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藥丸】 藥丸面膜

　　越來越多的西方制藥公司代表出現(xiàn)在第三世界國家，他們去往不同的城市進行藥物臨床試驗，參加試驗的城市越來越多，戰(zhàn)線拉得越來越長。等到藥品上市之后，隨著銷量的上升，副作用的報告也隨之激增。原本是治病救人的藥物，緣何成了患者的催命符？
　　
　　羅馬尼亞東北部城市雅西，突尼斯北部小鎮(zhèn)Megrine，愛沙尼亞最古老的城市塔爾圖，中國東北部工業(yè)中心沈陽……這幾個城市排列在一起，你一定看不出它們有任何相關之處。
　　事實上，它們不是什么旅游勝地，而是藥品行業(yè)內部熱門的“試驗點”――美國各大制藥公司紛紛向上述幾個城市派出藥探子，尋找愿意參與臨床藥物試驗的病人，之后說服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批準它們的藥物在美國合法上市。對于藥品制造業(yè)來說，這是所謂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但是對于普通人來說，這是個實實在在的噩耗。
　　過往，美國治療慢性病、傳染病、精神病以及提高床事效率的藥品，多數都在美國本土或歐洲進行臨床試驗。1990年，僅有271例臨床試驗在海外進行；而到了2008年，這一數字激增到6485例。美國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的統(tǒng)計顯示，自2000年以來，一共有58788例臨床試驗在美國以外的173個國家進行。僅在2008年，美國FDA收到的新藥物申請中就有80%擁有海外臨床試驗數據。海外臨床試驗成為了當今的潮流，美國排名前20的制藥公司將它們1/3的臨床試驗放在了其他國家。
　　
　　海外小白鼠
　　對于制藥公司來說，海外臨床試驗的好處顯而易見：在那些人均收入水平只有每天幾美元的國家進行試驗，可以大大縮減成本和開銷，而且在這些地區(qū)更容易招募試驗者，他們往往不認為自己是試驗的小白鼠，而是相信自己在真正地治病。此外，在這些地區(qū)更容易發(fā)現(xiàn)一些“新鮮”的病人，在那些從來沒有治過病、吃過藥的人身上進行藥物試驗，往往能夠取得最佳效果。最關鍵的是，很多海外國家在醫(yī)藥監(jiān)管方面有漏洞，美國FDA對海外臨床試驗也沒有做太多監(jiān)管，所以制藥公司大可說它們想說的，做它們想做的。
　　現(xiàn)在，雖然仍有一些臨床試驗在發(fā)達國家進行，但更多的則集中在貧窮國家，試驗參與者很多根本不識字，只會按個手印或畫個叉便簽署了自己的賣身契。攤開世界地圖你會發(fā)現(xiàn)，美國等西方國家制藥公司進行海外臨床藥物試驗的地點大都集中在不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76項試驗在孟加拉國、馬拉維有61項、俄羅斯有1513項、羅馬尼亞有876項、秘魯有494項……其中，最為集中的兩個國家是中國和印度，分別進行過1861和1457項臨床藥物試驗。
　　當美國人對國外那些稀奇古怪的地名仍然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時候，殊不知自己藥箱里的小藥丸都曾在那些城市進行過試驗，輝瑞公司的抗炎藥西樂葆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美國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曾對290項有關西樂葆的臨床試驗進行統(tǒng)計，其中183項在美國進行，這意味著剩下的107項是在海外進行的。但事實上，根據《名利場》的一項非正式調查，不少于207項相關試驗是在至少36個國家進行的。
　　后來，西樂葆被證實容易引起中風和心臟病，雖然輝瑞制藥一度宣揚此藥可以減慢老年癡呆癥的進程，但很快英國皇家醫(yī)學會又在西樂葆上發(fā)現(xiàn)了更多副作用。這個曾經在2004年全年銷量達到33億美元的藥物，從此在市場上迅速走低。
　　
　　FDA與“救星國”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制藥公司進行大規(guī)模海外藥物臨床試驗是鉆了美國FDA監(jiān)管的空子。一種新研發(fā)出的藥物，如果在美國本土的試驗中沒有得出有益結果，那么制藥公司便會尋求國外試驗來幫助該藥物通過FDA審核。對于制藥公司來說，這些國家和地區(qū)不啻為救星一般，所以它們也將之昵稱為“救星國”。
　　泰利霉素是一個被“救星國”拯救的典型例子。這種針對呼吸道病菌的抗生素藥物，由法國的安萬特公司（后來重組更名為“賽諾菲-安萬特”公司）于20世紀90年代研制出來。2004年愚人節(jié)，美國FDA基于制藥公司在匈牙利、摩洛哥、突尼斯以及土耳其的試驗結果，批準泰利霉素安全合法。而就在審核結果公布前的一個月，阿拉巴馬州一位名叫安妮?柯克曼的醫(yī)生便因替安萬特虛假填報藥物試驗者名單而被判入獄57個月。即便如此，這種藥物還是順利拿到了美國FDA的許可。
　　隨著時間的推移，服用泰利霉素的病人越來越多，美國FDA開始接獲此藥副作用的報告。當時，制藥公司正在數個海外國家的4000名嬰兒身上對泰利霉素在治療耳朵感染以及扁桃體發(fā)炎方面的療效進行試驗，有些試驗幼兒甚至不到6個月大，這引起了美國FDA內部研究人員的極大擔憂。一名審核員說，在沒有任何明顯藥效證據的情況下，將兒童作為試驗者并暴露在藥物環(huán)境下，于情于理都是不正確的。
　　2006年，在國會的干涉之下，美國FDA終于下令賽諾菲-安萬特停止該項試驗。不到一年之后，國會對“泰利霉素審核通過”一事舉行聽證會。此前一天，美國FDA突然要求對該類藥物標記“黑框”警告。至此，美國FDA已經接獲93份關于該藥品副作用的報告，其中導致12名病人死亡。在國會聽證會上，曾在FDA供職十年的藥品主審官戴維?羅斯詳細闡述了在藥品審核和監(jiān)管方面的過失：“FDA違反了自己制定的原則，使得病人無辜死去，并在內部人員反對的情況下讓兒童參與藥物臨床試驗。FDA無視制藥公司的鬼把戲，在明知數據不可靠的情況下向大眾承諾此例藥物的安全性�！�
　　
　　承包商的利益鏈
　　擁有一個有效的監(jiān)管體系，首先必須有一個明確而強有力的領導，以及自上而下的運作流程。但是在美國現(xiàn)代藥物檢驗中，這一體系并不存在。20世紀90年代，在制藥公司開始大舉將藥物臨床試驗搬到海外的同時，它們也漸漸地將這些試驗以及所有藥物研發(fā)流程外包給那些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
　　過去，這些臨床試驗一般由醫(yī)學院及其附屬醫(yī)院的醫(yī)療人員進行，雖不盡完美，但至少能遵循基本醫(yī)療準則。而自由的市場則改變了一切，現(xiàn)在臨床試驗往往由獨立的承包商進行，他們從美國及海外國家雇傭潛在的病人，自己制定準則，并獨立操作試驗完成報告，找人代筆寫相關研究論文并發(fā)表在醫(yī)學期刊上，進而創(chuàng)造出一整套的市場宣傳計劃。有時為了試驗項目，在前線工作的技術人員（而不是科學家）甚至還會將試驗者隔離供養(yǎng)起來，然后投食藥片，收集試驗者的尿樣、血樣。整個流程，看起來和畜牧業(yè)沒什么兩樣。
　　這些“藥物研究承包商”一年的營收加起來大約有200億美元，他們的身影遍及全世界。到目前為止，最大的承包商是總部設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昆泰跨國公司，其在60個國家擁有23000名雇員。該公司宣稱，在全世界賣得最好的前30種藥物的研發(fā)和上市過程中，他們都貢獻了汗馬功勞。
　　不僅僅是私人承包商，那些夸夸其談某種藥品“完全安全”的醫(yī)生，也往往已經從制藥公司那里拿了上萬美元的回扣。根據一家非營利新聞機構的調查，2009年以來有17000名醫(yī)生確認從制藥公司收取費用，以幫助宣傳它們的藥品。這些公司給予的經濟回報，迎來了貧窮國家醫(yī)生的一致喝彩。一名藥物試驗承包公司的管理人員說：“在俄羅斯，一名醫(yī)生的月薪只有200美元，但為制藥公司每申請一名參與試驗的老年癡呆癥患者，便可以給他帶來5000美元的報酬�！�
　　對于這些海外試驗，美國FDA很少去做獨立調查，而是完全依賴制藥公司的數據。2008年，美國FDA只對本土試驗1.9%的案例進行了調查，而對于那些海外項目，抽查比例則只有少得可憐的0.7%。這直接導致了信息不共享――當一家公司在海外試驗中發(fā)現(xiàn)某種藥品副作用強大并導致病人死亡后，它們往往會將此結果秘密封存；而另外一家公司則完全有可能在幾年之后重蹈其覆轍。
　　2007到2008年，上百名美國病人因為服用一種血液稀釋肝素而導致強烈過敏反應，后懷疑藥物是在中國常州的廠房生產時受到了污染。從事件發(fā)生到搜尋到污染源，美國FDA花費了數月的時間，在此期間因為服用此藥而致死的病人數目已經達到了200例。最無厘頭的事情發(fā)生在最后：美國FDA確實對生產此藥品的中國工廠進行了檢查，但是他們弄錯了名字，監(jiān)測了另外一家毫不相關的工廠。
　　這個例子還算好的，至少FDA還知道藥品是在哪個國家制造的。而在多數情況下，美國FDA根本不知曉藥品來源于何處，更不知道它們在哪里接受臨床試驗。
　　
　　一個孩子=350美元
　　海外藥物試驗并未受到人們的關注，而那些在兒童身上所進行的試驗則更鮮為人知。阿根廷的圣地亞哥埃特省是這個國家最貧窮的地區(qū)之一。2008年，該地區(qū)共有14名參加英國制藥公司葛蘭素史克肝炎疫苗臨床試驗的嬰兒在試驗中死亡。他們的父母有些是文盲，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在參加臨床試驗。而那些當地的醫(yī)生，據稱每成功注冊一名嬰兒就能得到350美元的回報。
　　阿根廷政府對葛蘭素史克及其雇傭的兩家藥物試驗承包商做出了罰款。但是這家英國公司仍然聲稱，14名兒童的死亡率并沒有超過該項試驗在其他國家的數字。最終，這起事件不了了之，沒有一家獨立機構對事情做出調查，或者對孩子們進行尸檢。
　　在新德里，49名嬰兒在一次長達三個月的藥物試驗中死亡。在全印度醫(yī)學研究中心進行的這項試驗中，孩子們服用了高血壓藥、慢性腦炎藥等各種不同的藥物。此前，高血壓藥物從沒有在18歲以下兒童身上試用過。印度醫(yī)療雜志的一名編輯稱，西方制藥公司為了延長藥品專賣權，使印度兒童悲慘地成為試驗的小白鼠，他們的生命沒有得到尊敬和重視。一共有4142名兒童參與試驗，其中2/3不到1歲。在慘痛事實的面前，該中心的小兒科負責人仍然聲稱：“這些兒童的死亡與藥物試驗無關�！�
　　類似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為了鼓勵制藥公司研發(fā)兒童用藥，美國國會在1997年頒布了“兒科專賣權”條款，規(guī)定如果公司進行美國FDA規(guī)定的兒科藥物研究，該條款將延長藥品的專利保護并給其額外6個月的市場專賣權。這項條款實施得十分順利，制藥公司得以為兒童生產出更多不同的藥物。但一項研究表明，174項在“兒科專賣權”條款下進行的試驗中，有9%沒有明確說明試驗進行的地點以及試驗者人數；而在那些有明確說明的試驗中，有2/3至少在1個海外國家進行試驗過，11%完全在國外進行；在79項超過100名試驗者的項目中，87%是美國以外的兒童。如同那些海外成人試驗一樣，很多參加試驗的兒童并沒有出現(xiàn)在美國政府文獻或數據庫里，無人知曉他們最終是死還是活。
　　
　　最好的治療？
　　如今，越來越多具有爭議性的新藥品進入市場，美國FDA也越來越頻繁地給市面上的藥品貼上警告標簽。在這些有問題的藥物中，很多都是在國外進行的臨床試驗，這只是巧合？
　　我們能夠看見的是，越來越多的西方制藥公司代表出現(xiàn)在第三世界國家，他們去往不同的城市進行藥物臨床試驗，參加試驗的城市越來越多，戰(zhàn)線拉得越來越長。等到藥品上市之后，隨著銷量的上升，副作用的報告也隨之激增。
　　因為這種現(xiàn)象的存在，美國司法部不得不依據海外反行賄法案，對這些在國外進行的臨床藥物試驗進行調查。以葛蘭素史克為例，這家公司因為違反海外反行賄法，不得不支付10億美元用以達成法庭和解。根據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計算，自2004年5月以來，有7家制藥公司共支付了70多億美元為它們的違法藥品交易行為埋單，其中以輝瑞支付的最多，數額達到23億美元。
　　最關心海外藥物臨床試驗的，是那些醫(yī)學倫理家。去年，一群來自杜克大學的醫(yī)藥學研究人員在《新英格蘭醫(yī)學雜志》上發(fā)表文章說：“海外藥物臨床試驗現(xiàn)象的興盛，為醫(yī)療研究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到底是誰在藥物試驗全球化的過程中受益？不斷開發(fā)課題的潛力何在？這些試驗結果是否確鑿可信？換一個試驗地點是否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
　　這篇文章認為，海外試驗能給當地的醫(yī)生帶來經濟上的補貼，從而刺激當地醫(yī)院及醫(yī)生們熱衷于此項工作，而參與試驗的人們往往意味著他們正在接受治療，事實上這也可能是他們唯一能夠接觸藥物治療的機會。但試驗并不等于治療，很多試驗者死在了試驗臺上。在這一過程中，美國FDA扮演著監(jiān)督者的角色，但是在市場經濟面前，這一監(jiān)管作用越來越被遺忘。
　　大制藥公司依舊道貌岸然地堅稱，自己的臨床試驗給那些參與的人帶來了最好的治療�；蛟S在短期內，這么說是正確的。但是很不幸，這種“最好的治療”僅僅維持在試驗期內，等試驗期一過，便無人過問他們的死活。事實上，海外藥物臨床試驗之所以如此興盛，可能有其可行之處。但這正如包著糖衣的砒霜一般，舔著很甜，咽下去才知道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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