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政治：從新興向主流演進_政治演進與制度變遷

　　國際社會形成初期，存在很多政治盲區(qū)，國家在規(guī)范、溝通、信任機制極度匱乏的背景下，出于本能的自我保護而做出被動選擇。隨著國際社會的不斷進步，國際關系行為體的行為向規(guī)范化、有序化發(fā)展，合作的數量和領域不斷增多，合作政治作為一種漸強的趨勢走進國際政治領域。
　　
　　合作政治的發(fā)展及其內涵
　　
　　1、　國際合作與地區(qū)合作的發(fā)展，催生新興的政治潮流。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合作走下理想主義的神壇，迎來了第一個真正的春天，不僅在聯(lián)合國框架下的各種國際合作廣泛開展，區(qū)域合作也得到了拓展和深化，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是經濟合作和民間交往發(fā)展到一定階段，開始上升到政治層面的合作。歐盟正在從經濟一體化組織向政治一體化組織跨越；東盟創(chuàng)立之初僅5個國家，到目前已增加到10個成員國、10個對話伙伴國，討論的議題也突破經濟、文化的限制，日益成為東南亞地區(qū)以經濟合作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安全一體化合作組織，并建立起一系列合作機制；非洲統(tǒng)一組織逐步過渡到非洲聯(lián)盟；年輕的一體化組織南方共同市場，通過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環(huán)境、協(xié)調宏觀經濟、加強文化科技合作等一系列協(xié)議，加速該組織的一體化進程；由澳大利亞發(fā)起創(chuàng)立的亞太經合組織，目前已有26個成員國，總人口達26億，約占世界人口的40％，國內生產總值之和超過19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的56％，貿易額約占世界總量的48％，其行動能力與影響力已超出地區(qū)限制。由五大洲編織起的合作網絡覆蓋了整個世界，國際政治領域的合作從未像今天這樣廣泛，在數量劇增的表象背后還出現(xiàn)了某些質的變化，不僅催生了一股新興的政治潮流――合作政治，而且決定了合作政治并非是合作與政治的簡單疊加。全面、準確地把握合作政治內涵不僅是研究的基礎，也是進一步推動合作政治的關鍵。
　　
　　2、　合作政治的內涵及其與政治合作、霸權下的合作之區(qū)別。在現(xiàn)有的資料中，很難找到一個關于合作政治的權威概念，甚至很難找到規(guī)范定義。本文認為，合作政治是對國際政治基本屬性的概括，是國際關系行為體在相互交往中，把政治行為的基本準則建立在平等合作基礎上的一種思維方式和政治現(xiàn)象。合作政治的宗旨在于把民主基礎上的互利合作理念貫穿于政治行為的全過程。但不能認為合作政治存在于真空中，沒有沖突與對抗。合作政治存在的價值就是為了能夠避免沖突，或把沖突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損失降低到最小。此外，合作政治與政治合作和霸權下的合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一，“政治合作是指國際關系行為體在政治領域以相互協(xié)調、磋商為手段，就涉及共同利益的問題達成一致，采取一致性政策或行動”，是以具體的政策或行為表現(xiàn)出來的，而合作政治可以是政治現(xiàn)象，也可以是政治發(fā)展理念，作為抽象的、概括性的趨勢來界定國際政治發(fā)展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有了政治合作量的積累和經驗的總結才使合作政治的出現(xiàn)成為可能。第二，合作政治所體現(xiàn)的合作要義在動機、手段、目標、價值觀等方面都存在鮮明的特點，合作政治的動機兼具利己與利他，手段以平等協(xié)商為主，目標必須是合法的，不損害第三方利益，在價值觀上不局限于個體利益，承認人類整體利益，是一種對稱合作；而霸權下合作的動機和目標都可以是非法的，協(xié)商的主導權多被強勢方壟斷，在價值觀上欠缺明確性，受相對利益影響較大，所以霸權下的合作是一種非對稱合作，不能稱為合作政治。
　　隨著符合合作政治要義的全球合作與區(qū)域合作不斷增多，量的積蓄在慣性地推動質的飛躍。經濟領域的合作可以自發(fā)形成，這是經濟規(guī)律，政治領域的合作卻不能自發(fā)形成，這也是政治規(guī)律，而當前的合作政治從潛流向潮流涌動無疑有著多重因素的推動。
　　
　　合作政治向主流演進的動因
　　
　　首先，南南之間的發(fā)展差異以及國家內部人類發(fā)展指數的懸殊釋放出了巨大合作空間。半個世紀過去了，南北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南南之間的差距也開始顯露。世界經濟發(fā)展呈現(xiàn)出了極端不平衡和區(qū)域化的發(fā)展特征，使南南差距清晰可見。以亞洲“四小龍”和“四小虎”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以巴西、智利為代表的一些拉美國家在經濟上都取得了長足進步，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有些國家的人均生活水平已經達到或者超過了部分發(fā)達國家的水平。而西亞的貧困率增長一倍，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貧困率仍然高達41％，莫桑比克代表的一些南部非洲國家甚至出現(xiàn)了發(fā)展的倒退，不得不被劃歸到“第四世界”。南北差距還被南方國家內部和北方國家內部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所模糊，玻利維亞國內的人類發(fā)展指數排名差距已經達到了96位，而美國也有50位的差距，南北問題雖然存在，但它的矛盾主體多元化了，變成了窮國和富國的矛盾，窮人和富人的矛盾，國家同財富集中者的矛盾。這種經濟格局讓“第三世界國家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過程中形成的認同被全球市場上的相互競爭和意識形態(tài)的單一化削弱了，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tài)等多重層面上具有相當一致性的第三世界被分化了。就出現(xiàn)的類別――發(fā)展中國家實際上是單純的經濟意義上”。但同時也要看到，發(fā)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政治行動能力下降也釋放出了巨大的合作空間，為南南之間、南北之間以及北北之間的雙重選擇準備了條件，新一輪合作受意識形態(tài)、政治結盟等傳統(tǒng)因素的影響減弱，而理性選擇、互補性、合理性與平等性的需求不斷加大。
　　第二，應對多樣性的國際政治議題要求經濟資源與政治資源的雙重整合。國際政治最初解決的問題完全被高級政治壟斷，直指戰(zhàn)爭、沖突與安全，但全球問題的集中爆發(fā)從反面改變了這種局面。國際政治的線形結構開始向網狀結構轉變，議題不斷豐富，環(huán)境、人口、毒品、艾滋病、恐怖主義、民族主義等全球問題以極大的破壞力成為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共同關注的焦點。這些問題不同于以往的雙邊問題，不涉及利益的第三方可以安然處之，也不同于一般選擇性參與的多邊問題，主權國家可以有較強的自主性，而是一系列與人類繁衍生息密切相關的根本性問題。它們相互影響、盤根錯節(jié)，復雜而緊迫，解決周期長，跨越國界，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僅用本國的人力、物力去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對國際社會來說合作是目前唯一的解決途徑。國家在考慮全球戰(zhàn)略利益的同時，必須遵守平等、誠信、務實的原則，這對合作政治提出了強烈的客觀需求。
　　第三，國內政治開始向國際政治延伸，帶來了國際政治發(fā)展理念的變化，滿足了合作政治的主體要求。從國家的發(fā)展歷程來看，產生之初，幾乎所有國家都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專制色彩，但隨著國家發(fā)展，民主和法律的健全，逐漸將權力還給社會，加強社會自我調節(jié)與管理的能力，進入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暫時還不能按照上面的邏輯推理國際政治的發(fā)展會把更多的權力轉移到全球市民社會，與國家不同，全球市民社會尚具有許多不確定性，缺乏國家內的民主、法制，但有一點是相似的，政治現(xiàn)實對政治體制提出挑戰(zhàn)，要求政治體制的變革。合作之所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在政治領域很難開展深入，一個主要因素在于 合作方多是國家行為體，這一層級的主體基點建立在利己的國家利益上，所以相互合作缺乏制約與信任，如果合作的主體能夠多元化，基點建立在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上，合作會更容易進行。當今世界政治由國家中心向多中心政治發(fā)展，非國家行為體的數量急劇增長，分散了國家權力，聯(lián)合國在世界事務上的權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WTO獲得了最高的金融、貿易話語權，全球市民社會充分發(fā)揮輿論監(jiān)督的作用，在環(huán)保、人權等領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國家權力向國際組織上升與向全球市民社會下沉并行，三個層級主體的互補滿足了合作政治對多元主體的要求。
　　第四，國際機制的健全與規(guī)約能力的加強為合作政治提供了制度保障。除了非國家行為體的發(fā)展壯大，國際政治的另外一個顯著變化就是國際機制的大量產生，國際法的內容得到了極大豐富，從最初的戰(zhàn)爭法擴展到大氣減排、禁雷、動物保護等諸多領域，國際機制規(guī)約國際關系行為體的優(yōu)勢也日益顯露。國際機制相當于生產模具，為大規(guī)模復制合作提供了基礎，從而為合作政治向縱深發(fā)展準備了條件。首先，國際機制透明規(guī)范，已經經過多輪磋商被世界公認，降低了談判成本；其次，隨著國家對軟權力的看重，不會輕易破壞已經承諾遵守的制度與協(xié)議，信任加強，降低了風險成本；最后，國際機制與合作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很多國際機制是建立在成功合作的基礎上，經過多次合作總結出的規(guī)范與行為準則，沒有合作，就沒有眾多國際機制的產生，國際機制又有效地維護了合作的持續(xù)性。持續(xù)的合作通過減少誤解、加大輿論壓力等等促進國際機制向合法、合理的方向發(fā)展，削弱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tài)的特征，推動其向有序化、法制化轉軌。
　　最后，合作政治理念正從學者認同向政治家認同直至大眾認同過渡。建構主義認為：“認同對于國際合作的意義就在于，行為體之間可以通過建構良性的認同來促進彼此的合作發(fā)展。因此，國際合作不僅與權力和利益有關，而且還受到認同的影響，行為體之間正向的積極的認同可以極大地促進他們之間的合作，負向的消極的認同是行為體合作關系的障礙，而合作的順利進行反過來又能建構合作者之間積極的認同，良性認同與合作之間是一種螺旋上升的關系�！苯涍^幾代學者的努力，合作政治得到不斷的闡釋、豐富與傳播。特別是隨著全球交往的密集與交往手段的革命，合作政治理念開始從理論層面滲透到政治家以及大眾可以感知的層面。人與人之間的確存在差別，但是人類具有普遍追求的價值，如市場經濟、民主、平等、自由、權利等等。正是基于人類不可置疑的相似性，人們的環(huán)境意識，共同體意識，求同存異、共處競爭的意識都在不斷增加，對合作政治正向認同的積累加快了合作政治向主流演進的進程。
　　人從群體生活中找到族群依托，從混亂割據中找到國家庇護，又從集權控制中找回失去的社會，這每一步都不是制度先驗的安排，而是人不斷認識自我、人性與人類發(fā)展的客觀要求�？赡茉谀骋浑A段會有障礙，但這些都不足以強大到持久地阻擋正向的、普遍的演進趨勢。合作政治向主流演進并不是對個人、民族、國家的疏離與背叛，而是人為維護和協(xié)調本身多重角色的一種努力，努力的目標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民族的共生共存，國家之間的和平與合作。合作政治能否結束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tài)的時代尚難定論，但其為國際社會帶來的福祉已初現(xiàn)端倪，適時地推動合作政治是國際關系行為體實現(xiàn)共贏的必然選擇。
　　
　　(作者單位：北京郵電大學語言學院)
　　
　　(責任編輯：文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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