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資產減值的盈余管理與稅務成本之間的關系研究

　　摘要：資產減值的計提與轉回作為利潤的“蓄水池”,歷來是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滬深兩市2007-2009年3207家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對企業(yè)利用減值準備進行盈余管理的現象進行研究。研究發(fā)現，隨著公司計提(轉回)的減值準備在利潤總額中比例的提高，公司的所得稅稅負也將提高。
　　關鍵詞：資產減值準備；盈余管理；所得稅稅負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企業(yè)管理層或個人為了企業(yè)與個人利益，通過使用會計的與非會計的手段，使企業(yè)的賬面盈余達到所期望的水平的操作性行為。從近幾年的上市公司年報來看,資產減值的計提與轉回已經成為上市公司選擇會計政策、操縱盈余的重要工具。然而，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并非毫無成本，除了要面臨未來可能的法律風險之外，一項直接的成本便是所得稅成本：當管理層通過盈余管理增加利潤時，往往需要為此多支付所得稅。
　　現有的研究側重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以及盈余管理的動機、目的、方式等，而對盈余管理所帶來的經濟后果，如盈余管理引起的應計利潤變化對所得稅的影響等問題還較欠缺。本文從資產減值這一方面來考察企業(yè)的盈余管理行為，利用實證方法剖析和梳理盈余管理與所得稅成本間的相互關系，明確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ㄒ唬┪墨I回顧
　　盈余管理問題一直是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國外對盈余管理和稅務成本的研究，主要從會計政策選擇這一視角切入，研究稅務成本和財務報告成本對公司管理層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直接探討盈余管理和稅務成本關系的文獻并不多見，對相關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Kevin Holland與Richard H.G.Jackson（2004）分析了公司遞延所得稅儲備的情況，認為在考察期的公司可能有很強的激勵進行盈余管理，并發(fā)現不足或過度操控遞延稅儲備的規(guī)模在經濟上的顯著性。
　　Erickson，Hanlon和Maydew(2005)以美國證監(jiān)會在1996至2002年期間認定財務欺詐和虛增利潤的27家公司為分析樣本，考察了這些公司為其盈余管理行為所支付的所得稅成本。研究表明，公司每虛增1美元利潤，平均要為此支付12美分的所得稅成本，這表明上市公司愿意為盈余管理行為支付高額所得稅成本。
　　Mills和Newberry(2001)采用私下采集的稅收申報數據，考察了稅務成本和非稅務成本如何影響會計利潤與應稅所得之間的差異。他們發(fā)現，具有盈余管理動機的公司其非應稅項目損益也較高。
　　Phillips，Pincus和Rego(2003)從另一個角度考察了盈余管理與非應稅項目損益之間的關系。由于盈余管理行為將導致當期非應稅項目損益上升，而非應稅項目損益中的時間性差異將導致遞延稅款增加，因此，可以根據遞延稅款費用的高低來識別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遞延稅款指標可以有效識別公司出于盈余平滑和避免虧損目的進行的盈余管理行為。
　　在國內，王躍堂、周雪和張莉(2005)研究認為：長期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體現了公司資產價值的毀損因素，夯實了公司的長期資產，并未演化成公司管理層盈余管理的工具；李增泉((2001)，戴德明等(2005) 直接考察了會計收益-應稅收益差異與操控性應計利潤的關系，研究發(fā)現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規(guī)模與會計收益-應稅收益差異成正相關，即盈余管理規(guī)模越大，會計收益-應稅收益也越大。
　　葉康濤（2006）對盈余管理與所得稅支付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發(fā)現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會計利潤與應納稅所得額間的差異也越高。其進一步的研究還發(fā)現，上市公司主要通過操控長期應計利潤項目來規(guī)避所得稅稅負成本。
　　總的來看，國內外學者對盈余管理與所得稅成本問題的研究還較薄弱，探討盈余管理稅務成本的研究并不多見，對資產減值與稅務成本關系的研究還有待加強。本文將結合我國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guī)，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方式-計提（轉回）資產減值準備為研究對象，分析其與所得稅成本之間的關系。
　�。ǘ�）理論假設
　　一般來說，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和轉回不會影響公司的應稅收益。但是，由于資產減值實際上是利潤總額的抵減項目，與正常的業(yè)務收入相比，由資產減值而產生的收入往往占用較少的成本費用，增加的那部分收入會負擔較高的所得稅成本，同時，低估成本也會導致應稅收益的增加，使不便的業(yè)務收入需要較高的成本費用，承擔較高的所得稅成本。因此，在減值的計提或轉回不影響應稅收益的情況下，其規(guī)模的變化仍會對所得稅稅負產生影響。
　　故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公司稅前利潤總額中計提（轉回）的減值準備所占的比重與上市公司所得稅稅負成正相關關系。
　　三、研究設計
　�。ㄒ唬┳兞慷�義
　　1．被解釋變量
　　有效稅率(ETR)是公司當期的所得稅費用與當期利潤總額的比值，可用于衡量上市公司的總體所得稅稅負。這一比率是在無法獲得公司應稅收益的情況下，相關研究者所普遍采用的衡量公司稅負的一個替代指標。ETR通常用公司當期的所得稅費用與當期利潤總額的比值來表示，可用于衡量公司總體的所得稅稅負。
　　2．解釋變量
　　盈余管理指標在本文具體體現為三個減值準備指標IMPR，IMPR1，IMPR2。其中，IMPR以公司在t年度計提(轉回)的八項準備的合計值為分子，IMPR1和IMPR2按照盈余管理的效果，分別以壞賬準備、存貨跌價準備合計值和其他資產減值準備項目在t年度計提(轉回)的減值準備合計值為分子。除以當期利潤總額（PR）是為了衡量提取(轉回)減值準備對上市公司當期利潤的影響情況。
　　3．控制變量
　　為了控制公司稅務籌劃行為對其所得稅成本的影響，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相關的控制變量。
　　TaxRate，公司所適用的稅率。本文以母公司的適用稅率為標準確定上市公司的適用稅率。
　　CAP，資本密集度，固定資產原值與總資產之比。為了防止公司間固定資產折舊方法和使用年限之間的差異而造成的指標測度的差異，本文以固定資產原值，而未采用固定資產凈值作為分子。
　　SIZE，總資產的自然對數。Millsetal(1998)發(fā)現，公司規(guī)模與所得稅稅負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規(guī)模較大的公司，往往具有相對雄厚的經濟實力，另外其跨地域跨行業(yè)經營的經營特點也為公司管理層進行稅務籌劃提供了可能。因此，規(guī)模越大的公司，所得稅稅負越低。
　　LEV，財務杠桿，長期負債與公司總資產之比。與權益融資相比，債務融資具有減輕公司稅負的絕對優(yōu)勢，因此，本文也引入這一變量，并預計與公司所得稅稅負存在負相關的關系。
　　ROA，總資產收益率，利潤總額與公司總資產之比。Phillips(2003)認為公司的盈利能力與公司的稅負存在相關關系，并發(fā)現，公司的總資產收益率與公司稅負正相關。
　　GROWTH，成長性，以公司總資產增長率表示，即公司t年度與t-1年度總資產之差除以公司t-1年度的總資產。Bankman(1994)研究發(fā)現，高成長的公司較少進行稅務籌劃，因此，可以預期，高成長公司的所得稅稅負較重。

相關熱詞搜索：盈余 稅務 成本 關系 資產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