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yōu)化治理主體結構推進高等教育現代化的理性反思

　　摘要：當今世界正處于一個知識經濟迅猛發(fā)展的時代，作為知識創(chuàng)造和傳播主要平臺的大學，開始從社會發(fā)展的舞臺邊緣走向中心。高等教育的發(fā)展不僅關系到大學生的成長和未來發(fā)展，更關涉國民素質，進而影響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本文通過對目前高等教育治理格局中治理主體進行研究，學習西方大學相對成熟的共同治理經驗，對我國高等教育的治理提出政府、社會、以及大學三個治理主體的協(xié)同治理結構。
　　關鍵詞：高校；三位一體；協(xié)同治理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必須把教育事業(yè)放在優(yōu)先位置，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钡哪繕�。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高校作為人才培養(yǎng)和知識創(chuàng)新的基地，是引領社會經濟和社會服務發(fā)展的重要力量，而高等教育的現代化是國家人才強國戰(zhàn)略的必然要求，是國家尖端人才儲備的重點戰(zhàn)略。高等教育治理主體結構的優(yōu)化是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治理現代化是推進高等教育現代化的途徑之一。高等教育治理價值取向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演化，經歷了服務宗教、學術自由、社會責任和激勵相容四個階段。盡管不同時期高等教育的價值取向有所不同，但從全球大學的教育治理發(fā)展來看，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治理是必然趨勢。高校治理不僅涉及個人福祉，也關乎國家和民族大業(yè)，因此在治理過程中有必要考慮到國家、社會和大學三個主體的共同參與。
　　一、高等教育治理主體結構現狀
　　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高等院校沒有辦學自主權，其人員招錄、專業(yè)設置、招生計劃、就業(yè)分配等都是由國家集中計劃和政府直接管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運行和不斷完善，高校作為一個獨立的法人實體，與政府、社會的關系發(fā)生了本質上的變化，而高校內部治理的運行管理機制也相應的發(fā)生著變化。盡管三者的關系發(fā)生了變化，但是仍舊存在著一些阻礙高等教育個性化發(fā)展的桎梏。
　　1.政府的過度干預
　　近年來，政府減少了對高校的直接管理，高等教育法明確賦予高校更多的辦學自主權，但卻并未完全有效的落實，更多的決策權仍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導致大學主體性的缺失和自我發(fā)展能力的消解。而大學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既非屬種關系，更非簡單的從屬關系，但關系卻又是如此緊密，以至于政府行為對大學發(fā)展的影響呈現出顯著的直線控制性特征[2]。這種教育行政管理的集權性源自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慣性”，主要表現為：一方面，國家層面對于高校的管理模式過于單一，控制了絕大部分教育政策的制定權，給予省級政府的權利有限，各地省級政府不能根據當地實際條件及高校發(fā)展層次的不同對當地高校給予有力的政策支持；在管理過程中，仍采用計劃經濟時期的直接管理方式對高校下達行政命令限制了高校的創(chuàng)新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政府在高等教育評估中占據主導地位，政府直接組織并參與評估活動，獨家控制評估權，在初期極大的促進了高等教育評估的發(fā)展，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暴露出評估主體單一、標準剛性過強等問題[3]。政府的過度干預不但增加了在教育領域的財政支出，也阻礙了高校的自主發(fā)展和自主能力的提升。
　　2.社會鮮少參與
　　大學具有培育人才、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的使命，而學科是反應社會服務功能的基本單位之一，其興衰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發(fā)展的需要。社會發(fā)展的動態(tài)變化要求學校的學科設置也要做出相應的跟進。但目前，從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情況來看，大學的學科設置與社會的實際需要還存在著不對稱，導致“用工慌”和“就業(yè)難”兩種困境的并存。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社會參與高等教育治理的有效機制。一方面，作為主要利益相關者的企業(yè)不能參與到高校的治理過程中，與高校形成協(xié)同治理的機制，在高校的學科設置以及課程安排上未能給出有效的意見和反饋，造成了社會上結構性就業(yè)困難；另一方面是現存的大學教育評估體系尚不完善，評估主觀性較強，并且社會在大學教育評估以及對評估過程的監(jiān)督參與過少。有學者認為由于政府的過度干預，社會與大學之間形成了隔離，社會的聲音無法得到有效的表達，與大學之間難以建立起良好的互動協(xié)作關系。
　　3.學校的自主治理
　　經過較長時期的政府直接控制之后，多數大學缺乏自我約束和自我發(fā)展的能力。主要表現：第一，大學內部管理體制運行不順暢，導致管理效能低下。大學內部子系統(tǒng)過多，子系統(tǒng)之間的信息傳遞和協(xié)調難度增加，對于科研以及課程的管理造成了一定的制杖[4]。此外，長期存在的辦學模式、培養(yǎng)方案、經費來源不足等問題并未因政府的放權得到根本的解決。第二，文化教育領域尤其是大學表現出過強的功利主義，大多數人將大學看做是人生轉折的必然選擇，也就造成了教育標準偏向專業(yè)化，缺乏素質教育。其實，問題的根源在于缺乏完備的大學制度保障。
　　目前，雖然政府、社會和大學都是作為高等教育治理主體參與治理活動，但從結構來看，并未形成真正的形成分權和制衡，政府的地位與權力仍舊過于強勢，大學依附性不減，社會治理主體作用得不到有效的發(fā)揮。
　　二、教育治理主體結構優(yōu)化的有效對策
　　教育治理主體結構的優(yōu)化是在保證中央和政府的引導的條件下，給予高校充分的辦學自主權，完善的大學制度保障，保證社會機構的參與的有效性，在“三位一體”的治理結構中，發(fā)揮各自職能，以推進高等教育現代化發(fā)展進程。
　　首先，政府的有限干預。我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管理在較長時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了思維“慣性”，阻礙了高等教育自主性的發(fā)揮。孟德斯鳩認為，一個自由、健全的國家，必然是一個權力受到合理合法限制的國家。因此政府應在高等教育治理結構中適度放權，給予大學足夠的成長空間。依照有限政府的治理主體定位，政府是公立大學的舉辦者，是所有大學的管理者，但卻不是所有大學的辦學者。政府履行作為公立大學舉辦者的職責，包括制定大學章程、校長任命等，但作為管理者的身份時，發(fā)揮調控和服務職責，做好教育服務工作。政府在強化教育行政部門和完備的大學制度設計的基礎上，把握國際高等教育發(fā)展趨勢和社會整體發(fā)展動態(tài)，妥善引導高等教育的良性發(fā)展。簡而言之，政府對高校的關系應該從以往的行政關系向法律關系和服務關系轉變。在法律規(guī)定范圍內，行使高校行政監(jiān)督權和高校辦學評估權，做高校不愿意做或者沒有能力做的事情，把高校和社會能做到的放權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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