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芝：我是草根學者:,訪榮譽學部委員賈芝先生

　　[摘要]賈芝先生生于1913年12月，山西襄汾縣人。我國著名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F(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史學部榮譽學部委員，中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榮譽委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榮譽主席。賈芝先生從事文藝事業(yè)將近70年，是新中國民間文藝事業(yè)的開拓者，是中國民間文學事業(yè)碩果僅存的世紀人。2007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啟動了“青年學者與學部委員、榮譽學部委員學習交談”活動 。我作為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的晚輩，與賈老相識已經(jīng)有10多年了。他“默默無聞、埋頭工作”，把中國民間文藝事業(yè)視為自己生命的精神一直鼓舞著我從事這項研究工作。對研究中國民間文藝事業(yè)發(fā)展歷程的人來說，賈老無疑是一座活的博物館。這次訪談工作的完成，歸功于賈芝先生的夫人金茂年女士的熱心幫助，她提供了很多珍貴資料。以下為訪談紀要。

　　訪談者：賈老，古人說“仁者壽”，您是深受人們愛戴的一位世紀老人。我想，這不僅是因為您是新中國民間文藝事業(yè)的開拓者，更重要的是您的人格魅力，您的平民意識，特別是與生俱來的詩人氣質。當年在延安艾青稱您為“播谷鳥詩人”，這之前在1933年您與譚子豪、朱錫侯、周麟、沈毅5位詩人組成“泉社”，1934年你們還合集出版了《剪影集》作為紀念。1935年您出版了第一部詩集《水磨集》。您還參加了以北大學生為主組織的學生詩社，在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上發(fā)表詩作。您這一生獲得過無數(shù)榮譽和頭銜，您是否也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個詩人呢？

　　賈芝：我從中學時期就熱心詩歌創(chuàng)作。長大后在伯父的資助下，我到北平中法大學讀書，大學期間是我詩歌創(chuàng)作的活躍時期。我最崇拜法國印象派詩人，和同學結成詩社，寫的詩大都是校園中的苦悶、哀怨和朦朧的愛情。1936年，我在戴望舒先生主編的《新詩》上發(fā)表了《播谷鳥》 ，找到了嘔心瀝血、飛鳴不已的神圣職責。

　　訪談者：賈老，早在您熱心創(chuàng)作詩歌之前，在青少年求學時代就開始接受了當時的進步思想。所以，您從一個文學青年后來投身革命，從事民間文藝事業(yè)，這些都要從的您的求學時代開始講起吧？

　　賈芝：我出身于一個農(nóng)民家庭。7歲開始讀私塾，1929年小學畢業(yè)，后到太原成成中學讀書，在那里接受了進步思想的影響。成成中學有不少共產(chǎn)黨員和進步人士，教育思想比較進步。1932年我只身來到北平，考入中法大學孔德學院高中，開始信仰馬列主義。1935年入北平中法大學社會科學系，接觸了馬克思主義。1936年我參加了“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那時，我已經(jīng)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的存亡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了。1937年我回鄉(xiāng)探親，因為發(fā)生了蘆溝橋事變而不能返回北平，只好借讀于西北聯(lián)大法商學院經(jīng)濟系。我在先后就讀的中法大學和西北聯(lián)大期間，都有共產(chǎn)黨員授課，這使我對馬克思主義產(chǎn)生了較深的理解和信仰，渴望投身火熱的革命斗爭中去。

　　訪談者：我知道您是一位詩人，是“民間文學之子”，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踐行者�？墒亲鳛橐粋�學者，您給自己的定位是“我是草根學者”，這跟您個人從事民間文學研究的背景有什么關系嗎？

　　賈芝：民間文學是草根文學，研究民間文學的自然就是草根學者了。何況我從小長在農(nóng)村，印象最深的是在父親勞作的麥地里捉蝴蝶。真正關注和熱愛民間文學那是從延安開始的。1938年，我放棄了留學法國，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一場轟轟烈烈的向民間文藝學習的熱潮興起在抗日戰(zhàn)爭最嚴峻、最艱苦的陜北高原的山山茆茆。我搜集了民歌、民間故事，還創(chuàng)作發(fā)表了數(shù)十首寫戰(zhàn)士、寫農(nóng)民、寫工人的新詩，如《犧牲》、《抗日騎兵隊》、《織羊毛毯的小零工》、《春天來到陜甘寧邊區(qū)的土地》等等。從創(chuàng)作到生活，我徹底擯棄了在北平時的浪漫情懷與“紳士”風度，完完全全成為一介草民，灰布棉襖外面系一根草繩，跌斷腿的眼鏡用線線套在耳朵上，唯一留下的一點痕跡，大概只有那窯洞墻上掛的一把意大利小提琴了。

　　訪談者：您生活很簡樸，工作上要求高，生活上要求低；
地位變了，仍然保持著簡樸的本色，這是人民對您的最高評價。您還記得關于您的那句略帶調侃的順口溜嗎？

　　賈芝：怎么不記得。我一直就是這樣，幾十年依然故我。1980年代，我身穿破舊的中山裝，斜挎著背包，像趕場一樣奔忙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兩個單位的學術或黨組會議上，同事們看到我匆忙狼狽又不修邊幅的樣子，不禁調侃：“遠看像個逃荒的，近看像個要飯的，仔細一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蔽业共唤橐猓�還挺開心，絲毫沒有一些人說到這句話時那種埋怨待遇低、不受重用的酸溜溜的感覺。

　　訪談者：提到“學者”這個字眼，人們容易把它與學術象牙塔，高墻聳立的廟堂和高雅的學問聯(lián)想到一起�？墒�，您這一輩子始終與老百姓的生活、與民眾的文化聯(lián)系在一起，您沒有把自己關在書齋里，您當初是學法文的大學生，卻一輩子研究中國本土的學問，您又把中國的本土學問介紹給了世界，讓世界了解了我們各民族的民間文學。那么，您如何評價自己的學問和工作呢？

　　賈芝：最近，我應邀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文選《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文選》，翻看幾十年寫的文章，與諸位學者大家相比，可謂寥寥，結集成書的就更少了，只有三本不同時期的論文集分別于1963年、1981年、1996年出版。反省自己，與其說我是一名學者，不如說我是一個民間文學工作者——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執(zhí)行實踐者。我一生致力于三個對接：學者與民眾的對接，書齋與田野的對接，民族與世界的對接。

　　一、 以實際行動完成了學者與民眾的對接

　　訪談者：賈老，您從事文藝事業(yè)近70余年，領導民間文藝工作也有半個世紀了。從1938年到達延安，先后在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和工作。后來任教于延安中學、延安大學。1949年奔赴北京參加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會后留文化部工作。從1950年3月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創(chuàng)立時開始，您一直投身于民間文藝工作，您一貫堅持組織工作和研究工作并行，而且把組織工作放在第一位，在這個過程中開拓資源，建立和發(fā)展新學科。您能否再詳細一點談談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之初的一些歷史情況？

　　賈芝：1949年5月，我隨柯仲平同志率領的西北代表團回到闊別12年的北平；
7月參加第一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會后確定我 在未來中央 政府文化部工作；
10月我被分配到文化部編審處，處長是左聯(lián)時期作家蔣天佐，我負責文通俗藝組，還參加老舍先生和趙樹理同志創(chuàng)辦的《說說唱唱》刊物工作。12月14日，我向趙樹理同志匯報通俗文藝工作計劃，他指著通俗文藝組的名單動情地說：“這是我們自己這么說哩，如果說還用文壇兩個字的話，將來的文壇在這里！”12月22日，我們向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同志請示，工作方向大體明確了，任務是編審全國演義一類的模范性的文藝作品，以及各種形式的民間文藝，同時擬專設一民間文藝研究會以專事后者的搜集整理；
此外，要組織一部分人創(chuàng)作示范性的作品。

　　不久，呂驥同志也 找到周揚同志要求成立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周說：“那就把其他都包括進來，成立一個民間文藝研究會�！� 呂說：“那將來就沒有音樂了！”周說：“不會的，你還是在里頭嘛！” 呂說：“我在里面也不能起什么作用�！�

　　訪談者：賈老，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您一直在周揚同志領導下負責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籌備工作，作為一個歷史見證者，您可以詳細地講述一下它的成立經(jīng)過嗎？

　　1950年初，我們正緊鑼密鼓地籌備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前身）的成立大會。周揚同志突然來到編審處，蔣天佐和我都在。他隨便地一歪身坐在我們的辦公桌子上翹著腿閑談起來。他說到要我到未來的民研會工作，要我向《良友》的趙家璧學習，說：“趙家璧只有一個皮包就編出一套叢書，只要組稿就可以了�！敝袊�民間文藝研究會3月29日召開成立大會，周揚同志主持，郭沫若、茅盾、老舍、鄭振鐸都相繼講話。郭沫若同志講話題目是《我們研究民間文藝的目的》。大會通過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章程》和《征集民間文藝資料辦法》兩個文件，會議以自由提名的方式推選理事47名。郭沫若被選為理事長，周揚、老舍、鐘敬文為副理事長。幾天之后召開了第一次理事會，選出常務理事并暫定各組負責人，我任秘書組組長；
會上還決定出版一套中國民間文藝叢書，決定一些選題。按照周揚同志意見，我包攬了協(xié)會幾乎全部大小事情，刻圖章、接待來訪、回信、買房作會址、買文具、當會計，一小筆經(jīng)費就放在我的口袋里，口袋便成了民研會的錢柜。我還買了一張玉版宣請郭沫若先生題字“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作了一塊牌子掛出去。當然，我最主要的工作還是約請專家、藝術家寫稿，編輯民間文藝叢書。

　　訪談者：您在負責民研會期間還主持出版刊物、編叢書，開展全國各民族民間文學搜集和整理工作。但是，不久便發(fā)生了民研會的存亡問題。您為了它的存亡而奔走呼號，兩次上書中宣部，后來經(jīng)過領導同意，保留了民研會。這件事情的經(jīng)過是怎樣的？它的起因是什么呢？

　　賈芝：民間文學作為勞動大眾的文學隨著人民的當家作主，一掃長期受歧視的地位，躍入藝術的殿堂。發(fā)掘民族文藝遺產(chǎn)被列入建設社會主義第一個五年計劃。然而，舊的觀念影響還時隱時現(xiàn)，民研會潛伏著被扼殺的危機。民研會成立不久，我參加了籌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作，任支部書記兼古典文學、民間文學組組長。民研會也隨我到了出版社。1951年12月，我隨楊翰笙同志到廣西土改，這時民間文藝叢書已經(jīng)編輯出版了何其芳、公木《陜北民歌選》、安波《東蒙民歌選》、嚴辰《信天游選》等十幾種。我還請古元同志為叢書設計了取材于印花布的封面。同時，我還編輯出版了《民間文藝集刊》三集，采錄和資料征集工作也成績顯著。1952年6月，我從廣西回京，民研會工作已停滯很久了，已編好的光未然的《阿西人的歌》也放了一年多了，我又與他商量修改出版的事。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馮雪峰同志一直等我回來做支部書記工作，忙整黨我忙了三個月，但他卻執(zhí)意要取消民研會。1953年2月22日，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成立，周揚同志決定民研會歸文學研究所領導，經(jīng)費由文化部補貼，讓我找趙沨談定會址和經(jīng)費的事。馮雪峰同志挽留我和孫劍冰，但不留民研會，我們難以考慮。3月12日我和劍冰雇三輪車搬到城外文學研究所，住中關園七樓。民研會隨之到了文學研究所

　　1954年我多方上書抗爭，得到胡喬木、陽翰笙同志的幫助，民研會作為團體會員加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結束了四處飄零的命運。從此，我本人也一方面在文學研究所做研究員，一方面擔任民研會黨的領導工作，雙重職務和身份伴隨我到離休。勞累和辛苦不言而喻，卻給工作帶來極大方便，學術研究與全國民間文學普查、群眾民俗活動在這里對接。

　　訪談者：賈老，您為發(fā)展中國的民間文藝事業(yè)放棄了很多個人的東西，您放棄了寫詩，放棄了留學，放棄了作官，您為民間文學“默默耕耘，無私奉獻”，可以說，民間文學就是您的生命。您跟草根文學打了一輩子交道，為此，您沒有后悔的時候嗎？

　　賈芝：作為新中國第一代民間文學工作者，面對56個民族沉睡了幾千年的無比豐富的民間文學寶藏，發(fā)掘整理出來使它重放異彩，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我放棄了寫詩，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民間文化遺產(chǎn)的發(fā)掘保護中去。對于這一點，艾青同志始終有點不能理解。他是我在延安時期的朋友，那時他叫我“播谷鳥詩人”。1988年第四次作家協(xié)會代表大會上，他還耿耿于懷地對我說：“好好的詩不寫，搞什么民間文學？”盡管他也十分尊崇民間文藝，還親自采訪過關中著名歌手汪庭有，寫下《汪庭有和他的歌》；
他還搜集出版過民間剪紙，但他依然不能完全理解我。我也不想爭辯什么，反正我這一生是注定要和草根文學大交道了。

　　民間文學是民眾的文學，我們從事民間文學研究的人就必須做到與民眾對接，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自覺改造世界觀，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我們不是僅僅把他們作為研究對象，而是要與之融為一體，完成心與心的交流。只有這樣我們采錄的作品才能保持真實的原生態(tài)；
只有這樣升華出的理論才能指導實踐而更具價值。幾十年的學術生涯，我結交了許許多多的朋友，有農(nóng)民、牧民、干部、工人，也有歌手、故事家、民間藝人；
可以說全國包括臺灣在內的31個省、市、自治區(qū)都有我的朋友或同行，他們或來訪，或寫信，或通電話，時時沒有忘記我。每逢春節(jié)，問候像雪片一樣紛至沓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樂融融。我在收獲事業(yè)的同時，也收獲了一份份濃濃的親情和友情，這是孤獨寂寞的書齋學者所感受不到的快樂和幸福。

　　訪談者：1979年4月，民研會和國家民委、文化部聯(lián)合召開了“全國民間詩人、歌手座談會”，為受迫害的民間藝人、歌手和民間文藝 工作者平反。會前，您向烏蘭夫、胡耀邦呈送了請示報告，得到胡耀邦同志的贊成，平反工作順利開展，解放了不少優(yōu)秀的民間文化傳承人，解放了思想，為新時期民間文藝工作奠定的基礎。關于這些，您一定還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賈芝：“全國民間詩人、歌手座談會”的召開，產(chǎn)生的影響當然是巨大的，推動了我國民間文藝事業(yè)的發(fā)展。

　　訪談者：我還記得壯族詩人黃永剎、白族詩人曉雪、民間文藝家黃鐵，他們就是借著那次開會的機會來到中央民族學院給我們做報告，我們那時是剛剛入學的大學生，第一次了解到壯族的歌墟、哈尼族的《阿詩瑪》和白族的民歌。這些少數(shù)民族民間文藝工作者都是您的老朋友了。

　　賈芝：還有一個歌手，她叫姜秀珍。姜秀珍是安徽的民間歌手，第三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她向周恩來總理敬酒，總理鼓勵她“為人民多編多唱�！� 周揚同志也稱她為“新的劉三姐，” 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成為彌天大罪，她被大成“黑線人物”。1979年，我們召開“少數(shù)民族民間歌手詩人座談會”，她來了，見到周揚和我，她珠淚滾滾。唱歌也只唱兩句就唱不下去了，熱淚代替了歌聲。姜秀珍是一個從來不脫離勞動的歌手，她的靈感來源于勞動和生活。她說離開人民，就像禾苗栽到石板上沒有生命力。我們作為學者也好，文藝工作者也好，離開人民也只能是石板上枯萎的禾苗了。

　　訪談者：我去年到新疆阿合奇縣的時候，見過柯爾克孜族史詩演唱大師居素普•瑪瑪依，他老人家提起您為恢復柯爾克孜語所做的貢獻，這在當?shù)匾呀?jīng)傳為佳話。

　　賈芝：1978年，柯爾克孜族民間歌手居素甫•瑪瑪依到北京錄制他演唱的長篇英雄史詩《瑪納斯》，他同時帶來柯爾克孜族鄉(xiāng)親要求恢復柯文的意見書，讓我轉給華國鋒主席。他說，柯文取消了，《瑪納斯》譯成維吾爾文出版就沒有詩味了。他還說，新疆取消柯文柯語以后，位于中蘇邊境的阿合奇縣許多人到山坡上去聽蘇聯(lián)那邊的柯語廣播《瑪納斯》。遵照他的請求，我很快將材料遞交中央，不久問題解決了，柯爾克孜族人民像過節(jié)一樣狂歡起來。以后，無論在北京還是在新疆，居素甫•瑪瑪依見到我就擁抱，顫抖的胡須緊貼在我的臉上，通過他，我與柯族人民的心相通了。

　　訪談者：聽說，您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寫信和記日記。您的日記字跡永遠是工整的小字，它記錄了我們民間文藝事業(yè)的大歷史，是留給后代的十分寶貴的財富。您給基層同志的回信，留到現(xiàn)在的也有5000多封了。您是怎么堅持下來的呢？

　　賈芝：工作之初，周揚同志為我立下規(guī)矩：每信必回。幾十年如一日，無論對基層文化工作者、農(nóng)民故事家，還是尚未出道的文學青年，我是有信必回，有求必應。至今我還保存著幾千封信，這也僅僅是“文化大革命”浩劫的遺存，但卻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它記載著友情，更記載著事業(yè)與歷史的進程。我正著手整理、歸檔，把它保留下來。

　　訪談者：我們知道，現(xiàn)在全國各地還有很大一批民間文藝工作者，他們是建國以來從民間、從基層成長起來的，他們?yōu)槊耖g文學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出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一代人的共同特點是工作勤奮，不計個人利益，像農(nóng)民一樣樸實，那是特定時代培育出來的性格和精神。您就是他們中的一員，是他們之中的優(yōu)秀代表。

　　賈芝：幾十年的民間文學工作摔打、鍛煉和造就了新中國第一代新型知識分子，升華了他們的境界，說他高尚，他拋開了一切功名利祿；
說他平凡，他又普通得像逃荒要飯的。這就是這一代知識分子；
我們用自己的行為完成了學者與民眾的對接。

　　二、 在研究方法上奉行書齋與田野的對接

　　訪談者：關于新中國的民間文藝學建設，您一直倡導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本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方針，特別重視普查工作，特別強調在這一過程中貫徹黨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您很少經(jīng)院式的教條，也不受它的束縛。您倡導的搶救第一的策略，在今天看來意義更加突出了。

　　賈芝：建國伊始，民間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專業(yè)學者少，理論欠缺，特別是書面材料沒有整理發(fā)掘出來。面對這種基本不具備研究條件的困難局面，我們既沒有盲目套用西方民俗學的研究模式，也沒有照搬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而是采取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逐個解決問題。首先，我們秉承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為人民服務， 為社會主義服務， 以“取之于民、還之于民”的方式搜集并推廣民間文學優(yōu)秀作品。這不同于某些國家以學者研究為主要目的，我們是以廣大群眾的要求為目的。作法上也不僅限于少數(shù)專家學者，而是集結了成千上萬的浩蕩隊伍，有專家、作家、藝術家；
有語言工作者，民族工作者，基層文化干部；
還有一大批工農(nóng)群眾中的搜集家、傳承者和熱心人。1984年我們編纂《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發(fā)動了全國幾十萬人進行地毯式的普查，搜集資料逾40億字。我們的工作永遠以調查采錄為第一位，它既是為研究做準備，又是研究的一部分，是研究的過程，我們深入民間，拋開靜坐書齋的研究，實現(xiàn)了書齋與田野的對接。

　　訪談者：中國民間文學的十六字方針和工作原則，成為建國以來我國民間文學的基本方針，它的意義不言自明。請問您是如何提出這個方針的，在您個人的實踐中又如何體現(xiàn)這一方針的？

　　賈芝：我的研究論文大多是解決實踐中遇到的問題�！恫娠L掘寶，繁榮社會主義民族新文化》是我1958年在中國民間文學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適時地提出了“全面搜集、重點整理、大力推廣、加強研究”的十六字方針和“忠實記錄、慎重整理”的工作原則，再如：《談各民族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問題》、《論采風》等都是就具體問題而論�！丁疵利惖难霭⑸�〉不是毒草》既是對具體作品的分析，也是為了糾正社會上一些不夠客觀的批評，揭示了不能無端將丑化太陽與攻擊毛主席聯(lián)系起來， 不能將今天的觀點強加于古人，不可把藝術幻想與現(xiàn)實混淆起來的簡單道理。

　　訪談者：由您參與主編的《中國民間故事選》（一、二、三集，分別出版于1958年、1962年和1981年）、《中國歌謠選》（一、二集）等民間文學選本，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成為中國民間文學的代表作。您本人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先后出版了《民間文學論集》（1962年）、《新園集》（1981年）、《播谷集》（1999年），這些論著對我國民間文學研究方向、道路和方針和具體政策等問題都有所論述，對民間故事、民間敘事詩、民歌、神話和史詩等體裁樣式都進行了研究，提出和解決了民間文學研究中一些重要的基礎理論問題。賈老，您自從1982年離休，到現(xiàn)在也有25年了，仍然筆耕不綴，不斷有新成果問世。

　　賈芝：1982年我離休了，擺脫了行政工作的困擾，可以專心寫作了。最初的十年撰寫論文80萬字，主編叢書10余種800余萬字。宏觀研究還在繼續(xù)，《我們在開拓中前進》在全面介紹建國17年我們發(fā)掘搶救的56個民族的不同形式的民間文學作品的同時，分四個時期展現(xiàn)中國民間文學學科從創(chuàng)立到發(fā)展的過程。《中國歌謠的一座豐碑》對歌謠的產(chǎn)生、歷史源流，民歌將詩、歌、舞融為一體的民間形式，以及相關民俗事象，民歌節(jié)日進行了深入研究；
對各民族各地區(qū)民歌、民謠的形式、內容、分類以及流布傳承作了展示；
對于始于西周時代的民歌采集研究的歷史，尤其是建國40年對民間文學的搶救普查與研究進行了總結和梳理。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一些專題論文：《故事講述在中國的地位和演變》、《“江格爾奇”與史詩〈江格爾〉》、《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神話學》等等。寫的最多的還是序文，十年間為各地同志寫了四、五十篇，暫且叫它“小品論文”吧！文雖短小都不敢絲毫懈怠，篇篇凝聚著研究思考或者調查考證的心血。我說這是些“命題作文”，我不得不一次次地依據(jù)作者的課題，跟隨他們的腳步涉足新的領域，與他們款款對話，這種學術的對接與互動促使我學習幫助我進步，同時也年輕了我的心，一股股來自田野的風吹綠了我的生命之樹，這正是我長壽的秘訣。

　　訪談者：我國民間文學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但是，許多研究工作還是存在著從書本到書本的傾向。民間文學的文獻學研究當然不可或缺，那也是學院派學者的優(yōu)長，但它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顯的。您自稱是草根學者，對于民間文學的田野研究有更深刻的體會吧。

　　賈芝：民間文學是草根文學，是鮮活的文學，研究活的文學就不能離開它生長的土地和環(huán)境。一位來自基層的學者曾對我說：“你們是把我們那里游在水里活潑潑的魚撈出來曬成魚干在研究�！边@句話太生動了，批評入木三分。我震撼了，時時以此提醒自己，到田野中去，不僅僅是考察與作業(yè)，更是一種對接，是雙向的滲透與交融。

　　訪談者：人們都說賈老是一個好靜的人，不大出遠門�？墒牵�文革之后，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恢復了，您在這20多年里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進行了許多田野考察，做過無數(shù)次學術講演，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新時期中國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賈芝：1980年，在50天的時間里，我走了15個縣、市。每到一處我就做一次講座，講民間文學的寶貴和搜集整理的方法，但每一處又不盡相同。每一次都為我補充了新的內容，他們的實踐豐富著我。在廣西金秀大瑤山的原始森林中，我們從滾木下山的滑坡上山，到山上又沒了路，向導用板斧砍出一條小徑，我們沿著崖畔踩著厚厚的枯葉小心前行，去尋覓雪鳥的蹤跡和它的故事，做了一次生態(tài)保護和人文保護的對接。在三江林溪鄉(xiāng)侗族老歌手吳居敬家中，十幾戶村民手提竹籃送來飯菜，席間一曲琵琶歌《哭總理》，喝得滿座唏噓。我當即賦詩“哀凄弦絕哭總理，歌不斷頭淚不干。聽到悲歌我落淚，夜靜潺潺會流泉�！痹谠颇现芯掃吔绱鲎宓闹駱巧�，我們又聽到罕木信的歌：“遠方的客人，你慢慢地嚼，慢慢地咽，歐文做的飯菜不香不甜，唱一支歌來補救。遠方的客人，您來到瑞麗江畔；
我的歌聲不好聽，讓它留在飯桌上。”我第一次在竹樓上過夜，聽歌手們對歌，徹夜無眠。

　　我每年都出行，大多去邊關小鎮(zhèn)、偏僻山寨，中朝邊界，中蘇邊界，中緬邊界、中蒙邊界都留下我的足跡。直到2002年，我已經(jīng)90歲了，1月到廣西宜州考察劉三姐故鄉(xiāng)；
三月到上海參加學術會議；
9月到江蘇常塾白茆鄉(xiāng)考察白茆山歌，到蘇州吳縣考察民間工藝；
11月到湖北宜都青村寺考察謎語村；
2004年3月又去河北趙縣考察“二月二”民俗節(jié)日。這幾年，我不大出遠門了，但家中客人不斷，他們帶來各地信息，我們聊天、討論問題，書齋和田野的對話還在繼續(xù)著。

　　三、 宣傳中國實現(xiàn)了民族與世界的對接

　　訪談者：賈老，您是世界民間文學研究界的知名學者。新時期民間文學發(fā)展史的一個特點是我們走向了對外開放的道路，這與您一貫堅持學術對外開放有關。這一點學術界還沒有來得及認真總結。

　　賈芝：長期的閉關鎖國，舊時代對民間文學的鄙視以及民族眾多造成的語言隔閡，使中國民間文學，尤其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在許多地方仍然鮮為人知，甚至還有“中國無史詩”，“中國無神話”等無稽之談。

　　訪談者：您談到少數(shù)民族文學，這個學科的確立，起源于上個世紀50年代國家學術體制的設計，具體研究機構的建設卻要晚很多。您說過，少數(shù)民族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半壁江山。建立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所也是您和其他同志與1979年初提出的，這是您為繁榮和發(fā)展民族文學的又一舉措。近30年來，民族文學研究所為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學科的確立與發(fā)展進行了許多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成績巨大。承擔并完成了多個國家重大的科研課題，并培養(yǎng)出了一批學歷高、精通外語和民族語、業(yè)務能力強、在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的少數(shù)民族科研骨干�？煞裾埬�把這段歷史回憶一下。

　　賈芝：
1978年末，我在建外社科院宿舍附近散步時遇到王平凡，談及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的現(xiàn)狀和未來，認為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的研究機構。兩人一拍即合，隨即策劃實施步驟。經(jīng)與文學所毛星商量后， 我們3人在1979年1月給中國社科院和國家民委及中宣部打報告，申請成立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所。報告的主要內容有兩點：一是從發(fā)展文學事業(yè)的方面來看，少數(shù)民族有著豐厚的民間文學、作家文學以及文藝理論遺產(chǎn)，可以說占據(jù)了中國文學的半壁江山；
從政治意義上來說，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研究能夠增強民族團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提升民族自尊，鞏固民族凝聚力。這期間，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恢復籌備組，也就手承擔了創(chuàng)建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所籌備的工作。3月，籌備組擬定了《關于建立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所方案》的草稿，具體提出了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研究方向：搶救少數(shù)民族口頭文學資料，編修少數(shù)民族文學作品選，編訂中國各少數(shù)民族文學史，研究各民族之間以及各少數(shù)民族與鄰國之間的文學交流等。籌備組隨后又起草了《關于成立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所的請示報告》，具體勾劃了建立少數(shù)民族文學所的方針與任務，以促進中國文學事業(yè)的繁榮興盛。1979年9月 25日，中宣部和國務院批準，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所正式成立。我被任命為第一任所長。

　　訪談者：編寫《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叢書》，在我國文學發(fā)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您是這項工作的最初倡導者、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1958年，在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中宣部召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代表座談會，周揚同志主持，討論編寫《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問題。會議決定，這項工作由文學所承擔，由您任主編。

　　賈芝：1979年，召開全國文科規(guī)劃會議，恢復中斷了10年的編寫工作。會議決定，首先由毛星同志主編一部概況性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全國100多位專家參加編寫工作。現(xiàn)在編寫出版《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史叢書》，應該由民族文學研究所繼續(xù)完成。前些年，我還向時任社科院院長的李鐵映同志寫了建議。叢書總計約1200萬字，各民族各自成卷。

　　訪談者：您先后被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Folk Narrative Research）在印度舉行的代表大會上選為榮譽會員，被聘為芬蘭文學協(xié)會通訊會員、《卡勒瓦拉》學會會員、國際民俗學協(xié)會榮譽會員。您在國際、國內享有盛譽，是一位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民俗學領域有過杰出貢獻的知名學者。您獲得這些榮譽，是當之無愧的，也是我國文藝界的光榮。

　　賈芝：進入1980年代，我越來越感到中國民間文學應該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現(xiàn)中國民間文學的異彩，讓它躋身于世界文化之林，同樣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1979年，我經(jīng)過組織同意加入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1996年我被該組織推選為資深榮譽會員；
1983年考察芬蘭、冰島民俗博物館。離休之后，我先后到過芬蘭、冰島、挪威、瑞典、丹麥、英國、俄羅斯、加拿大、美國、匈牙利、奧地利、印度、德國、法國等十幾個國家，致力于民族與世界的對接。

　　訪談者：您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就多次提出“搶救”的口號，這不僅是對漢族的民間文學而言，特別是對少數(shù)民族的三大史詩如藏族的《格薩爾王傳》、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蒙古族的《江格爾》尤其重要�！拔母铩苯Y束后，您首先組成了7省、區(qū)的搶救《格薩爾》領導小組，并任組長，還曾為《瑪納斯》和《江格爾》的工作3次到新疆考察。從“三大史詩”開始，發(fā)展到對民間文學的全面搶救和普查，隨后于1983年發(fā)起編纂《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并以此為緣由開展了全國性的普查�，F(xiàn)在看來，新時期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工作，我們至少獲得了20年的歷史機遇，這個機遇是千載難逢的！我們因為抓住了這次機遇，也拉近了與世界各國民間文學研究的差距。

　　賈芝：1985年2月，我到芬蘭參加史詩《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紀念活動。在研討會上，我以《史詩在中國》為題，介紹了中國30多個民族的創(chuàng)世史詩和英雄史詩，以眾多鮮活的作品事例有力地推翻了“中國無史詩”論。創(chuàng)世史詩從漢族的盤古尸體化生，談到布依、拉祜、彝、瑤、哈尼、布朗、普米等民族的尸體化生說，再聯(lián)系到北歐史詩中冰巨人伊密爾的尸體造天地，原始初民對天地萬物的形成有著不約而同的幻想和解釋。這種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夸大人的力量的作品具有永恒的美學價值。英雄史詩則以北方的勇敢剽悍、粗獷豪邁和南方的低回婉轉，刀光劍影形成鮮明對照的性格美。史詩在這些民族中被奉為“族譜”、“根譜”，是他們的“百科全書”。我還重點介紹了中國的三大史詩《格薩爾王傳》（藏族、蒙古族）、《瑪納斯》（柯爾克孜族）、《江格爾》（蒙古族），在多年調查采錄的基礎上已經(jīng)陸續(xù)出版漢文版、英文版、日文版等；
同時民間藝人在民間還演唱這些史詩。

　　訪談者：中國少數(shù)民族的史詩和史詩研究，現(xiàn)在已經(jīng)引起世界學術界的關注。中國大多數(shù)的少數(shù)民族史詩還處于口頭流傳的活形態(tài)，它的蘊藏和豐富的形態(tài)，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見的。但是，不能否認，我們的研究與當今世界的史詩研究還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加強中外學術交流是十分重要的。

　　賈芝：“中國是一個史詩的寶庫！”“史詩在中國還活著！”對參加芬蘭1985年《卡勒瓦拉》會議的代表們來說，這是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我很快成為人們和媒體關注的焦點，會后芬蘭總統(tǒng)毛諾•科伊維斯托還接見了我。我榮獲了《卡勒瓦拉》銀質獎。第二天《赫爾辛基報》用半版的篇幅報道中國史詩情況，還刊登我的大幅頭像。芬蘭學者向翹起大拇指說：“您是第一個見報的！” 德國學者海希西是我們的老朋友，他說：“我親眼見過解放前的中國，中國變化太大了！ 中國民間文學工作有了很大發(fā)展，成績很大，你的發(fā)言就是證據(jù)。你只講了二十分鐘，應當讓你講兩個小時才對！”各國代表一致贊揚中國實施搶救的重要，學術上的交流與溝通，像一股熱流穿過不同國籍學者的心，實現(xiàn)了民族與世界的對接。

　　訪談者：在您主持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期間，參與籌備并組織了1986年4月間實施的“中芬民間文學聯(lián)合考察”活動，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民間文學界成功舉辦的第一次大型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直到今天，我們這個學科還沒有哪一次國際合作項目超過那次活動，無論從規(guī)模上，還是從學術層次上，都沒有超過。我作為一名在學的民間文學專業(yè)的研究生，有幸參加了那次活動，還旁聽了考察活動之后在南寧舉辦的“中芬民間文學搜集保管研討會”，聆聽了您在會上所做的學術報告《關于中國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我因為參與“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資料庫”院重大項目工作，最近還特別研讀了這次研討會的許多關于民間文學搜集、整理、歸檔、入庫的文章，應該說，那次會議所探討的問題，在今天不僅仍然有意義，而且變得更加重要了。我們在民俗學資料庫的建設上與世界拉大了距離，落后了幾十年，在數(shù)據(jù)庫建設方面也落后了十五、六多年。

　　賈芝：中芬民間文學聯(lián)合考察最初是1983年9月由芬蘭民間文學協(xié)會主席勞里•航柯（Lauri Honko）教授提出的。1985年2月，我率領中國民間文學工作者代表團應邀去芬蘭參加《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紀念活動時，芬蘭文學協(xié)會又提議中芬合作共同培訓從事搜集整理的專業(yè)人員。1985年3月勞里•航柯致函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正式提出中芬聯(lián)合考察計劃，中方同意舉行聯(lián)合考察。1985年10月中芬雙方就聯(lián)合考察通過了一個正式計劃。根據(jù)計劃這次的民間文學考察于1986年4月4日至15日在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和南寧市舉行。本次活動由中國民研會、廣西民間文學研究會和芬蘭文學協(xié)會三家主辦。舉辦這次考察和學術活動有兩個目的：第一是兩國學者交流民間文學搜集保管方面的經(jīng)驗；
第二是通過學術會議和實地考察培養(yǎng)青年學者。這兩個目的都達到了。這次考察的成功為進一步促進雙邊合作積累了初步的經(jīng)驗，鍛煉了隊伍，為國內外民俗學界所矚目。

　　訪談者：在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民俗學界比較重要的一次國際交流活動大概要算“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北京學術研討會”（The Symposium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Folk Narrative Research in Beijing）了。記得那次會議是1996年的4月22日到28日在北京舉行的，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國際會議。我作為籌備組成員參與了會議的全過程，聽到了與會各國代表對于本次會議成功舉辦的熱烈贊揚。這次會議的宗旨是弘揚民族文化，加強國際文化交流，促進友誼和平。

　　賈芝：1996年4月，經(jīng)過兩三年的艱苦籌備，實現(xiàn)了我1992年在奧地利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ISFNR）第10 次達標大會上提出并達成的“在中國召開一次北京學術研討會”的決議，那次會議同時決策：“今后不再以歐洲為中心，要向發(fā)展中國家轉移�！� 北京學術研討會有來自五大洲的24個國家和中國包括臺灣在內的15個省、市、自治區(qū)的代表，通過35場大小研討會，大家突破語言的障礙進行有益的交流與切磋，會后民間花會的考察更令中外學者耳目一新。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主席挪威雷蒙德（Remund Kvideland）教授說：“會議能在東方，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國舉行，對各國學者了解中國有很大幫助�！彼�又說：“這是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開得最好的一次會議！” 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副主席印度漢都（Jawaharlal Handoo）教授說：“這是一次成功的會議，圓滿的會議，偉大的會議，我們在中國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過得非常愉快，非常感謝中國，感謝大家！” 這次會議是國際民俗學學者的一次盛會，是世界民俗學研究整合發(fā)展的一個里程碑。

　　訪談者：賈老，您做了大半輩子民間文學工作，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新中國的民間文藝事業(yè)。對此，人們?yōu)榱吮磉_敬意，給您帶上了許多稱號。您自稱“草根學者”，也愿意接受“民間文學之子”這個稱號。對此，您怎么看呢？

　　賈芝：這些年，有人在公眾場合或文章中稱我“泰斗”、“大師”什么的，泰者，泰山也；
斗者，北斗也。泰山、北斗我不敢當。我以為學術領域本沒有頂級，我更不是權威。我是在不斷探索，不斷學習，甚至不斷修正的過程中成長起來。我離不開民間文學和人民的滋養(yǎng)。我說我是草根學者，就是時時提醒自己不要忘本，要做平民百姓的學者。

　　訪談者：謝謝賈老接受這次訪談，今天收獲很大，今后有問題還要麻煩您了。

　　賈芝：不必客氣，今后多交流。

　　被訪談者：賈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史學部榮譽學部委員

　　資料提供者：金茂年，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研究員

　　訪談學者：尹虎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民俗學博士、研究員

　　訪談時間：2007年4月8日下午13：30-17：30

　　訪談地點：朝陽區(qū)西壩河北里17號樓賈芝寓所

　　撰稿人：金茂年、尹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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