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等：“經濟危機和經濟學”座談會發(fā)言稿

　　2009年2月22日，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lián)合主辦的“經濟危機和經濟學”座談會在光華管理學院新樓舉行。光華管理學院陳松蹊教授、陳玉宇教授、龔六堂教授、林莞娟教授、劉國恩教授、馬捷教授、王亞平教授、張慶華教授、張維迎教授、章錚教授、周黎安教授、朱善利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陳平教授、李力行教授、盧鋒教授、平新喬教授、嫣萍教授、余淼杰教授、周其仁教授參加了會議。以下是會議發(fā)言稿。

　　張維迎：

　　這次危機可能會對經濟學發(fā)展產生重要影響，所以光華管理學院和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召開這次內部座談會，探討交流對危機及其對經濟學影響的看法。我們可以不關心美國87年金融危機、不關心日本經濟泡沫、不關心亞洲金融危機、不關心網絡泡沫，但再也不能不關心今天的這場危機。我們今天在一起座談，目的是讓大家意識到經濟學界可能要發(fā)生的變化。也希望這次討論能促進光華管理學院和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進一步交流。

　　現(xiàn)在的經濟學研究越來越技術化，而大的危機對經濟學的影響將不局限在技術層面。這次危機發(fā)生以后，有人認為自由市場又失敗了，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又變得重要了。這對中國未來改革方向提出挑戰(zhàn)。甚至有人說2009年以后將是社會主義拯救資本主義，盡管這種說法是半開玩笑，還是反映了很重要的問題。我的信念很簡單，相信如果有問題應該出在政府這一方，而不是市場這一方。

　　30年代大危機與奧地利學派

　　對30年代大危機做出預測的是哈耶克和米塞斯，盡管他們沒有指出哪一天會發(fā)生。按照他們的理論，20年代出現(xiàn)信貸膨脹、股市泡沫和資產泡沫，一定會發(fā)生危機。危機之后1931年哈耶克出版的《價格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影響很大，奧地利學派變得炙手可熱。倫敦經濟學院院長羅賓斯（Robbins）為《價格與生產》寫序，對哈耶克給予很高評價，并且邀他去倫敦經濟學院當教授。

　　然而凱恩斯主義出現(xiàn)后很快改變了風向。政府本來已經做了凱恩斯建議的擴大內需等事情，而凱恩斯為政府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備受歡迎。既然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就有理由實施干預挽救經濟。而哈耶克戰(zhàn)后轉向政治哲學而不是以經濟學為主，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

　　70年代起貨幣主義開始被重視，80年代超過凱恩斯主義成為經濟學主流。弗里德曼對大危機的解釋是，危機發(fā)生后政府沒有提供足夠貨幣，危機之所以持續(xù)那么長時間是因為美聯(lián)儲在本該放松貨幣時實行了緊縮。有意思的是，回顧歷史發(fā)現(xiàn)弗里德曼一開始也是凱恩斯主義者，并非挑戰(zhàn)凱恩斯。他在驗證凱恩斯需求函數時發(fā)現(xiàn)人們的消費不是隨短期收入變化，而是隨長期收入變化。慢慢地凱恩斯主義被認為不合理，后來出現(xiàn)理性預期學派。

　　奧地利學派的研究一直在繼續(xù)，1962年羅斯伯德（Murray Rothbard）出版《美國大蕭條》（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比弗里德曼的《美國貨幣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早一年。羅斯巴德認為30年代危機是因為美聯(lián)儲擴張性貨幣政策和低利率導致了投資結構扭曲和資產泡沫。羅斯巴德用證據表明，羅斯福新政實際上是胡佛政策的延續(xù)。胡佛政策包括：拯救銀行；
在大企業(yè)之實行聯(lián)盟，促使企業(yè)增加投資，限制企業(yè)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資；
干預價格；
實行財政赤字，建設大量公共設施，比如胡佛大壩；
實行貿易保護，1930年通過“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 Hawley Tariff Act），大幅提高關稅；
禁止移民，大幅減少移民配額。這一系列措施導致危機持續(xù)不能恢復。

　　史庫森（Mark Skousen）在《朋友還是對手》（Vienna and Chicago: Friends of Foes?）中將對市場的信念劃分為四個層次。一是堅決不信，就是馬克思主義。二是半信半疑、搖擺不定，主張政府干預，就是凱恩斯主義。三是非常信任，但有時也需要政府干預，尤其是貨幣政策，就是貨幣主義。四是堅信不疑，完全相信市場，就奧地利學派。奧地利學派堅決反對不可兌換的紙幣（Fiat money），認為必須回到金屬貨幣。

　　奧地利學派同時在三條戰(zhàn)線作戰(zhàn)。一面反對凱恩斯主義，一面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同時與貨幣主義作戰(zhàn)。哈耶克因為商業(yè)周期理論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商業(yè)周期理論卻遭到貨幣主義批判。弗里德曼對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評價很高，卻認為哈耶克的商業(yè)周期理論是錯的。

　　奧地利學派對這次危機的預測

　　米塞斯和哈耶克預測了30年代大危機，這次危機也有人預測到，其中最有名的幾位都是奧地利學派的。希夫（Peter Schiff）是一位投資家和評論家，出版了《美元大崩潰》（Crash Proof: How to Profit from the Coming Economic Collapse）。2006年他在電視談話中預測美國要出大問題，包括次債、房地產乃至整個經濟�，F(xiàn)在除了美元還沒出現(xiàn)大崩潰，其他都已成為現(xiàn)實。

　　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經濟部門的懷特（William White）是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國際清算銀行的研究方法主要依據奧地利學派的理論。2006年的論文《價格穩(wěn)定是否足夠？》（Is Price Stability Enough? ）預測經濟可能出問題，2007年6月年度報告更加清楚地表明其觀點。

　　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的經濟學家Krassimir Pretrov在2004年文章《中國大蕭條》（China’s Great Depression）中預測2008-2009中國會發(fā)生大蕭條。曾經參加過美國總統(tǒng)競選的政治家Ron Paul也是一位堅定的奧地利學派擁護者。去年底他在國會發(fā)表演講《奧地利學派是對的》（The Austrians Were Right），幫他寫演講稿的是希夫。

　　最近西班牙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Jesús Huerta de Soto Ballester出版《貨幣、銀行信用和經濟周期》（Money ,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被認為是奧地利學派最完整的現(xiàn)代版本。

　　這次危機與30年代大危機有諸多相似之處。一方面，危機前宏觀經濟沒有明顯征兆，價格穩(wěn)定、經濟正常增長、技術進步良好；
另一方面，股市、房市、投資都出現(xiàn)問題。因此這次危機可以用奧地利學派的理論進行預測。

　　30年代大危機產生了巨大影響，當時有兩個人可能成功：哈耶克和凱恩斯。結果是前者被邊緣化，后者成為主流。這次危機之后也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進一步強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統(tǒng)治地位，另一種可能是徹底揚棄凱恩斯，復活奧地利學派。我認為后一種可能是存在的。根據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政府救市只能延緩危機，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對經濟危機的不同理解

　　凱恩斯強調需求不足。美國的問題顯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過剩。中國過去十幾年居民儲蓄率也沒有上升，而是下降的，居民儲蓄率從1996年30%下降到25%。世界銀行報告的計算是居民儲蓄在GDP中的比重從20%下降到16%�；�于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GDP由消費、投資、凈出口三部分組成，只要增加凈出口就可以增加GDP。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征關稅，限制進口。這些概念甚至已經進入統(tǒng)計，統(tǒng)計部門專門計算投資、消費、凈出口對GDP貢獻率。

　　而按照奧地利學派的觀點，越是危機就越要自由化。薩伊定理（Say"s Law）認為供給創(chuàng)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chuàng)造供給。要讓別人買你的東西，只有你買別人的東西。因此自由貿易是最好的政策，而不是像凱恩斯主義。

　　如果說這次危機是因為美國太自由，不如說是因為中國太不自由。如果五年前人民幣能夠升值，給企業(yè)一個正確信號，企業(yè)投資設廠的方向就會更加明確。人民幣持續(xù)維持低估狀態(tài)，給出的信號就是出口總是有利可圖，企業(yè)就會是出口導向。如果早一點改變，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就會小一點，貨幣發(fā)行就會少一點，中國就不會出現(xiàn)那么大的問題。

　　國際上有一些人認為中國不花錢促使美國花錢，所以導致這次危機。這是荒謬的，因為總體而言，美國是主動的，中國是被動的。但從國際收支角度分析，中國確實有點助紂為虐。如果人民幣匯率合適，就不會有大量廉價商品輸入美國，美國通貨膨脹政策會導致價格更早上升，美國可能更早采取措施。但是由于人民幣低估匯率，美國貨幣增加沒有表現(xiàn)為價格上漲。而美聯(lián)儲貨幣政策是盯住價格，看到價格穩(wěn)定認為宏觀利率沒問題。

　　格林斯潘貨幣政策的一個特點是非對稱性，美聯(lián)儲在經濟泡沫破滅之后會利用貨幣政策救助經濟，例如1987年股市崩潰、亞洲金融危機、網絡泡沫。而股價大幅上漲時美聯(lián)儲不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這也導致美國的擴張性貨幣政策。

　　懷特（William White）《價格穩(wěn)定是否足夠？》（Is Price Stability Enough? ）根據歷史和理論得出結論：價格不能作為判斷宏觀狀態(tài)的主要指標。按照奧地利學派理論，最重要的是相對價格的變化，而不是一般價格水平。從投資品傳導到消費品有相當長時滯。當消費品價格開始上漲時，已經是大難臨頭了，這時已經不是采取措施能夠解決的。

　　奧地利學派認為，經濟下滑和上漲存在嚴重不對稱。經濟繁榮時上游產業(yè)上漲很高，下游產業(yè)上漲較低；
經濟衰退時上游產業(yè)下滑幅度大，下游產業(yè)下滑較小。中國去年工業(yè)生產典型有這個特點，上半年重工業(yè)增長遠高于輕工業(yè)，下半年重工業(yè)下跌幅度遠大于輕工業(yè)。按照凱恩斯消費不足理論，應該表現(xiàn)為輕工業(yè)下跌更快，而事實不是這樣，用消費不足難以解釋。

　　這次危機會對經濟產生很大影響。對中國而言，不僅影響經濟，而且影響到整個改革進程�，F(xiàn)在有一些比較極端的觀點認為，“美國垮了，市場經濟失靈了，中國為什么還要自由化？”“中國之所以沒有出大問題，是因為金融體制沒有自由化”。對危機的不同理解將導致完全不同的政策。

　　盧鋒：

　　這次危機會對經濟學研究產生深遠影響，不過目前處在頭腦風暴階段，收獲經過提煉敲打的新理論還有待時日。危機是災難，然而在拓展經濟學研究議程、加深認識經濟全球化規(guī)律、反思開放宏觀經濟學重大問題方面，又給經濟學者提供難得機遇。就此談三點初步看法。

　　危機的認識根源之一，在于經濟學理論金融危機以及宏觀經濟與金融結構關系研究不夠重視�！昂暧^經濟學理論一般假定金融系統(tǒng)會平穩(wěn)運行，以至于可以抽象掉金融因素”。這方面不足存在經濟學說史和經濟史背景。從現(xiàn)代經濟學說和政策演變大勢看，大危機后緊迫問題是如何在政策上加以應對，隨后理論進展主線表現(xiàn)為宏觀經濟學體系建立、凱恩斯興起與貨幣學派爭論等。在危機根源方面，雖然也有奧地利學派再生產迂回理論基礎上提出信貸過度擴張理論、費雪“過度負債、通貨緊縮”理論、凱恩斯和左派有效需求不足理論等，但是沒有機會在透徹探討基礎上達到比較成熟結論并成為普及性教科書內容。

　　從實際情況看，戰(zhàn)后一段時期沒有發(fā)生嚴重金融危機，80年代后拉美、東亞、俄國、日本、墨西哥發(fā)生不同類型金融危機，但都不是在作為學術中心的美國發(fā)生，較多被美國主流經濟學界看作是操作和能力問題帶來的危機。80年代美國出現(xiàn)“儲貸協(xié)會”危機，但也畢竟具有局部性，并最終通過RTC方式比較成功化解。人們總要吃過苦頭才會真正反思。這次危機風暴眼在美國金融心臟地帶華爾街。由于美國仍是經濟學的學術研究中心，美國關注焦點轉變會推動經濟學界對這方面研究議程選擇顯著轉變。因而這次危機可能會影響經濟學界對金融危機以及宏觀經濟與金融結構關系等研究議程選擇。

　　二是這次危機有助于我們加深認識當代經濟全球化內在運行機制和規(guī)律。發(fā)展中國家逐步選擇開放戰(zhàn)略并與發(fā)達國家經濟南北互動構成當代經濟全球化特征，其微觀基礎可以通過觀察美國與中印等新興國經濟關系加以理解。簡言之，這一發(fā)展進程持續(xù)進行，要求美國一方面推動技術和產業(yè)前沿突破，另一方面通過轉移和外包向新興經濟體轉移傳統(tǒng)產業(yè)或特定生產工序；
中國和印度等國則承接產業(yè)和工序轉移，并通過連帶技術引進、學習效應、產品創(chuàng)新等途徑實現(xiàn)追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上世紀90年代IT革命經驗顯示，如果全球技術和產業(yè)處于活躍演變期，美國在前沿科技研發(fā)、資本市場、企業(yè)體制等方面相對優(yōu)勢能得到較好發(fā)揮，這一增長模式確能幫助美國在國際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但是目前危機教訓顯示，如果一定時期內技術和產業(yè)前沿演變處于相對平靜和沉寂狀態(tài)，如果美國作為領先國家對致力拓寬技術和產業(yè)前沿使命意念模糊或用功不勤，或者出于試圖僅憑衍生品“創(chuàng)新”主導全球經濟，則不僅不能實現(xiàn)其目標，反而會給美國和全球經濟帶來災難。如果說90年代經濟繁榮正面提示當代經濟全球化內在規(guī)律，目前危機則是從反面解釋經濟全球化必要條件和約束機制。

　　三是從開放宏觀經濟和經濟發(fā)展角度提出一系列可供進一步研究的重要觀察和經驗素材。比如說經常賬戶失衡與可持續(xù)性增長關系問題。在主權國家沒有消亡、勞動力等要素流動仍面臨邊境壁壘限制前提下，經常賬戶赤字持續(xù)擴大不僅對發(fā)展中國家不可持續(xù)，即便對于美國這樣強大國家也是不祥之兆，經驗證明過度相信金融優(yōu)勢為巨額赤字提供合理化解釋理論假設并不正確。這對我們深入理解金融媒介與實體經濟關系、對合理認識美國這樣中心國金融優(yōu)勢地位都有啟示意義。

　　又比如中國這樣巨型經濟體快速追趕過程與中心國以及外部經濟互動關系問題。我國生產率革命在為全球提供物廉價美商品、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維持低通脹環(huán)境方面做出貢獻，然而我們結構和匯率機制等方面改革調整滯后，是否也可能通過大國開放宏觀經濟國際收支關系對全球利率以及宏觀失衡產生顯著影響？對此需要超越在危機發(fā)生機制上“打口水戰(zhàn)”局限，結合中國以及各國經濟追趕經驗進行深入研究。

　　再如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關系問題，雖然危機前美國學術界主流和格林斯潘對資產泡沫“與其預防不如善后”的“象群推論”不無邏輯，然而這次危機超出所有人預期的災難性影響暴露這一推論前提有錯。需要重新審視和評估貨幣政策和資產價格關系，并相應調整貨幣政策設計和操作規(guī)則。

　　最后顯然需要結合至今已觀察到所有經驗現(xiàn)象，加強對金融危機現(xiàn)象的系統(tǒng)研究。研究方法應體現(xiàn)“拿來主義”的常識智慧，兼收并蓄，不拘一格，以搞懂問題、闡發(fā)學理為目的。需要把主流信息經濟學解釋范式與強調貨幣信用過度擴張的奧地利學派理論、金德爾伯格金融危機歷史學派思想、Hyman Minsky的金融資本主義和金融不穩(wěn)定假說結合起來，對金融危機以及金融系統(tǒng)與宏觀經濟學關系提出更加深刻和充實的理論解釋。

　　龔六堂：

　　危機對經濟學有巨大推進作用。宏觀經濟框架通常把金融市場撇在一邊，用委托代理論解釋金融市場運作�，F(xiàn)在有一些人嘗試把金融市場拿到宏觀框架進行分析，2007-2008年有兩篇文章嘗試把委托代理放到宏觀框架下。

　　現(xiàn)在的宏觀經濟政策都要考慮全球化問題。開放可以把通貨膨脹輸出給外國，這樣通貨膨脹在本國更低。凱恩斯的模型主要解釋經濟波動，并沒有解釋經濟周期。波動和周期不同。波動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來自技術沖擊。經濟時而下滑時而上漲就是波動。大蕭條則是大的經濟周期，周期很難被解釋。

　　奧地利學派對經濟周期進行了解釋。宏觀模型用效用函數刻畫消費者的時間偏好，消費者對將來的信心和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全部反映在其中。盧卡斯、凱恩斯、薩繆爾森的經濟模型中，貼現(xiàn)因子都是常數。而奧地利學派的貼現(xiàn)因子可以隨著人們預期改變而改變。經濟好的時候，通貨膨脹低，人們對未來樂觀，貼現(xiàn)因子低。貼現(xiàn)因子決定資本成本即利率，因此利率低，人們愿意買房子，企業(yè)愿意貸款進行投資擴張。這導致原材料價格上漲，股票價格快速上漲。價格上升最初沒有傳導到消費品。等到價格上漲傳導到消費品，人們發(fā)現(xiàn)通貨膨脹后，就對將來失去信心，貼現(xiàn)因子就會增加，利率水平就會上升，企業(yè)將面臨流動性不足、信貸約束，出現(xiàn)失業(yè)、經濟衰退。

　　其中最關鍵的是將人們對未來看法的貼現(xiàn)因子從常數變成非常數。宏觀經濟學將重新考慮這些問題，Gerry Becker做過這方面研究，我和CCER的王偉同學寫過文章，把貼現(xiàn)因子作為內生變量做出內生周期模型。而凱恩斯理論將大蕭條解釋為信貸約束問題，把信貸作為外生變量。

　　陳平：

　　大蕭條可以很好地驗證各派理論。商業(yè)周期的核心問題是，經濟波動本質是內生的經濟不穩(wěn)定性造成的，還是外生噪聲和沖擊造成的。相信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可以自身穩(wěn)定的學派基本上假定經濟是自穩(wěn)定的。比如供求曲線和需求曲線，如果一個斜率為正一個斜率為負，自然會出現(xiàn)均衡。主要代表有Frisch的噪聲驅動模型，其次是弗里德曼和盧卡斯。對噪聲來源有不同理解。弗里德曼和盧卡斯認為噪聲來源是政府亂發(fā)貨幣。普雷斯科特（Prescott）真實經濟周期（RBC）模型認為振蕩來自真實的技術沖擊，而不是貨幣現(xiàn)象。

　　認為市場運動本身具有內生不穩(wěn)定性的有兩派觀點。認為振蕩結果是爆炸、資本主義注定滅亡的是馬克思主義。熊彼特和哈耶克認為市場經濟會像生物鐘波動一樣是自然現(xiàn)象，無可避免。甚至有人提出正常波動具有演化功能，繁榮期大家都賺錢，衰退期淘汰缺乏效率的企業(yè)。

　　美國戰(zhàn)后出現(xiàn)經濟危機后都不認為自己有改革的需要，總認為是外來沖擊，找替罪羊，比如阿拉伯人、日本人、中國人。而這次危機美國媒體、公眾、經濟學家基本形成共識，認為是內生。第二個共識是這次危機來自核心區(qū)，不是邊緣區(qū)。這次危機起源于金融危機。認為經濟波動原因來自金融危機的有三個學派。首先是奧地利學派，認為信用過度擴張。這次危機和大蕭條非常類似，大蕭條之前美國經濟繁榮，信貸寬松，人們貸款買車、借錢買股票。第二派是Minsky，金融市場存在Madoff那樣的詐騙。第三派是凱恩斯，凱恩斯解釋為內需不足、非理性沖動（animal spirit），源頭可以歸結為金融市場具有自身不穩(wěn)定。

　　我們1985年開始研究貨幣指數運動是白噪聲還是混沌現(xiàn)象，結果發(fā)現(xiàn)是以混沌現(xiàn)象為主�；煦缡侵阜蔷�性振蕩，比如生物鐘、心臟跳動的頻率是相對穩(wěn)定的，但是振幅變化很大。很多人看見振幅變化就認為沒有頻率。根據股票市場數據，美國商業(yè)周期頻率非常穩(wěn)定，從20年代至今基本在2-10年間變化，平均4-6年。如果政治家在任期內追求政績把周期延長到10年，下一任期經濟就會出大問題。大蕭條就是如此�；ヂ�(lián)網泡沫后格林斯潘拼命降低利率，經濟下跌不久后就漲回去，結果是這一次危機更加嚴重。

　　主流經濟學認為羅斯福新政成功證明了凱恩斯理論。奧地利學派則認為羅斯福新政是胡佛政策的延續(xù)。胡佛政府通過工會法、工資法，加強了工資剛性，延緩了調整。但奧地利學派有很大的弱點，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奧地利學派反對使用數學工具。奧地利學派認為人的行為是非均勻的，反對簡單加總，所以不相信宏觀價格指數，而30年代計量經濟學會成立以后，數學工具成為主流。同樣的道理誰用數學工具就更勝一籌。奧地利學派反對用數學，完全講哲學，這是他出局的主要原因。其次，奧地利學派認為商業(yè)周期是正常狀態(tài)，大蕭條后經濟會自我調節(jié)，政府干預只會把事情搞得更糟糕。但政府總是會表態(tài)“要做些什么”，“什么也不做”的政策在政治上就會自我失敗。

　　對于90年代的日本衰退，美國很多主流經濟學家觀點非常激進，包括伯南克和克魯格曼，建議日本應該采取貨幣政策走出衰退，甚至不惜300%的通脹。辜朝明（Richard C. Koo）在《大衰退》（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中以日本為例分析為什么貨幣政策在大蕭條時不起作用。日本企業(yè)競爭力好于美國，日本有大量順差，但危機時日本企業(yè)資產負債表出了問題。經濟好的時候日本企業(yè)能夠以便宜的資本借債，但股市崩潰后資產大幅縮水。采用公允價值會計（Market-to-market accounting）進行資產定價很危險。相信市場有效是假設資產波動幅度相對穩(wěn)定，實際上資產市場價格波動遠超過商品市場。所以，資產縮水以后，非常好的大企業(yè)在技術上也變成破產，不得不將過去賺得的利潤全部拿來還債，降低負債率。所以無論政府怎么把利率降到零、提供寬松信貸，企業(yè)也不愿投資，而是拼命還債。這次危機美國解雇發(fā)生在是核心企業(yè)，不只是沒有競爭力的企業(yè)，原因就是資產大幅縮水。中國問題會小一點，因為中國政府比較保守，企業(yè)借債杠桿小。

　　這次預測金融危機到來絕不只是奧地利學派一家，有很多家，連我們都預測到了。理由是，現(xiàn)在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十倍，這是不可以持續(xù)的。這個問題不解決，美國救市是一個黑洞。美國GDP是15萬億美元，虛擬經濟大約60-100萬億美元。房子價值10萬美元，賭博房子著火的期權價值可以高達上百萬。我們2005年計算出Black-Scholes方程是爆炸型的，有很大問題。金融衍生工具越做越復雜，不能用經驗數據進行矯正。巴塞爾銀行協(xié)議允許用理論模型來定價。如果用火箭科學家理論進行定價，杠桿會非常高。

　　另外，兩位麻省理工的歷史學家完全否定弗里德曼的大蕭條理論。一位是Peter Temin。弗里德曼認為大蕭條是貨幣政策錯誤，紐約聯(lián)儲行長斯特朗（Benjamin Strong）過世后沒有人可以實行強有力的貨幣政策，結果導致大蕭條。Temin從理論和計量上對此否定，認為沒有事實證據可以證明大蕭條原因是凱恩斯錯，弗里德曼對。

　　另一位是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研究金融史。他認為大蕭條之所以那么嚴重，主要原因是全球化格局的大變動。一戰(zhàn)以前，全球化穩(wěn)定，英國實行金本位制度，英鎊和黃金掛鉤。一戰(zhàn)以后，英國國力下降，霸主地位喪失，全球化格局失去領導，美、英、法三國在危機來臨時都實行保護主義。

　　現(xiàn)在的全球失衡不只是貿易赤字造成，而跟美國的全球軍備擴張政策和國際安全聯(lián)系在一起。錢為什么流向美國？金融理論表明，錢要么流向回報率高的地方，要么流向最安全的地方。美國過去每當發(fā)生金融危機美元有貶值危險時，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是在競爭對手附近發(fā)動小規(guī)模戰(zhàn)爭，錢就會往美國跑。為什么歐洲反對伊拉克戰(zhàn)爭？因為戰(zhàn)爭實際上是在打歐元。

　　IMF改變股權結構實際上是中國、美國、歐洲三家商討下一輪全球化格局。三家之間要有長期合作，共同磋商各自承擔什么義務�，F(xiàn)在非常危險，三家都只顧自己，都在降息放松銀根。將來可能有兩個結果。一是通貨膨脹，但是到目前為止通貨膨脹還沒有起來。哈耶克認為，經濟不穩(wěn)定的跡象不是能夠通過物價指數看出來，要看產業(yè)結構。這一點中國比美國好，中國始終覺得自己是落后國家，所以不斷調產業(yè)結構，而不是簡單刺激消費。東南亞經濟危機后人民幣盯住美元，中國雖然經濟上吃虧，政治上卻得利。中國周邊國家原來都是中國敵國，東南亞經濟危機后中國贏得很多朋友。

　　現(xiàn)在是國際地理政治重新調整。中國制造沖擊最大的不是美國，而是歐洲的福利社會，所以反對中國的是歐洲工會。美國不怎么反對中國，美中穩(wěn)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美之間的“恐怖平衡”，就像當年美蘇核武器能夠互相毀滅對方。中國有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如果中國在市場上拋售美國國債，兩國經濟都將遭受沉重打擊，全球化自由貿易格局將毀滅。

　　中國這次危機發(fā)生在美國危機之前，是去年宏觀調控造成的。張五常的批評有道理，勞動工資法、提高利率、人民幣升值幾把刀同時砍下來，沿海企業(yè)立刻就不行了。宏觀政策是在利益集團之間形成的。匯率、利率絕不是象牙塔里的經濟學家提建議可以決定的。我不承認有均衡匯率，只有可持續(xù)的匯率。維持匯率水平對企業(yè)經營非常重要，因為合同都是以名義匯率定的。中國保持匯率相對穩(wěn)定相當于中國政府承擔了企業(yè)的保險，為企業(yè)節(jié)省了規(guī)避匯率風險的成本。

　　經濟理論假設微觀企業(yè)最大化利潤，加總后宏觀自動達到最優(yōu)。我認為恰好相反，微觀企業(yè)最大化利潤，宏觀加總后會放大振蕩。這是盧卡斯最大的錯誤。可以定量計算，一個經濟有幾千萬工人、幾百萬企業(yè)，漲落相互抵消，造成的宏觀波動非常小，不需要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說，大數定理就可以解釋。而投資波動遠遠超過GDP，因為投資參與者數目比企業(yè)數目少很多。

　　美國自由化前期里根打破壟斷是正確的，加強競爭可以縮小波動。但是后期相信自由主義，容忍微軟壟斷，鼓勵企業(yè)兼并。數學上可以計算，一千家銀行并為十家銀行，宏觀漲落將放大十倍。這次最嚴重的問題都出自AIG這樣的巨型企業(y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危機到來時，應該把巨型銀行拆散讓他們競爭。美國政府犯了嚴重錯誤，反而讓他們兼并。當年朱镕基曾經嘗試過，讓好的國企兼并差的國企，結果是肥的被瘦的拖死。美國現(xiàn)在正爭論，應該讓三家汽車公司破產重組，還是保住他們。

　　中國繼續(xù)深化市場化改革首先要打破國有企業(yè)壟斷。國內油價大起大落的一個原因是只有中石油和中石化兩家，至少要拆成三家以上。中國反對拆散四大國有銀行一條理由是美國在兼并，認為美國兼并后花旗銀行成為巨頭，中國拆散了怎么競爭。這次美國國有化浪潮是表面的，因為銀行總是要救的。美國關鍵還看他敢不敢打破壟斷。競爭比產權更加基礎，私有產權壟斷結果比國有壟斷更糟糕。

　　說中國儲蓄太高是有問題的，中國民間借貸利率非常高，并沒因為儲蓄率太高降下來。美國銀根放松只是短期利率很低，三十年利率只降了一個百分點，長期利率不是政府能夠操控的。中國企業(yè)拼命出口不愿意內銷的原因是“三角債”問題沒有根本解決。而中國信用缺失的源頭是地方政府賴債不換。地方政府搞地方建設層層拖欠，最后導致企業(yè)三角債。所以企業(yè)才會拼命出口，因為好的美國顧客至少會按時付賬，不管美元貶不貶值，錢能夠要回來。治理三角債最好進行普遍財產登記制度。

　　另外地方政府保護房地產泡沫不可能持續(xù)。國外的經驗教訓應該吸取，泡沫破滅越早，經濟恢復越快，比如美國的儲貸危機（Saving & Loans）。日本泡沫破越晚，問題越嚴重。經濟學規(guī)律在全世界普遍適用，但各個國家地方情況不一樣。反而如果中國政府和公眾之間如果有共識，調整起來比西方議會制更容易。

　　平新喬：將微觀機制引入宏觀模型

　　首先，我最近在關注霍姆斯特姆（Holmstrom）和梯若爾（Tirole）將信息不對稱引入金融市場中的一系列研究。這些研究很有意思，對我們理解這次金融危機也是有幫助的。信息不對稱是一個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微觀機制。由于企業(yè)對自己信息的了解超過市場對它的了解，股市的資金供給可能低于最優(yōu)水平，導致天然的流動性不足，需要央行降低利率等方式來刺激，這就可能導致股市中的資產泡沫。問題在于，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是膚淺的。應該將復雜的微觀機制引入宏觀模型中間，才能對經濟危機有更好的解釋。

　　其次，目前各國政府應對危機的普遍方式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這真的是最有效的方式嗎？值得好好研究。尤其要注意的是，這次危機導致了國有企業(yè)借資產價格低的機會大量兼并中小企業(yè)。另外，銀行推出了并購貸款，而有權勢者才可能拿到并購貸款。這很可能導致資產結構有一個大的回歸性的調整。

　　最后，這次經濟危機可能造成百年未遇的大蕭條，其強度超過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在這個經濟的大調整過程中，我們需要把目光放遠一點，抓住經濟調整的機會進行制度改革如匯率制度改革等等。

　　巫和懋：經濟危機對經濟學的挑戰(zhàn)

　　我不久之前和盧鋒老師在美國訪問了兩個星期，訪問了很多金融機構，以及美聯(lián)儲�；貋碇�后，周其仁老師讓我用一句話概括我的見聞。我想到的是這一句：美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是這么容易就被打垮的。這次危機中，美國市場遭到了很大打擊，但可以觀察到美國市場內有完善的保護措施、會計準則和法律制度。中國市場在這些方面還有很大差距。這次經濟危機對經濟學的挑戰(zhàn)，我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金融經濟學可能需要被重新審視。金融經濟學不能再忽視對金融制度的研究。這次金融危機之后，促使人們需要重新審視整個金融制度。實際上這項研究可以從這次危機中的案例開始。比方說幾個倒閉的案例，其問題都出在什么環(huán)節(jié)？再如，原來根據大數法則，認為分散投資可以將風險降到很低的程度。但是這次金融危機顯示分散投資仍然存在風險，是不是按照大數法則設計的風險規(guī)避方法出了問題？如果考慮概率論中的厚尾相關（Tail Dependence）問題，很多金融理論就需要重寫。衍生品的定價方法可能存在問題。特別是多層的金融衍生品，例如可轉換證券（CBs），債券抵押證券（CBO），其文檔就有100多頁，非常復雜，是否還能用簡單的Black-Scholes 方程來定價？

　　二、金融危機之后，美國金融監(jiān)管制度需要重建。國內金融監(jiān)管制度的方向也需要重新考慮。

　　三、目前的經濟全球化中，全球經濟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tài)，是一個需要重視的問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是相當松散的組織。這就要求世界各國政府密切配合。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在很多地方要跳探戈，一進一退，不僅需要簡單的高層對話，還需要更加密切的互動。

　　另外，轉型經濟學已經被研究者認為不重要了。但現(xiàn)在的形勢下很多銀行需要國有化，而銀行國有化之后未來又面臨著回到私有化。因此轉型經濟學在未來會再次變得重要。剛才張維迎講到奧地利學派，中國人中臺灣的前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杰屬于奧地利學派。在他的影響下，臺灣政府早期對待市場的態(tài)度是非凱恩斯主義的。最近雖然出臺了刺激經濟計劃，但其規(guī)模相對還是較小的�？梢哉f，臺灣目前還沒有走上凱恩斯主義的道路。

　　章錚：經濟危機造成民工失業(yè)

　　現(xiàn)在媒體普遍說中國有2000萬民工由于經濟危機失業(yè)。我想研究的是，這失業(yè)的2000萬民工，到底是什么樣的民工？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考慮：過去民工增加2000萬時，是哪些人得到了就業(yè)？觀察31-40歲民工的就業(yè)數目，可以發(fā)現(xiàn)03年比02年增加了100萬，04年比03年增加了100萬，06年比04年增加了1140萬。03年到06年，民工就業(yè)增加了1800萬，其中30歲以下人群反而減少了200多萬，31-40歲人群增加了1200多萬，41歲以上人群增加了700多萬。估計我們現(xiàn)在的民工就業(yè)會回到04年的水平。04年恰好是全國性民工荒開始的時間。在04年，35歲的民工恰好處于供求平衡的臨界點。因此，目前的民工就業(yè)減少，主要受影響的是35歲以上的民工。之所以中年失業(yè)，是因為中年民工的勞動生產率低于青年民工的勞動生產率。

　　中年民工失業(yè)，會帶來兩個負面影響：一、影響30歲以下年輕民工的城市化決策。二、影響民工子女接受中等專業(yè)教育。根據我的估計，民工想要在城市定居，至少要連續(xù)工作20多年。如果民工在中年面臨失業(yè)，定居城市就不再成為他們的一個理性選擇。民工家庭子女接受中等職業(yè)教育，3年大概需要4萬元。接受中等職業(yè)教育可以顯著提高民工子女未來的工作收入。但問題是，待接受中等教育民工子女的父母年齡大概是40-45歲。按照我們之前的分析，這個年齡的民工是相對年輕民工更可能失業(yè)的一個群體。如果他們沒有工作機會，那么他們很難供養(yǎng)子女接受中等專業(yè)教育。因此，我建議政府補貼民工子女接受中等專業(yè)教育。

　　朱善利：市場和政府

　　剛才大家在爭論市場和政府誰更有效的問題，我認為這中間需要一個平衡。市場完全有效或無效都是不可能的。應該具體分析，哪些領域需要由市場調節(jié)，哪些領域需要由政府調節(jié)。面對這次經濟危機，也不能簡單認為市場可以自行解決問題�，F(xiàn)在的經濟學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例如，為什么流動性過剩忽然變成流動性短缺？虛體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比較合適？

　　談論任何問題時，都要根據中國和發(fā)達國家的具體情況來分析。我認為金融創(chuàng)新是好的，帶來了金融業(yè)的繁榮。發(fā)達國家的問題是金融監(jiān)管沒有跟上。例如，一個交易員就把法國興業(yè)銀行搞垮了。而中國的問題則是金融創(chuàng)新不夠，阻礙了經濟的發(fā)展。再如，中國的政府干預還很多，不能一概地把西方對市場的批評搬到中國來。

　　最后，我認為應對經濟危機可以有別的方式。去年GDP是30多萬億，而固定資產投資達到了17多萬億。中國居民的消費占GDP太少，投資占太多，但政府的刺激方式是刺激投資，這可能會使問題更加嚴重。

　　陳玉宇：如何應對經濟危機

　　人們針對養(yǎng)老的儲蓄，由自己儲蓄和由政府儲蓄，導致的總儲蓄水平是一樣的。但是針對醫(yī)療的儲蓄由誰來進行會導致不一樣的結果。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城市居民中有醫(yī)療保險的居民的儲蓄率比沒醫(yī)療保險的居民儲蓄率低10%到12%。另外我同意一個觀點，即儲蓄率太高主要是由于企業(yè)儲蓄太多，而企業(yè)儲蓄的主要表現(xiàn)是國有企業(yè)有1萬多億留存利潤沒有上交財政，也沒有分配給股東。從長期增長的角度來講，儲蓄是好事。但是斯坦福的Pete Klenow研究了中國和印度的資本配置，發(fā)現(xiàn)兩個國家都存在很大的資本配置無效率問題。如果中國無效率的資本配置降低到美國的1.5倍，而不是目前的3倍，則中國的投資增長率即使減少1/3，增長率也不會受到影響。目前這個研究已經成為研究增長的最重要文獻。

　　其實30年來學術界已經沒有凱恩斯經濟學的位置了。但是否定掉凱恩斯之后，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既無法解釋此次危機的原因，也無法提出應對方案。由于房價下跌，使總量約7000-8000億的次級貸產生了10%-15%的拖欠率，而這樣的拖欠率就導致了很多大金融機構崩潰，導致總量超過10萬億美元的美國經濟有8%失業(yè)率，陷入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危機，同時使全世界陷入經濟危機。我不認為現(xiàn)在學過的全部經濟學中有知識可以幫助我理解這一現(xiàn)象。

　　我認為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危機一半是受美國經濟危機危機影響，另一半是錯誤的政府政策造成的。2008年1月出口訂單下降時，為什么還要取消出口退稅，并且讓匯率繼續(xù)升值？我認為目前應該有超過3千萬人失業(yè)。因為出口部門的總產值是9萬億人民幣，可以根據這個產值估算出口部門的就業(yè)大約是1億兩千萬左右人口。根據出口部門有20%企業(yè)垮掉，就可以知道出口部門大約有2400萬人失業(yè)。目前政府應對危機的政策主要是基礎設施建設。以修鐵路為例，按照中建集團一般的規(guī)則，1億元工程項目會雇用200名工人。按照這個方法估算，4萬億投資可以增加的直接就業(yè)是800萬。目前中國面臨的失業(yè)問題比較重要，但我們采取刺激投資來應對危機，可以促進GDP的復蘇，但在減少失業(yè)方面可能效果不夠。從歷史上來看，人們認為1933年大蕭條結束了。然而，1933美國GDP確實復蘇了，但失業(yè)問題一直持續(xù)到二戰(zhàn)才解決。因此，我認為這次政府的應對措施，第一效果有效，第二可能增加了國有企業(yè)的力量，遏制了潛在的市場活力。

　　周其仁：貨幣發(fā)行是根本問題

　　這次金融危機到底是因為市場失靈還是政府失靈，引起了很多爭論。但仔細觀察，沒有一個市場是沒有政府在其中起作用的。沒有政府，誰來界定產權？誰來發(fā)貨幣？奧地利學派主張回到金本位，但哈耶克后來也承認，金本位是回不去了。我認為，政府和市場不是對峙的關系，而是互相依存的。關鍵是要搞清楚政府的邊界在哪里。這次金融危機促使我們再次思考這個問題。

　　這次全球經濟危機，顯然是與貨幣有關系。格林斯潘非常推崇弗里德曼，但弗里德曼不欣賞格林斯潘。有人認為，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是主張將貨幣量一會調高一會調低，這是對貨幣主義的歪曲。和弗里德曼合作《美國貨幣史》的安娜，也出來聲明，貨幣主義不主張針對經濟現(xiàn)狀調整貨幣量。貨幣主義實質的主張是貨幣發(fā)行的規(guī)則要高于權威。如果有一個權威來決定貨幣發(fā)行量，這個權威一定會受到利益的左右。格林斯潘的回憶錄也說，事實上央行獨立是很難做到的，央行分分秒秒在政治壓力底下。弗里德曼的立場是，人類應該有一個沒有金本位的金本位，讓貨幣發(fā)行量非常穩(wěn)定。我懷疑現(xiàn)在的危機比100年前嚴重，因為100年前的大蕭條中，金本位還沒有搞丟。由于貨幣發(fā)行受政治壓力影響，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飛漲，始終是這個時代的主要危險。財政政策哪來的錢？一定是通脹政策來解決。我認為這是想要推動經濟發(fā)展面對的重要的困境。然而如果采取金本位，一旦黃金供應量不夠，會有重大問題，甚至導致戰(zhàn)爭。例如，大蕭條的危機實際上是二戰(zhàn)解決的。再如，弗里德曼考證過，中國30年代經濟發(fā)展良好，但由于美國1935年通過白銀法案，中國的金銀流失過多，使經濟下行，最終導致國共內戰(zhàn)。

　　我思想受震動比較大一件事，是2004年鐵本被關閉。我和盧鋒老師有機會與被關進監(jiān)獄的鐵本老總談過四個小時。鐵本在上一波拉動內需時哭著喊著要投資，地方政府也在助推投資，不幸在宏觀調控風暴來臨時被擊倒；
可是鐵本倒下后，鋼產量還是那么高，這是因為由貨幣表達的需求非常旺。貨幣表達的需求為什么會這么旺？1994年以后，中國已經不讓人民銀行給財政放款了，財政赤字不讓人民銀行透支。那么，沒有財政的推動，怎么會有那么多貨幣？這與匯率機制有關系。

　　浮動與固定匯率機制孰優(yōu)孰劣，目前經濟學界還沒有一致意見。主張人民幣匯率和美元掛鉤的理由是：美元是好貨幣，和美元掛鉤之后，央行就沒有辦法濫發(fā)貨幣。然而，即使各國貨幣都和美國掛鉤，相當于全球只有一種貨幣，如果濫發(fā)這種貨幣，情況會比存在多種貨幣時還要糟糕。我認為，如果有多種貨幣存在，長期結果應該是良幣驅逐劣幣。宋國青、余永定等人2003年起就認為匯率制度要松開，是頭腦非常清醒的。我的看法是，匯率首先是內政問題，而不是對外關系問題。對外關系問題是什么？就是美國人怎么說，我們就反著說。目前，所有商業(yè)銀行買到的外匯都賣給央行，而央行是印錢買外匯。這相當于市場上存在一個不用真實收入來買外匯的超級買家。因此，目前的外匯市場還不如1993年匯改之前運轉良好。當時外匯市場存在雙軌制，所有企業(yè)擁有匯率的20%可以自由交易，那是一個真實的市場。朱镕基的改革把官方匯率調整到和市場匯率相同，這是很好的改革，但調整之后真實的外匯市場也被取消了。

　　因此，我們不應該籠統(tǒng)講目前的危機是由于政府失敗還是市場失敗，每個市場失敗里面都有政府失敗。貨幣發(fā)行無法控制可能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劉鎏、洪浩整理，未經演講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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