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1948年民盟三中全會始末（上）

　　1946年11月，民盟拒絕參加國民黨策劃召開的國民代表大會，被蔣介石視作被中共控制的工具。蔣介石在1956年《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jīng)歷紀要》中說：國大代表會“共匪……拒絕提國大代表名單，民主同盟也撕毀他自己獨立的中立面目，跟隨中共，拒不出席。”“實際上，中共所賦予這個外圍政團的任務乃是掩護共匪的顛覆工作，且為共匪對內(nèi)對外宣傳工作的應聲蟲�！边@樣，民盟將被迫解散已是命運注定中事了。

　　1947年10月20日民盟在南京的總部機關被包圍，27日國民黨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29日中央社發(fā)表所謂民盟參加叛亂活動的報道，國統(tǒng)區(qū)各地軍警機關陸續(xù)公布取締民盟活動辦法，限令民盟成員登記自首。

　　情勢極為緊張，月底，民盟總部派黃炎培、葉篤義去南京與在那里的羅隆基一同與國民黨交涉。在解散已是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民盟當時的領導人主張可以接受政府下令解散，而不自行解散。梁漱溟的意見可作代表。范樸齋日記記了這事：“漱溟有信略稱：‘現(xiàn)形勢環(huán)境說，我們無可為，按內(nèi)部（指盟內(nèi)分歧——作者注）說亦不能有所為。但我們不能自己解散，我們暫時休息，毋寧說是求之不得的事。將來有需要我們時，我們再度出來，仍然是整個的。’表老（指當時的民盟主席張瀾，張瀾字表方——編者注）亦以此說為然�！�

　　黃炎培等先與張群、邵力子、吳鐵城會面商談，后與由蔣介石指定的陳立夫談判。陳立夫拒絕與羅、葉接洽，更增加了緊張程度，只好由黃將與陳立夫交涉情況轉達羅、葉。國民黨強迫解散民盟，但又不愿擔解散民盟的責任。黃炎培提不自行解散要求時，陳立夫說：“要政府下令解散，就要逮捕民盟全體中央委員，并勒令全國盟員登記自首�！碑敃r形勢，已無民盟自己選擇的余地。

　　黃炎培與陳立夫交涉，結果最后搞成一個書面文件。陳立夫說：“按照文件稿由主席張瀾名義發(fā)表，文件上的字一字不能改動�！�11月4日晚，黃、羅、葉3人由兩名特務“護送”回到上海。

　　11月5日民盟在滬中委開緊急會議討論時，張瀾寓所永嘉路集益里8號外警特云集（第一個抓捕對象為羅隆基）。內(nèi)外氣氛都異常緊張。這次出席的中委只7人：張瀾、黃炎培、沈鈞儒、羅隆基、史良、葉篤義、張云川。討論時，沈鈞儒、史良、張云川3人“各就攜歸之稿，仔細商權，發(fā)表異議，終以大局被迫至此，已無否認之余地，乃決照原稿付公表”。（黃炎培日記語）。葉篤義在《雖九死其猶未悔》回憶錄中記道：“會上沈鈞儒、史良和張云川最初表示不同意，提出是不是還有討論其他辦法的余地。張瀾最初也表示猶豫。最后經(jīng)黃炎培陳說利害，羅隆基和我自然也加以附和。無論怎樣說，文件是由我們3個人共同負責的……當時集益里8號內(nèi)外軍警特務云集的氣氛，確實也證明了邵力子（在南京時說的）‘不成仁便成義’的說法。最后大家勉強同意下來�！比~篤義含著滿眶淚水下樓將公告散發(fā)給那里等候的記者們。

　　徹夜未眠的張瀾次日又發(fā)表了一個個人聲明：“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體同盟盟員，停止政治活動，并宣告同盟總部解散。但我個人對國家之和平民主，統(tǒng)一團結之信念及為此而努力之決心，絕不變更。我希望以往之全體盟員，站在忠誠國民之立場，謹守法律范圍，繼續(xù)為國家之和平民主統(tǒng)一團結而努力，以求達到其目的。”

　　民盟解散時親歷的黃炎培說：開始沈、史、張有異議，“終以大局被迫至此，已無否認之余地，乃決照原稿付公表”，是大家最后一致的意見。親歷的葉篤義記的是“大家勉強同意下來”。也是說雖然“勉強”但都同意了的。

　　但事后卻有許許多多的有關文章、談話、文件、報道、歷史著作都說是部分不堅定的動搖分子屈服于壓力的結果。這里擇錄舉幾例：

　　1948年3月20日，毛澤東《關于情況的通報》一文中提到某些懷疑中共能戰(zhàn)勝內(nèi)外敵人“認為第三條道路尚有存在可能”的民主人士一句話的注釋中就說：“1947年10月，國民黨反動政府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壓力下，民主同盟中的一些動搖分子發(fā)表了解散民主同盟，停止活動的公告�！边@雖是毛文的注釋，但其注釋不得到毛同意是不可能的；
甚至可以說是毛的文章不便說而有意以注釋形式來說的。

　　又看周恩來在1948年1月為中共黨內(nèi)寫的指示《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意見》中也說民盟“被迫并由其一部分領導人接受國民黨命令自行宣布解散……”。周又說：“國民黨威脅一來，民盟有的領導人就表態(tài)宣布解散，這又使民盟在人民中贏得的信任跟著喪失�！保ā吨芏鱽磉x集》上卷第284頁）

　　1981年元旦李維漢在民盟中央新年茶會上，也說了同樣的話。他說：“國共合作分裂后，民盟又面臨一個更為嚴重的難關，國民黨當權派要求民盟自動解散，民盟接受不接受。當時民盟中央領導人多數(shù)因環(huán)境惡劣，分散隱蔽，其他個別的人，有主張解散的，也有離開民盟進行反共的�？偛恳粫r陷于渙散狀態(tài)。在經(jīng)過一段艱難困苦的路程之后，沈衡老和其他一些同志代表內(nèi)地大多數(shù)盟員的意愿，在香港恢復總部，重整旗鼓……”（《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9~1988》第879~880頁）

　　毛文注釋中說的“一些動搖分子”，周恩來文中說的“一部分領導人”，李維漢茶會上講話中說的“其他個別人”都是說接受解散的只是與會的一部分人。李維漢則點明了另一部分人是“沈衡老和其他一些同志”。毛文注釋和周恩來文章雖未指出另一部分人，實際也是指明了的。

　　沈鈞儒逝世（1963年）時，新華社記者余志恒寫了一篇報道：《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說沈老的光榮事跡時就是按這樣的口徑寫的：“1947年，國民黨反動派決心進行反動的內(nèi)戰(zhàn)，并且非法解散民盟。在這種情況下，有不少人同意解散民盟總部，停止盟員活動。沈老和其他部分中央委員堅決反對。沈老說：‘民盟一定要搞下去，內(nèi)地不能公開搞，我們就去香港，就是剃掉胡子也要走。’”（轉錄自《中央盟訊•悼念沈鈞儒主席�？�》第51頁）。這一則報道說得具體了，具體到一些細節(jié)。

　　討論是否接受解散的會上，最初有分歧是事實。一個會上討論問題出現(xiàn)分歧本是正�，F(xiàn)象，問題是最后結果是否仍存分歧或統(tǒng)一了意見。這次會上初有分歧，而最后是黃炎培說的“乃決照原稿付公表”，葉篤義說“最后大家勉強同意下來”，是統(tǒng)一了意見的。但為什么又有以上那么些說法呢？筆者認為這和沈鈞儒和史良當時的態(tài)度曖昧和以后的一些言論有關�，F(xiàn)在且看他們的一些有關言行：

　　史良在《悼念沈衡老》文中說：“1947年，國民黨反動派決心進行反動的內(nèi)戰(zhàn)，進一步對進步人士進行迫害，民盟也被宣布為非法團體，在當時情況下，有些人同意解散民盟總部，停止盟務活動，衡老領導著一部分中央委員堅決反對。衡老是很少發(fā)火的，但記得那一次也發(fā)起火來。在這一次尖銳的斗爭中，衡老又一次表現(xiàn)了他的堅定和勇敢�！�

　　史良在這里就明白說了“衡老領導著一部分中央委員堅決反對”。“有些人同意解散民盟總部”的。而且為此還“發(fā)起火來”。從史良的敘述看，沈鈞儒和部分中央委員史良、張云川在會上是沒有放棄原有的反對解散的意見的（《悼念沈鈞儒主席專刊》第53頁）。在上海的辛志超在給四川的潘大逵寫信也說“前此解散民盟，只少數(shù)人決定”。（見范樸齋1947年11月24日日記）

　　在《中央盟訊•悼念沈鈞儒主席專刊里》，千家駒的悼念文章中也說到這件事。他的文章說：“1947年民盟被國民黨反動派宣布為‘非法’團體，民盟有少數(shù)領導人也同意解散民盟組織，沈老與他們力爭，最后，沈老化裝秘密從上海到了香港，主持民盟的三中全會……他告訴我們出走的經(jīng)過，并說：‘我已下定決心非走不可，萬不得已時不惜把須割去�！�”千家駒在這里說到沈老親自對他們說出走經(jīng)過和準備割須化裝的事，而對與“同意解散民盟組織”的“少數(shù)領導人”“力爭”的事，就沒有說是不是出自沈之口。但從語境看，“力爭”的事應是沈說的。另外，討論是否接受解散會上的人，到了香港的只有沈一人，史良和張云川雖然名列三中全會，都是委托別人代表的（史良由沙千里代，張云川由王深林代），把會上情況帶到香港的只有沈一人。所以，關于“沈老與他們力爭”的事，也只能是沈給千家駒等人說的。

　　關于說沈等不同意接受解散與“部分領導人”“力爭”的事，筆者還看見田一平（見《悼念沈鈞儒主席�？�》）、薩空了（見《沈鈞儒紀念文集》）寫的紀念沈的文章中說到這事。薩空了當時在香港代李章達出席三中全會，屬救國會籍，很可能與千家駒（救國會）同時聽到沈關于這件事的談話。田一平這時尚在重慶渣滓洞監(jiān)獄，自然是后來才聽說的。這事在盟內(nèi)盛傳，自然會有人向中共匯報，于是就出現(xiàn)了以上毛文注釋、周恩來給中共黨內(nèi)寫文件和李維漢講話中說的這個問題來了。

　　沈、史等關于民盟解散問題的言行，反映到中共高層，成為他們一貫地扶植盟內(nèi)左派，打擊分化民盟主體提供了例證。當年還是左派的千家駒（“六四”后大徹大悟成為自由主義派），就在這篇悼念沈的文章中說：“民盟在領導層內(nèi)，雖然有以沈老為代表堅決跟著中國共產(chǎn)黨的左派，也有想走中間道路的中間派，甚至有混水摸魚以遂其個人野心的右派。這個斗爭是很尖銳、很激烈的�！�

　　這樣的觀點，如上所述，最初在中共高層中反映出來的是周恩來。周是為黨內(nèi)寫的文件，一般不為黨外人所知，但毛的第四卷文集出版于1960年9月，是人人皆得見的。當時當事人沈鈞儒、史良、張云川、黃炎培、羅隆基、葉篤義和列席的陳新桂都還健在。到了1981年元旦，李維漢還在民盟中央公開當著民盟領導人，一再重復這樣的話，這對民盟一些主要領導人的傷害（還有對此的信口評論，此不宜展開）和對民盟本身的團結的影響程度，該是什么情況，是可以想見的。

　　但是，在那時候，對于毛澤東說（前述注釋不可能未經(jīng)毛審定）的話，誰敢說三道四，雖然有天大意見，也只好悶在心頭。但經(jīng)過‘文革’后，毛的神光褪了一些色，到李維漢講話后的次年，就有人在上海的《文史資料選輯》撰文對毛文的這條注釋提出了意見。以后才有對這條注釋進行修改的事。

　　其實，為這條注釋提意見的人是很多的，反映的方式也是很多的。1985年，民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寫《民盟簡史》征求盟內(nèi)意見時，各地都有寫成文字的反映，文史委組織的老盟員座談會上，對這個問題也有強烈反映。事見1985年《盟史工作通訊》第六期、第八期。

　　心里最憋不住的是親歷此事的張瀾的大女兒張茂延。川大快畢業(yè)的張茂延在1947年8月到上海照料年老多病的父親張瀾。這年11月5日民盟討論是否接受解散問題時，她也正在張瀾寓居的上海集益里8號。她當然清楚討論的結果是大家一致被迫接受解散的事實。而以后卻又發(fā)現(xiàn)那么高層的人對結果歪曲的說法，感到有責任澄清事實。她對后來采訪她的《重慶民盟》的記者說：“由于這些不符事實的論點，當時不僅影響到盟內(nèi)的團結，還影響盟史及張瀾傳的寫作。民盟四川省委文史委員會的陽俊明寫了一部張瀾傳，可寫到民盟總部解散問題時也難以進行，寫不下去。聞張茂延要給中央文獻研究室寫報告，他專門寫信寄到北京，不無擔憂地問張茂延：‘毛選注釋聽說毛主席都看過，看你有無膽量反映？’”她對這位記者說：“當時我想，‘文革’都過去了，這是事實，總打不成反革命！”她“便以自己的見證為基礎，專門問詢過葉篤義、陳新桂等曾親歷過那一段事實的老同志，然后毅然寫報告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反映情況（張茂延是中共黨員，到上海侍奉父親是經(jīng)黨組織同意的），并提出修改《毛澤東選集》有關注釋歪曲民盟的條文。沒有想到他們很重視，中央文獻研究室跟到就派人調查，以后就修改了毛選注釋”。（以上見《重慶民盟》記者趙光峰：《張瀾女兒的回憶》）。這條注釋先在1987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文獻與研究》以《關于1947年民盟總部被解散問題》文章形式予以修改。文章說：“為了準確地反映歷史，這條注釋可以修改為：1947年10月國民黨反動政府宣布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強制民盟總部宣布解散……”以后《毛選》第二版出版時便在書頁上作了正式修改。

　　民盟解散的問題，還引發(fā)了數(shù)十年的議論。1992年出版的趙錫驊《民盟史話》說：“這一段歷史，40年來議論頗多，評價至今尚未完全統(tǒng)一�！�

　　議論、爭論的焦點是應不應該接受解散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1947年11月5日的會上，已經(jīng)反映出來了，解散后不斷有議論，到1980年代寫民盟簡史時便集中反映出來。

　　認為不應該接受解散的人說：對于一些歷史事件應略加評論，以明辨是非，吸取教訓。如“對民盟的解散事件即應有適當批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應只作客觀主義的敘述”，接受解散，“應適當加以批判”。

　　“民盟同意解散是屈服投降行為，是奇恥大辱�！薄靶�布解散是倒了旗，是投降，是不應該的�！�

　　（以上均見1985年4月、7月《盟史工作通訊》對民盟簡史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中反映出的意見）。

　　認為接受解散是“舉手投降”是“屈服投降”“是倒旗”的人在盟內(nèi)是少數(shù)，但他們一直堅持。自從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一直把矛頭指向張瀾的人，在盟內(nèi)大有人在。這是因為毛澤東的注釋雖然在1987年修改了，但毛的這篇文章對這些民主人士的低貶、奚落以及周恩來文章中說：接受國民黨命令自行宣布解散，“這又使民盟在人民中贏得的信任跟著喪失”等等結論，并未受到觸動；
而且周恩來在1949年12月6日在民盟一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還當著當時主持討論解散問題的張瀾等領導人的面再一次指責接受解散的事。他說：

　　民盟停止活動有點遺憾。即便是策略，也使人民感到不可理解……民盟面對國民黨的壓迫，宣布解散，這雖然是形式上的取消，但對民盟在人民中間的影響是有損害的。不管當時的想法是什么，一個進步的政黨本來是領導人民工作的，哪能一壓迫就不工作？民盟解散以后，國民黨還不是到處抓人嗎？就是在民主運動高潮的時候，也還有李公樸、聞一多的死難。所以收回旗幟是有損失的。

　　周恩來在這里把前次在中共黨內(nèi)指示說的“喪失”“人民的信任”，在這里當著張瀾等領導人的面口下留情改為“在人民中間的影響是有損害的”了，但特別在這里又說：“收回旗幟是有損害的�！�

　　周恩來一再這樣掊擊、低貶民盟，難怪民盟內(nèi)有的人士要奉若神明，據(jù)以一再堅持批判了。既然是“喪失”了“人民的信任”，自然是向國民黨“舉手投降”的結果了。這里不明明說“收回旗幟”了嗎？所以說“倒旗”是完全有根據(jù)的。

　　民主黨派里有些人不但習慣于對中共領導人的話奉若神明，而且在轉述時還要把它“提高”加碼，才顯得自己體會更深，理解更透。因此，上述觀點在民盟內(nèi)部引起很大反響。

　　筆者手頭有一份1986年10月民盟重慶市委文史資料委員會印制的《對〈中國民主同盟簡史〉征求意見稿的修改意見》文稿，文稿是民盟重慶市委邀請部分老盟員討論后整理形成的。參加討論的四川的盟員有：馮克熙、張松濤、楊槐、姚江屏、楊復全、李實育、汪壽康、鐘伯純、趙錫驊、劉石夷等20余人。文稿對民盟解散問題，不同意征求意見稿中說的是“嚴重教訓”，說“中國民主同盟總結了經(jīng)驗，吸取了教訓，重新走上了光明大道”的“提法不當，與事實不符”，民盟“不是過去走錯了道路而要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接著下面說關于解散問題：

　　在當時反動政權暴露其圖窮匕見的嚴峻關頭，民盟總部為著避免全盟同志的無法抵抗的迫害而作出有條件的妥協(xié)，是革命戰(zhàn)略所允許的。馬列主義從來不曾完全否定妥協(xié)，只是合理的妥協(xié)與叛賣的妥協(xié)有本質的區(qū)別而已。民盟總部當時按照與蔣方進行艱苦談判后的妥協(xié)，歷史證明它絕對不是叛賣、投降，而是合理的權宜之計的妥協(xié)。民盟主席張瀾于次日發(fā)表呼吁表明其本人對于民主和平統(tǒng)一之前途的信念及本人為此目的之努力并未稍更，同時，號召廣大盟員繼續(xù)堅持奮斗。這個聲明，既把反動派引向自己，又掩護了中委撤退，同時又號召廣大盟員轉入地下堅持斗爭，……

　　這個意見里表明了以下觀點：（一）在那嚴酷時刻，總部為保護全體盟員，而做出的有條件的妥協(xié)；
（二）這個妥協(xié)是合理的妥協(xié)，不是叛賣的妥協(xié)，“歷史證明它不是叛賣投降，而是合理的權宜之計”；
（三）張瀾的個人聲明是號召盟員繼續(xù)為民盟的政治追求奮斗，有鼓勵他們轉入地下斗爭的用意。由于形勢緊張，在1947年1月一屆二中全會在《關于現(xiàn)況下的組織原則的決議案》中就規(guī)定：“上層爭取公開合法，下層采取秘密活動”�！靶麄鳡幦『戏ü�開，組織保持秘密方式”，已有轉入地下活動的準備。

　　歷史證明了這樣做是保護了盟員，假如硬抗，其結果必然是以全體公開身份的中央委員、總支、支部委員和總部、支部工作人員殺頭、坐牢和基層組織和廣大盟員被迫強行登記（必然還要誣及一些盟友），任其處置為代價。

　　在四川，特務頭子徐遠舉、徐中齊硬要逼著省盟交盟員名單，范樸齋為此還有一個智斗二徐的精彩故事，結果才得免交名單，可見情勢之嚴峻。

　　張瀾的個人聲明確實激勵了民盟組織和盟員繼續(xù)為民主、自由而奮斗。范樸齋日記：“今日（11月8日）《新民報》載表老談話，大有助于小組之進展（當民盟處境緊張時，民盟四川省成都市組織部成立應付事變準備繼續(xù)奮斗組織——作者按），稍慰�！辈⒓淳翱谡妓木湓疲骸耙灰贡憋L寒氣來，蒼涼小院獨徘徊�？葜Κq有新生意，喜見海棠一樹開�！�

　　解散時，當時就有人說張瀾怕死，葉篤義就記了這事�！皬垶懗镣吹貙ξ艺f：‘殺頭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為了照顧到全體盟員的安全。至于我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張瀾不是臨難茍免的人。在保路運動中，8人被“背縛其手”，獨對他與羅綸“前以一弁持槍抵胸，欲作放勢，后以一弁持馬刀臨于頸”，而張瀾對趙爾豐“獨與抗論”（見張瀾《自傳》）。張瀾不是為保自己的命而同意接受解散的。

　　至于采取硬抗態(tài)度，在盟史工作座談會上就有人指出：“說民盟同意解散是屈服投降，是‘奇恥大辱’的人，用列寧的話講，是‘一些發(fā)瘋的人�！�”（《盟史工作通訊》第六期）。這是援引列寧在《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話。列寧說：“假如您坐的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您把錢、身份證、手槍、汽車都給了他們，于是您擺脫了這次遭遇，這顯然是一個妥協(xié)……但是很難找到一個沒有發(fā)瘋的人會說這種妥協(xié)‘在原則上是不能容許的’或者說實行這種妥協(xié)的人是強盜的同盟者�！�

　　然而中共領導人，對民盟解散問題一再進行掊擊，到底為了什么？筆者思之再三，得出以下一些想法，就教大家：

　　1、貶低民盟堅持中間道路的獨立立場的領導人，是當時反對中間路線思想為中共執(zhí)政和理性鳴鑼開道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這時國民黨已經(jīng)喪失民心，面臨總的破產(chǎn)，這時幾乎沒有人還認為它還能在政治上起什么重要作用，但是在社會上，特別在知識分子中以及以他們?yōu)榇�表的民主黨派中，主張走第三條道路（中間道路）的人不在少數(shù)，擁有不少報刊，發(fā)表了大量文章，在激烈辯論中，鋒頭十分強勁，可以說是民心所趨歸。用李維漢的話來說，叫作“喧囂一時”。他們主張實行議會制、內(nèi)閣制、三權分立制、多黨制等西方民主政治，認為1946年政協(xié)決議所體現(xiàn)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作為建國的基礎，主張協(xié)和外交，在美、蘇間保持中立。時過境遷，這個在當時中共極力贊成的建國綱領（有當時中共提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為證），現(xiàn)在卻必須花大力氣予以批判了。而對這些代表人物的低貶、奚落（如毛澤東在《關于情況的通報》中所說），就成為中共執(zhí)政的必然性的“建國的理論準備”的一個部分了。

　　2、打擊盟內(nèi)主張獨立中立立場勢力，抬高靠攏中共的民盟左派勢力，為他們在盟內(nèi)掌權造勢。

　　3、周恩來在1949年12月在民盟一屆四中全會上講話提到民盟解散問題時，認為“哪能一壓迫就不工作？民盟解散后，國民黨還不是到處抓人嗎？就是在民主運動高潮的時候，也還有李公樸、聞一多的死難。所以，收回旗幟是有損失的”。周這里提出李公樸、聞一多很值得玩味。到底想要說什么，現(xiàn)把他的話納入三段論式來看：大前提——干革命就是要堅持工作，犧牲是免不了的。小前提——民主運動高潮時，你民盟不也有李公樸、聞一多死難嗎？

　　結論——所以干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一受壓迫便不工作（貪生怕死），收回旗幟，是錯誤的。周恩來的話只能是小前提環(huán)節(jié)。如果這個推斷成立，則周恩來提李、聞的話意味著什么，就很清楚了。

　　筆者還要說，中共的這些領導人忘記了“北平軍事反省院61人案”的事了。這些人經(jīng)中共中央同意不硬抗，寫了自白書承認是共產(chǎn)黨員，保證今后與中共組織脫離關系公開登報“脫離共產(chǎn)黨啟事”才出來的。

　　還有，在民盟南京總部機關被警特包圍的時候，隱匿了中共身份加入民盟在總部工作的民盟中執(zhí)委周新民（梁漱溟辭去秘書職務后，實際代理秘書長工作）和中共黨員時在組織委員會負責的李相符，便丟下羅隆基乘車逃離了工作崗位，這又算是堅持了工作嗎？從互聯(lián)網(wǎng)上看到夏從本《堅強的民主戰(zhàn)士周新民》文章得知，在這年3月，中共代表團撤離時，董必武指示周移住梅園新村30號辦公，囑周要“堅守下去。”周答：“一定如此，請董老放心�！敝泄颤h員有紀律，行動要得到組織同意。不知這次逃離是否得到組織允許。反正沒有按照董必武所囑“堅守下去”是事實。李維漢對此是這樣說的：“當時民盟中央領導人多數(shù)因環(huán)境惡劣，分散隱蔽”，很輕松一筆帶過也是事實。但然何對民盟解散事就以“不能堅持工作”一再說三道四，而對中共黨員的周、李兩人丟下羅隆基逃之夭夭未去“堅持”，更沒有參與討論解散時的“堅持”的事情卻無所謂了呢？

　　周新民與李相符從南京逃到上海，在上海的中共黨員為民盟中執(zhí)委的除周新民、李相符以外，還有辛志超、郭則沉，還有脫黨積極爭取恢復黨籍的楚圖南，他們明明知道（周、李曾與史良接頭）要討論解散的重大問題，身為中執(zhí)委的他們并未去參加討論。為什么不去堅持？1949年12月6日，周恩來在四中全會講話的時候，這些人都在場，而周恩來卻把他們忘了，只責備張瀾等“一壓迫就不工作”，就害怕了。不知這些人聽了周恩來的講話又會作何感想？

　　在國共雙方互稱為“匪”以后，民盟在國民黨眼中早已被視為“勾結共匪，參加叛亂”，迫令其解散，是可以理解的。而就在同時，中共亦策劃讓其盟友退出中國政壇，就不好理解了。

　　俄羅斯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A.M.列多夫斯基在《遠東問題》雜志于1995年2、3期上發(fā)表《米高楊的赴華秘密使命》一文，披露了1949年1~2月間米高揚赴華使命的書面報告，隨后，中國雜志《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tài)》于1995年第5期譯載了此文。米高楊報告稱：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報說：

　　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之后，要像蘇聯(lián)和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共以外，所有政黨都要離開政治舞臺，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更為稀奇的是這年10月10日毛澤東為解放軍總部所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的第23條，恰恰又是“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聯(lián)合起來，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边@里明明說的是“民主黨派”的。

　　為何不到20天時間（如從中共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動手草擬“指示”時算起，時間還更短），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掉頭了呢？今天說是雞，明天說是鴨。為什么“雞”變成了“鴨”了呢？筆者看到過不少人（如楊奎松先生、汪朝光先生）試圖做出解釋，但都不能令人滿意。筆者認為，主要還是斯大林的意見起了作用。

　　毛澤東給斯大林電報原件現(xiàn)存俄羅斯聯(lián)邦總統(tǒng)檔案館“全宗45，目錄1，卷宗330，第13—17頁。”斯大林對毛的電報一直拖到1948年的4月20日才復電，電文是這樣說的：

　　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認為，中國各在野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并且他們反對國民黨集團。他們還將長期存在。中共將不得不和他們合作，共同反對中國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列強，從而保持自己的領導權，即領導地位。也可能還需要讓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使政府本身成為聯(lián)合政府。

　　斯大林不同意毛澤東取消民主黨派，還是要讓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在他提出“使政府本身成為聯(lián)合政府”的意見后，毛澤東只能聽命，便于4月29日提出邀請“民主人士來解放區(qū)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的問題”。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通過“慶祝五一節(jié)”口號，中心內(nèi)容就是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成立聯(lián)合政府。

　　這就是以后翻來覆去炒作，賦予偉大意義的“五一”口號的由來。

　　中共得勢后是主張民主黨派退出政壇的，只因斯大林不同意才手下留情，讓保留下來組織“聯(lián)合政府”的。從此以后中共便又鼓吹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如何如何重要，說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個法寶并未過時，不但在抗戰(zhàn)時期需要它，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工程中也是少不了的。不但這樣，而且是關乎國內(nèi)國際的觀感問題。建國之初，有的組織自動結束，有的提議相同性質的合并。周恩來在1949年12月6日民主同盟一屆四中全會的講話就說：“民主黨派在中國革命中是有貢獻的，不論民盟或其他民主黨派都應該繼續(xù)存在下去。如果紛紛合并，人民就不理解，帝國主義也會說：你看！共產(chǎn)黨把各黨派都搞光了，所以今天不能取消黨派�！敝芏鱽砗驮S多政壇人物一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害了健忘癥的，他在這里就把兩年前要民主黨派退出政壇的話忘了。

　　中共要踢開民主黨派，首先是毛澤東的哲學觀點所決定的。毛澤東說：“矛盾存在于事物發(fā)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穿于一切過程的始終”，“舊的過程完了，新的過程發(fā)生了。新的過程又包含著新的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fā)展史”。

　　舊的矛盾和舊的矛盾過程，即中共與國民黨的矛盾及其過程。這個矛盾完結了，新的矛盾發(fā)生了，又開始了新的矛盾過程。這個新的矛盾就是中共與走中間道路的民主黨派的矛盾，又開始了中共與走中間路線的自由主義的民主黨派及其代表人士的新的矛盾過程，開始了新的矛盾發(fā)展史。

　　1947年10月27日（注意！正是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的同一天）由周恩來起草經(jīng)毛澤東審改的中共中央《關于必須將革命戰(zhàn)爭進行到底，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示》中說：

　　在政治斗爭上，我們必須區(qū)別今天與明天的打擊方向，今天要孤立一切對美蔣尚有幻想的階級黨派及領袖，到明天就連反對杜魯門之美親華萊士之美，反對蔣介石之國親李濟深之國的階級、黨派及其領袖，也要將他們孤立起來。（《中共中央文件選編》第16卷第574頁）。

　　上面引的周恩來起草的文件中的第5條，是毛澤東審改時加的。這條意見說：

　　在蔣介石打倒以后，因為自由資產(chǎn)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打擊他們，使他們在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在自由資產(chǎn)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并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chǎn)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jīng)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上引書第577頁）

　　就是說：今天和我們一起孤立敵對勢力的聯(lián)手，明天他們又將是我們孤立的對象。今天的朋友就是明天的打擊對象，這就是毛澤東的邏輯。今天要孤立對美蔣有幻想的階級、黨派及領袖，明天就連反對杜魯門的華萊士和反對蔣政權的李濟深，也要將他們孤立起來。

　　因為：自由資產(chǎn)階級所希望的是歐美式的舊民主，不是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新民主政權。“凡是不愿意與共產(chǎn)黨合作，并受共產(chǎn)黨領導的，結果必然是維持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專政�！保ㄉ弦龝�第574頁）

　　于是就有了前述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發(fā)電報的事。

　　雖然斯大林沒同意毛的意見，中共對這個問題在具體操作上不能不有些變通。如毛在5月1日給李濟深、沈鈞儒等信提出“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聯(lián)合政府……時機已經(jīng)成熟”。待得到他們反應后，毛又復電表示對他們的態(tài)度“極為欽佩”。但毛澤東的矛盾論是一種哲學理念，是不能變的。正當中共在香港積極組織民主人士北上籌備的時候，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的內(nèi)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chǎn)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的矛盾，外部就是與帝國主義的矛盾”。（《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45—146頁）他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強調了這個觀點（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75頁）。中共領導層對此是一致的看法。周恩來不消說了，劉少奇在1948年9月的會上也說：我們與資產(chǎn)階級的關系要有清醒頭腦，暫時合作之日起，即要注意他們叛變的可能。（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78頁引劉少奇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一面熱情邀請，一面準備打擊，這就是他們的邏輯。這樣說來，被說成是與中共“風雨同舟，并肩戰(zhàn)斗，是我黨的親密戰(zhàn)友”（中共中央給民盟第五次代表大會賀詞）的民盟，要被中共采取與對付國民黨一致的手段就不難理解了。

　　新的矛盾，在1949年中共執(zhí)政以后，有著極其豐富的內(nèi)容，和異常曲折、復雜的過程，歷史將一頁頁地展現(xiàn)出來。

　　1948年民盟的三中全會成為新的矛盾游戲預演的開始。

　　1948年1月5日沈鈞儒、章伯鈞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發(fā)表“緊急聲明”：指出南京政府內(nèi)政部發(fā)言人口頭發(fā)表民盟為“非法團體”的聲明為違法行為；
對在南京政府劫持威脅下，未經(jīng)民盟合法會議發(fā)表的“辭職”“解散總部”聲明無效；
并于同日遵民盟組織規(guī)定程序，召開第一屆三中全會，恢復領導機構，繼續(xù)為民主、和平、獨立、統(tǒng)一的任務而奮斗（這里把“團結”改為“獨立”）。

　　三中全會發(fā)表了“宣言”、“政治報告”，制定了“組織工作計劃”。

　　三中全會批判了“中間路線”，明確提出與中共攜手合作，“積極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裝反抗反人民的武裝”，反對美國對華政策和推翻它所支持的南京政府的政治路線。

　　三中全會認為“政協(xié)道路已根本破壞，和平之門已被徹底關絕”（政治報告），“今天國內(nèi)形勢，民主與反民主已壁壘分明”（開幕詞），“必須在真和平真民主之中認清敵友，在是非之間，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是沒有‘超然的’或者‘中間路線’的存在的可能”（沈章在會后招待記者談話），“獨立的中間路線，從目前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看，更難行通。自本盟被南京反動獨裁政府勒令解散以來，一切所謂‘中立’‘中間’的說法和幻想，實早已被徹底粉碎了”（政治報告），“過去所標榜的‘中間路線’，現(xiàn)已走不通。除參加革命或反革命，即無路可走”（沈、章在會后招待民主人士談話）。

　　三中全會聲明“本盟為求中國民主和平獨立統(tǒng)一的實現(xiàn)而奮斗，此一目標，始終不變”（宣言。這里把“團結”改為“獨立”），但“今后的民主和平已不可能從‘協(xié)商’中求之，而只有消滅反和平的獨裁政權，才能建立一個真民主真和平的新中國”（沈、章會后招待記者談話），“我們過去一貫主張的反對內(nèi)戰(zhàn)……今日也依然為此。但我們所要反對的是國民黨反動集團所進行的反人民的內(nèi)戰(zhàn)，我們所需求的是真正的永久的民主和平”（宣言）。至于統(tǒng)一，“既不是武力統(tǒng)一，更不是獨裁統(tǒng)一”而是每被壓迫階級，各民主黨派、各大小民族、各人民團體自愿合作，友愛團結，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基礎上的統(tǒng)一（政治報告）。

　　“宣言”全面肯定了中共的歷史和現(xiàn)實表現(xiàn)，并說值得“每個愛國的中國人的贊佩”所以與之攜手合作。“宣言”說：“中國共產(chǎn)黨為民主事業(yè)而奮斗的歷史，日寇投降以來，為實現(xiàn)國內(nèi)和平的努力，是值得每個愛國的中國人贊佩，本盟今后要與他們攜手合作。”

　　政治報告還改了民盟爭取的民主、和平、團結、統(tǒng)一四大目標，將其中“團結”按中共旨意改為“獨立”。而“報告”卻說：“本盟自成立伊始，即宣布以實現(xiàn)中國之民主、和平、獨立、統(tǒng)一為本盟奮斗之基本目標”

　　這樣三中會全就完成了中國民主同盟政治路線的轉變，成為“民主同盟的歷史轉折”。用周恩來的話來說是政治上的“一面倒”。周恩來于1949年12月6日在民盟一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講到民盟歷史的第三個時期即從三中會全會到四中全會，“這個時期用一句說，就是‘一面倒’，倒在新民主主義方面”（按毛澤東的解釋，新民主主義就是工人階級共產(chǎn)黨領導的了），三中全會就是民盟政治上“一面倒”的開始。（未完待續(xù)）

　　丙�。�1918年生），民盟盟員。本文為長篇《盟史札記》連載，請保持關注。

　　來源：《領導者》25期，天益網(wǎng)受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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