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淺談文革史研究中間的“史論”對立和“史料”分歧

發(fā)布時間:2020-05-22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文革過去接近30年了,由于現實政治的限制,國內對文革設置的禁區(qū)還是太多,還談不到實質性的研究,目前的文革研究工作,多數屬于探索、提出問題和史料整理性質。

  

  文革研究涉及到許多高層決策,這一部分的檔案還沒有開放,一些對于高層決策活動的研究,不免出于斷章取義式的武斷加上某種性質的猜測,最常見的敘述模式是按照特定的政治需要,在把某些人說成是壞人的前提下,給這些人找一些做壞事說壞話的證據,大量的所謂高官回憶和名人訪談,都是這樣一個模式下運作的。海外的“正經”文革研究者,很多人得到課題經費就是為了弄清楚中國高層的內幕,恰恰就是這一部分的內容很難得到基礎性的材料,因此不能不陷入猜測和任意發(fā)言。

  

  在沒有大量檔案材料的支持下,做文革期間的高層政治研究如果不是出于“結構-功能分析”,肯定就無法得到有價值的結論,但是做“結構功能分析”的前提是要有適當的階層和集團區(qū)分和沖突理論做支撐,這一部分理論和基礎認識,要么被否定了,要么是一般性的歸納研究都還沒有進行,因此幾個洋人做出來的“喜歡在高層決策上打轉”的所謂權威文革敘述,就不能不充滿了主觀臆斷和妄說。

  

  其實文革最具有標志性的特色,是廣泛和深入的群眾運動,這一部分的研究實際上還沒有開始。親歷者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多數沒有被記錄在案形成文字材料,無法進入學者的研究過程。這需要大量的訪談和整理功夫,而且由于文革發(fā)動之日至今接近40年,許多重要事件的決策者和參加者已經棄世,一些寶貴的現場歷史資料就這樣損失掉了,活著的人也多數垂垂老矣,記錄這一部分資料已經具有搶救歷史的價值。

  

  口述史的優(yōu)勢是在于能夠給人們一個相對完整的視野和場景,對于文革這樣的政治博弈過程,沒有當事人的切身感受僅僅依靠文字材料,是根本無濟于事的。老田自己嘗試過單純依賴書面材料,結果是各種材料平平板板,把材料拼接起來獲取一個運動過程和印象,簡直是不可能,對文革政治博弈的深入認識,是在與大量的當事人訪談之后,才得到一個關于政治博弈和運動起落的印象,對于閱讀時間有限的現代“忙人”來說,口述史能夠迅速還原歷史場景的優(yōu)勢。口述史的優(yōu)勢很明顯,問題出在依賴個人的記憶,除了大量的錯漏難以避免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序列中間,許多當事人的思想發(fā)生過轉變,并在不知不覺中間反復過濾了自己的記憶,出于自保、遮丑或者其他原因,口述史的過濾現象就更難以避免了。

  

  由于網絡的興起,在管制依然嚴厲的紙媒體之外開辟一個傳播陣地,因此一些地方的文革群眾組織活動資料,在部分熱心人的努力下陸續(xù)整理上網。老田在幾年時間里,已經通過網絡積累了數百萬字的材料,也通過網絡發(fā)布了數十萬字的材料。正是依靠網絡陣地的支持,文革的研究才得以艱難地在民間進行著。

  

  也由于今天與文革的距離太近,利害關系牽連還很多,不僅因此存在著現實政治上的諸多忌諱,而且還有很多現實的“非官方政治”難題。文革期間的政治整合與分化深入到民間,特別是表現在群眾組織之間的對立與合作上,對于重大相關事件的發(fā)生原因以及是非曲直,在不同的群眾組織之間往往有很大的爭議。例如老田整理的重慶文革口述史中間,八一五派的一些人士,對反到底有利的敘述就極端不滿。相關人士在“指謬”名義下進行反駁的時候,多數“上綱很高”,很有“話語權” 壟斷和輿論爭奪的架勢,跡近于文革期間的派性輿論――巴不得對方閉上嘴。八一五派不服氣的先生們,完全可以把黃廉訪談錄帶來的刺激當作一個動力,快速把自己的記憶和敘述拿出來,一方面幫助積累重要的文革史料,一方面也要相信讀者的判斷能力,統統交由讀者去評說。在今天,良好的“治史態(tài)度”是參加進去,而不是自己“偷懶”站在一邊指責別人,企望著由別人的工作去體現自己的意志并講述自己要說的話,我個人認為這既無價值也不明智。

  

  除了群眾組織之間的分別之外,一個群眾組織內部對同一事件的認識也非常不同,例如武漢“鋼派”群眾組織對于1969年的“反復舊運動”的必要性,在認識上面就不那么整齊劃一!颁摱尽钡膶W生部分頭頭認為不應該“上街”,要以革委會內部的合法斗爭為主;
一個工廠的老勞模(也是鋼工總的勤務員)說反復舊就是針對百萬雄師的人“要翻案”搞的;
多數人的說法是造反派頭頭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間,受到軍代表的不公正打擊,所以有意見;
鋼工總的組織部長本人則認為是林彪集團的人把軍隊放到地方來奪權,群眾代表成了他們奪權的障礙,因此就遭到他們的打擊。同樣是鋼派組織的人,因為處在不同的位置上,接受的信息不同和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表述的內容就是很不一樣的。特別是鋼工總組織部長的說法,除了包含他當時個人的感受和把握到的信息之外,很明顯還疊加了后來的歷史認知在內。在一個派別內部對同一事件的敘述差異,相互沖突的還不算多,多數情況下是一種相互補充的關系。對照一下官方對武漢反復舊運動的定性和說法,也是很有意思的;
1969年九大之后周恩來主持作出的“五二七指示”,把武漢的反復舊定性為造反派“把工代會凌駕于革委會之上” ,周做的這個中央指示,明顯是為了捍衛(wèi)革委會的工作權威、并為此剝奪了造反派經由“大民主模式”進行反抗的權力;
而文革后的官方說法是:造反派要趁機打倒一大批出來工作的老干部,這個敘述就把革委會的威信問題丟到一邊去了,與周恩來當時努力的目標明顯不同,只體現了80年代“黨內在位者”感受到的造反派帶來的政治壓力。

  

  歷史材料的選擇性和過濾機制,恐怕難以避免,研究者需要追求多個方面的材料,來增進自己對問題的把握和認識。因此每一份材料、每一個方面的材料都是有價值的,而且恰恰是在這些選擇性和過濾標準的背后,有價值的信息恰恰存在于這些相互矛盾的材料中間,可以看到相關政治群體的政治認知和訴求,不宜以麻煩和累贅來看待,這顯然是研究者必須把握的、特別有研究價值的方面。特別是在文革這樣的政治博弈過程中間,很難存在各個方面都能接受的口述材料,也不存在四平八穩(wěn)的敘述模式,要求什么差錯也沒有的“信史”,只能說明作者對從事真正的政治和歷史研究毫無興趣,暴露了自己熱衷于壟斷文革敘述和要當權威的不自量,最好明白做政治和歷史研究不同于政治局作決議,不要求什么都是一致通過。

  

  除了在史料問題上對立之外,研究文革更重要的分歧是在“史論”方面。這個分歧是十分公開的,毛澤東對新中國社會分化和社會階層對立性質的判斷,與六中全會決議就完全不同,這個分歧大致上可以概括在文革研究方面兩派的“史論”分歧。六中全會決議的基點,是以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化理論作為依據的,把生產資料占有作為社會階級分化和階級對立的唯一依據,去否定毛澤東的繼續(xù)革命理論,把毛澤東說成是“極左路線”的決策者,說他關于中國社會的判斷是脫離了中國現實。跟著政治決議的調門來表現自己比毛澤東高明的“文革研究人員”著實不少,又太平又實惠,就跟文革期間某些地方保守派跟著當權派圍剿造反派,每天得十塊錢報酬一樣明智。毛澤東則認為在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之后,還必須實現權力公有和話語權公有,否則必定會因為占有權力和話語權產生與平民階層對立的精英階層,按照當時的說法就是“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些人不僅與平民階層的利益相對立,而且他們所掌握的權力和話語權具有太強大的力量,可以借此輕而易舉地“復辟資本主義”,讓平民階層失去基本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在西方社會學的社會分層理論方面,其主流認識倒是支持毛澤東的論點,承認權力和話語權本身帶來社會分化,許多小右派喜歡重復番邦蠻夷的話“權力帶來腐敗”,毛澤東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就是充分承認這一點的――“政治權力和話語權占有本身帶來社會階級分化”,按照毛澤東的說法,社會分化的規(guī)則是“當了大官比資本家還厲害”“上了大學就不想跟工人農民劃等號”,而且毛澤東比西方社會學愿意承認的走得更遠一點,他認為基于權力帶來的社會分化產生的精英階層,與多數人利益是絕然對立的,按照他自己對矛盾性質的劃分是屬于“對抗性矛盾”,因此平民階層即便是付出再大的成本,也必須去嘗試自己掌握政權和話語權,按照當時的說法就是要“奪權”要“占領上層建筑”。

  

  與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基礎相對應,在文革的群眾大民主實踐中間,也有非常不同的認識在起作用。例如精英階層的思想意識是如何產生的,僅僅是出于小生產的自發(fā)性嗎?僅僅是出于對舊社會的記憶嗎?壞人是服從社會分化的規(guī)律新產生出來的,還是因為“鉆進來、拉出去”的結果。表現在造反派和保守派群眾組織對運動重點的分歧上:文革斗爭的矛頭是針對“黑五類”還是針對“當權派”?從毛澤東的繼續(xù)革命理論來講,被斗爭的“壞人”和運動對象應該是新產生的,“壞人”的意識形態(tài)也是服從社會分化規(guī)律的結果。但是在文革中間,就已經產生了壞人是解放前留下來的,是異己階級“鉆進來拉出去”的結果。雖然也說要“斗私批修”,但是“破四舊”也針對從前的東西。毛澤東自己在內部講話中間就自己說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要掛在舊世界的殘留上,這些問題的實際存在帶來了很多研究和認識上的混淆。

  

  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很明顯有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強大作用,也有中國革命的“翻燒餅”成就不容否定的現實政治需要,這兩者在文革當時都不可能進行徹底推倒和清算,因此在理論上和操作上的“錯誤”或者“轉移斗爭大方向”就很難于避免。除了這兩者在人們思想上的強大作用之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現實的政治策略需要,文革的諸多文件都是強調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但是絕大多數干部對文革是很抵觸的,或者說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
這個政策和現實的差距,可以合理地解讀為是在政治運動中間“網開三面”,避免把官僚精英群體中間的多數逼到墻角,爭取并等待干部隊伍的分化,從而使得“教育干部”成為可能。這個“干部95%是好的”的判斷,如果真的是在現實中間成立,勢必就否定了文革的必要性,不僅群眾“大民主運動”的高成本和必要性就失去了現實基礎,而且采取大民主這種方式本身就是錯誤的,是毛澤東自己在1958年5月底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間把大民主定性為“對敵斗爭手段”的。在群眾組織的輿論策略上,很明顯地要與政治權力的合法性進行捆綁,把自己要捍衛(wèi)的和要打倒的東西,都與中國革命的成果和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掛起鉤來,這樣去加強自己的政治競爭地位,規(guī)避政治競爭的成本和風險,這個策略造反派和保守派、當權派都曾經運用過,問題只是在于對造反派不那么有利。政治策略需要、馬克思主義正統的階級理論以及中國革命的成果不能否定,這三者使得文革的基礎理論只能是遮遮掩掩地加以表述,在執(zhí)行上也是首先要服從現實政治需要,因此文革大民主運動就無法在“純而又純”的繼續(xù)革命理論指導下進行。

  

  文革的史論分歧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在文革晚期運動也明顯走偏方向,這也與今天文革史論上的分歧和困難相對應。在1967年4月28日,中央發(fā)出(機密)中發(fā)(67)96號文件,把“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以機密文件的方式發(fā)到縣團級,各地當權派都是非常積極地支持貫徹這個文件的精神,鼓勵造反派群眾組織去“依樣畫葫蘆”,湖北的張體學在武漢720事件之后還親自動員并向造反派提供歷史材料,結果在全國范圍內引發(fā)一個很大規(guī)模的“揪叛徒”風潮,造反派對準“走資派”的矛頭被成功轉移,這和“文革初期五十天”以及“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一樣,都是要把“壞人”的歷史追溯到解放前去,這都是在事實上與“繼續(xù)革命理論”下的社會分化認識相左。在1968年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中央還把劉少奇宣布為“叛徒內奸工賊”,完全不管他決策并執(zhí)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事實,這個政治處理很明顯是違背了文革的理論基礎,把劉少奇說成是解放前留下來的壞人,也是在重大事件上應用了與毛澤東社會分化認識不一致的邏輯。

  

  文革實踐最后走偏方向的問題,干擾了對文革本身的認識和研究,使得一個本來相對明確的繼續(xù)革命理論,反而因此顯得云遮霧罩。在文革后來走偏方向的問題上,有幾種可能性,研究者其實都可以設想一下:一是官僚精英群體的強大,迫使文革無法按照自身的邏輯進行下去,只有轉移目標,草草收場;
二是文革派人物主導局勢的能力不足,無法繼續(xù)主導運動的潮流和方向,結果運動受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群眾輿論策略的主導,自動走入偏門;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運動本身的成本和風險,超出了原來的預期,決策者特別是毛澤東感到難以承受,臨時放棄了目標轉入撤退;
還有一種可能是受形勢發(fā)展的干擾,是內憂外患的現實,逼迫文革運動在達到目標之前強行結束。

  

  從政治競爭的功能分析上看,把文革的重點轉入“清查歷史問題”,明顯是最有利于“歷史最清白”的政治群體,最不利于歷史難于說清楚的舊知識精英和地下黨干部,在當時的政治現實中間是有利于軍旅出身的官僚精英群體,因為中國革命剛剛結束不久,恰好這些人也是黨內強勢群體,在三結合的革委會中間也是他們占據主導地位。不管這個方向的走偏是出于偶然,還是出于政治強勢群體主導的必然,都是實際存在的問題,這使得文革前后期運動呈現截然不同的分野,帶來對文革實踐總結上的一個難題,這是今天文革研究者所必須謹慎對待的課題,任何簡單的處理方式恐怕都難以說服各方人士接受,真正的答案也許要在研究普遍和深入之后才能得到,甚至要等到檔案公開的那一天。

  

  個人網頁:http://www.wyzxwyzx.com/xuezhe/laotian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相關熱詞搜索:史論 史料 淺談 文革 分歧

版權所有 蒲公英文摘 m.serialtips.com
谁有黄色毛片黄色网站,天天操美女的逼干,美女131湿影院,完美伴侣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