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學,李光摩：20世紀晚明文學思潮研究概述(一)

　　在20世紀中國人看來，晚明文學與隆漢盛唐文學相比，大概不算是偉大的文學時代，不過，如果就傳統(tǒng)文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之關系這一點上看，晚明文學卻是其中與之最為密切、最為直接的時代。晚明文學思潮就是在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化運動視野的觀照和闡釋中大放異彩的。

　　一

　　五四與晚明，本是兩個相隔遙遠的歷史時期。按照中國史學界的傳統(tǒng)劃分，一個屬于現(xiàn)代，一個屬于古代，中間又隔了一個近代。然而，五四與晚明的關系卻是二十世紀一個熱門的學術論題。

　　五四以來，傳統(tǒng)文學受到空前沖擊，陳獨秀、胡適等人對中國正統(tǒng)的文學史譜系：唐宋八家--明前后七子--歸有光--桐城派，作猛烈的攻擊 。而周作人則在積極批判正統(tǒng)派文學的同時，注重發(fā)掘非正統(tǒng)文學如公安、竟陵等的積極因素，試圖重建中國新文學的譜系 。1932年，周作人在輔仁大學作過幾次講演，講演整理稿便是《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他以晚明文學為言志文學，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是"歷史的言志派文藝運動之復興"。這樣，周氏就在文學界祭起一面"言志"的大旗，提出"反集團、反君師、反載道"的口號。其實，周氏這番見解決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產(chǎn)物。早在1926年他就說，"現(xiàn)代的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這與其說是文學革命還不如說是文藝復興的產(chǎn)物……我們讀明清這些名士派的文章，覺得與現(xiàn)代文的情緒幾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難免有若干距離，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對于禮法的反動則又很有現(xiàn)代的氣息了。" 同年，在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現(xiàn)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產(chǎn)品，實在是“古已有之“，不過現(xiàn)今重新發(fā)達起來罷了。"他為沈啟無所編《近代散文抄》寫的序中，集團與個人、載道與言志的提法已經(jīng)出現(xiàn)，并認為這兩種勢力永遠相搏，釀成了過去的許多五花八門的文學運動。

兩年后，周氏又為此書作新序，大力推崇三袁的文章，又把他們與五四新文學運動緊密相聯(lián) 。

　　任維焜（訪秋）直接受到周氏的影響。在《袁中郎評傳》中他同意周氏在《燕知草跋》和《雜拌兒序》中對小品文的意見，認為在現(xiàn)代作家、現(xiàn)代小品的觀照下，公安派小品的價值自然可以顯現(xiàn)出來。不過他認為："近代文學革命--十余年前我國文壇之革命，其主張差不多與公安派的都一樣，這也許不是受著公安派的影響，而是偶然的暗合吧。" 任氏這篇文字完成于1931年，周氏尚未有《源流》的講演。1935年，任氏到北大研究院讀書，定的論文題目便是《袁中郎研究》，而導師即為周作人。盡管如此，他在五四新文學與晚明文學的關系上依然保持著原來的意見："這次的新文學運動，我們無須附會說是從公安來的，因為它顯然是受著西方科學與民主的新思潮，以及西方的文藝論與創(chuàng)作的影響，而與晚明文學是絕無關系的。" 這篇論文完成于1936年，經(jīng)過修訂和補充，在1983年才出版。

　　胡適大概是最早論述五四新文學淵源的人。他為《申報》五十周年所作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記述了晚清至五四新舊文學過渡時期的歷史。他又是倡導"歷史的進化的文學觀"的，認為在中國最早倡導文學隨時代變遷的是公安袁氏三兄弟。但他對三袁的作品并不怎樣看重，認為和三言、二拍相比，"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數(shù)了。"

　　早在1929年陳子展即在《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遷》中極為關注外來文學對五四新文學的刺激。因此，他對周作人的大談公安、竟陵也是很反對的。他先后在《申報•自由談》等報刊上發(fā)表《道統(tǒng)之夢》，《文統(tǒng)之夢》和《京派的起源》等文章，認為周作人推重袁中郎，意在爭文學上的正統(tǒng)。陳氏的這一推測，確實是有道理的。針對三十年代左翼文學（所謂載道派或奉命文學）的崛起，周作人也不甘心退守一隅，他作新文學的溯源工作，其意正是為新文學（他稱為言志派）奠定正統(tǒng)地位，順利進入歷史做準備。陳子展（1935）的論點恰好代表了左翼意見。他認為如果說有言志派與載道派的話，則公安、竟陵派是注重性靈的言志派，而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者則是注重社會文化的載道派，因此，論到"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倘非別有會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實，歪曲歷史，說是現(xiàn)代的新文學運動是繼承公安竟陵的文學運動而來。"

　　然而支持周氏觀點的也大有人在，林語堂就是一個有力的同盟。他 （1933）對沈啟無《近代散文抄》評論說："這派（公安、竟陵）成就雖有限，卻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足以啟近代文的源流，而稱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書名為《近代散文抄》，確系高見……大凡此派主性靈，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學普遍立場，性靈派之排斥學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學之反對新古典主義，性靈派以個人性靈為立場，也如一切近代之個人主義。其中之排斥仿古文辭，與胡適之文學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轍。" 他標榜晚明文章之近代性，認為與西方近代文學和五四文學相一致。在《小品文之遺緒》（1935）中，林語堂稱小品"須尋出中國祖宗來，此文體才會生根。" 周作人的影響顯然可見。

　　嵇文甫是一位較早接受歷史唯物論的學者，他的《左派王學》（1934）就是運用歷史唯物論研究思想史的一個范例，在序中他也表明了周作人的影響：

　　從前講明代文學史的，只注意一堆假古董�！�…近來經(jīng)周啟明、俞平伯等提倡晚明文學，特別表章公安、竟陵諸子，于是我才恍然見到明中葉以后的文學界自有一種新潮流，其自由解放反抗傳統(tǒng)思想的精神，直使現(xiàn)代新文學運動家傾慕贊嘆，拉為同調(diào)，這要算研究明代文學史的一個新方向。……道學界的王學左派和文學界的公安竟陵派，是同一時代精神的表現(xiàn)。

　　嵇氏敏銳地看出周作人所提倡的公安、竟陵研究，是明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新方向，這已為此后數(shù)十年的歷史所證明，他還指出這種文學新潮流同思想界的王學左派相一致，此為后來的大多數(shù)文學研究者所接受。在《左派王學》的序言及附錄中，嵇氏對明中葉以后商業(yè)資本的擴大而深入對社會文化的影響，給予了極大的關注。這與后來出現(xiàn)的"資本主義萌芽說"的精神基本一致。

　　由于受周作人等人的影響，朱維之（1935）充分肯定了周氏"源流"在提倡晚明文學的影響。又認為李卓吾的文學主張，"卻和二十世紀的我們新文學運動相一致" 。朱氏還認為李卓吾不但在文學上而且在思想上具有現(xiàn)代的精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李氏思想的因子，陳獨秀、吳虞都是其繼承人。

陳念萱（1937）也認為晚明文學是五四新文學的淵源。

劉大杰（1949）也認為公安派和"五四"新文學運動精神是相同的：" 晚明公安派的議論，精神是浪漫的，態(tài)度是革命的，一反傳統(tǒng)的釋古的思想，而建立起重個性、重自由、重內(nèi)容、重情感的新理論。……這與五四時代的文學運動精神完全相同。"

　　與周作人追宗晚明不同的是以嵇文甫等左傾的一派，他們從歷史唯物論出發(fā)，特別重視李贄等王學左派和五四思想的相通性，強調(diào)經(jīng)濟、文化與文學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這一路向與后來的資本主義萌芽說相結合產(chǎn)生非常深遠的影響，時值今日，談論晚明文學，依然是這一路向：先談社會環(huán)境，即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情境→在思想界的反映，即李贄和王學左派的影響→在文學界的反映，公安三袁等。

　　由于50-70年代一連串的思想改造運動和反右斗爭，打斷了學術研究的連續(xù)性，也切斷了與國外學術界的聯(lián)系。國內(nèi)學術界被人為扭曲，被賦予過多的政治色彩；
又由于中國歷史以政治標準劃分，五四新文化運動又成了近代、現(xiàn)代的分界線，打斷了學科間的聯(lián)系，于是王瑤、唐弢等人編寫的現(xiàn)代文學史便只好從五四講起，晚清尚未顧及，遑論晚明。

　　新時期以來，五四與晚明的聯(lián)系重新成為熱門話題，李澤厚是新時期重建晚明文學與"五四"新文學聯(lián)系較早的一個學者，在《美的歷程》（1981）中他稱李贄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想，具有市民--資本主義的性質(zhì)，是晚明浪漫思潮的中心人物；
并稱公安派"之所以直到五四新文學運動中仍有影響，原因就在它們畢竟開始有了近代文人氣息。" 李氏的這些意見本身并無多少新意，只不過是三十年代自由派文人意見的重現(xiàn)，或是五十年代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論"的適當延伸，然而在當時的影響卻是不可低估的。

　　馮至（1984）則基本上對追宗晚明持否定態(tài)度，他認為五四以來受英國蘭姆等人的影響，人們才動手寫散文，隨后便在二三十年代發(fā)現(xiàn)晚明小品的價值。在此之前，晚明小品無人過問，是外國文化推動了我們認識自己的傳統(tǒng)。

同年，他重申先有了西方文學的影響，五四新文學才更好地繼承和發(fā)展了中國文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張宜雷（1985）則認為五四新文學不但在"性質(zhì)"方面有傳統(tǒng)的源頭，在"載道"方面也有它的源頭，認為"從李贄和公安派經(jīng)龔自珍、黃遵憲、梁啟超和胡適、周作人，與從顧炎武、王夫之經(jīng)戴震、章太炎和魯迅、錢玄同，這兩股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的進步思潮在五四這一歷史時刻匯合，它們共同構成了五四的民族文化思想淵源"。

　　王瑤（1986）對新文學與傳統(tǒng)文學的關系有持平之論，他認為"現(xiàn)代文學中的外來影響是自覺追求的，而民族傳統(tǒng)則是自然形成的，它的發(fā)展方向就是使外來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點，并使民族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的要求相適應。"并認為魯迅雜文在表現(xiàn)方式和藝術風格上同"魏晉文章"具有一脈相承之處；
而周作人散文所追求的"雅致的俗語文"，則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同傳統(tǒng)散文（特別是明末小品）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

　　1986年，任訪秋出版了《中國新文學淵源》一書，這是周作人《源流》之后為新文學溯源的一項重要收獲。在自序中，任氏自稱此書受到周作人的啟發(fā)。他認為晚明產(chǎn)生的"左派王學"，具有反封建意義和進步思想。到了西學東漸，歐風美雨與中國固有的市民階級的革命思想相結合，于是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洪濤巨浪。

在文學上，"五四文學革命與晚明文學革新也有一定的聯(lián)系，"認為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的"八不主義"，"從其精神實質(zhì)上看，與公安派所提出的主張，實毫無二致。"而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中所提出的文學見解和主張，其來源有二："一為中國所固有的，即繼承了晚明文化革新這一潮流；
二為晚清從西方輸入的科學與民主的資產(chǎn)階級學術思想和新的文學論。"因此本書的結論是"五四的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從反孔教到反復古主義文學，就中國固有的傳統(tǒng)來說，實上承晚明的文化革新運動。" 對比任氏三十年代的研究生畢業(yè)論文，后經(jīng)多次修改而于1983年出版了《袁中郎研究》，其在五四與晚明文學關系上，變化是頗大的。任氏弟子關愛和（1993）對五四文學的溯源也十分熱心，其于晚明與新文學關系的看法與其師基本相近。

　　在尋找晚明與五四新文學關系的論著中大多數(shù)論者都比較關注兩者之間相同或相通之處，但也有更關注其間的差異。賈植芳（1997）一方面承認周氏追宗晚明的意義，一方面又指出其不足，"只注重到兩者的相似之處，而忽略了時間環(huán)境不同造成的根本差異"，由此導致了周氏消極的歷史觀--循環(huán)論。

張福貴、劉中樹（1996）對晚明文學與五四文學相通論提出質(zhì)疑和反駁。他們認為，晚明文學與五四文學雖然存在著一定的精神聯(lián)系，但這并不能取消二者之間的本質(zhì)差異，它們不僅屬于兩個時代，更屬于兩種文化。

　　1986年，海外華裔學者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在國內(nèi)出版，該書把五四運動定性為全盤性反傳統(tǒng)主義，海外的新儒家杜維明等也把五四運動跟義和團運動相提并論，說成是偏頗的兩極，這些論點在國內(nèi)引起不同反響，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王元化（1988）從思想史的角度回應了林毓生等人，認為這是個涉及到如何理解傳統(tǒng)文化整體性、豐富性的問題：" 我認為五四沒有全盤性的反傳統(tǒng)問題，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禮教“。我不否認儒學在傳統(tǒng)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不同意文化傳統(tǒng)只能定儒家為一尊。" 嚴家炎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不但沒有“全盤反傳統(tǒng)“或割斷中國文化傳統(tǒng)，反而開啟了用新的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新階段。"并以周作人《源流》、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等為例說明，"在先驅者心目中，五四新文化運動并沒有和傳統(tǒng)文化“中斷“或“斷裂“。" 嚴氏（1997）認為持"五四全盤反傳統(tǒng)論"者，忽視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非主流的"異端"存在。"特別到明末清初，已經(jīng)形成具有啟蒙色彩的文化，像李卓吾、馮夢龍、黃宗羲、顧炎武、顏習齋、戴震等思想家、文學家的著述，已經(jīng)構成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場論爭的關鍵在于承不承認五四新文化已部分成功地實現(xiàn)了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承認五四以來的文學思想已成為我們傳統(tǒng)的一部分，那"中斷"或"斷裂"論將無所依附；
如果不承認五四以后的文化思想已成為中國傳統(tǒng)的一部分，那問題自然就出現(xiàn)了。這場論爭，客觀上使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回到傳統(tǒng)，從傳統(tǒng)中發(fā)掘新文學的淵源。

　　八十年代以來，古代、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從各自學科研究的立場提出打通古今界線。在古典文學研究界，章培恒、陳伯海等學者強調(diào)打通古代、近代、現(xiàn)代文學史，注重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性等觀點 。這種思路倒是先由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提出的，而且影響似乎更大。八十年代中期，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1985）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陳思和 （1985）提出了新文學史研究中的"整體觀"， 黃、陳、錢的"三人談"在當時與此后的學術界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因為他們打破了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狹小空間，使研究工作向當代和晚清延伸，并與世界文學相聯(lián)系，從而使五四新文學與晚明文學的研究出現(xiàn)新的轉機。同年，吳中杰發(fā)表文章，與黃子平諸君、陳思和等人遙相呼應。他認為應將近代文學與現(xiàn)代文學（含當代）連起來研究，構成一個大的段落，并認為近代文學上限應提到晚明，而晚明正是中國資本主義文學萌芽期，認為李贄和袁中郎都重視戲曲小說的文學價值，這在文學界觀念上是一個大進步，單就文學史研究而言，"把中國資產(chǎn)階級文學思想溯源到明末的公安、竟陵派，是有些道理的。" 朱德發(fā)（1991）也認為應該從明代的文化形態(tài)和文學形態(tài)來探討中國新文學的胚胎，把明代文學視為以"五四"為界碑的現(xiàn)代文學的國內(nèi)源頭。很顯然的，作者也以明末中國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萌芽來立論的，作者認為李贄的"童心說"、焦竑的"性靈說"都是以人為思考中心的，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人的發(fā)現(xiàn)"有著內(nèi)在的脈絡，表現(xiàn)出的人文主義情思，是反映了新市民階層要求個性獲得解放的時代心聲。

吳、朱二氏的觀點都自覺地把晚明至五四看作一個整體。

　　新時期出現(xiàn)的學術傾向與國際漢學界的背景是有關系的。過去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多采用鄧嗣禹、費正清等提出的"西方?jīng)_擊--中國反應"模式，它暗含著中國被動、西方主動，中國落后、西方先進等價值判斷在內(nèi)。后來海外華裔學者余英時、黃仁宇、劉廣京以及漢學家柯文、溝口雄三、濱下武志等逐漸走出這種"西方中心論"，提出尋求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內(nèi)在理路，主張"亞洲視角"，從亞洲出發(fā)進行思考，于是"在中國發(fā)現(xiàn)了歷史"。

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法國"年鑒學派"史家布羅代爾等主張的"長時段"理論或許都給他們以啟發(fā)。所有這一切，都直接或間接地對國內(nèi)學術界產(chǎn)生了影響。

　　經(jīng)過多年的討論，晚明與五四之間有一定的承傳關系這在學術界大致可成共識。不過，晚明與五四畢竟相當遙遠，中間存在的過渡也逐漸受到學界注意。陳平原（1992）從柯文的"尋求中國史自身的劇情主線"出發(fā)，贊成周作人、胡適等人為新文學尋源。但認為他們的工作不能完全成功，關鍵在于繞過了本不該繞過的清末民初的文學改良運動、沒能夠講清楚傳統(tǒng)文學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過程和具體途徑。

周作人等忽視的清末民初，近年來得到了普遍重視，李歐梵、陳萬雄、王德威、關愛和等中外學者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相關熱詞搜索：明文 思潮 概述 世紀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