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自問:那時我在哪里?】問人在哪里工作怎么說

　　歷史上難免有些時代比較黑暗，黑暗的時代意味著有些人由于自覺或不自覺成了時代的加害者，使別人蒙受創(chuàng)傷與不幸。而我相信受害者心里不好過，加害者的心里也不一定好過。如果有真誠的人能留下記錄，表達出自己的悔恨心路歷程，我相信那一定是最動人的人性詩篇，它的價值一定遠遠超過后來許多譴責黑暗的著作。
　　只是那種真誠的人實在太少了，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時代的跟隨者。在時代黑暗時，大家都黑暗，所以我的黑暗容易自我原諒；當時代改變時，人們都譴責過去的黑暗，我們也就很快地把過去忘記，更糟糕的是，甚至有些人明明以前是加害者，但也搖身一變，虛構(gòu)一些故事，讓自己變成了受害者。在一個是非太善變、廉價的社會，它不可能有深刻的良心集體反省。
　　2010年，加拿大名作家楊?馬泰爾（Yann Martel）出版了《貝德麗朱與維戈爾》（Beatrice and Virgil）一書，這本小說的敘述手法非常的后現(xiàn)代，但談的問題卻非常的古典。書里提到當年的法國文豪福樓拜曾寫過一個短篇故事《圣朱利安的故事》。圣朱利安乃是中世紀的傳奇人物，他是封建領主的后裔，年輕時非常嗜殺動物，后來有次殺了一頭雄鹿，那頭雄鹿在斷氣前，詛咒他會弒父殺母，這個詛咒果然成真，圣朱利安經(jīng)此遭遇，他的行為指南針開始轉(zhuǎn)變方向，他舍棄自己，照顧麻風病患，因而被封為圣人。圣朱利安的故事是在說他這個人原本是個壞人，經(jīng)過某種遭遇，他突然變成了好人，這種“突然變成了好人”的講故事方式，乃是人類很普遍的敘述方式。但楊?馬泰爾卻提出了很基本的大哉問：人的改變真的能那么突然、那么卡通化嗎？任何改變都必須是人們良心痛苦的翻騰，最后沉淀為集體的覺悟，人類只有經(jīng)過一番寒徹骨的良心洗禮，過去的惡才有可能被真正地洗滌，卡通式的改變是達不到洗滌的目的的！
　　楊?馬泰爾在書里因而非常深入地討論個人以及集體救贖的道理。救贖是種內(nèi)在良心的志業(yè)，它不能也不該像“突然之間變成了好人”那么卡通化。他在小說里講一個老年標本師的事，那個標本師在小孩時就是殘酷的納粹少年團的團員。納粹當年邪惡的種子仍埋藏在他的心底深處，它完全沒有被改變掉。他在書里強調(diào)“藝術是歷史的救生圈”，他的意思是說，人類歷史上有過太多黑暗，也有過太多事后的指控，人們也說過許多卡通化的廉價救贖，但這都是沒用的，真正的救贖只有靠個人良心的真誠自覺，以及藝術的集體救贖力量。
　　人類歷史上有太多由于蒙昧而造成的黑暗，許多人都成了跟隨者或加害者，有些事當時代改變，而受到反省，但我認為跟風式的反省其實是沒有用的。我真正在意的是那些人們良心自我戰(zhàn)斗的懺悔式記錄，例如在越戰(zhàn)時代，許多美國士兵加害越南人，有些美國記者、藝術家或退役士兵能本于良心，揭露他們的加害經(jīng)驗，人們有了這種加害經(jīng)驗及反省，才會有集體的良心覺悟。
　　因此，在這個并不完美的世界，人類一定要保持良心的警覺，良心的警覺就是不要跟風，不要把善惡救贖問題卡通化。前幾年，傷痕文學正盛時，我受邀參加一個文學獎當評審，有好多篇都是以事后先見的范式在談過去的傷痕，但卻沒有一個人用那種“那個時代我在哪里”的態(tài)度，去描寫那個時代和我的關系――它可能是我的跟風，我的盲從造勢，甚至我的錯誤參加有關。這也就是說，我們已看多了事后的指控，但卻幾乎沒有人在自問“那時我在哪里”、“那時我在做什么”這種最難面對的問題。
　　我始終認為無論大到國家民族小到地方或個人，歷史上的種種都必然與我有關，因而在指責過去的許多黑暗時，我們一定要問“那時我在哪里”、“那時我做了什么”這種可能很難答復的問題。很難答復的原因，乃是這種問題里可能有著很難面對的自己。人們已習慣用卡通化的方式看問題，這絕非救贖之道，集體的救贖要從誠實地面對自己開始，這也是我讀了楊?馬泰爾的書后的感觸！

相關熱詞搜索：我在 自問 人要 人要自問:那時我在哪里? 那時陪伴我的人 那時陪伴我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