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蘇里：思考尺度決定行走的遠近

　　1.題解

　　“近期”，主要限定在2009年開年至今。“歷史政治類”，主要限定在中共黨史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總結�！叭舾伞�，這類出版物，年年一堆，月月新品，無法求全，選擇若干，有沒有代表性，不是筆者關注的重點。“閱讀札記”，一種文體而已，說不下去可立馬打住，不給自己找麻煩。

　　“思考尺度”，這里是特指。指一個民族有能力有機會從事思考的群體，他們的思考能力———寬度、深度、強度、向度、精細度、品質的總和。一個人如果有強大的軀體，但思考的品質很低，他永遠只能是精神的矮子。思考方向幾乎是思考尺度最重要的指標，方向如果出了問題，再深、再寬、再強、再精細，都將是一場空�！靶凶摺�，是個比喻。是一個民族－國家的能力，因而也是其可能對人類文明貢獻大小的計量器。我想強調的是，一個民族－國家的“行走”，不僅取決于它的物質財富總和、軍事力量大小、科技水準優(yōu)劣，乃至教育水平的高低，關鍵還在于它運用政治道德的能力和支撐政治道德原則的精神質量�！斑h近”，也是比喻，可以作大小、強弱、多寡等理解。

　　言歸正傳。

　　2.還原歷史之難

　　還原歷史，大家最期待，但最難。它是一切大尺度思考的必要前提。思考是在空間和時間背景下展開的，而歷史恰好是在時空兩個維度上的鋪陳，再加上時空中的人。有了后者，我們發(fā)現(xiàn)，人既是時空維度中的演員，也是可以跳出來的觀察者和思考者。

　　剛剛上市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四卷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9年9月)，作者金沖及，是著名的中共黨史、中國近代史專家，1951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歷史系。這部史綱可以看作金沖及畢生從事史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書四卷，約120萬字，從19世紀40年代起頭，結尾定格在2000年12月31日。20世紀中國史的體系性寫作，金書可以說是第一部。

　　但翻閱完金書，第一印象，是作者在不少地方沿襲了傳統(tǒng)的結論。歷史的發(fā)展，幾乎成了一條直線。一些領域，近年來本已取得了許多新的成果，比如清末立憲、抗日戰(zhàn)爭正面戰(zhàn)場、中共《八七宣言》、新中國成立后的土改、朝鮮戰(zhàn)爭的起緣以及戰(zhàn)爭期間國內的經(jīng)濟形勢、“文革”的發(fā)動和主要事件的來龍去脈、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的核心成就，等等，在金書中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映。

　　還有一個問題是，20世紀的中國史，在金書中，幾乎成了一部政治史，中國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經(jīng)濟的、文化的、思想的、科學技術的、文學藝術的、宗教信仰的等等，幾乎都消失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陷。

　　3.史家職責：還原真相

　　史家的職責，就是盡其所能地給出歷史的真實面貌。一個民族－國家的健康成長，很大程度依賴史家的責任與良知。案頭有五部作品，在還原真相上各自下了工夫，有些篇章，頗見思考力度。

　　同樣剛剛上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兩卷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作者楊奎松，華東師大國際冷戰(zhàn)史研究中心教授。全書18章，寫作時間長達15年，涉及26年的歷史(1946－1972)。上卷9章，以內政為主。下卷9章，以外部關系為主。多數(shù)章節(jié)在成書前，在學術刊物上發(fā)表過。結集成書，稱為“建國史研究”，少了以偏概全之嫌，主題更加突出。有關新中國的外部關系一卷，寫得尤其出彩。這一卷重點寫了中蘇、中美、中朝、中越、中國－東南亞國家的雙邊關系，寫了兩岸對峙，還寫了中共外交政策的演變、毛澤東關于世界革命的構想與實踐，特別在背景復雜的關系中分析了毛的三個世界理論。對毛澤東的研究，還使用了心理學、性格類型學方法，這在國內的同題研究中是很少見的。

　　楊著因是專題論文的結集，所以很難建立起體系，特別是上卷，看不出有什么事先的規(guī)劃。但我們還是能讀出作者的某種野心，假以時日，說不定作者能做出一篇成體系的大文章來。

　　去年出版了《國史札記·事件篇》的國防大學退休教授林蘊暉，今年又推出其姊妹篇《國史札記·史論篇》(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5月)。文集取名“札記”，可以說謹慎之至。作者著重探討了毛澤東提出要“資本主義十五年絕種”的背景和涵義，比較了毛、劉、周、鄧、張(聞天)的社會主義思考之異同。

　　《中國當代史研究》(第一輯，九州出版社，2009年4月)，是一本連續(xù)出版物，由華東師大教授韓鋼、《歷史研究》前任主編徐思彥擔綱主編。本輯研究集中在上世紀50年代，從中共干部任用制度的形成，到新政權對私營報業(yè)的改造，從城市改造到1950年代初民變與征糧的關系，專題研究、對比研究、史料輯錄、回憶口述，可謂琳瑯滿目。外國學者布朗、中央黨校王海光研究員有關新中國成立初期貴州歷史的研究，觀點雖然不同，但都有開創(chuàng)意義。

　　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中的老大哥，蘇聯(lián)的歷史對我們有特別的意義。沈志華主編的《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三卷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9年8月)，是由28個專題構成的一部蘇俄社會主義史大書，120余萬字。它有三個重要特點：第一，云集老中青三代研究者，年輕人為主，以老帶新；
第二，大量使用近年公布的蘇聯(lián)檔案；
第三，選題有重要突破。僅以第三點而言，若干選題，此前少有研究者問津：對蘇聯(lián)干部住房制度的研究，對喀瑯施塔得水兵起義背景的討論，以及執(zhí)政黨與東正教的關系、蘇聯(lián)朝鮮托管政策的形成、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古拉格”勞動改造營等研究，都開了先河。沈志華在前言中，特別強調蘇俄社會主義史研究運用實證方法的價值，力求做到主要選題要“�！�，從“�！敝性噲D得出一般性結論。

　　順便說一句，今年是沈志華教授學術成果豐收的大年，除《蘇聯(lián)專家在中國1948－1960》(新華出版社，2009年5月)再版外，他與李丹慧整理的《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系見證》(王亞志口述，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也出版了。他與楊奎松共同主編的八卷本《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也相繼出版了(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4月)。

　　匈牙利1956年事件對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也有很大影響。侯鳳菁的《燃燒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新華出版社，2009年4月)，是迄今中國史學界研究該專題的最重要的著作。侯著為1956年匈牙利人民反抗暴政舉行的起義正名，為在起義中付出生命代價、以納吉為核心的英勇犧牲者們辯誣，還以大量原始資料，詳盡描寫起義的過程，分析起義的原因。作者1970年代便被派往布達佩斯，以新華社記者身份，對匈牙利進行長期觀察、報道。他對匈牙利1956年發(fā)生的鎮(zhèn)壓事件，抱有極大同情，但敘述不失史家的嚴謹和客觀。

　　4.另一種史書：當事人的回憶和研究

　　歷史研究依賴史料的挖掘。史料分客觀存在著的(檔案、報刊、日記、信函、電報等)，和當事人主動提供的(回憶、口述等)。其中后者的難度更大，因而意義也更大。難得一見的是，這些當事人，不僅提供可信的史料，還有獨到分析，有反思，有批判，他們本身就是史家了。

　　《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4月)，作者身份特殊，閻長貴曾任江青秘書，王廣宇曾任“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書中披露的大量“文革”初期史料，對深化認識“文革”的發(fā)動，意義非凡。書中，作者澄清了吳晗“海瑞罷官”案、“五一六通知”出臺、陶鑄案、上�！耙辉嘛L暴”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口號提出、毛澤東與江青的關系等重要歷史事件和懸案的脈絡。對毛澤東發(fā)動的“文革”及其災難，毛澤東本人應該承擔的責任等等，都有著深刻的分析。可貴的是，作者深陷“文革”，對自己做過的事，卻有驚人的反思(閻長貴曾是陶鑄案加害者之一，雖然是次要角色)。兩位作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1968年初，先后被關進大牢，1975年才獲開釋，又被發(fā)配到農(nóng)場勞動改造，直到1979年獲得平反。他們并沒有因為自己是受害者，就一味喊冤，而是保持了做人的基本倫理底線和客觀公正態(tài)度。

　　與《問史求信集》相比，另一本當事人的回憶文字———《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張民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4月)就有些可議之處了。作者張民，退休前任軍事科學院戰(zhàn)役戰(zhàn)術部部長，軍事戰(zhàn)略學研究員。1965年，毛澤東鑒于北京的安全形勢，批準周恩來組建“保衛(wèi)首都”的軍事性質的“首都工作組”，作者從總參調任該組工作，直到1967年該工作組撤銷。這個工作組之神秘，保密要求之高，在軍人出身的作者看來，匪夷所思。作者由于全程參與“工作組”工作，又在周身邊，加之該項工作的性質，因此有機會了解“文革”初期大量的內幕故事。作者盡了很大心力，使我們第一次詳盡知道了“首都工作組”組建內情，以及周毛在此工作組存在期間的微妙關系。但作者止步于此，對“文革”發(fā)動者、重要參與者缺少應有的分析批判，令人惋惜。

　　5.歷史思考的尺度

　　歷史是有刻度的。每臨近一個重要刻度時，人們往往自覺開動大腦，總結過往，點評事件，臧否人物，對它們重新給予解釋，賦予新的意義，歷史學家，首當其沖。

　　然而，許多因素，限制了史家的視野，因之也限制了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思考能力。歷史思考中的大尺度，無從談起。

　　衡量一個民族－國家歷史思考的尺度大小，有三個方向標準。一是橫向參照，主要測量寬度，當今最大的尺度，無疑是世界規(guī)模的，僅此言之，以上所列作品，除楊、沈有些意思外，余者皆十分缺乏。二是縱向參照，以測量深度———對本(該)國幾千年歷史的掌握情況，這對每一位近現(xiàn)代史研究者來說，都是嚴峻挑戰(zhàn)。以上歷史作品，無一例外，都缺少縱向比較，就事論事，一個蘿卜一個坑，歷史的經(jīng)驗，在這里湮滅了，古人的智慧，無法蝶化蛹般地激起現(xiàn)代人的靈感。惟有金沖及的著作，在少數(shù)章節(jié)段落里，有此境界。第三，是內向觀照坐標，即史家在歷史研究中，自我觀照的自覺與能力。缺少這一點，所謂對歷史事件中的人物作同情的理解，便是一句空話，努力做到回到歷史現(xiàn)場，只能是幻想。這一點，侯著好些，但也僅僅與其他作品相比才說得上。

　　歷史思考需要尺度，尺度大小，思考品質高低立見，而一個民族－國家的健康狀況，與此有絕大關系。歷史學家，任重而道遠。我們殷切期待著他們新的成就。

　　（原載《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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