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全球本土化發(fā)展歷程及走向

　　[摘 要]本文從質疑斯皮瓦克的專著《學科的死亡》中的激進觀點開始，試圖論證，中國的比較文學與美國的比較文學的不同之處在于，作為一門學科的比較文學在中國依然生氣勃勃，并在中外文化學術交流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在作者看來，盡管中國的比較文學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其發(fā)展速度之快是令世人矚目的，它迅速地進入了國際比較文學的學術視野并參與了理論爭鳴，并成為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的一個重要成員。既然比較文學早在80年代的中國就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因而它既與“區(qū)域研究”相結合，同時也具有跨越學科和學術領域之特征，目前它的一個重點就是中西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即使在全球化的時代，當整個人文學科都受到沖擊和挑戰(zhàn)時，比較文學在中國依然有著相當的活力，并與世界文學有著緊密的關系，甚至在近幾年里在學科建制上與世界文學合并為一個學科，此外，國際學術界的一些前沿理論課題也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得到不同程度的發(fā)揮和拓展，從而使得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完全有能力從本土文化的視角出發(fā)參與國際性的理論爭鳴和對話，并發(fā)出日益強勁的聲音。

　　[關鍵詞] 比較文學 全球化 本土化 全球本土化 跨學科 世界文學

　　近幾年來，在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中，談論全球化或全球性問題已經成為一種時髦，這并不足為奇。顯然，全球化現象的出現在許多人看來只是當代的一個事件，其實這并非事實。如果我們從經濟和文化的角度來追溯其在西方語境中的歷史淵源，我們便不難發(fā)現，這一現象遠非發(fā)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事件，誕生于19世紀后半葉的比較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一始于哥倫布發(fā)現南美洲新大陸的歷史過程在文化領域內的一個必然后果。[i] 盡管全球化已經影響了西方的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因而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比較文學這門學科已經死亡，[ii] 但我依然要論證，與西方學術界的情形恰恰相反，比較文學在中國依然是最具有活力的一門人文科學研究領域，并且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得益于文化全球化或全球性的進程。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中文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普及，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自然也應當對國際人文科學研究作出自己的獨特貢獻。

　　比較文學學科真的死亡了嗎?

　　2003年，文學和文化理論界以及比較文學界接連受到兩次嚴峻的挑戰(zhàn)，發(fā)起挑戰(zhàn)的是兩位在學術界享有盛譽的學術大師，他們曾經為這兩門學科的發(fā)展作出過卓越的貢獻，因而他們的發(fā)難不僅使人們對這兩門學科的前途感到憂心忡忡。首先發(fā)起挑戰(zhàn)的是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他曾經是當代文學理論的積極鼓吹者，并以其專著《文學理論導論》而蜚聲世界文論界，但他卻在專著《理論之后》（2003）中哀嘆道，“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iii]。既然文學和文化理論已經耗盡了新的理論觀點和方法，因而在9.11事件以及接踵而來的伊拉克戰(zhàn)爭之后，“一種新的即將來臨的全球政治階段已經展現在人們眼前，對于這一點甚至最為與世隔絕的學者也不能不注意�！盵iv] 毫無疑問，西方和中國的一些學者受其影響，也跟著宣稱理論已經死亡，文學研究遲早要被文化研究所取代。對于這樣一種激進的觀點，文學和文化研究學者不得不正視并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這一現象是普遍存在的現實嗎？如果情況果真如此的話，我們的文學理論家和研究者將如何面對這一嚴峻的挑戰(zhàn)？所幸的是，對理論的未來所抱有的這種悲觀的論點已經受到了西方和中國的學者的批評性回應。[v]

　　那么另一個挑戰(zhàn)，也即針對比較文學的挑戰(zhàn)，又來自何方呢？由于一本題為《學科的死亡》的專著出自身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與社會中心主任的后殖民理論家斯皮瓦克，其影響就更大了，因為斯皮瓦克自90年代以來一直活躍于國際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因此比較文學學者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斯皮瓦克真的希望比較文學這門學科死亡嗎？或者說她已經發(fā)現這門學科氣數已盡了？比較文學還有沒有前途？如果說傳統(tǒng)的“歐洲中心主義”意義上的比較文學確實已經死亡的話，那么其他地方的比較文學，特別是中國以及其他東方國家的比較文學研究又處于何種情形呢？很顯然，在讀完全書之后，我得出的印象卻是，斯皮瓦克并非真的希望比較文學這門學科死亡，因為她本人就是在這一學科內開始其學術生涯的。正如斯皮瓦克的朋友、當代西方怪異理論(queer theory) 研究的主將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中肯地指出的，“佳亞特里·斯皮瓦克的《一門學科的死亡》并未告訴我們比較文學已經終結，而恰恰相反，這本書為這一研究領域的未來勾畫了一幅十分緊迫的遠景圖，揭示出它與區(qū)域研究相遇的重要性，同時為探討非主流寫作提供了一個激進的倫理學框架....她堅持一種文化翻譯的實踐，這種實踐通過主導權力來抵制挪用，并且在與文化擦抹和文化挪用的淡化的獨特的爭論不休的關系中介入非主流場域內的寫作具體性。她要那些停留在占主導認識觀念的人去設想，那些需要最起碼的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我們的。她還描繪出一種不僅可用來解讀文學研究之未來同時也用于解讀其過去的新方法。這個文本既使人無所適從同時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間充滿了活力，觀點明晰，在視野和觀念上充滿了才氣。幾乎沒有哪種‘死亡’的預報向人們提供了如此之多的靈感�！盵vi] 確實，作為比較文學學者，我在讀完斯皮瓦克的書后，也并未帶有對比較文學學科之未來前景的悲觀感覺，倒是驚異地發(fā)現，中國的比較文學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所走過的道路或多或少已經預示了斯皮瓦克對全球化時代的新的比較文學學科的重新定位：“比較文學與區(qū)域研究可以攜手合作，不僅培育全球南方的民族文學，同時也培育世界各地的各種地方語言寫作的文學，因為這些語言的寫作在新的版圖繪制開始時被注定要滅絕…… 實際上，新的比較文學并不一定是新的。但我必須承認，時代將決定‘可比性’（comparativity）的必然觀念將如何實行。比較文學必須始終跨越界限�！盵vii] 假如我們認為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屬于區(qū)域研究范圍的話，那么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無疑既是區(qū)域研究的一部分（在國際性的文化研究框架內）同時也是世界文學的一個方面。至于“越界”（crossing borders），我則認為，中國的比較文學在80年代復興并成為一門學科以來立即就帶有了“越界”的特征：我們的研究成果既超越了東西方之間的界限，同時也超越世界文學與民族文學之間的界限；
既超越了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領域之間的界限，同時也超越了漢語文學與亞洲其他地區(qū)的其他語言寫作的界限。在全面闡釋中國比較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的研究現狀及未來走向之前，我認為有必要對其歷史形成及發(fā)展作一簡略的回顧。

　　中國比較文學的歷史形成及發(fā)展

　　盡管在許多西方學者看來，討論中國的比較文學教學和研究始于80年代，因為這時中國才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但是實際上，比較文學在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之前，已經中國的語境中有了一百年的發(fā)展歷程：它在20世紀上半葉基本上處于被打壓的邊緣地位，直到新時期開始才逐步從邊緣向中心運動，而到了新世紀伊始，又受到各種后現代理論和文化研究的挑戰(zhàn)，但最終還是幸存了下來并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

　　正如杜威·佛克馬（Douwe Fokkema）所認識到的，中國的比較文學始于1907年魯迅發(fā)表《魔羅詩力說》，因而魯迅應被當作中國比較文學最早的開拓者之一。[viii] 如果我們并不否認這一點的話，那么我們就應該進一步推論，比較文學最初在中國的出現并非作為一門學科，而更是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正是采用這種方法，中國的一些有著廣博的西方文學、日本文學或俄羅斯文學知識的人文知識分子才能以比較的視野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因而他們可以將中國文學放在一個廣闊的跨文化的國際語境中來考察研究。在那前后，中國已經有了大面積地翻譯外國文學和文化理論思潮的過程，這不僅給中國作家提供了創(chuàng)作靈感，同時也要求中國的人文學者將中國現代文學視為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它不斷地在走向世界并逐步具有了全球性特征。幾乎在短短的十多年里，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以及現代主義等主要的西方文學思潮都通過翻譯而進入了中國，對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或傳統(tǒng)的形成起到了有力的推進作用。面對這一事實，大學的文學教授將如何從事文學課的教學呢？這確實是教授們必須認真對待的一個問題。

　　所幸的是，在上世紀的20、30年代，中國的文學研究界有一批在西方著名大學受過教育然后又在中國的著名大學任教的學者，例如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范存忠，回國后在東南大學講授中英文學關系；
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的吳宓回國后在清華大學教授中英比較文學；
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陳嘉在清華大學講授莎士比亞；
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朱光潛回國后同時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講授文藝心理學，等等。另一些有著在西方大學訪學或從事研究經歷的學者，也在自己任教的大學開設與中外文學比較研究相關的課程，如清華大學以及其后西南聯合大學的聞一多、葉公超和錢鐘書，清華大學以及其后調入東南大學的陳銓，北京大學的馮至和卞之琳等。時任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的聞一多甚至提議將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文學專業(yè)打通，以培養(yǎng)學貫中西的通才，可惜他的早逝使得這一美好的愿望未能實現。尤其值得在此一提的是，還有一些應邀來華講學的西方著名文學學者，如瑞恰慈（I.A.Richards）、燕卜孫（William Empson）等，也為中國學生開設了中外文學比較和文學理論課程。這些有著廣博學識的西方學者不僅以比較的方法講授了各種現代文學理論，同時也向學生們提供了西方語境下的比較文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和前沿理論課題。雖然他們并未能系統(tǒng)地把比較文學當作一門學科來介紹，但他們的比較方法和廣闊的國際視野無疑開闊了學生們的眼界，擴大了他們的知識面，為他們日后從事比較文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再加之一些具有開拓意義的比較文學專著的譯介，如保羅·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的《比較文學》（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等，比較文學盡管在當時未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已經被列入一些大學的課程，并在實際操作層面上取得了一些成果。

　　確實，作為一門學科的比較文學是從西方旅行到東方來的，并在其初始階段為中國學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但是這種由西向東的理論旅行到了40年代之后并未能繼續(xù)下去，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戰(zhàn)亂時期政治的動蕩和知識環(huán)境的壓抑所造成。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比較文學本來應當有著長足的發(fā)展，并逐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是由于中國的教育政策和文藝路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前蘇聯的影響，而在當時的蘇聯，比較文學竟被當作反馬克思主義的“偽科學”而受到打壓并被擠到邊緣化的境地，所以毫不奇怪，比較文學在中國連作為一門文學分支學科的資格都沒有，更談不上健康地發(fā)展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1976年文革的結束。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即使是在那些受到壓制和排擠的年代，仍然有一批學識淵博的文學研究者自覺地運用比較的方法著書立說，研究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這批學者包括朱光潛、范存忠、陳銓、錢鐘書、季羨林、吳宓、楊周翰、方重、伍蠡甫等。他們的辛勤耕耘無疑為80年代比較文學在中國的全面復興進而發(fā)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由于比較文學是一門從西方到中國的“旅行的學科”（travelling discipline）或研究領域，因而當代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同時受到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影響。在方法論上，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不僅依循法國學派的嚴謹縝密的實證方法，考察中西文學關系的淵源和影響因子，并進行分析，同時也特別注重并汲取了美國學派重視文學現象的審美分析的平行研究方法的長處。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最經常為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印證的一個關于比較文學的定義就是美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亨利·雷馬克（Henry Remak）的頗有爭議的定義：“比較文學是超越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領域及信仰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ix] 雖然不少中國學者對這一過于寬泛的定義并不滿意，但至今卻也未能拿出另一個使大家都能接受的新的定義，因此也就只好沿用這一定義了。由于中文系和外文系學者的共同努力，比較文學一直快速發(fā)展并最終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隸屬于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之下。在學術研究方面，它不僅跨越了學科的界限，而且滲透到世界文學和文學理論等研究領域。[x] 我這里謹列舉幾個具有標志性的例子來證明這門學科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不斷發(fā)展并日臻成熟的事實。

　　首先，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已出版了數百種專著和數千篇論文，再加上那些譯自英、法、德、俄、日等語言的國外著述，確實蔚為大觀，比較文學曾經是中國出版界首選的學術論題之一，不僅產生過較大的學術影響，同時也有著眾多的讀者。1985年，《中國比較文學》雜志在上海的創(chuàng)刊，更是標志著這門學科的逐漸成型和成熟。

　　其次，自1994年以來，在中國的高等院校中，已經先后有七所高校建立了獨立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專業(yè)，再加上另外二十多所高校的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全國共有三十多所高�？梢哉惺毡容^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此外，還有更多的高校同時在本科和碩士階段開設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方面的課程。

　　第三，1985年在深圳成立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基本完成了全國性的比較文學研究的體制化，而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在成立的同時也就成為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的團體會員，從而從一開始就為這一學科的國際性特征奠定了基礎。另一個與西方國家的情形所不同的是，在中國的大多數省、市、區(qū)，都建立了地方性的比較文學學會，這無疑為比較文學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們可以說，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文學研究的其他不少分支學科都受到影響并呈萎縮狀態(tài)，唯獨比較文學仍然繁榮并具有活力，其“邊界”不斷地向當代文化理論和文化研究開放。

　　第四，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頻繁地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并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fā)表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論文，以便在國際論壇發(fā)出中國人文學者的聲音。因此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共舉行過八次年會，而且每一次年會都要邀請數量可觀的國際知名學者前來進行交流。另一方面，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在西方高校受過教育的比較文學學者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fā)表原創(chuàng)性的論文，從而在國際學術界發(fā)出越來越強勁的聲音�？梢哉f，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再也不沉默了。

　　這就是中國的比較文學如何從無到有，如何從一種引進的研究方法發(fā)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過程。鑒于比較文學在香港和臺灣沿著另一不同的路徑而發(fā)展，本文不予討論。

　　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對立還是對話？

　　毫無疑問，沒有人能否定，全球化在近幾年里已經對當代文化，包括比較文學研究，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影響。盡管有人仍然忽視全球化對文化生產以及精英文化研究的影響，但文學市場和研究領地的萎縮不得不大大地影響了比較文學研究。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所指出的，“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傳播學的概念，因為它遮蔽并傳播了文化或經濟的含義。我們有一種感覺，即在今天的整個世界，都有一些既密集同時又擴散傳播網絡，這些網絡一方面是各種傳播技術的明顯更新的結果，另一方面則在世界上所有國家，或至少是其大城市里，有著越來越大程度的現代化取向的基礎，包括這些技術的轉移�！盵xi] 如果我們認為全球化在當代的出現有助于文化研究的繁榮發(fā)展的話，那么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作為一門精英文學研究的比較文學領地的日益萎縮。如果不僅僅限于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話，這一點既出現在許多西方的大學，同時也波及了一些中國的大學。毫不奇怪，中西方的不少文學研究者竟然認為，全球化時代文化研究的崛起敲響了比較文學的喪鐘，但是另一些胸襟較為開闊的學者對之則不以為然。那么到底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的關系如何呢？這正是我們要從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研究實踐出發(fā)來給予回答的問題。

　　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已經在一個廣闊的全球資本化背景下逐步進入了市場經濟的過程，這不可能不影響到文學和精英文化的研究。面臨經濟全球化導致的一個直接后果市場經濟的極大影響，大眾文化已經成為文化研究學者必須正視的一個熱門課題。有著大宗制作、商業(yè)性和消費性的大眾文化無疑破壞了其固有的優(yōu)雅和崇高性，使其帶有鮮明的商品經濟特征。但是在中國的語境下對大眾文化的關注卻與西方學界的情形迥然不同：在西方學界，大多是一些第一流的人文學者， 如讓·鮑德里亞、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等，在關注或研究大眾文化或消費文化，而在中國，則是新一代中青年學者在關注這一現象。盡管如此，中國的文學研究者不得不面對這一問題：我們如何迎接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的挑戰(zhàn)？難道中西比較文學研究將改變其方向、方法甚至研究興趣嗎？既然在全球化的時代，信息的傳播極其迅速，甚至不受固有的疆界所限，一些傳統(tǒng)的學科瀕臨死亡，那么比較文學的未來前景又是如何呢？

　　精英文化以及文學研究之所以在當今時代受到嚴峻的挑戰(zhàn)，其原因恰在于它們把自己局限于孤立的象牙塔內，與廣大文化消費群體格格不入，因此很難擺脫這樣一種困境。在西方，比較文學也處于類似的境遇，因為它仍被當作一門與大眾文化研究相對立的精英研究領域。但另一方面，各種后現代理論則試圖填平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鴻溝，使得兩種不同形態(tài)的文學和文化能夠進行交流和對話。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作為精英文學和文化研究者，比較文學學者未能涉及非精英文化和文學現象，盡管也不乏熱情投入國際性的后現代主義討論的理論大家。詹姆遜也許是當時的比較文學學者中極少數從非精英視角關注后現代主義問題者之一。早在80年代初，他就從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和上層建筑之辯證關系的視角分析了作為一種消費文化現象的后現代主義，在他看來，后工業(yè)社會的大眾文化甚至消費文化的崛起使得精英文化和經典文學受到嚴峻的挑戰(zhàn)，這一現象自然也引起了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比較文學學者以及文學和文化理論家的關注，但是他們的關注不應當表現在從一種居高臨下的精英立場與包括區(qū)域研究和性別研究在內的文化研究相對立，而應當正視這一復雜的現象，以便從一個廣闊的跨文化理論視角對之進行分析闡釋。通過分析和闡釋提出一些切合實際的應對策略。我認為這才是一種積極的態(tài)度，其結果并不一定會加劇現存的兩種不同形態(tài)的文學和文化之間的對立，反倒會使這二者在一個多元文化的氛圍中達到共存和互補。所謂的多元文化語境實際上意味著在一個寬松自由的氛圍下，各種文化和文學話語，不管高雅的還是低俗的，不管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都能發(fā)現自己的活動空間，這樣不同的觀點才能碰撞和交流。這也是各種后現代理論帶給我們比較文學學者的一個積極的方面。今天，我們十分欣喜地看到，在后現代教義的啟迪下，中國和西方的比較文學學者已經認識到以一種跨文化和超學科的方法來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這一點上，我贊同斯皮瓦克的看法，即傳統(tǒng)的歐洲中心主義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學科已幾近死亡，但正是在破壞老的學科的過程中，一門新的比較文學學科已經誕生。我們同樣高興地看到，在當今的比較文學出版物中，由比較文學學者進行的大眾文化研究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數量眾多的學位論文不僅探討諸如文學史、經典的形成以及文化價值這樣的精英理論課題，同時也討論諸如電影研究、電視研究、性別研究、區(qū)域研究甚至網絡研究這樣的文化研究課題，甚至分析諸如同性戀、口述文學的亞文體、流散寫作、翻譯文學甚至網絡文學這樣的非文學的文化現象。精英文化和文學與大眾文化和文學的人為界限變得模糊進而消解逐漸了，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之間的平等對話得以有效地進行。這也正是比較文學在中國為什么不但沒有“死亡”，反而通過引進諸多文化研究的課題而變得更加繁榮和生氣勃勃的原因所在。它已經與“區(qū)域研究”（中國研究）和（翻譯過來的）世界文學研究有著緊密的關系了。

　　確實，在當前的中國文化語境下以及人文知識界，有些人文學者和文學批評家十分擔心全球化的影響，甚至更加擔心近幾年來的大眾文化和文學的崛起，試圖通過“挽救人文精神的危機”來與之相對抗。但事實上，大眾文化已經占據了當代人們生活的重要位置，并像一個隱形的上帝那樣主宰著文學和文化生產和交流。因此如果認識到它的存在的合法性并充分利用它的話，則有助于生產出高水平的文化產品并推進比較文學在一個廣闊的跨文化語境下的研究，但若處理不好的話，大眾文化則有可能逐漸地吞沒已經日益萎縮的文學和文化市場，這樣一來，比較文學就真地會落入死亡的境地。令人慶幸的事，當今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并且自覺地“跨越”了人為的界限，致力于關注中西文學的比較研究，將其視為文學視角下的區(qū)域研究之變體。

　　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逐步轉向市場經濟，我國進入了一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轉型時期。在文化知識界，不同的學術話語呈一種共存互補的狀態(tài)而非對立之狀態(tài)：一些學者仍然致力于探討文化理論的闡釋和建構；
頻繁的國際學術交流使得中西比較文學研究能夠在當代市場經濟大潮中幸存并與西方乃至國際學術界進行平等的對話；
高雅文化產品的生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常常以文學藝術的形式來運作，但先鋒派的意識此時已經逐步衰落；
大眾文化的崛起并朝著多元方向發(fā)展，使得精英文化和人文學科面臨著嚴峻的挑戰(zhàn)，如此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傳統(tǒng)意義上的比較文學研究已經在中國的語境下發(fā)生了某種形式的變形，它與文化研究的各種論題混合為一體，如后現代和后殖民研究，種族和流散研究，大眾傳媒研究，同性戀及怪異研究，文化身份研究以及全球化與文化研究等。所有這些論題或多或少都在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發(fā)表的著述中得到體現，盡管這些著述并不研究文學形式和藝術技巧，但也未遠離文學。對此一些老派保守的比較文學學者十分擔心，總有一天我們的學科會被正在風行的文化研究所取代，因為在他們看來，當前的比較文學研究，特別是一些青年學者所從事的研究課題，正越來越遠離文學研究本身，尤其是他們的著述中引入了大量的文化研究學者所從事的課題和術語，使得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不知所云。針對所有這一切，我們將采取何種對策？這正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比較文學學者和文化研究學者應共同面對的問題。

　　走向一種全球/本土方向的比較文學研究

　　我們既然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因而我們不得不進入全球經濟和資本化的進程。在麥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尼戈瑞（Antonio Negri）看來，“毫無疑問，在進入全球化的進程時，盡管民族國家的主權仍然有效力，但是也逐漸地呈衰落之狀態(tài)。生產和交換的主要因素—金錢、技術、人力和商品—都隨著超越民族疆界的安定而運作；
因此民族-國家對于這些流動的宰制權和強加于經濟的權力已變得越來越微不足道。甚至那些最具有主導力量的民族國家，無論在外部還是在自己的疆界內，都再也無法被認為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盵xii] 顯然，他們十分中肯地指出，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進程中，每一個人都必須多少受到殘酷的“叢林法則”（law of jungle）的制約。毫無疑問，全球化使得世界上大多數的人被邊緣化了，不僅是政治上和經濟上如此，文化知識上也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尤其是在中國的語境下，正是全球化的到來才使得中國的經濟受益無窮，并在政治上和文化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方面逐漸樹立了大國和強國的形象。政治上，中國由于其綜合國力的強盛而在國際事務中發(fā)出越來越強有力的聲音；
經濟上，由于經濟的飛速發(fā)展和 GDP 排名的進入世界第四，中國正在經歷著一種“脫貧困化”和“去第三世界化”的過程。因此，對于包括比較文學學者在內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來說，正是全球化的到來才使得我們有可能直接地與國際學術界進行交流和對話。同樣，也正是全球化的到來才使得漢語和英語一樣，在全世界得到普及和推廣，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文化也更為世人所知。正是全球性的嘗試才使我們得以經常地出席各種國際學術會議或參與國際性的理論討論，甚至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全球化也給我們的人文知識分子帶來許多不利的因素：精英文化市場的萎縮，大學文科院系的合并或科研經費的減少等等，這種現象不僅在中國并不鮮見，即使在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名牌大學也經常出現。毫不奇怪，全球化也受到另一種力量的強有力的抵制：本土化，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當代人文學科諸領域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或地區(qū)，儒學的復興實際上就是抵制全球化滲入的一種力量。在這一語境下，一些亞洲知識分子一直試圖尋找一種亞洲的民族和文化認同，這實際上也是后殖民主義的某種亞洲變體。[xiii] 因而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廣中國文化和文學往往和尊孔相聯系，作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一個象征性符號，孔子及其學說在五四時期曾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后來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更為嚴厲的批判，但是時過境遷，在今天的普及漢語和在全世界推廣中國文化的背景下，孔子又被搬了出來并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濫用。[xiv] 當前，民族和文化認同問題不時地纏繞著中國的人文學者，尤其是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學者。實際上，正如艾弗瑞·戈登（Avery Gordon）和克里斯托弗·紐費爾德所指出的，“認同問題和歷史問題在本質上都是不同的，前者始終是一個本體論問題。所有的認同問題都是關于這一點的，因為沒有一個是在一種集體的歷史中萌發(fā)出來的..…. 文化認同是本體論性質的，在這里本體論指一種前歷史的本質，而這一本質又是種族的概念�！盵xv] 既然中國是一個有著多民族的大國，那么其文化認同也應該是多元的和可以建構的。作為人文學科的一門分支學科，即使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在中國也不同于其在美國的命運，它依然沒有死亡，但是它卻在很大程度上在不斷的建構和重構過程中失去其“固有的”文化身份，這當然既是好事也是壞事。

　　毫無疑問，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在中西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國內許多學者已經試圖探尋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現代文學，是如何受到外國文化和文學思潮影響的。但是他們很少而且也不大可能去發(fā)現中國文學是如何在國外得到翻譯介紹的，同時又是如何受到漢學家和一般讀者接受的，因為這樣一來，對他們的外語要求和資料的精確要求都很高，因而有些人干脆放棄了這樣的努力了。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中外比較文學研究的某種“逆差”，好像中國文學只是單方面地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而在國外則絲毫沒有任何影響似的。我認為這樣一種誤導應該從根本上得到糾正�？梢哉f，在這方面，全球化向我們提供了與西方漢學家以及國際比較文學同行進行平等交流和對話的機會。當前，文化全球化已經導致了我們的研究領域的擴大，戴維·哈維（David Harvey）將其描繪為一種時空還原的階段（phase of reduction of time and space）。[xvi] 當然這種時空的轉換也是文化全球化的一個直接后果。顯然，作為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我們已經在不同的程度上感覺到了這一潮流對我們的民族文化的影響，并使我們中的一些人茫然不知所措。我們不得不面臨這樣一個問題：難道我們一定要人為地造成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二元對立嗎？答案自然應是否定的。我認為，采取一種“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策略也許更能準確地描述當前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之景觀。

　　自2005年以來，我們已經先后慶祝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二十周年和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成立五十周年，現在應該向我們的國際同行描繪中國比較文學在當下以及未來的發(fā)展走向了。我這里暫且提出我本人對這一發(fā)展走向的理解和概括。在西方“后理論時代”的理論思潮之發(fā)展走向的啟迪下，中國的比較文學在當下的主要研究課題體現在下列幾個方面。[xvii]

　�。�1）全球化與文學研究。這已成為近五年來西方和中國語境下討論得最熱烈的一個話題，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的學術研究已經基本上和國際學術研究處于同一層次，另一方面也說明，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話題不管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不管是誰提出的，只要確實反映了當下理論研究的現實我們就必須應對或應用。正如我在本文中已經討論過的，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全球化拓寬了我們的視野，使我們中國學者得以按照國際的學術標準來衡量我們的研究成果，也即把我們的研究成果放在一個國際性的層面上來考量這些成果究竟具有多少原創(chuàng)性，究竟在哪一個層面上居于前列：是國內前沿還是國際前沿。如果你的成果屬于國內前沿，至少你的成果要反映在CSSCI（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被他引次數上；
如果你的成果是國際前沿，至少也應該反映在你發(fā)表于國際權威刊物并收錄A&HCI（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或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中的論文數量及被他引次數。[xviii] 這一標準的確立當然也使得一些善于造假和剽竊別人成果的“偽學者”現了原形。當然這一標準的確立也使得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術水平有可能大大地提高，其學術影響也可能很快地擴大。既然我們是在中國的語境下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因而我們從一開始就確立了“中西比較”這一既跨越了廣闊的文化傳統(tǒng)和語言界限同時又最具有挑戰(zhàn)意義的領域為我們的主要方向，因而我們實際上也已經使得許多在西方乃至國際學術界風行的理論話題被“全球本土化”了。通過我們的研究，我們又能反過來對這些出自西方語境的理論之合法性和有效性進行質疑、改造甚至重構。這樣才能真正達到理論的雙向旅行和直接對話。

　�。�2）流散和海外華人寫作研究。隨著近三十年來的大規(guī)模海外移民，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涉及這一主題，這些作品或用西方語言發(fā)表，進而在西方主流世界流傳，或者用中文發(fā)表，主要在華人聚居的社區(qū)流傳，但他們的創(chuàng)作實踐和作品已經使得華人流散寫作蔚為大觀，而對之的研究則相對落后。實際上這些有著中國文化背景的流散作家的中文寫作不僅引起了海外漢學家的關注，同時也引起了國內的比較文學學者的關注，因而流散寫作及其研究同時應該成為國際漢學和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我們目前則應考察這些具有中國背景的作家用不同語言的寫作是如何為該語言撰寫的文學史增添新的篇章的。同時，漢語流散寫作的普及也可以與英語世界的流散寫作進行對話。

　�。�3）文學的人類學研究和文學文化的書寫。從事這一方向研究的學者大多受到西方文化人類學學者的影響，特別是研究方法論的啟迪。既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有著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因而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研究文學完全有可能得出一些新的洞見，這些洞見反過來又填補了文化人類學領域內的一些空白。例如，通過我們的研究，我們可以發(fā)現，那些少數民族作家是如何用自己的語言寫作來達到對世界文學之貢獻的，同樣，他們中的另一些人又是如何通過中文寫作而對漢語文學作出貢獻的，其最終目的則在于建構一種文學的文化。

　�。�4）漢語在全世界的普及以及用漢語撰寫的新文學史。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的飛速增長，漢語也越來越對世界各國人民有著吸引力。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漢語熱”，這自然會對世界范圍內的漢語寫作產生一定的影響。正如某些西方學者已經注意到了當代英語文學研究之內涵的改變，世界漢語研究也必定將成為一門逐步走向獨立的學科，因此編寫新的文學史不一定要以國別或民族為界限，同樣也可以以語言為界限：[xix] 我們既然可以編寫一部英語文學史，我們也同樣可以編寫一部漢語文學史。由于全球化在文化上的影響，英語變得越來越普及，但同時，英語本身也發(fā)生了某種形式的“裂變”，所帶來的后果便是由單一的“國王的英語”(King’s English)或“女王的英語”(Queen’s English)裂變成為混雜的“全球英語”(global Englishes)。與此相同的是，漢語也在日益普及而成為僅次于英語的世界第二大語言：一方面，漢語的普及使之突破了其原有的疆界而成為一門具有世界性意義的語言，另一方面，漢語的普及也日益使其民族身份變得模糊：漢語在全世界的普及使其不僅成為中華民族的母語，同時也逐漸成為世界性的潛在工作和交際語言。作為比較文學學者，我們應該像歌德當年迎接世界文學時代的到來那樣，以極大的熱情迎接世界漢語或全球漢語時代的到來。這也應該是我們比較文學學者必須正視并給與關注的一個新課題。[xx]

　�。�5）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正如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早在90年代初在考察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之關系時就已經指出的，“由于比較文學一直在不斷地論證自己是否應被看作一門學科，而翻譯研究則大膽地宣稱，它本身就是一門學科，因為這一領域里的研究所體現出的活力似乎向世人肯定地說明了這一點。因此應該重新考慮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之間的關系了，而且應該有一個新的開始。”[xxi] 那么究竟應該如何開始呢？巴斯奈特總結道，“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氣數已盡。婦女研究、后殖民理論以及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著述已經從總體上改變了文學研究的面目。我們從現在起應當把翻譯研究看作一門主干學科，而把比較文學當作一個有價值但卻是輔助性的研究領域�！盵xxii] 盡管她的觀點有些激進，但無疑卻從比較文學研究的角度指出了翻譯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比較文學研究從來就不忽視翻譯的作用。任何一位從事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學比較研究的學者，實際上都涉及了文化翻譯和轉換的問題，而文化研究的“英語中心主義”也應該打破，因此呼喚文化研究中的翻譯轉向就更是十分必要的了。正如我在另一場合所指出的，既然翻譯在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或傳統(tǒng)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xxiii] 因而我們如果不討論翻譯的問題就無法從事中西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

　�。�6）走向世界文學語境下的比較文學研究。教育部于1998年在制定新的學科目錄時決定將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合并為一個學科，這一決定曾經在國內的比較文學學者中引起了一些爭議，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們認為，在西方高校，比較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xxiv] 而世界文學則未聽說是一門學科。湊巧，2003年，美國比較文學學者戴維·戴姆拉希（David Damrosch）出版了一本題為《什么是世界文學？》（What Is World Literature）的專著，在書中，他不僅強調了比較文學的干預作用，同時也強調了翻譯的特殊作用。[xxv]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比較文學實踐早在1998年就預示了戴姆拉希書中的理論闡述，因而具有著某種超前性。既然“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這一由歌德于1827年創(chuàng)造出來的術語標志著全球化在文化上的直接后果—比較文學—的早期階段，那么我們同樣可以推論，伴隨著全球化的全方位實踐，今天的比較文學的最高階段也應當是世界文學。因此我們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完全有理由在一個廣闊的世界文學語境下從事中西比較文學研究。

　　盡管我們完全可以在西方學術界找到上述六個研究課題，但在中國的語境下，這些課題都在“旅行”之中被“全球本土化”了，因而發(fā)生了不同程度的形變，作為其直接的結果和共同點，我們便可賴以與我們的西方以及國際同行進行平等的對話，并以積極的姿態(tài)介入國際性的理論爭鳴，發(fā)出中國比較文學學者的日益強勁的聲音。

　　A Glocalized Orient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Wang Ning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starting with questioning Gayatri Spivak’s controversial book Death of a Discipline, tries to argue that unlike the c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is still very energetic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and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Although, to the auth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did not beco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until the 1980s, it has been developing so rapidly that it was soon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larship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Sinc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ca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1980s, it has been both combined with “area studies” with its focus o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and with the strategy of “crossing borders” with more topic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or branches of learning. Eve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when many of the other disciplines of the humanities are severely challenged and ever shrik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is still flourishing a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or even combined with world literature into one discipline, with many of the internationally discussed theoretic topics “glocalized”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n this sense, the author holds China’s comparatists are already able to be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theoretic discussion from their own cultural perspectives, uttering increasingly stronger voices.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glocalization, interdisciplinary, worl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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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關于比較文學與全球化獲全球主義的關系，參閱英文拙作：“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Globalism: A Chinese Cultural and Literary Strateg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41, No. 4, 2004: 584-602.

　　[ii] 這里應該指出的事，盡管佳亞特里·斯皮瓦克的具有挑戰(zhàn)意義并引起較大爭議的專著多少宣布了作為一門傳統(tǒng)學科的比較文學的死亡，但她卻在書中指明了全球化時代新的比較文學的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參閱 Gayatri 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especially Chapters 1 and 3.

　　[iii]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Allen Lane, 2003, p.1.

　　[iv] 4. Ibid., p 7.

　　[v] 關于這兩次回應的英文文獻，參閱美國《批評探索》雜志舉行的專題研討會系列論文，Critical Inquiry, Vol. 30, No. 2 (Winter 2004), pp. 324-479; 以及W.J.T.Mitchell and Wang Ning, “The Ends of Theory: The Beijing Symposium on Critical Inquiry”, Critical Inquiry, Vol. 31, No. 2 (Winter 2005), pp. 265-270.

　　[vi] 參見斯皮瓦克書封底上的巴特勒評論。

　　[vii] Gayatri 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16.

　　[viii] 參見佛克馬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年會上代表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的致辭，1985年10月，深圳。

　　[ix] Henry Rema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in Newton Stallknecht and Horst Frenz e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 and Perspectiv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1, 3.

　　[x] 根據一本最近出版的編著統(tǒng)計，在中文的語境下，從1904年至2005年這一百年間，共出版了1200多種可納入比較文學研究范疇的專著和編著，幾乎涉及了該學科的所有分支領域。參見唐建清和詹悅蘭編，《中國比較文學百年書目》，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

　　[xi] Cf. Fredric Jameson, “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 in 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 eds.,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5.

　　[xii]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reface”, p. xi.

　　[xiii] 見阿里夫·德里克，“反歷史的文化？尋找東亞認同的‘西方’”，收入《跨國資本時代的后殖民批評》，王寧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頁。

　　[xiv] 實際上，我的一些西方同行學者已經注意到，中國政府為了在全世界推廣漢語和普及中國文化，決定在世界各地建立數百個“孔子學院”，在這里，孔子只是中國語言文化的象征性符號，與儒學并無直接的關系。

　　[xv] Avery Gordon and Christopher Newfield, “White Philosophy” in Identities, eds. Kwame Anthony Appiah and Henry Louis Gates, J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386.

　　[xvi] Cf.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1989, p. 84.

　　[xvii] 關于“后理論時代”的概念以及“后理論時代”西方理論思潮的發(fā)展走向，參閱長篇拙作，“‘后理論時代’的西方理論與思潮走向”，載《文學理論前沿》，第三輯（2006），第3-39頁。

　　[xviii] 關于筆者在人文社會科學評價標準方面的論述，參閱一篇最近的拙文，“對人文社會科學現行學術評價系統(tǒng)的確認與辯護”，《學術研究》，2006年第3期。當然，對于人文學科的學者來說，專著也是一個衡量其學術水平的重要標志，可惜A&HCI數據庫并未反映這一點。

　　[xix] 關于英語文學研究的以語言而非國別為界限的觀點，參閱 Paul Jay, “Beyond Discipli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English,” PMLA, Vol. 116, No. 1(January 2001): 33.

　　[xx] 這方面可參閱拙作，“全球化語境下華語疆界的模糊與身份的重構”，《甘肅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xxi] 參閱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3, p. 160.

　　[xxii] Ibid., p. 161.

　　[xxiii] 參閱Wang Ning, “Canon Formation, or Literary Revisionism: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anon”. Neohelicon, XXXI (2004)2: 161-174.

　　[xxiv] 關于這方面的一些爭論，參閱陳惇的文章，“比較文學教學的回顧與思考”，《中國比較文學》，2005年第4期，第12-26頁。

　　[xxv] 參閱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especially p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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