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克菲雷迪：民粹主義時代來到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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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洋兩岸的政治人物開始相信人民不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乍一看，歐盟憲法的反對者好像沒有什么共同之處。在法國，鼓動投票反對歐盟憲法的人往往是出于保護自己的福利制度的意圖，因為他們擔心這個制度會受到由盎格魯撒克遜新自由主義支配的機構的影響。英國的歐元懷疑論者則反對布魯塞爾的官僚機構和勃勃雄心。在荷蘭，反對者擔心喪失自己的國家認同，害怕土耳其加入歐盟。還有一些人純粹把全民公決純粹當作向民意代表政治領袖發(fā)泄不滿的方式。

　　歐盟面對的民粹式反應的混亂結果已經被歐盟技術專家拿來質疑這種否決布魯塞爾的全民公決是否合法。從布魯塞爾技術專家的角度看，法國和荷蘭選民大比例的否決歐盟憲法只不過是政治上無知的選民發(fā)出的混亂信號。按照媒體的邏輯，贊成歐盟的人士常常把對歐盟的抵制看作缺乏理性和不可理喻的。

　　反對歐盟的運動把從前政治上的敵人左派和右派，反對資本主義歐洲的極端左派和懷疑任何外國東西的民族主義極端右派結合起來。由于觀點截然相反的兩派力量的短暫結合不可能持久，歐盟的某些支持者覺得有必要盡可能將歐盟憲法遭否決的意義最小化。

　　然而，認為法國和荷蘭全民公決的結果和民眾對歐盟的態(tài)度沒有多大關系顯然是自我欺騙。人們投票從來不是簡單、直接的事情。人們并不是簡單的接過從上面遞來的東西，按照政治領袖的指導來投票，他們的投票行為受到很多的動機和感情的影響。有時候人們投票支持他們渴望的東西，有時候他們的選票代表了挫敗他們政治領袖的負面意圖。

　　教訓一下政治領袖是具有民主思想的選民讓人尊敬的傳統(tǒng)，甚至像丘吉爾這些人都領教過。投票決不是簡單的說是或不是，而是表達一種觀點。它可以代表拿起武器行動起來，也可以表示尋求幫助。所有這些復雜和矛盾的影響不能脫離這個事實：當人們投票對歐盟憲法說不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表示反對，反對這個歐盟憲法。

　　歐盟憲法的支持者不應該從如下事實中得到安慰，即反對者是出于不同的甚至矛盾的動機來反對歐盟的。法國專欄作家和法國極右翼力量在許多問題上觀點相左并不必然減少反對歐盟的民粹反應的意義。它可能實際上表明在我們進入21世紀的時候，左派右派的傳統(tǒng)區(qū)分已經失去了意義。

　　必須指出的是，盡管反對歐盟憲法的人提出了各樣的問題，他們都表達了疏遠自己政治團體的意識。如今，這個反應常常被一種事不關己的態(tài)度或討厭政治的心態(tài)所促使。而且常常表現(xiàn)出對政治人物或政治團體信仰的價值觀的反叛。

　　下等階層的人關注的基本上是國家和社區(qū)問題，而精英階層往往有全球性的視野和胸襟。在法國，反對歐盟的人絕大部分來自下層階級，投票熱烈支持的人往往是法國文化，經濟和政治精英集團的成員。

　　全民公決也是一場價值觀的沖突，在美國被稱為文化戰(zhàn)爭，一場關于什么是合法權威的沖突。人民對歐盟技術專家的管理和宣傳感到困惑茫然。更重要的是，他們相信歐盟不是他們自己的成果。正是由于像荷蘭說不的行動存在引起人們關注反對的重點缺乏合法性。公眾和政治人物在感情和政治態(tài)度上的疏遠已經成為歐盟明顯的特征，這已經并不讓人吃驚了。

　　那些真誠擁護歐盟團結的人需要探討法國和荷蘭選民表現(xiàn)出的幻滅感。確保人們在歐洲感到自在舒服遠比哄騙人民接受來自布魯塞爾的另一套自上而下的統(tǒng)制令更重要。首先，這意味著否決了反對民主的假設以及政治精英對投反對票的民眾表現(xiàn)出的偏見。

　　妖魔化人民

　　不管針對歐盟憲法的民粹派反應是對還是錯，投票反對的行為被政治專家們貶低的方式恰恰暴露了他們強烈的反民主色彩。好像是這些政客以此試圖解釋他們和選民的疏離，指責公眾罵公眾無能。大西洋兩岸的政治人物已經得出結論人民的問題是不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是什么。

這種心態(tài)尤其在自由主義和左派知識分子和思想家中盛行。

　　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Frank）在他的美國暢銷書《坎薩斯怎么了，保守派怎么贏得了美國人的心》（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How Conservatives Won the Heart of America）中說“美國政治生活的全部歷史就是人民總是得不到自己的根本利益�！辈蝗唬�他們怎么能投票支持共和黨呢？在最近法國和德國全民投票之事進行的激烈爭論中，非常流行的觀點就是：認為人們太愚蠢了不懂得公共生活的復雜性。

　　歐盟副主席馬戈特•瓦爾斯特倫（Margot Wallstrom）在自己的博客上評論說憲法是非常復雜的東西不適合投票表決，這樣做會導致許多人“使用全民公決回答一些沒有提出的問題。”

　　按照這個觀點，既然不能相信人們理解法律文件的微妙問題，重要的決定只好留給專業(yè)政治人物來決定了。歐洲議會自由民住派議員安德魯•都弗（Andrew Duff (MEP)認為征詢選民意見是偏離正常工作的行為。法國和荷蘭公決后，他說“這個經驗提醒我們將歐盟憲法提交給不愿配合的全民公決去碰運氣是不是合適。人民不僅被看作政治上的文盲，還被描述成為容易受到蠱惑民心的政客煽動的頭腦簡單者。在布魯塞爾的眼中，只要批評反對歐盟計劃的人都是煽動分子。

　　正如歐洲議會主席巴羅佐（Jose Manuel Barroso）說，歐元懷疑論者已經越過了“民主的界限進入煽動宣傳。”他說一個民粹派的趨向試圖通過將復雜重要的問題簡單化來破壞我們試圖建立的歐洲。

　　在美國，這個心態(tài)一直系統(tǒng)地被民主黨積極分子所宣揚，他們不能理解為什么許多藍領工人投票支持共和黨。按照民主黨最有影響的自由派思想家喬治•拉克夫（George Lakoff）的說法，“人民并不必然按自己的最佳利益投票�！蹦欠N認為民眾頭腦簡單或容易受騙上當?shù)挠^念讓一些民主黨積極分子抱怨接連兩次總統(tǒng)大選失敗是因為人民太笨了。有一個自由主義者麥克爾•格魯沃特Michael Gronewalter）說“禮貌客氣和理智的談話在有知識的人中間是有用的，但是對于公眾來說并不合適�！彼�說 “我真的認為我們自由主義者總體上肯定更聰明，更理智，受到更好的教育，理應勸說人們接受我們公平和合理的觀點。聽眾即使真正留心的話，也并不總是能聽懂的。我懷疑問題不在演講者而在聽眾。“聽眾”這個民眾的另外一個名字，被隱含地指責沒有聽懂聰明的政治領袖發(fā)表的復雜觀點。最近以來，報刊常常批評這群顯然不可救藥的無知選民沒頭沒腦地擁抱所謂的宗教右派分子的政治觀點。

　　在美國，左派對宗教右派日益增長的影響心存恐懼，因為他們擔心很難把普通人的感情和文化生活結合起來。不過他們不是試圖克服這個障礙，反而更愿意討論那些容易受到宗教右派煽動的人的無理性。左派對宗教右派的譴責間接表達了對相當一部分選民的思想能力的批評。根據(jù)一位民主黨積極分子的說法，美國公眾已經成為一種“快餐式選民”，好像美國人患上了集體注意力缺乏紊亂癥。在歐盟，這些桀驁不馴的公眾被當作一群落后的外國恐懼癥患者。在歐盟憲法被法國和荷蘭否決后，自由民主派議員安德魯•都弗對歐盟憲法反對者性格分析為既不民主也不自由。他對議會雜志說“這些反對者是一幫種族主義者，恐外癥患者，民族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幻滅的中間左派分子，和籠統(tǒng)的討厭鬼。從歷史上說，政治精英對公眾輿論有時候特別關心有時候非常敵視。許多對公眾輿論的經典研究尤其是從自由主義視角寫成的文章往往對研究的對象持非常負面的看法。自由派知識分子對人民缺乏能力做對他們有利的事的失望經常成為討論的中心話題。

　　無一例外的是公眾輿論被看作“問題”。美國評論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 1922年的研究《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指出了經典的觀點：他警告說選民中絕對無知者的比例遠比我們想象中的大，這些人是精神上的兒童或野蠻人，是煽動者的天然獵物。

　　這個公眾輿論的觀點主導了盎格魯-美國人這個問題的看法。經常的情況是一再重復這個假設公眾并不知道什么對他們最有利。正如美國社會學家愛德華•帕杰爾（Edward Pager）1929年爭辯說“公眾輿論常常對最無私為公眾福利奮斗的人是最殘酷的�！�

　　所以指控民粹政治為心理不正常和缺乏理智的傾向有很長的歷史。麥克爾•卡靜（Michael Kazin）在其重要的研究《民粹勸說》（The Populist Persuasion）中注意到冷戰(zhàn)期間在美國，民粹主義成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最大夢魘”。他們指責群眾性民主，極權主義和工人階級的缺乏理性是麥卡錫主義興起的罪魁禍首。確實，他們對麥卡錫主義充滿仇恨就像如今他們對宗教右派的敵意一樣。對“美國白人天主教工人，老戰(zhàn)士，位于社會結構中間的牢騷滿腹的家庭”更加不信任和厭惡反感。這些人曾經是如下運動的堅定支持者如工業(yè)工會主義，產業(yè)工會聯(lián)合會，1930年代和40年代的人民陣線。但是十年以后，他們被看作自由主義的敵人。

　　從前的自由主義者曾經擔心人民參與政治的熱情下降，現(xiàn)在他們開始納悶這個“漠然”是否成為貌似災禍實際讓人得福的事情�？死锼雇懈�•拉旭（Christopher Lasch）在《真實唯一的天堂》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中說，他研究民眾對自由派精英的反叛。

　　精英對民粹主義的恐懼和如下觀念相聯(lián)系即“下層階級”的觀念被他們殘酷的成長經歷所扭曲。據(jù)說工人階級的成長經歷讓他們容易接受反民主和獨斷極權的做法。冷戰(zhàn)時期最有影響的美國政治學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評論在這方面是經典的�！翱偨Y起來，下層階級的成員很可能童年時期經歷懲罰，缺少關愛，容易沖動，攻擊性強，所有這些經歷傾向于導致種族偏見，政治極權主義，千禧年新宗教（chiliastic transvaluational religion）中表現(xiàn)出來的根深蒂固的仇恨�！�

　　英國很有名的心理學家漢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分析了情感上文雅的中產階級和情感上無知的工人階級的對比。艾森克聲稱“中產階級保守派比工人階級保守派更溫和，中產階級自由派比工人階級自由派更溫和。中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比工人階級社會主義者更溫和。甚至中產階級共產主義者也比工人階級共產主義者更溫和�！�

李普塞特和艾森克對下層階級的政治行為的病理分析至今仍然繼續(xù)影響左派的態(tài)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霍華德•迪恩（Howard Dean）曾經說對進步運動最有影響的思想家的拉克夫（George Lakoff）把布什的支持者歸納為被嚴厲父親道德支配，對撫育和愛護充滿敵意的人。這是說他們道德低下的另外一種說法。他們當然比不上自由派人士，人家顯然有“愛心家庭養(yǎng)育”用艾森克的話說，自由派人士比投票支持布什的俄亥俄粗人更溫和。

　　通過兩種不同類型的道德感的人的對比，拉克夫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說服自己相信這個神話---他們的道德優(yōu)越感使得他們輸?shù)袅诉x舉。這樣一來，反而證明了他們和口口聲聲攻擊的目標宗教右派一樣喜歡打道德牌。兩者的區(qū)別是拉克夫看見了“心理之光”，而那些“受嚴厲父親道德約束”的人選擇了“宗教之光”。

　　這種認為公眾太愚蠢了根本搞不懂美國自由派人士崇高和復雜的理想的觀念表明了他們蔑視人民的意識。而且，它不加批評地把造成當今政治生活的弊端和問題的責任轉移到了頭腦簡單和沒有知識的選民身上。從這個立場看，2004年克里大選失敗不是自由主義政治無法結合廣大民眾的無能，而是因為選民的思想狹隘。

　　這個態(tài)度并不局限于美國。不久以前，英國左派人士指責撒切爾時代的出現(xiàn)是由于受到工人階級極權主義的影響。左翼人士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把撒切爾主義歸納為一種帶有極權色彩的民粹主義在某種程度上誘導了部分工人階級。他們認為讓人頭暈目眩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自私利益的結合產生了強有力的右翼民粹運動為撒切爾提供了草根支持。

　　那時候，取笑“埃塞克斯男人”（Essex Man）和“埃塞克斯女人” （Essex Women）非常流行，他們被認為是對左翼領導人崇高目標不屑一顧反而支持撒切爾的自私自利、缺乏理性、追求實惠的人的代表。如今，他們用類似的說法解釋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 (UKIP)和英國國民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 (BNP)在工人階級選民如Barking地區(qū)中取得的可憐的進展。

　　民粹主義要呆在這里了

　　左派人士或自由派思想家很少直接指責人民在公開宣稱反精英的文化中的心態(tài)。這種老套觀念如果指向少數(shù)民族或別的社會階層可能招徠譴責。難怪蔑視往往通過委婉語點頭和眨眼轉移掉。

　　60年代的時候，民粹主義的批評者指責頭戴“硬帽子”和“追求實惠”的工人階級。今天在美國，這種態(tài)度是通過如下的詞語來表示的如“"Nascar Dads", "Valley Girls, "Joe six-pack" or "rednecks"” 拉克夫聲稱布什在"Nascar Dads中受歡迎是因為他們都支持嚴厲父親的道德觀。冷戰(zhàn)時期舊的理論“極權色彩的工人階級”已經被循環(huán)來幫助自由主義者解釋自己和日常生活社會脫離的孤獨意識。落后態(tài)度的病理學根源可以在拉克夫老套的保守派教養(yǎng)子女的糟糕質量上發(fā)現(xiàn)。

　　在英國，"Nascar Dads有另外的名字，他們被稱作"chavs", "white van men", "Worcester Women" or "tabloid readers"而不屑一顧。既然有人根本沒辦法被動員去從事進步的事業(yè)，最好的行動方式就是孤立他們，盡可能減少他們對社會的影響。

　　財富雜志駐東南亞記者澳大利亞人埃里克•埃里斯（Eric Ellis）最近在英國觀察家報撰文指出“澳大利亞對指控科比（Schapelle Corby）走私毒品到印度尼西亞表現(xiàn)出激動和恐外歇斯底里�！边@可以是個鮮明的例子說明民粹主義鼓動者被那些以作為自由派全球理想為傲的精英分子的把持。埃里斯寫到“人口學家伯納德•索特（Bernard Salt）說科比事件戳穿了長期以來澳大利亞平等主義的神話。索特以前就指出澳大利亞像許多國家一樣有受過教育的少數(shù)民族，但是文化和全球理想的精英指導其政治，經濟，大眾文化，把持基本的市場�！�

　　埃里克•埃里斯繼續(xù)寫到“但是精英在這件事上沒有預言事情的結果。人們一直在談論紅脖子政變"redneck coup"。這個鬧劇沒有結束的跡象。剛剛新任命了一位律師處理我們的科比的上訴。我上個星期遇見了他，他沒有讓我失望，他名字叫胡塔比（Paris Hutapea），攜帶兩把手槍（貝瑞踏a Beretta 和華瑟a Walther）筆挺的藍西裝，引人注目的星型圖案，開悍馬汽車（Humvee）上班。他的手指上戴著蛋白石和鉆石戒指。他和科比的姐姐Mercedes應該會贏。

　　把民粹主義運動的支持者當作敵人的傾向表明對民主政治的虛弱的堅持。畢竟，民粹主義的支持者占人民中的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他們需要像對待那些觀點更聰明的精英分子一樣得到認真對待。

　　必須指出的是，民粹主義運動受多中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動機的影響。對政治體制和精英分子的幻滅讓人們采取一種針對其他群體的狹隘的你我區(qū)別對待的態(tài)度。但是民粹運動常常受社會團結的愿望的驅使，受平等沖動的渴望的推動。有必要回顧一下歷史，許多民粹運動如憲章運動就和左派政治有關。正如卡靜（Kazin）注意到的，過去一個世紀中美國的民粹主義語言一直是激勵左派運動的靈感。只是在1940年美國的民粹政治文本開始從左派轉向右派。原則上說，沒有理由為什么民粹的想象力應該被某個政治聲音所獨占。

　　民粹運動可以被妖魔化也可以被看作要求真正履行民主責任的呼喚。這么多人選擇強烈反對歐盟憲法并不是一件壞事。和嚴厲懲罰選民冷漠和政治厭惡相比當然更好些。它當然提供了機會讓對話和民主重生。不幸的是，政界人士平�？倱�心大選時投票率下降，認為這個現(xiàn)象比失去對歐盟先副的公決更好些。

　　這樣的技術專家反應或許幫助限制損害的程度，但是它不能讓民粹主義離開。

　　政界人士這么討厭民粹主義運動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親身感受到這是對他們價值觀和世界觀的直接挑戰(zhàn)。價值觀的沖突在歐洲最近舉行的幾次全民公決中已經變得明顯。那些投票反對的人使用的語言讓政界人士從道德上從感情上不可理解。政治人物在談論補貼資助，透明，效率，人權，和協(xié)議，而他們的反對者在討論日常生活問題。正是由于這些反對聲音的存在，讓人們質疑越來越技術化和官僚化的寡頭政治的合理性。

　　目前，這個運動還無法對付或采取行動。與此相對的所謂反資本主義或“讓貧窮成為歷史”運動越來越吸引人。這些運動并沒有挑戰(zhàn)流行的政治文化，實際上他們強化了它。難怪政客們俯下身來稱贊反對貧窮的運動。重要的英國大臣們鼓勵人們在七月召開8國首腦峰會時走上愛丁堡街頭抗議示威。參與這個活動的游說團體和非政府組織被政治精英當作自己的運動。

　　相反，面對民粹運動政治人物感到脆弱和尷尬。不管這些運動有什么局限，它們提醒世界政治精英更感興趣的是怎樣是自己避免日常生活的壓力而不是關注現(xiàn)實世界。他們說他們擔心的是政治冷漠問題，他們最不希望的是公眾真正關心參與政治。這就是為什么他們在組織更多全民公決時要考慮再三。我們應該感謝反對歐盟的運動提醒我們民主只有在人們愿意讓自己的聲音被別人聽到的情況下才存在。

　　譯自：“From Europe to America: the populist moment has arrived”By Frank Furedi

　　http://www.spiked-online.com/Articles/0000000CABC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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