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好文鏡頭中的上海

　　 　　我感謝傅好文為留住上海歷史和文化記憶所做的這一切努力,因為充滿了“我們對這個城市和人民的共同熱愛”｡ 　　 　　認識傅好文(Howard French),是因為他對上海這個城市的“情結”｡如他在一個電子郵件里所說的,這也是我們共同的“情結”,在我的小說和詩歌里,在他給《紐約時報》和《國際先驅(qū)論壇報》撰寫的文章里｡接著卻有新的發(fā)現(xiàn):他的上海激情不僅僅洋溢在文字里,也在攝影中｡最近我在�？础都t旗袍》的清樣,與他說起,就像因為窗外一個偶然的意象,�？思{開始創(chuàng)作了《憤怒與喧囂》,“文革”年間,因為父親書柜里一張劫后余生的老照片,我在許多年后萌發(fā)了寫這本書的沖動｡他獲悉后,立刻給我寄來了他許多關于上海的攝影作品｡
　　我喜歡攝影,僅在業(yè)余意義上,他卻是專業(yè),作品曾多次獲獎,去年在德國辦過一個攝影展,名為“消失中的上海”,最近還要在上海辦一個,也是有關這個城市的｡我很難從專業(yè)的角度說什么,但他的作品給我?guī)�來一種詩意的震撼,就仿佛自己也給攝入進去,身臨其境般地獲得了全新的經(jīng)驗和觀念｡
　　從一種角度說,攝影有與詩歌相通的地方,都要在尋常的生活場景中發(fā)掘出不尋常的一瞬間｡誠然,攝影者不可能像詩人那樣直抒胸臆,只能通過鏡頭中的一切來激發(fā)讀者(觀眾)相應的情感和思考｡我們來看看傅好文的照片,標題《不再下注了》,下面一行短注說,“麻將間,經(jīng)過了漫長一天｡”作品呈現(xiàn)出一間相當擁擠,顯然綜合了廚房､客廳､飯廳功能的房間｡居中一張麻將桌,仍亂攤著麻將牌,旁邊是放煙灰缸的茶幾;前面一張飯桌,還擱著一缸子菜;左側疊放著冰箱､微波爐､茶壺,緊挨一張不再用來寫字的寫字桌;右側豎著一架老式移動梯子,可以小心翼翼地爬上加搭出來的小閣樓,閣樓墻上懸掛日光燈､黑底白字的電鐘,時針指著5點47分｡燈光灑在麻將桌上,成了整個畫面的聚焦,恰到好處地與朦朧的前景與后景形成對照｡打麻將的人都已離去了,桌上僅蹲著一只白貓｡
　　這樣的場景對打麻將的人來說,應屬司空見慣｡典型的一幕老里弄房子場景,再普通不過的市民生活方式｡只是在攝影者對這個城市獨特的觀照角度中,在快門按下的“決定性一瞬間”,才發(fā)生意義｡
　　我這樣說,因為我就是在這種老房子中長大的｡家里還要擁擠一些,房間的功能除了客廳､飯廳,更要加上臥室,只有一張桌子,要兼顧寫字與吃飯｡左鄰右舍住房條件(甚至到現(xiàn)在)也都差不多,大伙兒擠在公用廚房､客堂,一起做飯､聊天,偶爾也會在過道里擺開餐桌､牌局｡我還想到一個朋友,他家里也有這樣一個加搭出來的閣樓｡那還是在70年代初,他給我鑰匙,讓我白天去他的閣樓,一個人躲在里面讀書;真有好幾個早晨,在爬上梯子前,我看到了就似乎是這張照片中的場景,唯一不同的是桌上攤著紙牌｡這張照片使我感到親切而又震動,倒又不僅僅因為懷舊｡回想起來,還隱隱感到其中隱含的不同生活方式和價值｡或許,因為空間局限而密切起來的人間關系,人們到處都能在生活中發(fā)現(xiàn)､享受歡樂的精神,條件艱難卻依然生動的知足――用孔子的話來說,“居陋巷不改其樂”吧｡這似乎也可以說是上海文化中正在消失的一種特色｡
　　對于我來說,在傅好文眾多的上海攝影作品里,正是脈動著城市的這種精神:夏日的傍晚,一家三口在路邊用餐,椅子､凳子､竹躺椅,卻沒有餐桌,孩子光顧著瞅前面的稀奇玩意兒,不肯吃飯,母親一邊呵責,一邊把碗端到他嘴邊,父親抽著煙,回過頭來看一眼,都那么自在,就像在家里一樣;一個廢品回收者,踩著堆滿雜貨的三輪車,車前一大塊牌子像黑板,寫滿要從街頭巷尾回收的廢品,慢吞吞駛過狹隘而擁擠不堪的小街,恰如閑庭信步;一個在街頭修自行車的工人,沒有生意上門,索性放倒塑料折椅,躺下身子,攤開報紙仰面閱讀,讓寫滿了磨難的額頭埋在了新聞世界下……
　　關于這個城市,傅好文在柏林攝影展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在上海,這些正迅速消失的居民區(qū)所最吸引我的地方,正是彌漫其中的親密無間｡這里,人們知道相互的名字,愿意停下步子來談一談生活的痛苦和歡樂､季節(jié)的變遷､世代的更替｡老人和孩子受到大伙的照顧,人們在屋子外面吃飯,空氣中混雜著上百家廚房的芳香｡在街頭,隨時隨地都會冒出小市場,可以買到各種各樣好吃的東西｡人們關愛地飼放鴿子,讓中午的天空布滿白色的翅膀｡”
　　他寫得詩意洋溢,還真讓我想到周邦彥的名句:“雁背夕陽紅欲暮｡”當然,他清楚地意識到,盡管快速消失中的上海老城區(qū)充滿了魅力,同時也充滿了眾多問題｡他的視角決不是單一的｡或許又是一種巧合吧,在美國生活了近20年后,在那些有關上海的小說中,我自己也這樣想象著｡
　　這里我所想到的與他鏡頭中所攝到的,相對應關系或許并不一定那么直接､精確｡用讀者反應理論說,人們自身的經(jīng)驗各異,感受難免有差別｡舉個例子,照片的注說,“漫長的一天后”｡我的第一個反應卻是:“漫長的一夜后”｡換句話說,是清晨五點三刻的場景｡我老房子所在的里弄里,方城之戰(zhàn)多在夜間展開,而且常通宵達旦｡
　　
　　不過再仔細看,他的注也可能是故意含混｡麻將牌局夜以繼日,打麻將的人一味沉溺其中,要說成漫長的一天自有反諷意｡現(xiàn)代社會如此充滿多樣性和復雜性,攝影作品也不得不是多義性的｡其中意象層層疊加,更豐富了內(nèi)涵,諸多細節(jié)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再看照片中的中心意象――麻將｡我不會麻將,說不上好惡｡然而,對那些憎惡麻將的人來說,會有什么樣的感受呢?打麻將的人已不在,卻仿佛更突出了存在,在一夜的激情與揮霍之后,如同“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的意境｡在光的中心,靜寂;僅有一只貓映襯著所有的輸贏得失,背景中的幢幢陰影｡
　　是的,使這一切靜物生動起來的,是蹲在麻將桌上的白貓｡這確實是神來之筆｡如布列松所說的,攝影不能干涉拍攝的對象,無法像詩歌創(chuàng)作那樣隨意添加細節(jié)｡這里,誰也都沒有辦法讓一只貓蹲在桌子上靜靜面對鏡頭(盡管在作品構圖､光影和角度的選擇上,攝影者還是加入了自己的觀念,多少介于王國維所說的“有我”與“無我”之間)｡這是攝影者與被攝影的物體中間相互發(fā)現(xiàn)的一瞬間,偶然性的捕捉,無法干涉或復制｡貓俯身在一盤麻將殘局上,儼然君臨天下,神情神秘莫測,顯得悠然,又有些慵懶,凝視著,批判著----我們仿佛也突然融入了貓的視角,觀照著這個城市的一幕獨特場景｡
　　關于他的攝影作品,傅好文在《紐約時報》中曾寫道,“街坊里的人們曾多次問我,我拍攝他們的生活場景,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顯示中國的陰暗面?或嘲笑窮人?回答并不難,因為我的答復是真誠的,所以常常為人們接受｡‘我在你們的街頭拍照,是因為你們生活方式中一些美好的東西｡’我說,‘任何事物也許都不十全十美,但這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地方,不用多久,這一切恐怕都會消失了｡’”
　　在上海經(jīng)歷的巨大變遷中,傅好文所關注的,不是物質(zhì)主義意義上的繁華競逐,而是在城市重新發(fā)展過程中消逝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與價值,尤其涉及到社會的底層,這一切正在摩肩接踵的高樓群下黯然失色｡他攝影作品的意象因此喚起我們身上相應的復雜感受,我們進而也獲得看世界以及自己的新視角｡
　　或許像卞之琳先生當年對我說的那樣,要寫詩歌評論,最好自己寫詩｡對于傅好文的攝影,我也只能作為一個非專業(yè)的愛好者,用自己較習慣的讀詩方式寫下一些感受｡不過,在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中,也有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說法,所以也可以這樣來說攝影吧,
　　作為在他攝影作品背景中生長起來的一個讀者,我感謝傅好文為留住上海歷史和文化記憶所做的這一切努力,因為充滿了“我們對這個城市和人民的共同熱愛”｡
　　(作者系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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