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輝：當知識分子成為小丑

　　1958年，甘肅千里沙漠中的夾邊溝勞教農(nóng)場，農(nóng)業(yè)隊第一大隊大隊長、研究新疆史出身的右派安兆俊對高爾泰說：“我們這里，名演員偷別人的饅頭，大音樂家涎著臉乞求一丁點兒施舍，在外國拿了兩個博士學位回來的學者，為搶著刮桶，打架不要命，這樣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狀，一年到頭都不洗臉不梳頭不補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這都是精神崩潰的表現(xiàn)�，F(xiàn)在死掉的人越來越多，我想除了餓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潰也是一個原因�！痹陴囸~和死亡籠罩下的夾邊溝，甘為小丑，已成為知識分子茍且求生的普遍方式了。

　　知識分子小丑化的極端個案，或以趙儷生筆下的史學家童書業(yè)最為典型吧。20世紀50年代，趙與童是山東大學歷史系的同事，趙回憶：“他平生弱點，就在一個‘怕’字。有六怕，怕失業(yè)、怕雷電、怕空襲、怕傳染病、怕癌、怕運動。童的一位學生又補充了兩條：怕地震、怕蔣介石反攻大陸。所有這些他都怕，有時怕得要死�！�

　　有多怕?某星期天中午，趙妻在家和衣而臥，童書業(yè)悄悄進來跪倒床頭……原來，“童有一份‘交代材料’，在黨委組織部，運動過去了，他想索要回來毀掉，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
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當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
可來時正值我妻午睡，所以就出了這怪相了�！�交代材料’中說了些什么呢?說的是有一個受美國情報局指揮的，隱藏在大陸很久很深的，以研究歷史、地理，繪制地圖為幌子的反革命集團，其最高首腦是顧頡剛。各地分設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楊寬，山東代理人是王仲犖，東北代理人是林志純，底下還有一句‘我和趙儷生也是其中的成員’。這份‘交代’寫了一厚本，題曰《童書業(yè)供狀》……”童能臆想出這樣一個歷史學名流聯(lián)手的反革命集團，足見其心理已因恐懼而趨變態(tài)。

　　又一次，聽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童憂心如焚，無法自制，遂找到當時山東大學歷史系黨總支、教師支部書記說：“他們來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槍口對準我的胸口，要我?guī)�他去搜捕共產(chǎn)黨員。你知道我是膽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帶他們?nèi)プツ�。但我和你約好，當我到你窗口時我拼命咳嗽，你聽到咳嗽聲，馬上躲起來就是了。”這種受迫害狂的心理和言行，已淪為笑柄。

　　當然，到了文革，知識分子成為小丑的現(xiàn)象，更是登峰造極。

　　俞平伯被抄家時，紅衛(wèi)兵開始不詳其錢物所在，后見其夫人緊抱一盒，打開一看，竟是現(xiàn)金及存折數(shù)萬元，得來全不費功夫，于是抄沒而去。俞平伯卻在后邊追著高喊：“汝等持去，有利息乎?”向剪徑者討利息，可謂迂不可及。

　　陳四益憶述，文革初期，其師趙景深被關進牛棚，“有一位學生看守著他。不知是那位‘看守’有事還是貪玩，總之，他想暫時離開一下，但又擔心被看管的對象逃跑，于是，便用繩子將先生綁在床上，鎖上門揚長而去。先生痛苦難耐，又不敢呼救，于是便哀聲作牛鳴。路過的人不知發(fā)生了什么事情，敲門不應，便破門而入，這才發(fā)現(xiàn)牛鳴者竟是先生。問他為何這樣?答曰：‘我是牛鬼蛇神。’

　　此事非我親見，但聽說之后，心中慘然，并隱約感到，這種悲慘的滑稽，實是一種迂曲的抵抗�！辈徽撊绾�，名教授無奈而作牛鳴，滑稽之中又是何等辛酸。

　　1968年冬，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七名牛鬼蛇神進山開荒，盡管脫離了原來批判斗爭的世界，但內(nèi)心的政治陰影依然濃重：“夜里擠睡在一個大鋪上，心靈也并不相通。相反地，由于日夜密切接觸，每個人都害怕不知不覺又被人抓住什么把柄，反而把自己包得更緊了。一個個戰(zhàn)戰(zhàn)兢兢、規(guī)規(guī)矩矩，連睡覺也不得安心�！备郀柼┯疫吺鞘啡斚妫�他回憶：“史葦湘一睡下就打鼾，使我十分羨慕。但后來我發(fā)現(xiàn)，他并沒睡著，假裝打鼾是為了表示心里沒有隱憂沒有抵觸情緒。也確實能造成這么個印象。我想學，發(fā)現(xiàn)這很難……”

　　一次，高爾泰跟原頂頭上司段文杰等三人半夜出動卸煤，“回來睡覺時聽到段文杰說夢話，說毛主席萬歲!頗納悶。第二天勞動時，老段變著法兒試探我們的反應，才知道他是裝的。這就更難了。”不僅假裝打鼾，又假裝說“萬歲”的夢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可是，在這種小丑面具的背后，又掩藏著多么深重的恐懼啊。

　　知識分子斯文掃地一至于斯，其處境可憐，其情狀則可笑。

　　知識分子本是死要面子的，一旦連知識分子都不在乎臉面，可以任人笑罵，成為跳梁小丑，那么，一定是知識分子受到了時代和環(huán)境無可抗拒的重壓。知識分子固然不能壟斷知識和理性，但如果一個時代竟以壓迫、蹂躪知識分子為樂，則表明那個時代必然是反知識、反理性的，那必定是一個最蒙昧、最恐怖的時代。

　　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一點：對于個人的如煙往事或集體的隱秘歷史，知識分子從來都是最主要的記錄者和闡釋者，但也因此，我們不免習慣性地強調(diào)知識分子群體自身的受難史，并以知識分子為中心來保存和構(gòu)建苦難的全民記憶；
我們總是不自覺地以知識分子的受難史，取消了蕓蕓眾生的受難史。

　　在曾經(jīng)有過的那種時候，跟那些知識分子一樣可憐可笑的普通人，又有多少?連知識分子，連成名成家的知識分子，都如此可憐可笑，更何況那些默默無聞的一介普通百姓呢?只因為他們不是知識分子，沒有編寫歷史的權(quán)力，他們就不能將自己的可憐可笑筆之于書；
只因為他們不是知識分子，頭上沒有名流的光環(huán)，因此也沒有知識分子關懷他們的可憐可笑，為他們留下歷史的銘記。于是，無數(shù)普通人的可憐可笑，就被我們集體記憶的篩子所遺漏了。

　　所以，我們在編纂精神受難史的時候，必須打破知識分子的視角，而回歸普通人的視角。

　　歸根結(jié)底，童書業(yè)、俞平伯、趙景深、段文杰……之所以可憐可笑，并非因為他們是知識分子，只因為他們是人，是普通人。那不僅是知識分子的可憐可笑，更是人的可憐可笑；
那不僅是一個迫害知識分子的時代，更是一個迫害人的時代。

　　當知識分子成為小丑，那么，所有的人，也都成了小丑。

　�。ㄔ�載花城出版社《人文隨筆》 2006 夏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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