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資源的分配與流動——以十年來會議主題與課題項目為樣本的考察

　　「內(nèi)容提要」通過對十年來法理學會議主題與課題項目的統(tǒng)計與分析，考察我國法學資源配置的特點，由此探討我國法學資源流動的趨勢和存在的問題，從而透顯出我國十年來法學研究的成就與不足，并從學術整體規(guī)劃、學術團隊培育和基本理論建設等方面對未來法學資源的合理配置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和意見。

　　「關鍵詞」法學資源/分配/流動

　　不可否認，中國法學經(jīng)過二十多年的發(fā)展，呈現(xiàn)了一派繁榮的景象，但也蘊含了一些有待改進的方面。對于它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點評，國內(nèi)不少法學家也就此發(fā)表了許多高質(zhì)量的論文。在此，我們打算另辟蹊徑，以十年來會議主題與課題項目為樣本對我國法學資源的分配與流動作一分析。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會議主題，我們選取的是法理學年會的主題及我們認為的重要的法理學專題會議主題；
課題項目指的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項目。以會議主題與課題項目為樣本進行考察，可能更能說明在這樣的“指揮棒”的導向下，我國重要的法學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十多年的研究旨趣。對這些樣本進行細致的分析，也許能夠發(fā)現(xiàn)其中所透顯出的成就與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礎上，我們力圖對未來法學資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些許可供借鑒的建議。

　　一、十年來法學會議主題與國家社科項目統(tǒng)計與分析

　　（一）會議主題

　　1.統(tǒng)計說明

　　在會議主題的統(tǒng)計上，我們將法理學年會和其他比較重要的法理學會議進行區(qū)分，其目的在于通過“二元區(qū)分”來更為細致地描述目前法理學會議召開的整體狀況，同時探討法理學年會和其他會議之間的互動和銜接問題。另外，必須要指出的是，因為1995年的法理學相關會議的資料的缺乏，所以我們對于法理學重要會議的統(tǒng)計事實上只采納了9年的樣本（1996—2004年），而且考慮到這一狀況并不會對本部分的討論造成根本性的影響，所以就姑且“維持現(xiàn)狀”。

　　2.法理學年會的相關統(tǒng)計

　�。�1）總體情況概述

　　法理學年會，顧名思義是一年召開一次，所以十年來共召開了十次分別是：1995年“走向21世紀的法理學”、1996年“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1997年“依法治國的理論與實踐”、1998年“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與實踐”、1999年“關于20世紀法理學的回顧與前瞻”，2000年第三屆東亞法哲學大會暨法理學年會“21世紀的亞洲與法律發(fā)展”、2001年“西部開發(fā)與法治建設”、2002年第四屆東亞法哲學大會暨法理學年會“東亞法治社會之形成與發(fā)展”、2003年“社會轉(zhuǎn)型與法治發(fā)展”、2004年第五屆東亞法哲學大會暨法理學年會“全球化之下的東亞抉擇與法學課題——邁向歷史共識的凝聚與新合作關系”。

　�。�2）關于法理學年會的幾點說明

　　從上述法理學年會的主題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十年來召開的法理學年會年會呈現(xiàn)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法理學年會的主題是“清一色”的宏大主題，而沒有具體性的議題。宏大主題貫穿年會始終的做法，是具有其自身合理性的。因為年會是法理學所有領域?qū)W者的一次聚會，這就注定了它必須要有必要的包容性，必須要讓“主流”和“非主流”在這里交匯，形成“合流”。否則，議題過于具體領域過于局限，就會將一部分學者（因為研究方向而非研究水平）無情地拒之門外，進而使一些非主流研究進一步邊緣化，①這對于法理學研究地整體發(fā)展是危害巨大的。

　　第二，法理學年會主題中的流行詞匯主要是法治（包括法制和依法治國）。其中法治出現(xiàn)6次。當然這個詞匯在年會中出現(xiàn)的頻率如此之高，除了它自身具有廣泛的包容性以外，還與它嫁接法律與政治的特殊地位相關。所以，以法治詞匯作為會議主題的關鍵詞能夠很好地在法律和政治之間“左右逢源”，從而使更多的外部資源流入法學研究領域，并為法學的研究爭取政治的支持。

　　3.其他重要的法理學會議的統(tǒng)計

　�。�1）總體情況概述

　　自1996年到2004年的九年當中，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主要的法理學專題會議主要有42次[1]其主題幾乎涵蓋了法理學研究的所有領域：法治、法律文化、法律方法、全球化、現(xiàn)代化等；
其主辦單位幾乎囊括了目前法理學的主要研究機構：吉林大學、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等。此外本部分所有討論和分析的法理學會議，除特別說明外都不包括法理學年會。

　�。�2）具體情況的幾點說明

　　第一，關鍵詞匯的統(tǒng)計：

　　一方面，法治（依法治國、法制）共出現(xiàn)18次，出現(xiàn)率為42.9％；
其中法治單獨作為議題出現(xiàn)6次；
法治只作為議題的一部分出現(xiàn)的、或者只討論法治某一問題的共12次。由此可見在法理學的重大會議中的，法治大餐問題仍然很嚴重。

　　另一方面，法律解釋（和法律方法一起統(tǒng)計）共出現(xiàn)3次；
全球化出現(xiàn)3次，但問題在于其中有兩次的議題完全相同，承辦機構也完全相同②；
法學（包括法理學以及其他具體的法學）共出現(xiàn)12次；
司法改革2次，其問題在于同一年召開了兩次主題完全相同的關于司法改革的會議；
現(xiàn)代化共出現(xiàn)3次；
人權共出現(xiàn)2次。由此可見，重要的法理學會議中除了“法治”之外，其主題還是比較分散的。這種分散就給某一具體領域的討論創(chuàng)造了條件，例如法律解釋、法律文化、法律全球化等等。

　　第二，研究的連續(xù)性統(tǒng)計（某一機構為統(tǒng)計原點）：

　　從統(tǒng)計中發(fā)現(xiàn)，中國人民大學舉辦過兩次以“法律與全球化”為議題的研討會；
黑龍江大學舉辦過兩次會議“前蘇聯(lián)法學與中國法學”和“俄羅斯法學理論的轉(zhuǎn)變”；
南京師范大學舉辦過兩次會議“法制現(xiàn)代化與經(jīng)濟發(fā)展”和“中國法制現(xiàn)代化”。此外的其他機構所舉辦的會議在主題上很少具有連續(xù)性，有些議題在某些機構只承辦了一次以后就銷聲匿跡，而沒有進一步的追蹤報道。

　　第三，與其他學科以及社會的互動議題統(tǒng)計：

　　一方面，在召開的42次重要法理學會議中直接與政治相聯(lián)系的會議議題共有9次，占總數(shù)的21.4％，還不包括像法治、現(xiàn)代化這樣一些隱含有政治性的議題�？梢姡�法學研究領域走“政治路線”的問題還是比較嚴重，法學研究有必要重新思考自身的獨立性問題，進一步科學地定位法理學和政治之間關系。

　　另一方面，統(tǒng)計的會議中沒有與部門法相聯(lián)系的議題�？梢姺ɡ韺W和部門法之間的溝通還要加強。由此法學資源更多地用于法理學自身的自說自話，而沒有很好地起到法理學應當具有的對于部門法的指導作用。

　�。ǘ�）課題的分析

　　1.總體情況概述

　　1995年至2005年這10年間，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法學類共568項，其中屬于理論法學的有141項[1]，占24.8％（我們沒有在此進一步區(qū)分重點項目、一般項目和青年項目）。需要加以說明的是我們在對材料進行取舍的時候是采取一種“寬泛法理學”的標準，即只要從課題的標題上，按照比較寬松的標準可以認定為是屬于法理學研究范疇的都將其歸入法理學的項下。而本文所倡導的“寬泛的法理學”標準，與其是肯定式而毋寧是否定式的——我們采用的大致方法是將課題中明確屬于部門法和法制史的課題排除，剩下的則在比較寬泛的意義上都認為是法理學的研究課題，當然這也就不免摻雜了一些是“交叉學科性質(zhì)的法理學”③。

　　2.關鍵詞出現(xiàn)的頻率

　　我們根據(jù)主題詞進行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課題中，數(shù)量最多的最高的是以法治（包括依法治國、法制建設等類似主題）為主題的項目，共有50項；
④其次是以司法（包括審判、法院等類似主題）為主題的項目，共有15項。⑤除了這兩個明顯較多的主題以外，數(shù)量相對較多的項目還有以下一些：權力制約（包括監(jiān)督、廉政等類似主題）10項；
法律文化9項；
民族法制建設8項；
法與現(xiàn)代化6項；
權利（包括人權、利益等類似主題）6項；
立法6項；
法與全球化5項；
法與和諧社會5項。

　　毫無疑問，“法治”是十年來法學研究最為關注的主題，這不僅表現(xiàn)在以其為研究主題的項目的數(shù)量是最多的，而且還表現(xiàn)在以下三方面的數(shù)據(jù)中：首先，從時間跨度上來看，除95年以外，其他年份都有關于“法治”主題的研究課題，幾乎跨越了整整十年。其次，從每年的出現(xiàn)頻率來看，97年以后“法治”、“依法治國”頻繁出現(xiàn)，其中從1997到2003年出現(xiàn)頻率最高，97年10個課題中有6個，占60％；
98年9個課題中8個，占88.9％；
99年9個課題中有3個，占33.3％；
2000年9個課題中有7個，占77.8％；
2001年11個課題中有5個，占45.5％；
2002年11個課題中有4個，占36.4％；
2003年18個課題中有7個，占38.9％。可見，在這7年中，“法治”課題所占比例都超過30％，最高時甚至達到近90％。再次，從研究機構來看，對法治主題相關內(nèi)容展開研究的機構共有32個，在62個研究機構中占51.6％，也就是說，有一半以上的機構從事了這方面的研究。

　　3.宏大課題與具體課題的比例分配的統(tǒng)計

　　十年當中，宏觀的課題有18個，具體課題共123個占總課題數(shù)的87％左右。當然有必要進行說明的是我們所說的具體課題主要是指那些研究法學某一領域而且法學同行能夠直觀把握其研究核心的課題，例如“社會主義法的真善美三維構造解析”、“當代美國法社會學方法論變革”等等。至于宏大課題主要是將“法治”等重大命題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項目，例如“法制與社會發(fā)展”、“經(jīng)濟全球化與中國法制建設”等等。當然，即使如此我們的標準仍然是主觀性大于客觀性，所以本文該部分的統(tǒng)計和分析，只能定性而不是定量，只能求其大概而非細致入微。

　　雖然還是一種比較粗略的統(tǒng)計，但我們?nèi)匀豢梢园l(fā)現(xiàn)，具體性的課題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主打”。這一狀況與課題申報的一些現(xiàn)實情況密切相關，目前法學界的課題研究仍然處于“單挑”為主“群架”為輔的階段。另外，課題研究中法學資源主要集中于具體課題，也是對于法理學年會中宏大議題“包打天下”局面的一個“必要和有益的補充”，使廣度和深度齊頭并進。

　　4.研究的連續(xù)性統(tǒng)計

　　通過對歷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考察我們發(fā)現(xiàn)：整體上，以機構為原點的研究的連續(xù)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匱乏的；
但同時也有一些機構做得相對比較好，例如吉林大學在法律文化的研究上形成了比較良好的發(fā)展態(tài)勢，不僅具有連續(xù)性，從2001年到2005年基本年年都有一個項目（除了2003年），而且還從多重視角來考察，既有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研究，又有法文化的比較研究，還有以全球化為背景的多元法律文化研究。⑥此外，南京師范大學在法制現(xiàn)代化研究方面也保持了較好的連續(xù)性，該機構在97年、2000年、2003年和2005相對連續(xù)的四年間進行了現(xiàn)代化與法律之間的交叉研究⑦。此外像華東政法學院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研究，復旦大學中國傳統(tǒng)法律思維研究，中央黨校依法執(zhí)政研究也具都有某種程度的連續(xù)性。

　　但是從整體上考察，目前法理學課題研究的連續(xù)性仍然是有所欠缺的，像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重要研究機構的研究，雖然比較全面——對于法理學研究熱點和重點基本上均有所涉及——但是沒有形成比較連貫的研究特色。

　　二、十年來法學資源的流動趨勢及存在的問題

　�。ㄒ唬┓▽W資源配置的難題——重復還是分散

　　通過前面的關于十年來法學會議和社科基金項目的統(tǒng)計，我們認為法學資源配置中的重復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當然，這里的重復也并非都是經(jīng)濟學上所痛斥的“重復建設”。細分起來法學資源配置中的重復有兩種：必要的重復和非必要的重復。

　　1.非必要的重復

　　我們所指稱非必要的重復其實就是法學資源配置中的“重復建設”，這種重復在會議中的重復要體現(xiàn)的更為突出一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會議的性質(zhì)決定的。因為，會議的主題如果在相近的時間、相近的地點進行重復，加之法學研究人員在某種程度上的有限性，就很容易會導致與會人員“一稿多投”（包括提交的論文和會議討論發(fā)言）的現(xiàn)象發(fā)生。而課題的重復雖然也會造成學術資源某種的浪費，但是，課題研究所具有的個人性特點，“假如每個人的體驗都具有某種不可替代性，”[1]（自序P5）那么即使是同樣的課題也可以有不同角度的闡釋，也可以“舊題新作”，那么這種重復雖然也非必要但卻可以理解。

　　非必要的重復問題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尤其是當我們所截取的資料是法理學年會、法理學重要專題會議以及國家社科基金這樣一些高層次的研究活動的時候就更是如此。一旦高端的研究出現(xiàn)非必要的重復對于研究資源的浪費是巨大的：一方面，它極大地浪費了研究的精英力量；
另一方面又對其他層次的研究產(chǎn)生了誤導，使重復呈級數(shù)增長，從而引發(fā)法學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在法學資源總量有限的情況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某一領域配置的資源多了，其他領域就相應地減少了，一方面重復配置的領域投入和產(chǎn)出失衡，同時其他領域又因為缺少資源而舉步維艱。另外，法學資源的非必要重復還容易滋生學術惰性，不僅無法將一些學術推向前進反而會影響該領域研究的深入開展，加之學術“搭便車”的顯現(xiàn)，抑止了學術的沖動，簡單重復反而導致研究衰退。

　　2.必要的重復

　　重復是沒有原罪的，在研究領域一定程度的重復反而是必需的，尤其是在面對那些該學科的核心性的命題的時候更是如此，只有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間斷地將核心命題推向前進，才能實現(xiàn)整個學科的升級換代，否則法學研究會因為用力過散而“廣種薄收”。因此，法治作為法理學研究的核心命題之一，不斷地在會議和課題中“出場”也就不足為奇了�？梢哉f法理學的點滴進步，最終都會或隱或顯地體現(xiàn)在“法治”的進步當中。當然，即使是必要的也仍然是要有所節(jié)制的，否則一味地全體動員“大煉法治”，也會使“必要的重復”淪為低水平的“重復建設”。量的掌握往往是藝術，我們在這里還無法駕馭，只能粗略地認為，法治研究掌握該學科的命脈，而不是簡單地在數(shù)量上占絕對優(yōu)勢。

　　似乎，我們并沒有談法學資源“分散”的問題。但是，“當我們在討論重復的時候，其實就是在談論它的對立面”，因此，重復問題如果解決了，分散的問題自然也就迎刃而解。

　�。ǘ�）法學資源配置的方式——連續(xù)⑧還是跳躍

　　縱觀目前的法學研究，如果以機構作為考察對象，其研究的連續(xù)性還只是差強人意而已。我們必須認識到研究的連續(xù)性對于研究資源的利用率是有重大影響的，連續(xù)性的匱乏會直接導致類似于經(jīng)濟學中集聚效應失靈和沉沒成本流失的結果。

　　1.研究資源的集聚效應失靈

　　資源的集聚效應是指當資源在空間上聚合、時間上連續(xù)的時候，能夠發(fā)揮出更大的效益。如果說空間的集聚是資源的橫向集合，本質(zhì)上是通過規(guī)模的擴張來提升效益；
而時間的集聚則是資源的縱向積累，本質(zhì)上是通過時間的沉淀而形成歷史的優(yōu)勢。法學研究的連續(xù)性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拓展研究的深度，就在于它形成了法學研究資源的時間集聚效應。當研究進構或者研究者針對某一研究領域不斷探索的時候，研究就能夠不斷地站在自己原先所累積的“高階”上“登高望遠”，獲得最先進的研究成果。而且法學研究與一般的物質(zhì)生產(chǎn)還有一個重大的差別在于，法學研究的成本投入難以轉(zhuǎn)移，這些成本投入往往不是體現(xiàn)于有形的物質(zhì)而恰恰是以無形的方式構成研究者的知識積累。當然這種積累一部分轉(zhuǎn)化成了文字成果，可以為外界所知，但是還有一些則是難以物化的，也難以移轉(zhuǎn)的。因此，要使某一領域的研究不斷推向前進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要維系研究的連續(xù)性，從而發(fā)揮流入其中的資源的時間集聚效應。

　　如果說剛才的分析更多地是從研究者個人的角度展開的，那么對于研究機構而言也同樣存在這一問題。研究機構中對于某一個領域的研究如果已經(jīng)形成一定優(yōu)勢，那么這種優(yōu)勢必然不可能是完全私人話的，因為一個研究者的脫穎而出，是需要多個輔助研究者為其做一些配套性工作的。因此，即使研究者自身可以把研究的優(yōu)勢隨身帶走，但是一個研究機構的其他輔助研究者如果不能隨行的話，輔助研究者就因為核心人物的流失而放棄或者大大放緩研究進度。而且，核心研究者“另立山頭”之后，也會因為缺乏必要的輔助而降低研究效率。更何況，該研究機構為了該研究領域地開展而做的物質(zhì)投入，也往往被閑置。這些都無可避免地造成了法學研究資源的巨大浪費。

　　因此，我們必須關注法學研究中的兩個層次的連續(xù)性：第一，是研究者自身應當保持一定的研究的連續(xù)性，不能夠“東一榔頭西一棒子”；
第二，研究機構也應當具有一定的研究的連續(xù)性，而且還要形成研究的團隊，否則一個研究的主力走了，該研究領域的研究也就停頓了，那就必然造成法學研究資源的巨大浪費。

　　2.研究資源沉沒成本⑨的流失

　　沉沒成本是和資源的不可移轉(zhuǎn)或者難移轉(zhuǎn)的現(xiàn)象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一旦投入的成本難以通過交換的方式，從一個主體流向另一個主體，那么成本就會沉沒，回收沉沒成本的唯一方法只有“一條路走到黑”，把原來的生長進行到底。

　　就法學研究而言，一個學者或者一個研究機構在某一研究領域所投入的精力、人力、財力往往是沉沒的。以個體研究為例，一個研究者對于某一問題的研究所投入的經(jīng)歷，會變成其自身的知識儲備，從而有利于出產(chǎn)該領域的產(chǎn)品，但是這些投入無法轉(zhuǎn)移給其他研究者，因此如果該研究者停頓了該項研究，他所投入的研究精力將難以回收。研究機構也存在類似的問題，研究機構對于某一研究領域的投入，像對相關人員的培訓、配套設施扶持，如果該項研究一停止，這些投入也往往難以收回。其實，沉淀成本的考量有一個最簡單的理解就是“尊重歷史”，就是要尊重我們已經(jīng)作出的投入。就法學研究的資源配置而言就是要保持研究的必要的連續(xù)性。

　�。ㄈ�）法學資源流動的目標——寬度還是深度

　　博而不精、精而不博，如果是個人只要兩者居其一即便可“穩(wěn)坐釣魚臺”，但是作為一個學科而言如果是只取一端將會對其整體的長期發(fā)展構成嚴重威脅。法理學的研究也同樣要把握好兩者之間的平衡，在研究寬度和研究深度間進行協(xié)調(diào)。

　　1.拓寬研究的寬度

　　法理學是對于法律的一個全方位“掃描”，這也注定了它必然要有一定的寬度作為支撐。法理學對于部門法最大的借鑒之一就是為其提供寬闊的視野，能夠在更廣闊的領域內(nèi)思考問題得出結論。

　　法理學的研究寬度的實現(xiàn)往往是通過一系列的多領域的研究共同整合而成的，試圖通過一個課題或者某一位學者的研究來對法律做面面俱到的考察，其結果往往是虛有“寬泛”的外表，而難有實質(zhì)性的研究進展，也就必然淪落“寬”并且“泛”的境地。當然，我們反對的是一個課題或者學者做面面俱到的研究，并不是反對它們進行法理學的基礎性研究，這種法理學自身的基礎理論也同樣是須有必要的資源投入的，這是整合各個具體方向領域研究的一個前提。另外，法理學研究的深度也是要有相應的基礎理論作為支撐的。對于什么是基礎理論的研究、什么又是事無巨細包攬無余的“寬泛”，我們有必要做一點說明。兩者的關系有類似于法律的“編纂”還是“匯編”：即看它們是否是一種理論的概括和提煉；
還是一種“廣撒網(wǎng)”的蜻蜓點水，點到哪里算哪里。

　　會議在融合研究寬度和深度的問題上更具有一定的寬容性——鑒于參與主體的多元性，即使是在具有較大寬度的會議議題下，也仍然會有一些比較深入的研究，以此來平衡寬度與深度的問題。當然，這種寬容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宏大議題（寬度的載體）盛行，具體議題備受冷落，也同樣會產(chǎn)生“寬”并且“泛”的問題。

　　2.挖掘研究的深度

　　相對于部門法而言，法理學的研究往往會給人以一種“宏大敘事”的印象，這是由法理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使命所決定的。但是，這并不代表法理學是“大而無當”的，它也同樣要對專業(yè)內(nèi)容做研究領域的細分，由此來提升其自身的研究深度。而要實現(xiàn)這一目的，最基本的就是要有必要的研究力量投入其中，就是要在法學研究資源的配置上關注法學研究的深度而不是“輕描淡寫”。聯(lián)系到，法學研究的會議和課題，就必然要求召開一些以法理學某一領域為主題的會議，就必然要求做一些專題性的課題研究。就我們前面所收集的資料而言，這兩個方面總體上還是“及格”的：具體性研究和基礎性研究保持了一定的比例，兩者之間形成了某種基本的“均勢”。

　　（四）法學資源流動的結果——獨立還是溝通

　　法理學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學科，一方面它要負責與其他學科和社會之間進行交流，另一方面它又要把這些交流地成果進行法學化的加工，使其能為部門法的發(fā)展提供幫助。由此，我們必須關注法理學研究獨立性和法理學與部門法關系這兩個問題。

　　1.法理學研究的自身獨立性問題

　　從對于法理學會議議題和課題的統(tǒng)計分析中，我們發(fā)現(xiàn)法理學和政治的關系是相當緊密的，聯(lián)系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聯(lián)系“過了頭”就會影響到法理學自身的獨立性。一個學科成熟的標志就在于這一學科有其自身比較穩(wěn)定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范疇，但是政治的特點則在于“隨機應變”、“因地制宜”，由此過多地把政治和法學捆綁在一起，就會使得法理學給人一種“找不著北”印象，缺乏必要的穩(wěn)定性。

　　當然，政治與法學的關系也早已經(jīng)是老生常談，我們不打算做過多的重復，想要指出的是，法學可以而且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關心政治，但不能“過火”，而保持不過火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跟著政治口號一哄而上，而應當有必要的耐心等待，等這些政治口號比較成熟了然后再試著將其從法學的視角進行研究。也許，這樣一來有的人就會批評說，法學不就成了馬后炮了嗎？其實并非如此，一方面，我們反對的是搞“全民運動”即跟著政治口號投入大量的法學研究力量，乃至于大部分的研究力量，至于少部分研究人員做一些前沿性的研究則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政治的某些內(nèi)容是即時性和針對性的，而如果經(jīng)過了必要的時間考驗，那么再將其納入法學研究的主流渠道進行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是法學和社會互動的必然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2.法理學與部門法溝通的問題

　　目前對于法理學和部門法之間的關系，還遠沒有達到它們應該具有的“親密”程度。這首先就體現(xiàn)在會議和課題中對于部門法和法理學之間的交叉討論和研究的欠缺。法理學的“上不去下不來”的幼稚病，也并沒有得到明顯地好轉(zhuǎn)，法理學“返回形而下”的任務也依然艱巨。

　　連接法理學和部門法的重要渠道就是交叉性的會議和研究，通過這些渠道就能夠使相應的法學資源在兩者的溝通上發(fā)揮推動作用。但目前的這種理論法學和部門法學之間的互動仍然還是欠缺的，要扭轉(zhuǎn)這種現(xiàn)狀不僅要理論法學者的努力，也需要部門法學者的合作。這種努力的連接點很重要的就是召開交叉性會議和研究交叉性課題，并有比較固定的一部分學者來完成“在法理學與部門法之間”的融合。

　　三、未來法學資源配置的一個初步建議

　�。ㄒ唬┳⒁庹n題、會議之間的協(xié)調(diào)和整體規(guī)劃

　　第一，法學資源配置應以市場配置為主，研究機構和研究者根據(jù)自身的優(yōu)劣進行權衡，作出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的理性判斷。與一般的實物生產(chǎn)相比法學研究的生產(chǎn)更要講求調(diào)動生產(chǎn)者自身的主觀積極性，威逼之下或許會有高質(zhì)量的商品，但決不會有高水平的學術。而研究者對于研究對象的自由選擇，是調(diào)動研究者自身積極性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手段。

　　第二，法學資源的配置也應當有必要的宏觀調(diào)控：一方面，法學研究領域的供求關系并不如實物生產(chǎn)那般直接，因此價值規(guī)律在其中起的作用較為微弱，由此個人生產(chǎn)和社會大生產(chǎn)之間的矛盾也就更為凸顯；
另一方面，各個研究機構和研究個人的研究理性其目標并不都是指向提升研究質(zhì)量的，很多時候摻雜了許多其他的動機在內(nèi)，例如獲取政治上的資源、進行熱點炒作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等等。由此這些市場失靈的情形的存在，更要求法學資源配置的宏觀調(diào)控能夠發(fā)揮指導性和整合性作用，避免資源配置的重復浪費，提高法學資源利用率。

　　第三，法學資源宏觀調(diào)控的重要手段：首先要對會議議題的選題和課題的申報進行把關，避免低水平低層次的重復討論和研究；
其次，做好歷年課題和會議的統(tǒng)計工作，最好歸口與某一部門操作，并將這些信息作為公共資源加以使用，由此，在各個單位召開會議和進行項目申報和審批是可以參考使用，提升會議召開和項目申報的科學性；
最后，對于某些重要重大可以由具有研究實力的機構或單位牽頭（包括理論界和實務界聯(lián)動），組建大型課題組，進行攻堅性研究，以研究整體性深度杜絕對這些問題的低水平重復多次研究的現(xiàn)狀。

　�。ǘ�）學術團隊的培育鞏固和發(fā)展

　　課題研究連續(xù)性的缺乏，會在很大程度上浪費學術研究的資源，而要克服連續(xù)性斷層的問題最主要的是要改變目前某些研究機構的某些重點研究還主要是一種個人活動的現(xiàn)狀。而且這種“個人活動”并是不純粹的，因為一方面它需要其他的下游研究人員為其的研究提供便利，甚至做一些細節(jié)性的資料收集和行政溝通的工作；
另一方面，它們又具有很強的私人性，一旦研究的核心人物，離開該研究機構，往往面臨后繼無人的局面，由此這一領域的研究優(yōu)勢也將隨著核心人物的離去而終結了。所以，為了避免這種“一個人拖垮一個機構”現(xiàn)象，重要的在于對于具有優(yōu)勢的研究領域，各個研究機構應當注意培養(yǎng)研究梯隊，形成老中青接替的三個研究層次，形成“一超多強”或“大師＋團隊”的格局，而不是“單極化”，即使核心人物離開該團隊，也仍然可以維系整體性優(yōu)勢，并可以在梯隊中重新尋找“核心”人物，而把原有的優(yōu)勢繼續(xù)保持下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乃至將研究優(yōu)勢轉(zhuǎn)變?yōu)楸緳C構的研究特色。⑩進而打造學術品牌，形成中國自身的法學流派。

　　（三）法理學自身基本理論體系建設也有待加強

　　法理學作為一個學科應當具有自身的獨立性，形成自身獨立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而且這種獨立性是以法理學自身的理論體系的完善為前提。目前，法理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互動研究以及法理學與社會相結合的研究均初具規(guī)模，但是法理學自身的反思性研究和建構性研究仍然是比較薄弱。十年來對法理學進行總結和反思的會議不多，對于法理學的體系進行建構的課題也不多，可見在法理學基礎理論領域配置的法學資源仍然很是有限。

　　但是，一個學科的基礎理論如果沒有得到成熟的發(fā)展，那么即使它能夠取得為外人所矚目的成績，也仍然是“柯立芝榮”，在一定程度上是危險的繁榮。“房屋的高度是由地基決定的”。其實法理學的基礎理論研究的欠缺對于法理學自身研究的開展已經(jīng)造成了影響：一方面，一些法理學的術語被不同學者在不同的層次意義上使用，這給學術的交流造成了麻煩；
另一方面，一些法理學的術語與部門法術語之間不能進行科學的銜接，致使法理學對于部門法的指導意義大打折扣。

　　收稿日期：2006—07—02

　　注釋：

　　①研究者如果難以參加與其研究方向相契合的會議，首先會挫傷其研究的熱情，研究會是研究者展示其研究成果的重要舞臺之一，如果找不到合適的舞臺，研究的積極性必然受挫，雖然不參加會議并不影響研究成果的發(fā)表，但是通過會議而得到同行認可而得到的成就感是很難通過文章發(fā)表的成就感來替代的；
其次，會使相應的研究陷入研究瓶頸，因為學術的進步在于交流，不能參加會議，就意味著無法與同行的專家進行廣泛而深入的交流，研究會因為缺乏交流而停滯不前；
最后，會造成邊緣研究的資源進一步減少，因為在一般意義上，會議本身也是法學資源流動的重要渠道，不能參加相關的會議就等于堵塞了獲取法學研究資源的重要渠道，沒有資源研究也會舉步維艱。

　　②2000年和2002年中國人民大學兩次召開同樣以“法律與全球化”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種主題的同一性固然體現(xiàn)了研究的連續(xù)性值得肯定，但是主題的完全重復是否會造成對研究的深入性有所折損，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討論。

　　③比如霍存福教授承擔的課題“中國傳統(tǒng)法文化精神研究”就是一個“在法理學和法制史之間”的研究項目。比如張建偉先生申報的課題“法與金融學理論的本土化研究”就是法理學和金融學相交叉的研究。當然類似的課題還有很多。就不在此一一列舉。

　�、芷渲幸浴胺ㄖ巍睘橹黝}詞的有21個，以“法制”為主題詞的有26個，以“依法治國”為主題詞的有6個，剔除其中互相重復的，計有50個，詳見附錄2.當然，這些以法治為主題詞的課題側重點不一樣，有些課題雖然也以法治為題，但研究范圍相對較小，如一個地方的法治建設、在法治的宏觀背景下考量某個或某幾個問題，但總體上來說，這50個課題中的大部分還都是從比較宏觀的視角，即主要從中國法治建設的整體視角來展開研究的，并且即使前面所講的一些范圍較小的研究課題，同樣不能忽視其通過“法治”這樣的詞匯所明示的研究立場和出發(fā)點。

　�、萜渲凶钪饕�是以“司法改革”為主題詞的項目，參見楊春福、陳新雄、胡欣詣：《近十年中國法理學的會議主題與課題項目》，http://www.legaltheory.com.cn/info.asp ？id=10318，2006年10月10日。

　　⑥吉林大學的法律文化研究的課題是：第一，2001年黃文藝“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法律文化互動研究”；
第二，2002年呂麗“禮儀法文化比較研究”；
第三，2004年杜宴林“法律的人文主義理解”；
第四，2005年霍存�！爸袊鴤鹘y(tǒng)法文化精神研究”。

　　⑦南京師范大學的法制現(xiàn)代化研究的項目是：第一，1997年劉旺洪、“法律意識與依法治國——中國法律觀念現(xiàn)代化研究”；
第二，2000年公丕祥“中國法制現(xiàn)代化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一種比較分析”；
第三，2003年夏錦文“中國司法文化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研究”；
第四，2005年公丕祥“中國法院制度現(xiàn)代化的進程”。

　�、唷爸袊�法學研究的學派還有待形成，法學家往往以領域為關心對象，有時還會”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因此其研究項目和研究思路上都非常欠缺連續(xù)性，擴展甚于推進，自然也很少自覺反思并感到自己學術思想的推進以及整個學術領域的前沿改變”參見蘇力著：《也許正在發(fā)生》，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頁。

　�、崦绹�著名經(jīng)濟學家曼昆先生就直截了當?shù)刂赋�，“當成本已�?jīng)發(fā)生而且無法收回時，這種成本是沉沒成本”，同時他又舉例說，“在80年代初，許多最大的航空公司有大量的虧損。美洲航空公司1992年虧損為4.75億美元，三角航空公司虧損達5065億美元，而美國航空公司虧損達6.01億美元。但是，盡管有虧損，這些航空公司繼續(xù)出售機票并運送乘客�！�…要理解這種行為，我們必須認識到，航空公司的許多成本在短期中是沉沒成本。如果一個航空公司買了一架飛機而不能繼續(xù)轉(zhuǎn)賣，那么，飛機的成本就沉沒了�！眳⒁姡勖溃萋�昆：《經(jīng)濟學原理》，梁小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版，第302頁。

　�、膺@種學術團隊正是學術流派的雛形，當然并不是要盲目地倡導組建學術流派好大喜功，但是無可否認學術流派的成形是一個學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參考文獻」

　　[1]楊春福，陳新雄，胡欣詣。近十年中國法理學的會議主題與課題項目[EB/OL].http://www.legaltheory.com.cn/info.asp ？id=10318.2006.10.2.

　　[2]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作者簡介」楊春福/陳新雄/胡欣詣，南京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0093；
楊春福（1967—），男，江蘇興化人，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哲學博士；
陳新雄（1981—），男，浙江龍游人，蘇州工業(yè)園區(qū)人民法院，法學碩士；
胡欣詣（1978—），男，江蘇南通人，南京大學法學院法學理論專業(yè)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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