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凱：“不看中國書”與“五四”真面目

　　1925年1月，剛剛主持《京報副刊》不久的孫伏園面向“名流學者”發(fā)起征求“青年必讀書”活動。在收回的答卷中，以魯迅的發(fā)言最驚世駭俗：“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
讀外國……書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
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边@番話當然激起一片抗議，爭議至今延綿不絕。

　　對此，魯迅自己曾提出三點辯護：一、這出于自己的實感，并非玩笑或激憤之詞；
二、這不是對一般青年的指導，而是專門面向“改革者”的發(fā)言；
三、主張不看中國書恰恰因為自己深感中了古書的毒。由此可見，這“不看中國書”既包含自我否定，確切地說是否定形成了自己的古書、舊思想、舊文化，又呼喚新的“改革者”，也就是新的“新青年”。難道說曾經作為五四運動主力的“新青年”到1925年已不再是“改革者”了嗎？

　　魯迅曾概括“五四”之后青年的兩大趨向：一是進“研究室”，二是進“藝術之宮”。前者是1923年胡適等人倡導“整理國故”的后果，后者與創(chuàng)造社“崇拜創(chuàng)作”相關。今天看來，兩者似乎正代表“新文化運動”的“實績”和成熟。但魯迅恰恰在這兩種傾向中看出“五四”立場的衰落。他稱之為給青年套上“精神枷鎖”。魯迅理解的“五四”是徹底文化改造立場上的“五四”。這一立場要訴諸的是能動的、批判性的主體，這個任務在“五四”時期是由“新青年”承擔的�！拔逅摹闭賳镜摹靶虑嗄辍笔且粋�不斷在對立的緊張結構中被塑造和賦予意義的流動的、能動的主體。而“研究室”與“藝術之宮”所代表的則是一種規(guī)范化、合理化，有封閉傾向的主體狀態(tài)。在魯迅等人看來，這意味著“五四”的后果走向它的反面。

　　“不看中國書”的發(fā)言似乎有意采取一種“不合理”，甚至“無理”的姿態(tài)，我覺得關鍵不是魯迅所下的具體判斷，而是他構造的“中國書”與“外國書”截然對立的結構。老一輩學者張灝曾概括，“五四”反傳統(tǒng)話語的特殊性結構在于將中國傳統(tǒng)與西方近世文明做整體化概括，并將雙方塑造成絕對對立不可調和的關系。這并不意味“五四”人對中國傳統(tǒng)與西方內部的復雜性沒有了解，采取這樣一種話語策略實際和他們要達成的目的相關。換句話說，“五四”強調的是一個相異于中國既有文化的“西方近世文明”。

　　今天，中國講中外文化關系時常用的說法是“和而不同”。但當年“五四”一代強調的不僅是“不同”而且“不和”。兩者之間不是外在的并存或調和，而是將不同的外部引入內部，實現(xiàn)內部的轉化，這個斗爭是以對自己的徹底否定為前提，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表面看似乎不夠自信，其實恰恰代表一種足夠勇敢的立場。

　　這個勇敢的立場從哪里來？在魯迅身上，敢于自我否定的前提在于對自身“落后性”的自覺。20世紀所有的激進革命都爆發(fā)在“落后”地區(qū)而非“先進”地區(qū)，“進步”與“落后”的顛倒是20世紀革命的核心問題，“不看中國書”的意識中包含著這一顛倒的結構。同時，魯迅對這種自覺產生了兩個抵抗方向：既承認無法去除自己身上的“毒氣”、“鬼氣”而更強韌地與之戰(zhàn)斗，又質疑那些借助“先進”理念而超越現(xiàn)實的方式，寧可為了保有抗爭的真實性而對抗那些“超時代”的因素。這使得魯迅一方面成為中國革命日后借助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又成為批判中國革命負面后果的資源。這種雙重的批判性難道不也正包含在“五四”本來的面目中嗎？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來源：《時代周報》，天益網受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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