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華：重讀農民學經典論題——“道義經濟”還是“理性小農”

　　在農民經濟與社會研究的學術傳統(tǒng)中，自上個世紀2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與爭辨的理論脈絡。這兩種傳統(tǒng)至70年代中達到其鮮明對照的程度，這就是在農民學、農村社會學和經濟人類學等領域中人們所稱的“斯科特-波普金論題”：亦即“道義經濟”（The Moral Economy）和“理性小農”（The Rational Peasant）之爭。

　　如果對這一經典性論題的兩位代表人物的前緣進行追索，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道義經濟”概念可以上溯至前蘇聯(lián)的社會農學研究者查亞諾夫（Chayanov），他在其著名的《農民經濟組織》一書中，以革命前的俄國小農為研究對象，指出資本主義的計算利潤方法不適用于小農的家庭農場，因其生產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其家庭的消費需要，而非追求最大利潤，小農的經濟活動和經濟組織均以此作為基本的前提（A. 恰亞諾夫，[1925]1996）。其后，經濟人類學家卡爾•波拉尼（karl Polanyi）提出在對前資本主義小農經濟的研究中用所謂“實體經濟學”代替“形式經濟學”即資本主義經濟學的主張，他批評了將市場、利潤的追求普遍化、將功利的“理性主義”世界化的分析思路與方式，富于洞見地指出在資本主義市場出現(xiàn)之前的社會中，經濟行為是嵌入于社會關系之中的，因而要把經濟作為社會制度過程來研究。斯科特在其《道義經濟》的通篇內容中，不厭其煩地強調生存?zhèn)惱恚╯ubsistence ethic）的道德含義，強調剝削與反抗的問題不僅是一個卡路里和收入的問題，而是農民關于社會正義、權利與義務及互惠概念的問題。他闡明自己始于經濟學領域的對于農民道義經濟的研究，將最結達到對農民文化與宗教的研究。

　　塞繆爾•波普金（Samuel Popkin）的理論思路則承繼了始于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對小農經濟的分析。舒爾茨認為農民的經濟行為并非沒有理性，他們作為“經濟人”比起任何資本主義企業(yè)家來一點都不遜色。因而傳統(tǒng)農業(yè)的改造完全可以寄希望于農民為追求利潤而創(chuàng)新的行為。以研究中國農村市場與社會結構見長的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則以每個定期集市總是與周圍一定數(shù)量的村落構成固定密切的聯(lián)系為論據(jù)，說明前現(xiàn)代農民的交易活動構成社會最基層的共同體，而且市場結構具有農民社會或“傳統(tǒng)的農耕社會”的全部文明特征。在此市場思路的基礎上，波普金開宗明義即提出農民作為理性的問題解決者的觀點：一方面是其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他需要與其他人討價還價以達到相互可接受的結果。他希望讀者既不是去憐憫農民，也不要企圖重新找回假設的天真與簡單，而是尊重農民在實踐中解決資源分配、權威、沖突等復雜問題的智力，而這些問題是所有社會包括前資本主義農業(yè)社會都要面臨的。

　　波普金針對斯科特的農民“道義經濟”提出相對應的“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這一核心假設。二者就農民的基本判斷之爭可以具體地表述為以下幾個主要論點：

　　經營單位的性質：斯科特吸取了查亞諾夫關于家庭農場與經營性農場之區(qū)別的觀點，認為生存取向的農民家庭的特殊經濟行為來源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其與資本主義企業(yè)不同，它既是一個消費單位又是一個生產單位。以可靠和穩(wěn)定的方式滿足家庭生存的最低需求是農民作出選擇的關鍵標準。而在波普金眼中，小農的農場完全可以用資本主義的公司來描述；
而小農無論在市場活動還是在政治活動中，都更是理性的投資者。這一區(qū)別恰如農業(yè)從業(yè)者（farmer）與小農（peasant）這兩個概念的差異，二者雖然在一般意義上都指農民，但前者包括耕種者、農場主、畜牧者，牧場主、承包者等在內的以農業(yè)謀生的人（One who earns his living by farming），且不具有社會身份高低的意涵；
而后者則除了在土地上工作的人之意義外，還特指“鄉(xiāng)下人”（ rustics）和地位低下者（A person considered inferior）；
如果引用E. 沃爾夫（Eric Wolf）的定義，則前者是農業(yè)企業(yè)的經營者（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 who operate business enterprise）；
而后者則是家庭經營者 （they run households）。

　　村莊共同體的意義：在斯科特與波普金的爭論中，村莊共同體與個人、家庭之間存在張力，簡而言之，這也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取向的爭論。在“道義經濟”模型中，鄉(xiāng)村社區(qū)是具有高度集體認同感的內聚型的共同體，全體村民的安危高于個人利益，它要求的并非一切人完全平等，而是人人都有生存的權利。它可以通過再分配體制來達到群體生存的目的；
而在危機來臨時，它亦通過互惠和庇護關系提供非正式的社會保障。這些樸素但卻行之有效的再分配體制在波拉尼的概括中幾乎是傳統(tǒng)社會的普遍現(xiàn)象并使之與現(xiàn)代市場經濟區(qū)分開來，而這類實踐方式的結果可以體現(xiàn)為這些“初級社會在某種意義上比市場經濟社會更有人性而同時更不經濟”。在“理性小農”邏輯中，村莊則被視為一個松散的開放體，各農戶相互競爭、自行其事以增加收入和達到最高收益。村莊中存在的不信任、忌妒、磨擦、競爭和沖突使村莊制度不可能像“道義經濟學家們”預期的那樣運作良好。沖突與合作，權力斗爭和普遍利益是村莊的分配模式和集體行動中所固有的特性。波普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由于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之間的沖突，因而實際上研究者更加關注的應該是農民個人獲利的動機。

　　生存?zhèn)惱砼c理性計算、“安全第一”與風險投資：在其研究的開篇，斯科特就借用一個比喻形象地表述農民的生存邊緣位置：他們長久地處于一種“水深齊頸”的狀況中，即使是細波微瀾也會導致滅頂之災。作為“道義經濟”的核心命題，“安全第一”（safety-first）原則表明，生存取向的農民寧可避免經濟災難而不是冒險去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平均收益。他們寧愿選擇回報較低但較穩(wěn)定的策略，而不是那些收入回報較高但同時也有較高風險的策略。這一“生存?zhèn)惱怼睒嫵汕百Y本主義農業(yè)秩序中許多技術、社會和道德安排的原則和基礎。波普金則不同意“道德經濟學家”將農民定義為不愿冒險的人。作為政治經濟學家他雖然也同意，農民會極力反對任何的冒險，但卻認為，盡管貧窮和接近生存邊緣，農民還是有很多機會有所剩余并做出一些有風險的投資：他們貧窮而且拒絕冒險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做任何投資。農民在作物生長周期和生命周期中都有計劃和投資，例如他們把對老年的投資放在一個優(yōu)先位置。除了決定長期的或短期的投資外，他們還必須選擇公共的或私人的投資。在是否將其剩余用作保障、福利和改善村莊環(huán)境的項目上他們也需做出決擇。

　　保護人-被保護人關系，是兩種理論的另一具體爭端。在斯科特的分析中，保護人-被保護人關系強調的是地主對于作為消費者的佃戶家庭的責任，而不是一種不受個人關系影響的單純經濟交易。根據(jù)安全第一原則，農民希望了解的關于租佃制度的頭一件事，就是年成不好時它能為自己做些什么。如果農作物絕收，谷物分成制便不要求交租；
而固定地租制則要求絲毫不減地如數(shù)交租，哪怕是顆粒無收。佃戶們對于“怎樣才算好地主”具有共同的標準概念，而滿足最低限度的福利需要是這一概念的中心內容。在這一關系中，為了使權力合法化，精英們必須履行自己的職責，必須在危機來臨時給被保護人以生存保障；
而另一方面，佃戶們則要出讓利益和權力以作為得到保護的代價。以政治經濟學觀點作為標榜的波普金聲稱自己以更廣泛的視角看待保護人-被保護人關系，他認為二者并非一種自我強化的、對雙方都有益的二元關系。這種由規(guī)范所支配和為弱勢一方生存需求所制約的交換，實際上是建立在雙方相對的討價還價能力基礎上的，是一種動態(tài)的函數(shù)關系，而不是由文化所確定且固定不變的。具體而言，農民會盡其努力改善其傳統(tǒng)的生活水準；
而統(tǒng)治者或保護人則盡其所能地將此關系保持在個體層面，即防止農民的集體性討價還價能力的增強，并將他們排除在市場交換關系之外從而保住自己的經濟控制權。在波普金看來，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農業(yè)的商業(yè)化對于農民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農民進入市場和與地主之間的契約關系完全有可能增加農民的生存保障和獲利機會，即市場可使農民減少對保護人的人身依附和增強其討價還價的能力。

　　集體反抗與搭便車：斯科特自稱受到法國年鑒派史學和馬克思學說的影響。但他對于剝削的分析卻試圖超越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說，而從一個更為貼近農民立場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剝削是如何為農民所感受到的，以及在農民的感受中剝削的程度如何。在斯科特的分析中，農民的反抗行動與他們關于剝削的定義和社會公正理念密切相關。根據(jù)生存?zhèn)惱淼臉藴剩�農民由忿恨而反抗不僅因為其生存需求未能滿足，而且因為生存權利受到侵犯。促使農民造反的是過小的剩余數(shù)量而非被拿走的數(shù)量（二者顯然是相聯(lián)系的，但決不是同一的）。最大的剝削是使其生存面臨危機的索取。對農民而言，地主、放債者或國家對于農民從來就是索要者，而他們的索要經常違背了從文化意義上確定的最低生存水準；
斯科特注重探討在農民的感受中這些索取什么是可以忍受的和什么是不能忍受的。而且他將農民反抗的本質視為消費者而非生產者的反抗，即旨在恢復原有生存位置和公平理想的防御性反應，而非希望藉此提升自己在社會分層中的地位，農民運動也因而被認為具有“向后看”的特性。在波普金的政治經濟視角下，農民參與集體行動也是一種投資行為，因而他必會計算反抗的可能代價與收益。自利的農民是否為一次集體行動貢獻力量，取決于個體而不是群體的利益。如果存在個人計算，僅從群體或階級利益出發(fā)就不足以對政治反抗提供充分的解釋。只要有產生集體利益的共同行動，個體都會計算他們不做貢獻的好處。只要他們相信不參與行動也能得到利益和保障，就存在潛在的搭便車者。而集體行動的資源只有在解決了搭便車問題后才是有效的。鑒于這種判斷，波普金也不同意斯科特關于農民反抗是恢復與防御性的“向后看”運動，他觀察到，無地的貧窮農民事實上對變化是最有熱情的，而這一群體可能成為政治上最活躍的階級。總之，在集體行動中的農民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政治企業(yè)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即使在政治反抗過程中農民也不是一個道德家，而是一個理性投資者。

　　從上述爭論要點可以看出，“斯科特-波普金”論題從根本上講是一個農民行為選擇的命題。長期以來，一些研究者對二人的引述和理解時有簡單化之嫌，似乎是把對農民的“道德”判斷和“理性”判斷的標簽分別貼在他們頭上。農民的行為選擇究竟是理性的還是道德的恐怕并不是一個真問題。在斯科特的論述中，“水深齊頸”的危機邊緣生存狀態(tài)是農民的“生存?zhèn)惱怼碑a生的基礎；
而“生存?zhèn)惱怼边M而成為農民行為選擇——生產活動與技術、交換與互惠等社會安排或者奮起反抗——的根本依據(jù)。我想這樣一個完整的生存邏輯恐怕不能被定義為非理性的。傳統(tǒng)農民曠日持久的問題在于外部世界的索要與農民家戶生計的緊張與對立關系。面對這一根本性的問題，農民通常有兩個直接的應對策略：一是不斷地增加勞動投入以使家庭年收入增長，即便在黃宗智所概括的“沒有發(fā)展的增長”的“內卷化”情形下；
二是勒緊褲腰帶，縮減家庭消費，而這絕不是可以持續(xù)進行的。這兩種做法都是內向型（introversive）選擇策略，而外向型則是針對索要者的抵抗或造反，亦需進行代價和收益的比較與計算。在現(xiàn)實中，農民的行動選擇與企業(yè)經濟行為所依據(jù)的并不是非理性與理性之別，或道德判斷與理性計算之別，而只是生存理性與經濟理性之別。如果爭論僅僅被理解為農民究竟是道德的還是理性的，恐怕就失去了這一經典性論題的意義。更何況，傳統(tǒng)行為在傳統(tǒng)宇宙觀中的“合理性”是不證自明的，農民基于生存境況所做的選擇常常是謀生的最合理方式。農民在生存困境的長久煎熬中世代積累傳承下來使其家系宗祧綿延不絕的豈只是理性，那應該稱為生存的智慧。

　　無論將農民表述為“道德的”或“理性的”，還是將其行為邏輯概括為生存邏輯與投資邏輯，或群體邏輯與個體邏輯，都是在理論層面討論農民問題，這可以形成完全合乎理性的假設，但與現(xiàn)實常常會有距離。對農民行為的分析必須放在其特定的、具體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會變遷的背景中進行。農民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安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處于生存危機邊緣的農民并不是不去進行計算，而是沒有可能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當然也就無從進行計算。如果一個企業(yè)家或經營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時無法做出最優(yōu)的選擇，那么他至少可以選擇僅次于最優(yōu)的；
而農民常常不得不做出沒有選擇的選擇—不是最遭的選擇而已。由此讓人想起近年來不時見于傳媒報道的悲劇性事件：農村中非法爆竹生產廠的爆炸和非法開采礦井的惡性事故等造成的重大傷亡。人們自然會問，在其中工作的農民難道不知道那種危險性嗎？難道不懂得生命的可貴嗎？難道不會想到一個人的傷亡會使整個家庭崩潰嗎？非也。他們只是做了與理性并無關涉的選擇：“寧可炸死，不愿餓死”——僅次于最糟的選擇。

　　“道義經濟”與“理性小農”的概括都不難在農民的生活世界中找到根據(jù)。事實上，這兩種特性取向可以在同一個選擇過程中呈現(xiàn)。對中國華北農村社會素有研究的兩位著名學者杜贊奇與黃宗智不約而同地注意到這兩種取向的綜合。杜贊奇在其《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書中指出：斯科特和波普金二人中任何一位的理論都不完全符合華北農民的行為特征，但他們各自強調的不同因素在華北鄉(xiāng)村中似乎相處得十分融洽。合作與競爭，開放與封閉的二重性特征在實踐中往往并存，用以應付變化不定的周圍世界。而此二重性并不是無理性的大眾文化中的偶然現(xiàn)象，它具有重要的社會作用。黃宗智的研究更表現(xiàn)為一種綜合，即對分化中的小農經濟的一個綜合分析。他將小農特性的三個方面視為密不可分的統(tǒng)一體：小農既是一個追求利潤者，又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當然更是受剝削的耕作者。而黃宗智的分析在理論上同樣采取了將形式主義（功利的理性主義，市場體系的普遍性）、實體主義（經濟行為植根于社會關系）和馬克思主義學派（地主與小農生產者之間剝削與被剝削關系）綜合在一起的方法（《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在新舊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被不斷呼吁的今天，在農村的困境和農業(yè)出路等農民問題成為真正的中國問題而困擾越來越多的人時，重溫農民社會研究的經典論題和經典理論，從歷史的回顧與反思中探討當今農村社會的現(xiàn)實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寫于2002/3/8

　　Scott, James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詹姆斯.斯科特（2001），《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程立顯、劉建等譯，譯林出版社。

　　Popkin, Samuel L. (1979)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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