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評紀寶成校長的“重振國學”論

　　·中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幾乎全部是以新文化運動為開端的；
群星璀璨，大師輩出。所謂這個運動摧毀了中國文化和造成中國文化斷裂等種種流言蜚語，是少數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情緒宣泄。

　　·設國學院不是壞事；
也不必擔心偌大的中國一年才幾十個畢業(yè)生找不到工作。不過，看了上述材料，人們應該信服：惠及莘莘學子的更好措施是加強中學語文教育。

　　·在現代化的國家中，文化取向是公民的私事。如何選取學科生長點、用什么方法進行研究，都是學者應有的自由，也是教授、研究員應有的能力。行政干預，有害無益。歷史已經給我們留下太多的教訓。大權在握的學術官員應該以史為鑒。

　　中國人民大學打算成立國學院，從下學期起招收本科“國學班”。在當前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改革中， 這算不上什么大事。孤陋寡聞如筆者，也知道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杭州大學校長沈善洪教授、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武漢大學蕭疌（應加草頭）夫教授先后在各自的學校中進行過類似的試驗。他們都是研究“國學”卓有成就的學者，力避喧囂，靜悄悄試驗，外界知道的不多。時至21世紀，環(huán)境丕變，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親自出馬為校內一個新設研究院造勢，多次發(fā)表文章（見《南方周末》5月26日、《光明日報》6月7日），一再接受記者訪談（見6月1日《新京報》、6月8日《南方都市報》），先聲奪人（以下引用這四篇文章和訪談，不再注明出處）；
市場經濟改變了學校運作方式，于茲可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倒是紀校長在文章和訪談中為鼓吹“振興國學”，提出一系列頗為別致的論點。盡管其中大都是流行多年的說法，但斯時斯地集中推出，不失為當前某種思潮的代表；
而其中不少評論與歷史事實及眾多學者接受的學理出入較大，作為研究近代中國的書生，有責任貢獻芻言。紀校長的研究領域是商業(yè)經濟，對中國近代史有所不察，并不奇怪。筆者的獻言如有可取之處，那是關注領域不同所致；
不妥之處則請不吝指教。

　　（一）史實錯誤之一：新文化運動摧毀了“國學”。

　　 高喊“重振國學”，自然有個前提：“國學”式微了。這倒符合實際；
問題是原因何在？紀校長斷言：這是新文化運動的罪過。這不是紀校長發(fā)明的，海內外早就有人持這樣的論調。令人惋惜的是紀校長人云亦云，未經考量，輕信他人的論斷。

　　新文化運動是什么？它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是推動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蛻變中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任何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每前進一步，都必須有這樣的思想解放運動為先導，其成敗是現代化事業(yè)成敗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如果沒有發(fā)端于鴉片戰(zhàn)爭前后的廣義的新文化運動，中國人可能至今還是俯伏在專制君主腳下山呼萬歲的臣民。

　　就以中國文化來說吧。新文化運動帶來的是福音還是災難？讓我們看看事實：據中國近代文化史叢書編委會和北京市歷史學會合編的《中國文化史書、文目錄匯編稿》（打印本，1984年10月）提供的資料，從20世紀初至1983年，中國大陸和港臺研究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化和有關的書籍就有1200種。其中20世紀初出版的寥寥無幾，絕大部分是新文化運動開始后出版的；
而1949年以后的則大都是港臺出版的。

　　眾所周知，除了寥若晨星的西方在華傳教士和外國漢學家的文章和著作外，19世紀中國幾乎是儒家經學的一統天下，談不上有什么現代意義的中國文化研究。由此可見，是新文化運動給中國文化的研究開辟了新紀元。

　　紀校長顯然不認同這樣的事實。為了支撐他的論斷，他作了這樣的論證：“如陳獨秀曾稱，‘全部十三經，不容于民主國家者蓋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廟不毀，共和招牌，當然掛不長久’（《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第320頁）。吳稚暉對中國社會所長期尊奉的孔子等先秦諸賢，極盡奚落、挖苦、咒罵之能事，將其稱為‘周秦間幾個死鬼’，斷言‘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吳稚暉學術論著》，第124頁）�！比绱说鹊�。

　　沒有系統全面研究過新文化運動的人們，有此疑慮并不奇怪。鄙意以為弄清幾個基本情況，疑慮不難迎刃而解。

　　1．新文化運動是民間知識分子發(fā)動的思想文化運動，其基本形式是自由討論，任何人的意見都沒有什么強制力，人人自由選擇，即使有極端主張，也是說說而已。例如。吳稚輝曾高喊要把線裝書丟到茅廁中去，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會那樣干。一個國家的公民，在這樣的自由表達的環(huán)境中成長，有利于多數人逐步樹立理性的態(tài)度。

　　2．新文化運動提倡人權與科學，1919年開始改為民主與科學，基本內容是一致的。胡適嫌這個口號籠統，進一步概括為：以“評判的態(tài)度”，“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胡適：《新思潮的意義》）這是非常全面和穩(wěn)健的主張，而實踐結果則成績斐然。

　　在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中，陳獨秀有往極端搖擺的弱點，但對其思想觀點也要全面分析。他堅決反對的是三綱對現代公民權利的侵害和為專制統治服務的思想文化。對儒學和儒家，他雖然說過一些過激的話，但也一再申明：“記者之非孔，非謂其溫良恭儉讓信義廉恥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敝劣谄渌麄鹘y文化中的優(yōu)秀成果，更是贊不絕口：“墨氏兼愛，莊子在宥，許行并耕，此三者誠人類最高之理想，而吾國之國粹也。奈均為孔孟所不容何？”（《陳獨秀文章選編》三聯書店1984年北京版第222、215頁）

　　至于吳稚輝是國民黨元老，以提倡無政府主義著稱于世，他的極端思想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的主張一樣，沒有多少市場。

　　3．文化更新的正常規(guī)律是：自由討論，自由探索，自由采納，自然更替，生者該生，死者該死。所謂死是指在社會生活中自然淡出，成為少數學者研究的對象。只有專制暴力，或暴民專制，才會焚書坑儒，摧毀文化；
而新文化運動時期，根本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關于新文化運動，當時的中央政府做過的唯一決定，是接受全國教育會議的建議，從1920年開始小學課本采用白話文�，F在看來這個決定仍然是正確的。

　　4．新文化運動開辟了保存和發(fā)展中國優(yōu)秀文化的正確道路；
而在新文化運動中以北大為代表建立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現代大學制度，影響遍及全國，更成為學術繁榮的制度基礎。所謂造成文化斷裂不過是想當然的推論。

　　從民國初年至1928年國民黨專制統治建立以前，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學術、文化發(fā)展的黃金時代。中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幾乎全部是以新文化運動為開端的；
群星璀璨，大師輩出。所謂這個運動摧毀了中國文化和造成中國文化斷裂等種種流言蜚語，是少數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情緒宣泄；
蔣介石、國民黨更別有用心渲染這些言論為其文化專制服務。

　　只要敢于面對事實就會承認，中國文化的厄運源于國民黨在上一世紀20年代開始推行的“黨化教育”、“黨化學術”，以及后來在文化革命中登峰造極的“興無滅資”、“全面專政”；
歸罪于新文化運動完全與歷史事實不符。

　　（二）史實錯誤之二：所謂二三十年代“國學熱”。

　　紀校長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也曾掀起過國學熱，一部分知識分子曾創(chuàng)辦《國學季刊》、《國粹學報》等刊物，為振興國學而全力以赴、搖旗吶喊，”“可往往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曲高和寡，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國學被邊緣化的頹勢。當年梁啟超謀劃開辦《國學報》的不了了之，馬一浮慘淡經營復性書院的難以為繼，就是這方面很有說服力的例子�！�

　　紀校長這些論斷，就史實而言全都錯了！

　　1．《國粹學報》1905年2月創(chuàng)刊于上海，1911年就�？�了；
與所謂二三十年代的國學熱不搭界。

　　2．《國學季刊》雖然是1923年創(chuàng)刊的，但其編輯委員會主任是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領袖在《發(fā)刊宣言》中痛斥“古學要淪亡了”“古書不久要無人能讀了！”的讕言，是“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并提出如何研究傳統文化的一系列重要意見特別提醒“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辦這份刊物正是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的重要組成部分。我懷疑：以《國學季刊》為例，冀圖證明新文化運動摧毀國學的先生，是不是也有點孤陋寡聞，連《國學季刊》的《發(fā)刊宣言》都沒有讀過？

　　3．梁啟超確曾在20世紀初打算辦《國學報》，那時他正忙于推進啟蒙運動，其長篇論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開系統地批判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先河，五四新文化運動則繼承和發(fā)揚了戊戌啟蒙運動的這些成果。這份報刊即使辦成了，恐怕也不是提倡“振興國學”的先生們心目中的典范。辛亥革命后梁啟超辦了《庸言》雙周刊，致力于抽象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倒符合“振興國學”論的期盼。不過，那是為他與袁世凱合作搞開明專制服務的。

　　4．馬一浮1939年創(chuàng)辦復性書院。書院從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開始講學，到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５日停止講學，前后共一年零八個月。之后，書院就專事刻書。1949年以后書院停辦，原因不言自明；
與新文化運動更談不上有任何瓜葛。

　　中國人民大學是公辦大學。以這些不確實的史料為根據，論證必須拿納稅人的錢去“振興國學”，是不是有點過于馬虎？

　　（三）史實錯誤之三：“國學”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

　　筆者與紀寶成先生的分歧，不在要不要研究、保護中國傳統文化遺產，而是以怎樣的態(tài)度去看待和研究這些遺產。

　　竊以為中國傳統文化非常龐雜，精華與糟粕并存，必須在學術自由的原則下，嚴格在學術層面進行深入的研究，然后才談得上應該對不同部分分別采取什么態(tài)度。

　　紀先生則認為：“中華民族要在這樣一個時代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迫切需要脊續(xù)（？）文脈，重振國學。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脊梁，如果一個民族的脊梁都斷裂了，那怎么談復興？”

　　他還一再譴責：“中國固有的學問被植根于西方的學術規(guī)范、學術體制和學術傳統所取代，學術的現代轉型被簡單理解為學術的西方化”。“照抄照搬西方人文學術及學術體制和學科制度，而沒有看到作為西方人文學術根基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經驗的限度，忽略了中國人文學術自身的經驗、問題和語境”。

　　這里有兩大問題值得研究：

　　1．國家現代化或“民族的偉大復興”靠什么？

　　19、20世紀的中國史證明，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yōu)秀成果才能救中國。換言之，改革開放是救國的必由之路。沉迷于傳統，像大清帝國那樣保留傳統的社會、文化架構，不準“以夷變夏”，則是國家衰亡和人民受難的道路。要說脊梁的話，現代化的社會制度才是最堅強的脊梁。

　　紀校長認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脊梁，如果一個民族的脊梁都斷裂了，那怎么談復興？”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為什么中國文化保存的那么完整的明清時代生長不出現代科學和現代社會？公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說得好：“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保ā锻跤^堂先生挽詞并序》）顯然，這樣的傳統文化及體現這個文化體系的社會制度不加改造，中國的現代化或復興就會落空。

　　2．如何處理學術領域中世界與本土的關系？

　　在全球化時代，學術也是全球化的。我們不但在科學技術領域不應重復批判愛因斯坦、建設“中國式的物理學”之類的荒唐，就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也要有在世界學術舞臺上自由交流、自由討論的素養(yǎng)，力戒民族主義之類的意識形態(tài)喧囂。

　　美國和其他國家都有不少人在研究“中國學”，誰優(yōu)誰劣，水平高低，只有時間和讀者能做出判斷。如果我國的學者炮制出來的“國學”，只能在小圈子中自吹自擂，專家私下搖頭，讀者不認可，那是什么圖景？人民大學是以財經類學科見長的大學，如果不遵守國際公認的學術規(guī)范，不以世界經濟學的成就為基礎，另搞一套“中國的”經濟學原理，教學能正常進行嗎？

　　沒有止于至善的學術。在學術自由的環(huán)境下，西方、東方的學術都有局限，任何人對任何學科及其方法都可以修正、探索。這是不言自明的。紀校長認為現在的學術“忽略了中國人文學術自身的經驗、問題和語境”，其實這是幾代中國學人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以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為代表的社會學研究，茅海建教授等進行的近代中國研究，是不是“中國人文學術自身的經驗、問題和語境”？哲學領域的新儒家學派又是不是“中國人文學術自身的經驗、問題和語境”？

　　紀校長說的這么一句話值得注意：“國學研究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為核心，以中國傳統學術方法為手段，保存和傳承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一種重要方式�！比绻�其他都是門面話，這才是紀校長的真實思想，而人大國學院又奉之為圭臬，(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未來的畢業(yè)生與大清帝國的舉貢有什么差別？

　　其實，在現代化的國家中，文化取向是公民的私事。如何選取學科生長點、用什么方法進行研究，都是學者應有的自由，也是教授、研究員應有的能力。行政干預，有害無益。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已經給我們留下太多的教訓。大權在握的學術官員應該以史為鑒。

　　在事關國家命運的大事上，任何人說話都必須瞻前顧后，充分考慮歷史經驗。在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時刻，完全應該繼承和發(fā)展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文化，學校進行這樣那樣的改革試驗也是好事。但經濟狀況改善了，有些人頭腦開始發(fā)熱，極力煽動盲目自大的民族主義情緒，那是對國家前途和人民福祉非常不利的。

　　（四）我們已經作了什么還該做什么？

　　歷史不自今天開始。拜讀紀校長的文章，留下一個強烈印象是他對有關學科的現狀似乎不太了解。

　　例如，他大聲疾呼：“要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除傳統的文史哲內容外，要注重擴充新的成分……增強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整理與研究�！痹鰪妼χ袊�古代科學技術的研究恐怕沒有什么人會反對。但這絕對不是“擴充新的成分”。不說李約瑟那樣的老外，清華的劉仙洲教授對中國機械史的研究，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學相關研究機構的學術成就，《中國科學技術史》和各學科的專史，塞滿書架，我們可不能視而不見。

　　又如，他說要引進口述史學什么的。唐德剛教授的《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等口述歷史的重要成果不是早就引進了嗎？這幾年不是出版了專門的刊物《口述歷史》了嗎？現在才著手引進似乎晚了一點。

　　總的印象是他說得對的地方，其實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早就在做了。那么，還有什么切實的工作要做？我想到的頭一條是加強中學語文教育�？纯醇o校長的文章您就會感到此事的迫切。

　　紀校長四篇文章中有三篇文章出現這樣的用詞：“脊續(xù)文脈，重振國學” 。筆者問過有關編輯、記者，確認這是紀校長親自審查修改過的文稿用詞，不是偶然的“筆誤”�？墒�，我就弄不清“脊續(xù)”是什么意思。查收詞最全的《漢語大詞典》也沒有這個詞。后來才想到諒必是“賡續(xù)”之誤。漢字繁多，筆者也有許多字不認識，也會寫錯字；
但讓中學生把幾千常用字掌握得熟練一些，比筆者強一點，應該是可以辦到的。

　　紀校長的文章中出現這樣的句式：“近代尤其是建國以來”，這是報刊常用語，馬虎一點可以不予深究。但是，在號召“振興國學”的文章中出現這樣的字眼實在不倫不類。且不說殷商周秦，滿族入關建立大清帝國算不算“建國”？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是不是“建國”？

　　 “人才隊伍的建設是國學重建中的重中之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一支高素質的國學研究隊伍，重建國學便只能停留在口號階段，必然會流于形式�！焙呛牵�在紀校長筆下，人才不是“巧婦”，成了制作揚州炒飯的大米了！

　　設國學院不是壞事；
也不必擔心偌大的中國一年才幾十個畢業(yè)生找不到工作。不過，看了上述材料，人們應該信服：惠及幾千萬莘莘學子的更好措施是加強中學語文教育！

　　2005年6月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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