學術批評這樣的個人行為，應當把它放到公共權力中去思考問題，否則，容易被感性和理想化標準所迷惑，善意的出發(fā)點得出的卻是不可行的結論。

　　200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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