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東來：美國外交史和國際關系理論的現(xiàn)實主義學派

　　在美國歷史學的學科分類中，幾乎沒有歐洲那種以問題為主體、涉及多國多邊關系的國際關系史（international history），有的只是美國外交史（U.S. Diplomatic history）。當國際關系史在歐洲已經成為各大學歷史系和政治系的必修課時，美國學者還在為外交史這個史學界"后娘養(yǎng)的孩子"的學科地位，（stepchild，語出哈佛大學教授Charles S. Maier 1970年代末為美國史學家參加國際歷史學家大會準備的文章Mar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后收錄在Michael Kammen主編的美國代表團論文集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究竟是屬于美國國史(national history)還是屬于國際關系史而爭論不休？（參見Michael Hogan and Thomas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對美國外交史學者的狹隘視野，歐洲學者也批評挖苦之能事。在生前一篇出色的學術綜述中，英國著名國際關系史學家、英國科學院院士、蘇塞克斯大學教授克里斯多佛·索恩（Christopher Thorne）毫不客氣地指出，美國學者的外交史寫作充滿了"地方主義"的狹隘氣息，一切以美國為主，形成了"美國與XX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XX paradigm）的美國外交史寫作范式。他甚至建議美國對外關系史學會（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HAFR）應該改名為美國國際關系史學會(the Socie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ans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其會刊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則改名為國際關系史評論(Review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參見Christopher Thorne, " After the Europeans: American Designs fro the Re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Diplomatic History, Spring 1988）順便提一句，索恩雖然以研究亞洲太平洋地區(qū)國際關系見長，但是，最令學界敬佩的，是他不斷超越自我的探索精神，是他不遺余力地追求國際關系研究新方法和新領域的熱情。在學術界日益專門化，各學科間畫地為牢的潮流中，這位牛津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通才，卻反潮流而動，試圖打通歷史學、國際關系和社會學之間的人為籬笆，建立一種一般學者連想都不敢想的國際關系的歷史社會學（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將國際關系引入歷史社會學，把社會學引入國際關系史，由此，他開拓了一種獨一無二的社會探究方式（mode of social enquiry）"（參見，Jan Aart Scholte, "New Border Crossing: Christopher Thorn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The SHAFR Newsletter, June, 1994）。1992年他因病去世，年僅58歲。索恩的英年早逝曾引起了大西洋兩岸外交史學者的一片哀悼之聲。他的著述和史學思想理應受到我們更多地關注。

　　實際上，在索恩尖銳批評的前后，美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也認識到問題的所在。這其中以兩位研究美國與東亞關系而著名的外交史名家、哈佛大學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韓德（Michael Hunt）最為突出。1978年和1988年，入江昭先后出任過美國對外關系史學會主席和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其主席演講題目分別是"文化和權力：作為跨文化關系的國際關系"和"歷史的國際化"。無獨有偶，韓德在1990年擔任美國對外關系史學會主席時，也發(fā)表了以"美國外交史的國際化"為題的演講。入江昭和韓德對索恩的回應絕非偶然，前者的日裔背景，后者早年在亞洲中東生活經歷，讓他們對美國的世界領導角色以及不同文化國家對美國的反應有著獨特的理解。在一篇論述美國外交史學的長篇論文中，韓德對美國的外交史學進行了宏觀的梳理，概括出以注意研究精英決策的現(xiàn)實主義學派、注重美國國內經濟背景的新左派和注意地區(qū)文化背景的國際主義學派。而他最欣賞的就是最后一個學派（Diplomatic History, Winter，1992）。在此之前，他就倡導過跨文化研究（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提出學習和借鑒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注重傳統(tǒng)的語言訓練和文化把握。

　　遺憾的是，他們的呼吁雖然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和重視，但是，在美國外交史的學術研究和寫作中，索恩批評的"美國與XX國關系"范式依然是一統(tǒng)天下。這從每年《外交史》春季號上刊登的美國對外關系博士論文題目總攬，就可見一斑。

　　在這些博士論文中，絕大多數(shù)題目都是視野狹小的"美國對XX國政策"，而從這些作者的名字又可以猜出來，大多數(shù)作者是外國人，也就是來自論文題目所研究的那個美國政策的對象國。顯然，在掌握對象國語言、了解對象國文化、研讀對象國文獻方面，他們擁有明顯的比較優(yōu)勢。在很大程度上，這個狀況的形成與美國史學人才的訓練方法和學術環(huán)境有關。博士論文的要求是基于第一手文獻的原創(chuàng)研究，而在可利用的文獻方面，美國外交檔案之豐富，管理之先進，接觸之簡捷，使用之方便，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比擬。因此，考慮到起碼的機會成本，如果博士論文選擇外交史題目，不論是在美國史領域，還是外國史專業(yè)，都會選擇與美國政策相關，而且往往是美國為主的雙邊關系的題目。實際上，不僅在美國，就是在中國也出現(xiàn)了類似的情況。比如，作為中國最早的國際關系史和美國史方向的博士，時殷弘和任東來就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中美關系史的題目。

　　從目前美國外交史學界的現(xiàn)狀來看，國際史仍然還是學者們所追求的一個高貴夢想而非真正的現(xiàn)實。對美國學者來說，要建立真正的國際史決非一蹴而就的事業(yè)，僅僅是掌握和精通一門非西方語言，就不知要耗費多少的時間和精力，甚至可能是畢生的心血，因此，對每個個體而言，國際史的實踐實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反過來，非西方學者也是如此。顯然，國際史的構建絕非個體努力所能實現(xiàn)的目標，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各方、特別是各國學者取長補短，相互合作，發(fā)揮各自的語言和文化優(yōu)勢，對一個共同的課題，在完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進行平行或合作的研究。在這方面，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國際冷戰(zhàn)史項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就是成功的典范。在過去的十年中，它利用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等財團的資助，組織曾經是相互對立的東西方國家以及南北方國家的眾多學者，共同發(fā)掘冷戰(zhàn)鐵幕兩邊的外交檔案和口述資料，對冷戰(zhàn)起源、中國內戰(zhàn)、中蘇同盟、朝鮮戰(zhàn)爭、波匈事件、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zhàn)爭、阿富汗戰(zhàn)爭、安哥拉沖突和冷戰(zhàn)結束等重大冷戰(zhàn)課題進行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史研究，其多視角、多中心、多層次、多國檔案文獻、多國學者合作的跨文化和跨學科特點，打破了美國學者一度壟斷的單向度冷戰(zhàn)研究，形成了一種全新的全景式國際冷戰(zhàn)史。

　　國際冷戰(zhàn)史的主要倡導者是美國外交史的掌門人之一、原俄亥俄大學教授蓋迪斯（John Gaddis）。蓋迪斯以研究美國對蘇冷戰(zhàn)的遏制戰(zhàn)略一舉成名。雖然他以研究美蘇關系見長，但他卻根本不通俄語。不過，他擅于揚長避短，大量借鑒國際關系和戰(zhàn)略學理論，并自覺地把它們應用到外交史研究，再加上他研究的美蘇關系是當時的"顯學"，因此，其在美國外交史研究中的權威地位很快得到確立和鞏固。在入江昭和韓德倡導外交史的跨文化研究方法的同時，蓋迪斯則不遺余力推動跨學科研究法(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參見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Summer，1990）因為在以往對傳統(tǒng)外交史的批評中，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視野狹窄，只關注雙邊關系，而在雙邊關系中，又忽視美國政策對象國文化歷史及其對美國反應這樣的批評外，還有就是批評外交史學者堅持外交史的人文學科特性，不注意研究方法，不善于向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學及其分支國際關系學的學習。

　　與需要多種語言的跨文化研究法相比，美國外交史學者在跨學科，特別是利用政治學理論方面，取得的進步則更為明顯。這種鮮明的對比顯然與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世界領先地位，以及美國博士培養(yǎng)中注重理論和方法的訓練有關。有人專門統(tǒng)計和分析過《外交史》雜志從1977年創(chuàng)刊到1991年為止所有論文的引文，發(fā)現(xiàn)這些論文大量地引用政治學著述，外交史業(yè)已發(fā)展成為不折不扣的"跨學科方法史"（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但在利用外國文獻、參考外語論著方面，這些論文卻差強人意。（參見The SHAFR Newsletter，Dec., 1992）

　　在蓋迪斯之前，研究歐洲外交史的美國老一輩學者克雷格（Gordon Craig），就已經在呼吁把外交史和國際關系學有機地結合起來，1982年他出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時發(fā)表的演講就是"歷史學家與國際關系研究"。而且，他還身體力行，與在斯坦福大學的同事、著名國際關系學者喬治（Alexander George）合作出版《武力與治國方略》（Force and Statecraft），作為政治系和歷史系國際關系史的教材。該書是目前見到的把外交史與國際關系理論結合的最佳著作，目前已出版了第3版（1995）。由于有意識地借鑒和使用國際關系學的概念方法，加上扎實的史料功底和出色的文筆，外交史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不僅在史學界，而且也在政治學界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例如蓋迪斯對冷戰(zhàn)結構的理論研究，來自英國、現(xiàn)在耶魯大學任教的肯尼迪（Paul Kennedy）對全球力量結構變遷的宏觀探討，弗吉尼亞大學教授勒夫樂（Melvin Leffler）對國家安全戰(zhàn)略極為精致的分析，等等。因此，他們的論文也常常出現(xiàn)在《外交》（Foreign Affairs）、《對外政策》（Foreign Policy）和《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這樣一流的國際關系期刊上。

　　與外交史學者有意識地借鑒和使用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概念和方法相對照，國際關系學者也廣泛地以外交史為素材，構建自己的理論和分析模式，他們所取得的學術成就看上去比他們外交史同行的跨學科探索更為引人注目，這在現(xiàn)實主義主義學派那里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這一現(xiàn)象毫不奇怪，因為作為20世紀30年代才出現(xiàn)、60年代以后才發(fā)展成熟并獨立為一個單獨學科的國際關系理論，其思想資源主要就是三個方面，從古希臘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到英國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再到普魯士蘭克的《世界史》的外交史傳統(tǒng)，從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到意大利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再到英國霍布斯的《利維坦》的政治學傳統(tǒng)，以及從法國博丹的《國家論六卷》到荷蘭格老秀斯《戰(zhàn)爭與和平法》再到近代海牙和平會議的法律（國際法）傳統(tǒng)。

　　作為現(xiàn)實主義主義學派最有影響的學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基辛格和凱南（他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史學者），無一不是從外交史中汲取養(yǎng)分，區(qū)別不過是前兩位從歐洲列國復雜的爭霸史中尋求共性，后者從美國相對簡單的外交史中分析個性。此外，關注世界政治的國際經濟專家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關注國際經濟的國際關系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分別從1930年代的大蕭條，近代霸權戰(zhàn)爭的歷史中，推倒出了領導權（霸權）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新現(xiàn)實主義（結構現(xiàn)實主義）大師沃爾茲（Kenneth Waltz）的理論創(chuàng)新，更是深深得益于他對《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這一外交史不朽名著的研讀。而對國際關系的微觀研究產生過極大影響的《決策的本質》（Essence of Decision），則完全是緣于哈佛大學政治學家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對古巴導彈危機這一外交史課題的創(chuàng)造性研究。這一外交決策理論的不朽著作1971年出版第一版時，有關古巴導彈危機的決策文獻除了若干回憶錄外基本闕如，但是，作者嚴謹?shù)倪壿�、極具啟發(fā)性的模式和周全的分析，卻彌補了文獻的不足。在各方外交檔案解密公布后，其基本結論和分析框架依然站得住腳，因此，在30年后，該書經過修訂后出版了最新的第二版，并受到廣泛的好評，由此，不能不讓人承認理論的魅力。

　　外交史學者對國際關系理論的應用，國際關系學者對外交史的解析，以及它們之間的良性互動，成就了一大批同時為這兩個學科所接受和學者及其著述，證明了跨學科的魅力。不過，不論是外交史，還是國際關系理論，其主要角色依然是國家（國家組織）及其行為，因此，并沒有真正的學科超越和學科創(chuàng)新。如果外交史在新世紀還需要新的生長點的話，甚至是學科創(chuàng)新的話，那么，索恩、入江昭和韓德等人所倡導的跨文化研究與國際關系的歷史社會學無疑是一個非常值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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