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源盛：臺灣的中國法制史研究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主要是和大家談談五十年以來，尤其是近十五年來，臺灣的碩士班，博士班有關法史學方面的論文的狀況，這種狀況還是具有普遍性的。還希望同學們多提些寶貴意見進行交流。

　　我們常常講如果把法學分為兩大部分的話，一種叫“實學”，另一種叫“虛學”。簡單來說，實學是跟實務直接關聯(lián)的，例如憲法學，民商法學，訴訟法學等與應用性、實務性直接相關的學問。另外一種學問則與訴訟實務和應用沒有直接關聯(lián)，我們稱之為虛學。那么，法制史究竟是屬于實學還是虛學呢？在臺灣學界，日本學界，都曾經(jīng)為法制史這門課程的性質究竟為何產生過很多爭論。目前，臺灣的法制史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領域：一塊是法學界，一塊是史學界，還有一塊是文學界。因為今天在座的同學大部分都是法學院的學生，那么我今天就把重點放在法學界上，從法學界的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的情況這一角度，通過分析這些論文的題目是什么，內容寫了什么以及指導老師是誰，來向大家做介紹。

　　第一個問題是法史學的研究對象究竟是什么，到底該多廣多寬。這會涉及到一個法概念的問題，即什么叫法制史。大家應該都知道現(xiàn)在很多人已經(jīng)不再稱之為法制史了，而改稱為法律史。有人叫法文化史，有人干脆中性的稱為法史學。因此，法的概念以及法律史這個概念究竟有多廣將直接影響到我們寫博士碩士論文的題目選擇。而就實質內容來看的話，我一直覺得法制史不應該只是一堆材料的堆砌，而是應當有史有論，史論結合。就像歷史學界常常講的，既要有歷史敘述，也要有歷史解釋。法史當然應該史和論兼而有之。在這種狀況下，我想和各位同學聊一聊臺灣的法制史論文的寫作狀況。我暫且將其分成1993年以前和1993至2008年9月兩個階段來回顧這50年來臺灣的法學院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的法制史論文寫作情況以及對論文質量做簡單點評.

　　在我的觀念中,我一直認為法學是一門探討法律的人文社會科學,它不只是一門社會科學,應該還兼有人文的氣息,因此法制史是屬于法學里面的一小塊。而法制史應該探討哪些面向，我一直認為應該至少包括四個面向：一個是法律規(guī)范，一個是法律制度，還有一個是法律意識，最后一個是法律思想。那么簡單來講，如果面向分成四小塊的話，有制度面，有規(guī)范面，有意識面，還有所謂的思想面。臺灣法制史研究的博士生和碩士生，大致上也是朝著這四個面向來完成他們的論文寫作的。以1993年為界，之前的將近三四十年里總共才產生了五十二篇碩、博士論文；
1993年到今年九月為止，有六十三篇，也就是說十五年來只有這六十三篇論文。大家手上都有份資料，上面簡單列舉了一些數(shù)據(jù)，大家可以參考。

　　在臺灣的大學中，法律系不過三十幾所，其中開設法制史課程的大學也不過五所，這種狀況跟大陸的情況真是差別巨大。由于法制史是一門選修課，所以很多人根本沒有機會學到這門課，或者是不想修這門課。法制史最早的時候是必修課，再后來變成選修課，而今天已經(jīng)成了免修課。這門學問已經(jīng)快成為“絕學”了，所以我們肩負著很大的責任。六十年來。臺灣總共才產生了一百一十五篇碩、博士論文，我猜國內一年就可以完成這些數(shù)量的論文。臺灣開設法律史這門課程的研究所也不超過四個學校。在師資，課程，研究生這么少的情況下，如何來經(jīng)營這門學科，就要看其中的因緣造化了。

　　我們先來談下1993年前的這五十二篇文章的幾個特色，從學校角度看，主要是以臺灣大學和文化大學兩所大學為主，臺大有二十一篇論文，文化大學有十八篇論文，政治大學七篇，中興大學五篇，還有政戰(zhàn)學校一篇。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特色就是這一階段的論文僅臺大和文化大學兩所學校就占了三十九篇碩、博士論文，政大當時出產的論文還很少，只有七篇，相當?shù)牡汀?962到1992之間，博士論文只有三篇，而且其中還有兩位作者是韓國學者，而另外一篇就是我本人在199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究竟為什么這么長的時間內只有三篇博士論文，并且其中兩篇是外國人完成的？這種現(xiàn)象真的很值得玩味。我個人認為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師資之所在即論文之所在。為什么這段時間內大部分的論文都集中在臺大和文化大學這兩所學校呢？ 就是因為在當時，臺灣大學擁有許多著名學者,他們大部分都是1949年從大陸到臺灣去的,像徐道粼先生 、陳顧遠先生、何任清先生以及張慶楨先生等等。其中影響最為廣泛的當數(shù)戴炎輝先生。戴炎輝先生專職在臺灣大學任教，兼職是在文化大學，所以在臺大和文化大學兩所學校有很多戴先生指導的學生。還有當時的陳顧遠先生專職也是在臺灣大學任教。根據(jù)統(tǒng)計得出，這一時期的論文僅戴炎輝先生指導的就有十三篇，陳顧遠先生指導的有八篇，巨煥武先生六篇，還有林詠榮先生四篇和戴東雄先生的四篇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從大陸到臺灣去的這輩學者中，陳顧遠先生和林詠榮先生在哪所學校任教，哪所學校就產生了碩士博士論文。這就是我得出的第一個小結論：“師資之所在即論文之所在”這樣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

　　第二個是有關這三四十年中論文的題目問題。主要可以分為兩大方面：一個是中國法制史，另一個是中國法律思想史，比例是34：18，即中國法制史有三十四篇，中國法律思想史有十八篇。大家可以看下這些題目，都是非常大的題目，都是包山包海的。另外，這些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也不成比例，博士論文只有三篇，其中還有兩篇是外國留學生完成的。

　　以上就是這個階段的一些基本狀況。那么這個階段的論文究竟質量如何？所有這些文章我都一一研讀過，但今天在這里我沒辦法對它們一一點評，我總的感覺就是這些文章的水平高低相差非常大，有幾篇非常不錯的優(yōu)良作品，但是明顯的敷衍湊數(shù)的作品也占相當?shù)谋壤�。那么為什么有的作品是�?yōu)良作品，有的卻是一眼就能看出其作者態(tài)度敷衍呢？一個方面是和研究生自身的態(tài)度和才情有關系，另一方面也和指導教授的把關嚴格與否有關。有些教授非常嚴格，所以只要是掛名由他指導的論文品質都非常不錯，都在一定程度之上，相反有些教授指導的文章質量不高，一目了然。這一特點非常明顯，當然這并不是說該指導教授學問不高，或者治學不嚴，僅僅是他對學生的要求不嚴格而已。因為在臺灣的學生中，肯寫法制史的論文的非常難得，而進博士班的學生更是少數(shù)，所以教授一般都不愿意太為難學生。

　　從1993到2008年這 十五年來，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臺灣法制史研究的狀況，不管是就研究題目來講，還是論文的品質或是論文題材來講，都有了相當大的轉變。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這些轉變.第一個轉變是學校的轉變，在這一階段，臺灣大學總共出產了三十五篇論文，政治大學出產了二十二篇，那么僅這兩所學校就占了五十七篇，所以從這一點上又非常明顯的體現(xiàn)了我剛才講的一個特色：師資之所在即論文之所在。文化大學自戴炎輝先生過世之后，就沒有專門的老師來指導，所以未出產任何論文，重心隨之轉移到政大。政大從一個在法制史方面非常不引人注意的學校變成中國法制史研究的一個重鎮(zhèn)，就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這個轉變，陳慧馨老師和我都在政大擔任課程。今年已經(jīng)是我在那里執(zhí)教的第十五個年頭了，令我欣慰的是，我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法制史的開課與研究，特別是在中國法制史方面。所以政大變成了研究中國法制史的比較重要的學校。從論文數(shù)量來看，有二十二篇之多。與此同時，臺灣大學依然保持著穩(wěn)定的成長。

　　第二方面，我們從論文內容所涉及的領域和課題的方向來看，主要可以分為三大塊。一塊是中國法制史傳統(tǒng)，一塊是中國法律思想史，另外新出現(xiàn)的一塊是臺灣法律史。其中有關中國法律思想史的文章非常之少，十五年來只有一篇文章是與這個題目相關的。而與中國法制史相關的有二十七篇，臺灣法律史有三十五篇，與前一階段對照而言，新增加了臺灣法制史這個領域。這個是與整個臺灣的政治大環(huán)境有關的，以臺灣為主體的研究突然產生了，加之民進黨執(zhí)政八年，給與了很多研究的便利條件。之前很少會見到以臺灣法律史為主體內容的論文，而在這一階段居然竄升到三十五篇，而且?guī)缀跚逡簧�的出產在臺大。從戴炎輝先生，徐道粼先生，陳顧遠先生這老一輩學者退休之后，臺大的法制史突然在中國法制史和中國法律思想史的研究的血脈傳承上斷裂了，研究對象基本都變成了臺灣法制史，主要是由王泰升教授帶動的。我本身是臺大出身，但是因為沒有接上這段血脈，我就到政大教書了，隨之將中國法制史的研究帶到那里。在這期間有二十七篇的中國法制史論文，跟陳慧馨教授和我在那里提倡是有關聯(lián)的。我們再來算一下這個時期的博士論文究竟有幾篇。十五年來一共是兩篇，而且其中一篇是日本留學生寫的。我想我們人民大學一年就會有十幾篇吧！所以說臺灣真正本土出產的法制史專業(yè)的博士只有屈指可數(shù)的幾個。而思想史突然降到了一篇，這究竟代表了政治的環(huán)境和師資的環(huán)境怎樣的改變呢？事實上這些改變對學術命脈的傳承影響是非常明顯的，尤其是在法史這個領域非常明顯。這是我想給大家強調的第二個特色。

　　我想和大家聊的第三個問題是雖然臺灣研究法制史的人非常少，學生少，老師少，論文也少，但是大家還普遍認為臺灣的法史研究是非常有成果的，不僅是大陸，甚至日本，美國的學者都還比較關注臺灣的法史研究，這究竟是為什么呢？我想先向大家介紹下史料的部分，從事法史研究，史料可以說是最基本的，由史料過渡到史實，由史實得出解釋，這是個最基本的方向�，F(xiàn)在，大陸每年也有不少學者到臺灣去訪問和交流，還有許多國外的留學生和學者，那么到臺灣從事法史研究究竟可以從哪些渠道獲得史料呢？第一個恐怕是中央研究院，該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是臺灣最重要的歷史研究重鎮(zhèn)之一，在世界上排名也比較靠前。這個地方擁有“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張偉仁先生主持編纂的該檔案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版了很多冊了，并且已經(jīng)開始出版光盤。這些檔案大多都是從大陸運過去的，對明清檔案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關注，這項研究還在繼續(xù)深入。我覺得非常奇怪的是，這些寶貴的資料就近在身邊，但是許多學者不會利用，反而要大老遠的跑到大陸甚至是日本去獲取資料，正是應了“近廟欺神”這句俗話。當然我自己也經(jīng)常如此，我家就住在臺灣的故宮博物院附近，但是我卻很少進去，基本都是帶著外地朋友參觀的時候才進去看看，人真的是很奇怪啊。

　　第二個是近代史研究所，這個研究所的圖書館里面有非常原始的經(jīng)濟檔案和外交檔案，這個跟法制史研究的關系不那么直接，所以少有人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日本的許多法學教授經(jīng)常去查閱這里的外交檔案，不知做何用。這些檔案也是從大陸帶過去的，大陸可能已經(jīng)沒有了，因為原始檔案一般只有一份，當時的風氣也是少有復制品。

　　還有一個地方是臺灣大學，大家注意看后半段這十五年來，有一個特色寫臺灣法制史的文章比較多。大家可能對臺灣法制史比較陌生，那么為什么如此多的學者投入寫臺灣法制史呢？請容許我這樣講，如果以臺灣為主體來看的話，臺灣只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剛開始是原著民時期，原著民在我小時候被稱為“生番”，但是后來人權意識高漲，不可以再這樣稱呼了，改稱為原著民。原著民沒有文字，只有語言，因此他們的法律文化是非常豐富并值得探討的，但是很少人能夠寫這方面的東西。寫的比較多的當數(shù)中央研究院的民族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是主要研究少數(shù)民族問題的。該所的一個研究員做了深入的研究調查，寫出了非常不錯的關于法律文化的文章，但是很多法律系的學生對此并不感興趣，大多數(shù)還是醉心于名利，因此很難讓法律系的學生去做長期的田野調查或是民間習慣的調查�！兜�新檔案》被臺灣法史學界認為是最重要的一個檔案，研究清朝法制史的基本都要研究《淡新檔案》。在原著民時期之后，是荷蘭人對臺灣的短暫統(tǒng)治，之后是明朝鄭成功的短暫統(tǒng)治，再后來是從1683年到1895年臺灣正式納入中國的版圖，清朝統(tǒng)治時期長達二百一十二年。清朝統(tǒng)治時期就將《大清律例》等中國傳統(tǒng)法帶到臺灣，在臺灣實施。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qū)的“舊慣”被帶到臺灣。因此研究臺灣法制史非常重要的原始檔案就是《淡新檔案》了。這里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臺灣有次圖書館學的國家考試考到“何為淡新檔案，其內容和研究意義是什么”。結果許多考生回答淡心檔案是有關淡水到新竹之間的捷運系統(tǒng)的檔案。這樣的答案真是啼笑皆非。1895年到1945年這段時間，是日本人統(tǒng)治臺灣五十年又九個月的時間，以1923年為界，在此之前適用的是所謂的殖民地特別立法，1923年到1945年是采所謂的內地延長主義，把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的民法、六法等帶到了臺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個時候日本很想同化臺灣，將其變成自己的一部分。這五十年來總的來說是前半段適用殖民地特別立法，后半段是用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的歐陸法。1945年到現(xiàn)在，國民黨政府統(tǒng)治臺灣，南京國民政府制定的六法全書被帶到臺灣，一直用到現(xiàn)在。四百多年的臺灣歷史非常容易理解，原著民時期的法律文化，荷西統(tǒng)治時期的法律文化，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因為當時留下的史料太少，所以荷西這個時期并沒有文章出現(xiàn)。據(jù)說荷蘭的國家圖書館保存著這一時期的珍貴史料，但是是用古荷蘭文撰寫的，全臺灣只有中央研究所的一位曹院士懂得，所以研究起來非常困難。鄭成功時期用的是軍事特別立法，也非常的短暫。清朝統(tǒng)治的二百多年，用的是大清律例和舊慣。從1945年開始，特別是1949年到現(xiàn)在用的是六法全書，當然是幾經(jīng)修正。

　　《淡新檔案》幾乎就是全臺灣最最重要的地方檔案，即清朝統(tǒng)治臺灣時期的有關淡水和新竹縣的行政、民事、刑事及相關的法律。目前這一檔案已經(jīng)出版了很多冊，原檔仍陳列在臺灣大學的圖書館特藏室里面。第二個重要的檔案就是《臺灣總督府檔案》，這一檔案是關于日本統(tǒng)治臺灣時期的司法文書。因此是研究日本殖民統(tǒng)治臺灣時期的重要的文件。在這里我還想談一下故宮，大家進故宮參觀的時候通常都只注意觀賞那些古文物，不知道故宮還有一個附屬檔案館，這個檔案館里面藏有非常豐富的有關法制史的檔案。包括沈家本和武廷芳的許多相關資料。而臺灣學生對此用的非常少，相反日本學者用的非常多。近來我有個寫尸體勘驗方面論文的學生，就用了許多故宮里的史料，我認為大家還應該繼續(xù)開拓利用這里的資源。莊吉發(fā)先生寫過一篇《故宮檔案與清朝法制史研究》，詳細地介紹了故宮檔案。對故宮檔案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研讀這篇文章。第四個地方叫國史館，即中華民國的歷史檔案館。如要研究近現(xiàn)代的法制史，這里值得一去，但是很少人知道這里。除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之外，關于明朝的法制史，這里應當是最豐富的。許多資料已經(jīng)有了電子版，大家可以去其網(wǎng)站查閱。第五個地方是我的學校政治大學，十年來我多次到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接洽有關大理院檔案的問題，那里藏有大量的判例文書，近來的法史研究也出現(xiàn)了動態(tài)研究這個新熱點。我花了大量心力整理了從1912年到1928年的大理院檔案，包括民事審判和刑事審判，還包括平政院也就是當時的行政訴訟法院的許多裁判文書。大理院的裁判文書都是用毛筆字寫的，是相當有價值的文物，所以我在看這些文書的時候，完全是當作藝術品來欣賞。目前我已經(jīng)整理了一百冊，還沒有正式出版，經(jīng)過電腦點�，F(xiàn)在是十三冊，很多大陸過去的訪問學者已經(jīng)開始利用這些檔案。我簡單統(tǒng)計了一下，利用這些檔案做出的博碩士論文就已經(jīng)有十二篇了，還有人繼續(xù)在用。關于平政院的那本法律文書已經(jīng)正式出版了。這是研究中國行政訴訟的非常重要的史料，其中共二百個案件，包括十三個糾彈案，一百八十七個行政訴訟裁決，其中連當時魯迅先生告教育部的檔案也包含在內，非常的精彩，也非常有價值。當時大理院的裁判品質是非常高的，甚至高于后來國民政府的最高法院和臺灣早期的最高法院的判決質量。當時大理院的推司水平是也是非常高的。

　　以上是有關史料的問題，下面我們再來看看歷史學界的研究。臺灣對法律史的研究盡管主流是法學界，但是近十年以來，我發(fā)現(xiàn)歷史學界對此的研究有所增多。之前的臺灣歷史學界對法制史研究是敬而遠之的，但自從臺大的高明士老師組成了“唐律讀書會”，該讀書會的成員分別來自歷史學界，法學界，社會學界和文學界，并且包括臺大，政大，師大，文化大學等各個學校的歷史學，法律學的研究生在一起研讀。高教授曾邀請我去臺大歷史所講授中國民法史和中國刑法史兩門課程，但他不希望我講歷史，而是講法律。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歷史學界的學者涉足法制史領域的研究。臺灣的歷史學界之前研究的是政治史，文化史，社會史，經(jīng)濟史，最近新興的幾個領域一個是科技史，一個是醫(yī)療史，另一個就是法制史。法制史已經(jīng)變成臺灣歷史學界的新興領域，特別是以臺大，師大幾個學校為主。當時許多參與讀書會的研究生，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了副教授，甚至是教授。因此短短十年里面，史學界所寫的法制史的論文數(shù)量不亞于法學界，質量也相當高。但是臺灣的法學界非常奇怪，基本不聘史學界的老師來教授法制史的課程，而史學界也普遍認為法學界的研究史料不扎實，因此兩個領域還是壁壘分明的。

　　下面我還想介紹一下開課狀況與讀書會和師資分布的情形。如果大家有機會來臺灣學習的話，高先生的“唐律讀書會”是非常值得去的。高先生把他自己務實踏實的精神帶到了這個讀書會上，至今這個讀書會已經(jīng)延續(xù)了十年，每月一次，一直到現(xiàn)在仍不間斷。這種讀書會的形式對各位交流切磋以及科技整合非常有幫助。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刑義田先生倡導的“漢簡讀書會”，這個也相當有成就。最近我有個學生將二十二條奏諺書都翻譯出來做成一本論文，本來我還很擔心這篇論文在史學界的反響，但是我請到了最嚴格的刑義田先生來擔任答辯老師，還有另外兩位歷史學界的老師，結果他們給與了高度的肯定，也給了我們很多信心。再一個就是黃靜嘉先生的法史學講座，本來要從本學期開始。大家都知道黃靜嘉先生法學界出身，他的律師事務所是臺灣五大律師事務所之一，陳水扁做總統(tǒng)之前就是在這里當律師。黃老先生近來找到我要和我一起開一門課，并且給與經(jīng)濟上資助，目前已經(jīng)確定在政治大學開設這門課，名稱就叫“法律史專題研究—黃靜嘉法史講座”。第一學期先探討中國法制史基本史料與方法論研究。我們將分別邀請國內外對法史有專長的學者來做講座，包括大陸，美國和日本的專家。我們希望這個講堂可以成為培養(yǎng)未來法律史人才的搖籃。

　　最后我想談的是五十年來，不論文史學界也好，法學界也好，學生的作品就是這樣的情況，但是為什么學界對這些研究成果還是給與很高的評價呢？高明士先生最近出版了十冊關于法制史的書，其中主要是法制史的博士論文，當然法學界的博士論文數(shù)量非常少，其中大部分是歷史學界的。這些書在大陸目前也已經(jīng)出版了五本，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關注�！兜�新檔案》也已經(jīng)出版了，對清朝臺灣法制有興趣的同學應當研讀。中央研究院最近也有兩本論文集，已經(jīng)出版的是《中國傳統(tǒng)法律的理念與實踐》，另一本即將要出版的是《中國法律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這兩本書也包含了兩次相關國際研討會的內容和成果，也是非常好的參考資料。還有就是我主編并出版的這套書，即將出版第十三期，日本學界對我們這本雜志非常關注。我們的編輯方針是內容來源為臺灣島內一半，海外一半；
文史學界一半，法學界一半，不偏袒任何一方。這十三期雜志做下來，讓我非常欣慰是稿源非常充足。每期都有三十多篇的投稿，最多的一次達到四十三篇，而我們每期將采納七到八篇，匿名評審，非常嚴格和公正。我也期待大家讀過之后給我們提出寶貴意見。

　　研究法制史，除了材料、出版、課程之外，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方法論的問題，老一輩有老一輩的研究方法，我們這一輩四五十歲的和六十歲的又有一套研究方法，而四十歲以下的研究方法又不相同。到底該用什么方法呢？這是很重要的課題。很多史學界的學者認為我們法學界的論文史料不扎實，不愿意讀。那么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究竟是史料出了問題，還是方法論出了問題呢？因此我認為對于法史學來講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就是今后如何傳承和創(chuàng)新我們的研究方法，以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研究成果。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臺灣從事法制史研究的人如此之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考試領導教學這種壞風氣的蔓延。法制史曾經(jīng)是國家司法考試的內容，當時的法制史也是必修課程。有一年的司法考試出了這樣一道題目：“試論中國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大家對這個問題產生了非常大的爭論，以致于最終導致在司法考試的內容中取消了法制史這門課程。從1972年國家司法考試不考法制史之后，法制史從必修課逐漸變?yōu)檫x修課，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免修了�，F(xiàn)在開設法制史課程的大學不超過五個，研究所大概有三所。在這種形勢下，怎樣維系法制史研究的命脈是我們面臨的嚴峻問題。而隨著今年大陸的司法考試允許港澳臺學生報考，法制史成為考試內容，許多輔導機構開始邀請我去講授法制史課程。這多少有點悲哀。但是我個人一直認為法制史這門課程，沒有必要要求全部法學院學生都來學習，只要那些真正對此有興趣的學生來研讀就可以了。不是為了考試而考試，不是為了寫論文而寫論文，否則就是對自己不負責任，對學術不負責任。最后我還想為臺灣的法史學界說句公道話，雖然論文的數(shù)量很少，但是質量真是很高。碩士論文的要求是十萬字，當然不能僅僅用字數(shù)來衡量，臺灣幾本碩士論文已經(jīng)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而碩士論文能夠出版應當說是很難得的。甚至有人說臺灣的一些碩士論文的水平趕得上日本的博士論文。以上就是我所講的有關臺灣的法制史學生做所的一些研究的狀況。謝謝大家！

　　馬小紅老師：今天聽了黃教授的講座我感到不枉此行，信息量非常大，向我們展現(xiàn)了臺灣法史的研究狀況以及研究的路徑，作為同仁我有很多同感。說到臺灣近年來只有一篇關于法律思想史的論文我有點觸目驚心，因為我本身的興趣在于思想史。我希望法史的學生們應當有“人棄我取”的精神，堅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關于歷史學界和法學界的關系，應當突破壁壘，相互協(xié)作，這也是發(fā)展的要求和方向，只有這樣才能推進整個法史學科的發(fā)展。我們的明德法律文化論壇自建立開始，一直遵循孔子“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的精神，歡迎各種學術觀點，暢所欲言。歡迎黃教授常來常往，多多與我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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