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杰：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革命傳奇

　　高仁山是北京大學繼李大釗之后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的又一名革命教授，北京大學的革命烈士紀念碑上，刻有“高仁山（1894—1928），江蘇江陰人”一行字�！侗本�師范大學革命烈士名錄》中，另有“高仁山（1894.4—1928.1），1924年起任教育系教授，1928年被軍閥殺害于北京”的記錄。查郭廷以編著的《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在1928年1月15日項下有“北京藝文中學校長、前北京大學教授高仁山被槍決”的記載。但是，在國共兩黨的歷史文本中，高仁山烈士究竟是如何從事革命活動的，又是如何被槍決的？迄今為止依然是莫衷一是的難解之謎。

　　一、魯迅筆下的高仁山

　　與中國大陸幾乎所有的讀書人一樣，筆者最初知道高仁山這個人，是通過魯迅收入《華蓋集》的著名文章《“碰壁”之余》，其中寫道：“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現在，壽命已不可謂不長，而從沒有遇見過一個不大認識的女士來邀‘觀劇’；
對于女師大的事說了幾句話，尚且因為不過是教一兩點功課的講師，‘碰壁之后’，還很恭聽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報》上所發(fā)表的偉論。真的，世界上實在又有各式各樣的運氣，各式各樣的嘴，各式各樣的眼睛。”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的《魯迅全集》，在關于高仁山的注解中寫道：“江蘇江陰人，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報》‘時論’欄發(fā)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師大》一文中說：‘最奇怪的就是女師大的專任及主任教授都那里去了？學校鬧到這樣地步，何以大家不出來設法維持？諸位專任及主任教授，頂好同學生聯合起來，商議維持學校的辦法，不要讓教一點兩點鐘兼任教員來干涉你們諸位自己學校的事情�！�”

　　《“碰壁”之余》寫于1925年9月15日。在此之前的6月19日，女師大學潮的中堅人物許廣平，已經在致魯迅信中介紹說：“楊婆子在新平路十一號大租其辦事處，積極準備招生，學生方面往各先生處接洽，結果，由在京四位主任親到教部催促早日解決校事，一方另呈文至執(zhí)政處，請其早日選人至教部負責，然后解決校事，在京四人，居然能做到這一點，真不容易。至于到校維持一節(jié)，礙于婆子手段，恐不易有辦，出來說話做事的，都往往吃力不討好，也惹一身贓，好比七個先生的事，就是前車，以后的人，自然不愿意輕舉妄動。結果，還是大家不管的女師大�！�

　　“楊婆子”就是被驅逐出校的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她與教育界著名人士郭秉文、胡適、蔣夢麟、陶行知、查良釗等人，都是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的校友；
她與政學兩界的吳稚暉、陳源、陳翰笙、顧淑型、高仁山、陶曾谷等人，又同為江蘇無錫人。“七個先生的事”，指的是由魯迅撰稿并以本名周樹人與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同簽署的《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的宣言》，于1925年5月27日在《京報》公開發(fā)表的事情。除北大教授兼女師大史地學系主任李泰棻是河北陽原人之外，其余六人都是來自“某籍某系”——浙江籍北京大學國文系——的兼職教員。“在京四位主任”，指的是為女師大校事積極奔走的國文系主任黎錦熙、化學系主任文元模、史地學系主任李泰棻、音樂系主任蕭友梅。由許廣平的書信可以看出，高仁山的《大家不管的女師大》一文，對于女師大學潮的緩和及解決，是產生過正面影響與積極作用的。

　　到了1925年12月18日，魯迅在《“公理”的把戲》中再一次提到高仁山：“日本人學了中國人口氣的《順天時報》，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學，據說多人的意見，以為女師大教員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屬于北大之嫌。虧它征得這么多人的意見。然而從上列的名單看來，那觀察是錯的。女師大向來少有專任教員，正是楊蔭榆的狡計，這樣，則校長即可以獨攬大權；
當我們說話時，高仁山即以講師不宜與聞校事來箝制我輩之口。況且女師大也決不因為中有北大教員，即精神上附屬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當學生反對楊蔭榆的時候，即協力來殲滅她們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報》，就有‘某當局……謂北大教授中，如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張解散’等語�！�

　　女師大的前身是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1922年由魯迅的同鄉(xiāng)好友許壽裳出任校長。許壽裳仿效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進行的教育體制改革，成立了由校長、教務長加上10名教授共同組成的評議會，重新厘定課程，出版周刊，并從北大聘請兼職教員。兼職教員不能做教授只能做講師，也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制定的制度規(guī)則。魯迅所說的“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與“某籍某系”一樣是當年的流行話語。據王書莊回憶：“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蔡校長曾赴歐美各國，延聘了一批學習優(yōu)異的留學生回國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西林師曾和其他七位新回國的北大教授在吉祥大院租了一所民房，共同居住。學生稱他們?yōu)椤�吉祥八君子’，以表示對他們的尊敬并以此自豪，一時傳為佳話�！�

　　與丁西林（又名燮林，字巽甫）等人一起住過吉祥胡同的李書華，對于“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另有回憶：“民國十一年九月中旬我到了北京，寓后門內東吉祥胡同。同住的有周覽（鯁生）、李麟玉（圣章）、李四光（仲揆）、丁燮林（巽甫）四人，全是在歐洲時期的老朋友，前一、兩年回國的。鯁生任北大政治系教授，圣章任北大化學系教授，仲揆任北大地質系教授，巽甫任北大物理系教授兼理預科主任。王世杰（雪艇）亦系前兩年回國，任北大法律系教授，原來也住在東吉祥胡同，結婚后便另覓住所，移居西城惜薪司。……我到北大不久，北大新教授李宗侗（玄伯）、皮宗石（皓白）、陳源（通伯）、石瑛（衡青）陸續(xù)到校。玄伯在法文系，皓白在經濟系，通伯在英文系任教；
衡青則在化學系擔任冶金功課。皓白、通伯、衡青三人亦全住在東吉祥胡同�！�

　　高仁山雖然不是“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中的一員，卻是為王世杰、石瑛、周覽、陳源、皮宗石、李四光、丁西林、唐有壬等人主辦的《現代評論》周刊無償供稿的一個人，并且在學潮問題上與《現代評論》同人基本一致。他們把“北京國立各校接連不斷發(fā)生風潮”的原因，歸結為四點：“學校當局不恰人望，學生的行為出軌，教職員的從中挑撥，校外人士的鼓勵。”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所希望的是以公正平和的態(tài)度平息和化解學潮：“我們不懂得有些立于教育界責任地位的人，為什么也不平心靜氣的考量女師大問題的本身，乃反而推波助浪的張大其事�！�…今日校外的人不立于超然的地位，以苦心孤詣的精神，調處女師大風潮，求個迅速圓滿的解決，反而全然加入一方面，助長學潮，這明明是走入歧途，其結果也許少數人可以逞快一時，然而多數青年學生就未免要跟著犧牲學業(yè)了。”

　　關于當年的派系之爭，陳翰笙在《四個時代的我》中回憶說：“我進入北京大學，在歷史系擔任歐美通史和史學史課程。當時我只有27歲，是北大最年輕的教授。……北大教師當時分為兩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學生，以胡適為首；
另一派是日、法留學生，領頭的是李石曾。這兩派明爭暗斗，互不相容。歷史系的系主任朱希祖是日法派，他對我這個從歐美回來的人很不喜歡，想把我排擠走，要他的留日朋友代替我�！�…李大釗又找到法學系負責人周鯁生，將這件事對他說了，還說：‘王世杰是胡漢民的人，《現代評論》也是胡漢民出錢辦的，找他解決不了什么問題�！�李大釗同志建議我直接找一下周鯁生，說周人品好，是個正人君子。周鯁生對我說：‘不要同王世杰講了，我聘你到法學系兼課，講授美國憲法史。’這樣一來，朱希祖沒有辦法了，……”

　　陳翰笙所說的“日法派”又稱“法日派”，它雖然以河北籍的國民黨元老李石曾為精神領袖，其中堅力量卻是浙江籍人士，特別是被稱為“某籍某系”的浙江籍北京大學文科教員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馬裕藻、馬廉、錢玄同、陳百年、周作人、魯迅等人。“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則是英美派的生力軍。不過，在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無論是法日派還是英美派，無論是元老級的李石曾、胡漢民，還是相對年輕的朱希祖、沈尹默、沈兼士、王世杰、李大釗、陳翰笙、高仁山，大多是國民黨內部各個派系的骨干成員，他們在反對北京政府和支持北伐戰(zhàn)爭的政治立場上，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沒有黨籍的魯迅、周作人兄弟，也同樣是站在支持國民黨廣州政府的立場上的。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周作人后來在標題為《紅樓內外》的長文中，專門以《高仁山其人》為小標題，紀念這位“肯冒點險”的革命教授：“關于高仁山的事，我知道得不多。最初在北大出版的刊物上，大概是《史學季刊》吧，看到有一篇介紹美國人房龍所著《人類的故事》的文章，覺得很有意思，署名高寶壽，這是我知道他的第一次。后來我在孔德中學教國文，高君以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資格，來擔任中學的指導工作，于開會時見過幾次，也記不得是那一年的事情了。三一八之后，北大教授星散，多數南行，只剩若干肯冒點險的留在北京，高君也是其一，聽說也是在做黨務地下工作。大概也是李君遇難的那一年，他終于被張作霖的部下所逮捕，關了不少日子，有一時傳說有什么人疏通的關系，可以沒有什么事，忽然有一天，內人往東城買東西去，回家時慌張的說道，高仁山先生不行了！據她說在路上看見有一隊軍警簇擁著一輛大車往南去，知道是送往天橋去的。及至看大車上面卻見高仁山一人端然坐著。記得那時內人說，高君戴著一頂皮帽子，那么這當是民國十六年的冬天或十七年的春天吧�！�

　　這里所說的“李君”，就是中共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守常）。當年與周氏兄弟正面展開過文壇之爭的《現代評論》編輯陳源，在晚年回憶中也提到過高仁山：“我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去日本。那時候張作霖仍在北平，革命軍已到滬寧，我不想回北平（是冬北大教授高仁山為張作霖所捕殺），而我又不善作宣傳文字（郭復初為上海交涉使，找我及錢端升等去負宣傳之任），想著到日本之游（叔華幼年與兄姊等到日本讀書，一兄一姊死于神戶瀑布之下，也有意思舊地重游），到第二年秋初回北平。新月書店的開始，《新月》雜志的創(chuàng)刊，都在這半年中�！�

　　二、北京大學的革命教授

　　按照高陶的說法，他一生中共有“三個父親”，一個是親生父親、北大教授高仁山；
一個是自己的“寄父”、北大教授、共產國際情報人員陳翰笙；
一個是自己的繼父、北大校長、民國要人蔣夢麟。

　　關于自己的親生父親高仁山，高陶在《我的三個父親》中寫道：“家父高仁山烈士是我國現代教育史上著名教授、教育改革的實踐家�！�…犧牲時年僅三十四歲。是年，我才三歲，妹妹兩歲，家父犧牲后，我家南遷。在跟隨祖父母的生活中，從未在老人家口中聽到有關父親的事跡。叔叔、嬸嬸、長輩的言談中，也未有片言只語提及，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充滿著困惑和神秘，不知父親為何被害。母親常說一句話：‘你們要爭氣，學你爸爸的樣�！�究竟學什么樣，爭什么氣？語焉不詳。我們兄妹二人就在這種迷惘的家庭氣氛中長大成人�！�

　　高陶對于父親較為具體的了解，得之于“寄父”陳翰笙。高仁山與陳翰笙早在美國留學時就是好朋友。由于陳翰笙與妻子顧淑型1921年結婚后一直沒有生育，顧淑型與高陶的母親陶曾谷又是表姊妹，陳翰笙夫婦便把高陶認作自己的“寄子”即“義子”。1970前后，高陶與妹妹、妹夫一起拜訪陳翰笙，陳翰笙表白說，人家問他平生好友有哪些，他的回答是：只有高仁山一人。

　　話雖這么說，陳翰笙并沒有為高陶兄妹揭開高仁山之死的謎底，只是告訴他們，自己當年曾經勸告高仁山離開北京，高仁山回答說：“我在北大、師大任教，藝文中學我又是校長，還得照應，怎能一走了之。”

　　直到2000年8月，高陶與僑居美國的妹妹、妹夫再次來到北京，才從北京市黨史研究室史建霞那里，得到高仁山在政學兩界從事教育活動及革命活動的比較完整的信息：

　　高仁山1894年9月出生于江蘇省江陰縣觀音寺一個書香世家。17歲時隨在鐵路局工作的父親遷居天津，就讀于南開中學。1917年春天自費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專攻文科。在日本求學期間，與童冠賢、馬洗凡、于樹德、周恩來等人參與組織了以天津南開學校校友及天津法政學校校友為主體的新中學會。

　　為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留學日本的高仁山制定了五步計劃。第一步，調查中國東北三省、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7省的教育與實業(yè)的關系；
第二步，在調查研究中國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赴美國學習教育，再考察英、美、德等國教育狀況，然后回國實踐；
第三步，在本國實踐的基礎上赴歐美進行研究，吸收各國合理的教育思想；
第四步，回國調查西北與云南的實況；
第五步，創(chuàng)議中國的新教育制度。隨著五步計劃的逐步落實，他于1922年底從歐美回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出任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

　　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頒布《國立大學條例》，規(guī)定大學校長“由教育總長聘任”，學校設董事會，董事“由教育部長就部員中指派”。條例頒布后，高仁山與李大釗、顧孟余、譚熙鴻、沈尹默、錢玄同、高一涵等60多位大學教授公開表示反對：“教育部之所以欲聘任及其所得聘任者，……不外于在野之官僚，或有力之政客。此等官僚政客，于學術上既沒有任何之專長，其對于校內一切情形，又皆隔不通。”并且認為這一條例“蔑視學校及教員之人格，殊為可憤”。

　　1925年6月，高仁山聯合新中學會的會友以及北京政學兩界的著名人士創(chuàng)辦北京藝文中學，試行美國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創(chuàng)立的道爾頓制，將班級改為各科作業(yè)室制，廢除課堂講授，把各科學習內容制成分月的作業(yè)大綱，由教師與學生訂立學習公約，由學生自己支配時間，按興趣在各作業(yè)室自學，教師僅作為顧問，提供咨詢和檢查進度。

　　1926年3月18日，藝文中學教務長顧淑型，帶領未成年的中學生參加由國共兩黨聯合組織的大規(guī)模示威游行活動。下午一時左右，執(zhí)政府衛(wèi)隊開槍鎮(zhèn)壓，造成打死47人，打傷100多人的“三一八慘案”。藝文中學女學生陳時芬在慘案中當場犧牲，顧淑型本人也受了輕傷。第二天，高仁山與國立九校教職員代表蔣夢麟、馬名海等人，在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向政府當局辦理交涉事宜。

　　同年10月，高仁山在《這是什么政府》中憤然寫道：“最不堪的，就是在首都之下，外人經營的協和醫(yī)學、燕京大學、匯文大學等等，開學開得有聲有色，上課上得興高采烈，堂堂的中華民國的國立學校，居然逼得奄奄待斃，鴉雀無聲，怪矣哉，……請問這樣的政府是不是摧殘國家的最重要、最根本事業(yè)——教育的一個政府？！”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等20名國共兩黨高層人士，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控制下的北京政府處以絞刑。中共地下黨組織隨后在北京建立北方最高統戰(zhàn)組織“北方國民黨左派大聯盟”，高仁山任該聯盟主席。當時有朋友邀請高仁山出任河南中州大學校長，他始終不愿離開北京：“我既許身教育，志在救國，就不能畏懼任何艱險�！�

　　同年 9月28日，奉系軍閥張作霖以加入政黨、散發(fā)傳單、有反對現政府之嫌疑等多項罪名，將高仁山逮捕，先后關押在北京偵緝處、警察廳、軍事部、陸軍部等處。12月9日，高仁山在寫給妻子陶曾谷的家書中表示：“自被捕之日起，身處囹圄之中，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生三十四載，以十六年之光陰從事教育研究，以所學所知，未能有裨于社會國家，茍以圄長逝，誠死亦不瞑矣。我之全部教育計劃，因此夭折，思之殊可惜也。……我如‘坐罪而死’，望你將此信轉告教育界諸友，暨予之學生，得知予之心志，或可完成一部分之希望�！�

　　1928年1月25日，高仁山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槍殺于北京天橋。

　　三、高仁山與新中學會

　　據張次溪著《李大釗先生傳》介紹，在李大釗生前，已經有過一個由中共地下黨組織牽頭的統一戰(zhàn)線組織“左派聯席會議”：“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后，國民黨死硬派，（即西山會議派）以林森鄒魯為首，在南花園一號，作反共的活動。李先生與勞會同志領導的國民黨左派各團體，組織了左聯（左派聯席會議），當時參加左聯的有實踐社（鄧文輝等負責）。新軍社（譚祖堯負責），四川革命青年社（杜炎負責），新溪社（楊立賢負責）。革新社（劉愈負責），瓊島魂社（莫同榮負責）瓊崖協進會（鄭蘭積負責），中山學社（姚彥負責），新中學會（于樹德劉耀南負責）。以上九個團體，均有多數共產黨員參加。李先生派李渤海用民校二字為代表號，與各團體聯系。謝質如奉李先生命，與各團體均有接洽，當時各團體在北京翠花胡同開會，有將革命交給左派的口號。”

　　李渤海，原名李伯海，山東蓬萊縣人�！拔逅摹睍r期投身于學生運動。1922年，他與韓麟符等人組織“澄社”，取義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并先后結識北大教授李大釗、胡適等人。當年的韓麟符、李渤海都有過一段“整理國故”的苦學經歷，他們拜見胡適時，韓麟符攜帶一本《老子新解》，李渤海攜帶一本《尸子哲學》，從而得到胡適的特許，進入北大文科作旁聽生。

　　1923年1月，韓麟符、李渤海經李大釗、高君宇、何孟雄等人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及中國共產黨，從此成為職業(yè)革命家。1926年秋天，李渤海負責中共北京市委的宣傳工作，兼任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此時的李大釗及國共兩黨的高層人士，已經由北京東城的翠花胡同遷往蘇聯大使館的舊兵營，李渤海作為使館內的中共組織與外界的聯絡人，代理李大釗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北京分會主席一職。李大釗遇難后，他又接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一職。1927年秋天，李渤海被奉系軍閥逮捕，因為身份暴露而投靠奉系軍閥，從此改名黎天才。1936年，黎天才成為支持張學良發(fā)動“西安事變”的關鍵人物。

　　這里的“民校”二字，其實是處于地下狀態(tài)的中共黨組織，秘密開展統一戰(zhàn)線工作的一個代號。他們把國民黨視為革命團體的第一級即初級階段，簡稱“民校”。把成立于1920年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S.Y.即Chinese Socialist Youth Corps），連同于1925年1月改名后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C.Y.即Chinese Communist Youth Corps），簡稱為“中學”。把中國共產黨（C.P.即Chinese Communist Party），簡稱為最高等級的“西�！被颉按髮W”。這樣一來，被稱為“民�！钡膰�民黨，便成為中國共產黨及共青團的預備隊。中共地下黨團組織在“民�！遍_展工作時，要求黨、團員積極宣傳左派的政治主張，對于右派言行要“不懈地加以攻擊”。在吸收黨員方面，具有左派傾向的人士才可以被介紹加入“民�！奔磭�民黨。國民黨中有階級覺悟的人，才可以被進一步介紹加入“中學”（S.Y.或 C.Y.）及“大學”（C.P.）。與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統戰(zhàn)工作相比，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雖然人多勢眾，卻表現得軟弱無力。曾經擔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部長的邵元沖，在1925年12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晚閱《C.Y.之決議案及組織》等，具見其工作之已切近實際，吾黨中散漫無緒，各逞私圖，尚何言耶？”

　　“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后，北京政府的極端措施進一步刺激了民意反彈，從而導致加入國民黨及共產黨的人數急速攀升。據張次溪介紹：“當時這九個左派組織，共有黨員一千一百余人，再加上C.P.同志，有一千余人，總合起來共有二千余人，共同組織北京的左派聯席會議，簡稱左聯。左派的聯合工作，以實踐社的幾個首領，如鄧文輝，蕭忠貞，李壽雍等為中心。例如北京市黨部的名單，就是共產黨（C.P.）與實踐社確商好的，市黨部的正式執(zhí)行委員吳可（工人部長，C.P.）、謝伯俞（組織部長，C.P.）、鄧文輝（常委，實踐社）、蕭忠貞（宣傳部長，實踐社）、莫同榮（農人部長，瓊島社魂社）、譚祖堯（常委，新軍社）、鄭蘭積（青年部長，瓊崖協進會）、劉耀西（常委，新中學會）、路友于（商人部長，大同盟新左派，未就職）。自左聯領導下之市黨部組成后，申請入黨和報到的新舊黨員，增至四千人，這一個偉大革命團體，在李先生領導下，不斷的邁進，……”

　　1927年4月28日與李大釗同時遇難的，大多是“左派聯席會議”的骨干成員。沒有被捕的國共兩黨高層人士，在此之前已經紛紛南下。高仁山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擔任“北方國民黨左派大聯盟”的領導職務，既是國共合作的結晶，也是中共地下黨組織秘密開展統戰(zhàn)工作的成果，同時也是高仁山本人大無畏的英雄本色的充分展現。但是，高仁山在國共兩黨由合作到分裂再到相互爭戰(zhàn)的歷史夾縫中的奉獻犧牲，無論是在國民黨的歷史上，還是在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沒有占據恰當的位置。

　　作為新中學會的一名創(chuàng)始會員，出任“北方國民黨左派大聯盟”主席的高仁山，所代表的自然是上述九個左派組織中的新中學會。關于新中學會，張次溪在《李大釗先生傳》中介紹說：“新中學會，歷史頗久，份子不盡是革命的，有黨員六十五人，左派分子四十人，C.P.四十五人，該會的進步份子，均由李先生介紹加入了C.P.。”

　　1920年秋天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做助教、1924年春天旅居歐洲時應蔡元培邀請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的陳翰笙，在晚年回憶錄《四個時代的我》中介紹說：“在芝加哥大學期間，我有幸結識了幾個人。一是高仁山，他是南開的畢業(yè)生，新中學會的發(fā)起人之一，新中學會是以留日的南開學生為主體的愛國組織，周恩來也參加過新中學會。高仁山當時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教育學，沒有拿到碩士學位就回國了，待我回國時，他已是北京大學教育系副主任了。另一個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查良釗，他也是新中學會的，后來做到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經高仁山和查良釗的介紹，我于1921年參加了新中學會的美國分會。另一位是何思源，北平解放前他當過北平市市長。……（高仁山）為人爽直，有什么說什么，平日與我常有交往。有一次，我同他談起對時局、前途的看法和內心的苦悶，他說：‘聽說共產黨的主張不錯，咱倆去加入共產黨吧！’于是，我倆一道去找李大釗（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大家都知道李大釗是共產黨），請他介紹入黨。李大釗說：‘現在正是國共合作時期，我們許多共產黨人也都在國民黨里工作，你們最好先加入國民黨吧！’經李大釗和于樹德介紹，我和高仁山于1925年一同加入了國民黨，并領到一個黨證，但從來沒有開過會。”

　　與高仁山一起加入國民黨的陳翰笙，隨后經李大釗介紹，在蘇聯大使館里認識了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文化參贊加托諾維奇等人，并且成為共產國際的秘密情報人員工作。共產國際解散之后，他又于1935年經王明、康生介紹，在莫斯科轉入中國共產黨。至于高仁山是不是像陳翰笙一樣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及蘇聯共產國際，現在已經難以查證。

　　由楊扶青、李峰、張芥塵、于樹德聯名發(fā)表的《新中學會紀要》，對于該學會的路徑選擇和黨派格局另有說明：“1924年童冠賢、馬洗凡接受了英國學者拉斯基的政治學說，想把新中學會改組為一個拉斯基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從德國寄回一個新中學會會憲修正草案，請國內會員在年會時討論通過。當時會員之中，周恩來、安體誠等早已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實際地參加了國民革命運動；
其他會員有的已另有政治結合；
有的埋頭從事于實業(yè)或教育；
有的并不明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意義；
有的事實上已與新中學會脫離關系；
因此大家對會憲的修改，都不怎么感興趣。當1924年夏季，年會通過會憲修正草案時，于樹德當場聲明不能接受社會民主主義，堅決要求出會；
全場會員因激于多年來的感情，且深深感到新中學會解體分化危機的到來，都不禁失聲痛哭。1924年后，雖勉強舉行過一二次年會，都是無精打采而散；
從此新中學會就無疾而終了�！�…1926年童冠賢、馬洗凡等加入國民黨，曾聯合一部分人組織‘新中革命青年社’，成為國民黨內的一個派系，不明真相者稱它為‘新新中學會’，其實與新中學會是兩回事�！�

　　新中學會的創(chuàng)始人童冠賢，1925年回國擔任北大教授，一度與高仁山、陳翰笙等人成為同事。1926年，他跟隨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執(zhí)行委員的北大教授、教務主任顧孟余，赴廣州參與國民黨中央的黨務工作，又與老會友于樹德成為同事。接下來，他受命返回北京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北京分會委員，與丁惟汾、李大釗、李渤海等人一起指導北方黨務。在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高仁山更加熟悉的應該是新中學會的老會友于樹德而不是李大釗。在于樹德和李大釗之外，與高仁山的公私情誼更加密切的是童冠賢。

　　于樹德，字永滋，1894年2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靜�？h唐官屯，早年曾參加同盟會。1917年考取天津法政學堂的公費留學名額，于是把自己準備自費留學的300塊大洋轉贈給周恩來，從而促成兩個人于同年9月一起赴日本留學。在日本期間，兩個人先后加入由童冠賢、高仁山、馬洗凡、劉東美、陳鐵卿、楊伯安、楊扶青、李峰、黃開山等人發(fā)起組織的新中學會。

　　1921年，于樹德從日本回國在天津開展工人運動。同年冬天經李大釗介紹，以新中學會代表身份赴蘇聯，參加1922年初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從蘇聯回國后，他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負責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天津支部，被推為主任。1924年1月，于樹德在廣州出席國民黨一大，任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并與中共黨員李大釗、譚平山一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入選國民黨中央的24名執(zhí)行委員。同時入選17名候補中央委員的中共黨員，分別為毛澤東、張國燾、瞿秋白、林伯渠、韓麟符、沈定一、于方舟。

　　1924年4月20日，由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主導的國民黨北京執(zhí)行部，在織染局29號成立，下設8個部處，其中李大釗任組織部部長，于樹德任直接負責北京、天津地區(qū)學生運動的青年部部長。1925年秋天，于樹德赴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1926年7月6日，他又在國民黨中執(zhí)委臨時全會上當選為中常委候補委員，是中共方面在國民黨中央擔任較高職務的一個人。1927年國民黨實施“清黨”之后，于樹德逐漸與國共兩黨脫離組織關系并退出政壇，長期從事農村合作社理論的教學研究。1949年之后，他留在大陸，歷任中央合作事業(yè)管理局副局長、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監(jiān)事會副主任等職；
是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82年2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29年3月，在南京參加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童冠賢，因為反對中央執(zhí)行委員圈選制及開除汪精衛(wèi)的黨籍，與一些代表退席抗議，從此不再參與國民黨的黨務工作。1948年，他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一度協助李宗仁維持國民黨政權的殘局。1949年之后，他逐漸從政界淡出，任教于香港崇基學院。晚年移居加拿大，于1981年8月7日去世。

　　《新中學會紀要》的落款時間是1961年3月。于樹德為了與避居香港的童冠賢等人劃清政治界線，刻意迥避了自己以中共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并且一度成為國民黨左派領導人的歷史事實，同時也略去了高仁山大無畏的革命活動。

　　四、大無畏的革命傳奇

　　按照陳翰笙的回憶，高仁山遇難時，他和妻子顧淑型已經在蘇聯共產國際的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里做研究員：“1928年1月，我從報紙上看到了好友高仁山被殺害的消息，十分悲憤。后來才知道，高仁山在北京天橋被殺后，他的家屬不敢去收尸，還是顧淑禮出面去收尸，將他葬在西山臥佛寺的東面東溝村�！�…高仁山的兒子在成都當工程師。女兒在美國華盛頓的一個銀行工作，女婿在海軍研究所工作。70年代初，這對夫婦回國，到東華門寓所看我，我領他們去臥佛寺憑吊了高仁山的墳墓�！�

　　與陳翰笙的相關回憶相印證，時任國民黨直隸省黨部執(zhí)委的中共黨員李秋生，在《有關高仁山之死》一文中更加真切地回憶了自己在李大釗遇難之后，與高仁山、陳翰笙的直接交往：“約在當年八月初，陳翰笙來到天津，準備創(chuàng)辦一座中學，藉以推動他們的運動。無如天津依舊只是保守的商業(yè)城市，北大的紅教授在當地并無號召力，辦學計劃亦即胎死腹中。他同時要和津地國民黨聯絡，協調雙方活動。津方即由筆者和他周旋。記得有一次曾在特一區(qū)（前德租界）起士林餐館暢談數小時，交換有關策進組織活動的意見。不久筆者又應邀前赴舊京，作進一步的具體商談。一天晚間，我們假挪威銀行買辦某人寓所從事正式商談，參加者有高仁山、陳翰笙，和北京農業(yè)大學一位教授（姓名已記不起，只記得他是四川人，對農業(yè)經濟和我國土地問題很有興趣。若干年前，據亡友黎天才告知，其人即是董時進），和筆者四人，縱談政治綱領和進行方式。那是一座北京舊日內城式的豪華住宅，座落在東城史家胡同東首路北第一家�！�…那晚談到深夜，分手時還約定次周再繼續(xù)商談。乃不久即傳來仁山被捕消息�！�

　　關于高仁山在革命活動中所表現出的大無畏的英雄本色，李秋生接下來寫道：“在當時故都那種肅殺氣氛之下，從事革命運動要冒絕大風險，如共黨組織即完全轉入地下。高、陳等人要在文教界中發(fā)展，自難嚴守秘密，尤其是他們都負有教學責任，尤其是高仁山還要兼顧藝文中學校務，身份更難隱秘，乃遭當局的警騎偵知，高氏即遭逮捕。藝文中學亦被封閉。陳翰笙立即逃避，乃波及北新書局，亦被封閉并逮捕店員。不久仁山即以進行赤化共產活動的罪名判處死刑，那是天大的冤枉。他當時和中共負責人至多只是略有交往，他只是從事國民黨左派運動。對他執(zhí)行死刑不像李守常諸人之秘密絞殺，而是綁赴天橋刑場槍決。我家一位老家人曾目擊那次‘出大差’，他從永定門外到我家來，途中聽說要槍決一位北京大學教授，便在路旁觀看；
據他說高君態(tài)度從容，面無懼色，并向路旁觀眾說：‘給我個好兒吧’，于是眾人立即高呼‘好！’‘好！’，有如平劇戲迷喝彩一樣。按過去北方盜匪在綁赴刑場途中，每多顯示愍不畏死氣概，高呼‘再過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條好漢’，觀眾即大聲喝彩。押送的軍警向不干涉，不想仁山先生這樣一位文質彬彬的學者，到臨命時也表現出這種草莽英雄氣概。同時也可見他不僅是一位只知教書辦學的書生�！�

　　李秋生，本名李希逸，又名李玉書，早年在北京大學文科讀書期間，與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羅章龍、黃日葵、高君宇、劉仁靜等人，同為“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先后任國民黨直隸省黨部執(zhí)委和中國共產黨天津市委負責人。1949年之后任香港時報社社長。1996年逝世于美國。由于他長期在天津從事地下活動，更由于地下政治活動的特殊性質，李秋生對于陳翰笙1924年春天應蔡元培邀請，攜妻子顧淑型回國擔任北大教授的經歷；
以及陳氏夫婦自1926年起秘密為共產國際從事情報工作的真實身份，都不知情。他對于自李大釗遇難之后已經處于地下潛伏狀態(tài)的陳氏夫婦，于1927年10月從塘沽碼頭前往日本神戶再轉往蘇聯的具體行程，以及陳氏夫婦于1951年1月31日從美國回到北京定居的人生經歷，也同樣不知情。但是，他與高仁山、陳翰笙的直接交往，足以證明陳翰笙所說的“我和高仁山于1925年一同加入了國民黨，并領到一個黨證，但從來沒有開過會”并不屬實。李秋生所說的高仁山“當時和中共負責人至多只是略有交往”，應該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觀臆斷。當年的高仁山至少與李大釗、于樹德等中共領袖人物之間，還是有著密切交往的。

　　五、蔣夢麟與陶曾谷的后續(xù)情愛

　　在耿云志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收錄有高仁山用藝文中學信箋寫給胡適的兩封書信，內容是邀請胡適在北大三院大禮堂就教育問題發(fā)表暑期演講。在落款時間為1925年6月23日的另一短信中，高仁山寫道：“適之先生：藝文中學發(fā)起人會記事錄二份寄呈。內有先生演說稿，系仁近日回憶，略事寫出。其中不無遺漏舛誤之處，請你斧正寄回！”

　　1925年7月16日，任鴻雋在寫給留美同學胡適的書信中介紹說：“在上海遇見高仁山，他對于奉浙的軍事行動頗注意，欲聯合上海各界打電勸他們息內爭。我以為此刻打仗總不至于成事實，不過滬上的事使奉軍在上海增了不少的兵，不免為將來和平的一個威脅罷了。上海罷工工人很多，商會與工會、學會不能合作，尤為危險�！�

　　所謂“滬上的事”，就是發(fā)生在上海租界的“五卅慘案”，簡稱“滬案”。“滬案”發(fā)生后，高仁山與李四光、馬寅初等45位國立各校教職員致函各校長，建議從政府歸還各校的150萬元中，撥款10萬元援助從事罷工示威活動的上海工人。而領導組織上海工人的罷工示威活動的，恰恰是國共兩黨的左派人士，特別是中共方面的劉少奇、李立三、陳云等人。

　　1925年10月26日，段祺瑞執(zhí)政府與英、法、美等國舉行“關稅特別會議”，由北大教職員滬案后援會及北京各校滬案后援會出面召集的“關稅自主”游行示威大會，以“無條件的關稅自主”、“反對妥協的加稅”為理由，反對召開關稅會議。5萬示威民眾游行到新華門附近時，與警察發(fā)生激烈沖突。包括交通大學學生蘇潮，北大教授徐炳昶、高仁山在內的10名師生在沖突中受傷。手執(zhí)校旗的北大政治系二年級學生傅啟學，還被警察當場逮捕，經大會籌備人、國民黨北京執(zhí)行部常委朱家驊等人多方營救，于兩天后釋放。11月22日，由國民黨左右兩派的丁惟汾、李大釗、于樹德、朱家驊、高仁山、馬敘倫、林森、鄒魯等人共同組織的“關稅自主示威運動籌備會”，又發(fā)動兩萬多名青年學生走上街頭，以磚瓦、木棒為武器與警察展開激烈巷戰(zhàn)，直至摘下京師警察廳的牌匾而“萬人齊呼，如慶凱旋”。在這次事件中，馬敘倫、于樹德及一百多名學生受傷。諸如此類的游行示威，最終是以1926年3月18日的“三一八”慘案宣告結束的。

　　1926年5月，一直是北大教職員滬案后援會核心人物的高仁山，在《五卅慘案之回顧》中寫道：“一年前舉國同憤之滬案，全世界所注意之外人慘殺華人案，到現在還沒有公平的結果……對這種慘無人道的舉動，非聯合全國各界的心力來對外是不能成功的�！�

　　到了1928年5月21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午刻，中央大學宴會，他們又逼我作答辭，……到大學院，領得中國公學二月份補助費三成，共一千元。又與端升、經農、趙述庭共商廿四日高仁山追悼會的程序。此事只三日了，尚未有預備。仁山夫人陶曾谷又因小孩生病前幾天回無錫了。我不能等到此會，故催他們作點籌備�！�

　　胡適所說的高仁山追悼會，是以國民黨南京政府的首都教育界名義舉行的，當時正值國民政府大學院在南京召開全國教育會議。據上�！睹駠�日報》1928年5月25日報道：首都南京的教育界，于5月24日在中央大學體育館舉行在北京被殺害的教育家高仁山教授追悼會，到會各界人士500余人。追悼會由蔡元培主持，趙廼傳（述庭）報告高仁山為國犧牲事略，孟憲承、周鯁生、陶知行、朱經農、楊杏佛及北京藝文中學代表相繼演說，末由高仁山的夫人陶曾谷答詞。

　　胡適既是高仁山的生前好友，又是大學院的大學委員，只是由于他剛剛接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職務，不等全國教育會議結束就提前趕回上海處理校務，這才有了“我不能等到此會，故催他們作點籌備”的表白。

　　1928年12月22日，陶曾谷在致胡適信中寫道：“適之先生大鑒：前上一函諒已收到。臨接商務印書館來函謂仁山稿件于本月底即將出版，敬求先生將仁山遺著以及先生序文可否轉送商務印書館出版部為感。谷擬于年假赴滬一行，藝文補助費事尚未有如何辦法，上周赴財部訪葉叔衡先生，謂此事或許可以設法，因數目尚小。曾聞仁山談及先生與葉君頗相知，特此奉函敬懇先生代為致函轉托�！�

　　幾年后，陶曾谷又在致胡適信中寫道：“適之先生惠鑒：敬啟者，藝文中學自開辦之初即承贊助，恢復以后復蒙領銜呈請國府撥給補助費，嘉惠后生寧有涯矣。惟藝中經常各費雖足維持，而基金至今猶屬無著，一旦發(fā)生變故，學校前途難免無停頓之危險。竊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每年以三分之二之款項，補助文化事業(yè)，藝中試驗道爾頓制，似亦為重要文化事業(yè)之一，擬請先生于本年六月間該會開年會時，提議補助巨款以充基金，倘能通過則藝中將來基礎鞏固，發(fā)揚蓬勃，胥出先生之賜也。先夫有知，亦當含笑于九泉矣。先生在平課務忙否？暇時尚祈常蒞藝中惠予指導。曾谷將于三月中旬赴平為先夫營葬，屆時當趨聆教益也。”

　　高仁山被捕之后，奉系軍閥以藝文中學是赤化窩巢的罪名，將設在北京東城燈市口大街72號的這所私立學校強行封閉，部分學生被迫轉到天津南開中學。后經該校師生多方爭取，1928年9月15日租賃西城府前街的清代“升平署”重新開學。陶曾谷信中所說的“開辦之初”與“恢復以后”，就是由此而來。1929年冬，藝文中學為緬懷老校長的業(yè)績，在新校舍內創(chuàng)辦“仁山圖書館”。1931年，該校師生又刻碑紀念高仁山，碑文采用的是他生前常說也最能夠體現他大無畏的英雄本色的一句話：“身世悲壯，一絲不掛，無瞻前顧后之憂，乃能言救國，做救國事業(yè)�！�

　　信中的“曾谷將于三月中旬赴平為先夫營葬”，足以證明陳翰笙所說的“高仁山在北京天橋被殺后，他的家屬不敢去收尸，還是顧淑禮出面去收尸，將他葬在西山臥佛寺的東面東溝村”，并不是完全屬實。與高陶一樣從小稱陳翰笙為“寄爹”的孫小禮，在《延續(xù)一個世紀的血肉聯系——我的前輩孫百英等與北大》一文中，另有更接近于歷史事實的回憶：“1925年秋，姨父為我的哥哥姐姐請過一位女家庭教師，名叫張挹蘭，當時她在北京大學讀書，是一位思想進步的女學生�！�…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被處絞刑的時候，同時遇難的還有我們的張挹蘭老師，我們全家都非常悲痛。因為張老師的媽媽過度傷心，其弟妹年幼，就由我們的母親代表張老師的家屬去收尸，料理后事。不久，姨父的好友高仁山（也是我們的表姨父）又被逮捕和殺害，當時母親親赴天橋刑場，見到了高仁山英勇就義的情景，后來她又代替表姨母陶曾谷去收尸和處理后事。”

　　與此相印證，史建霞在《高仁山》一文中提供的說法就顯得更加客觀公允：“消息傳來，他的學生們冒著生命危險與他的家人、親友一道，將他的遺體安葬在北京西山臥佛寺東面的東溝村�！�

　　到了1934年3月6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夢麟夫人陶曾谷約我去談藝文中學事，我提議她與我同時退出校董會，而委托妥人為校董，此意當可解除一切糾紛�！�

　　所謂的“夢麟夫人陶曾谷”，是當年頗為著名卻又一直在以訛傳訛的情愛故事。2006年6月，北京中華書局從臺灣遠流出版集團引進署名蘇文的《民國趣典》一書，易名為《晚清民國人物另類檔案》公開出版。其中的《蔣夢麟：因愛亡友而娶其妻》寫道：“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時，和教育系教授高仁山是莫逆之交。1927年10月，高仁山以參加政黨、有反對北京政府之嫌，遭張作霖下令逮捕，不久遭槍決。高仁山死后，蔣夢麟對其妻陶曾谷照顧備至。當蔣夢麟的妻子病故后，他便與陶曾谷結為夫婦�；槎Y上，蔣夢麟答謝賓客時表示：‘我一生最敬愛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繼續(xù)他的志愿去從事教育。因為愛高兄，所以我更愛他愛過的人，且更加倍地愛她，這樣才對得起亡友�！�”

　　高仁山被捕的準確時間是1927年9月28日。蔣夢麟與陶曾谷結婚，已經是1933年的事情。據蔣夢麟的兒子蔣仁淵、女兒蔣燕華及外孫女吳小燕回憶，蔣夢麟于1908年自費去美國留學之前，與元配妻子孫玉書生育有一子蔣仁宇，另有一女夭折。1917年留學回國后，夫妻二人又先后生育次子蔣仁淵、女兒蔣燕華、幼子蔣仁浩。1933年，蔣夢麟與孫玉書協議離婚后與陶曾谷結婚。正在讀小學的蔣仁淵，見到《姚江日報》刊載蔣夢麟與陶曾谷結婚的新聞，匆匆回家告知母親，母親只是喃喃地說：“你爹變心了�！眳f議離婚的孫玉書，依然留在浙江省余姚縣回龍鄉(xiāng)蔣村的蔣家孝養(yǎng)公爹、撫養(yǎng)兒女。三子一女的教育費由蔣夢麟繼續(xù)承擔。陶曾谷再婚前與高仁山生育有一子高陶、一女陶燕錦。蔣、陶再婚之后再沒有生育，對于雙方子女一直持平等對待的態(tài)度。

　　陶曾谷去世后，75歲的蔣夢麟于1961年7月與49歲的徐賢樂閃電式結婚。1963年，蔣、徐二人宣告離婚，成為彼岸臺灣又一樁轟轟烈烈的情愛故事。

　　本文錄自張耀杰圖文新書《北大教授：政學兩界人和事》。

　　*文載《社會科學論壇》，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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