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曉光：中國：改革時代的政治發(fā)展與政治穩(wěn)定

　　第一部分：引論

　　1、問題的提出

　　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四分之一世紀。時至今日，市場體制已經基本確立，中國也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可以說，經濟領域的重大改革問題已經都有了答案，剩下的任務僅僅是修補和完善。于是，人們自然而然地把關注的目光集中到政治改革上。今年秋天，中共將召開“十六大”，并將完成最高權力的代際交替。在此敏感時期，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各種議論再度泛起。

　　剛剛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有兩個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變化”，中國發(fā)生了巨變，廣泛而又深刻。二是“不變”，共產黨依然牢固地統治著中國。在此過程中，中國政局的穩(wěn)定性經歷了嚴峻考驗。80年代動蕩頻乃，90年代初期岌岌可危，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政局卻出現了出人預料的穩(wěn)定。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民主化的第三波”席卷南歐、拉丁美洲、非洲和東南亞，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垮臺。以至于弗蘭西斯·福山可以自負地宣稱：“歷史已經終結”。在這種全球背景下，中國的表現——“穩(wěn)定中的巨變”或“巨變中的穩(wěn)定”——不能不說是一個貨真價實的“世界奇跡”。

　　這一奇跡是如何創(chuàng)造的？它能夠繼續(xù)存在嗎？它又將如何演變？具體說來，人們對中國政治的關注集中于三個大問題：第一，在這四分之一世紀中，中國政治發(fā)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它是如何解決政治危機的？為什么會采取這樣的方式？第二，中國能否維持政治穩(wěn)定？或者說，中國會崩潰嗎？第三，未來中國政治的發(fā)展方向是怎樣的？中國會走向民主化嗎？

　　在國內外的媒體、學術期刊、官方研究報告中，關于這些問題的判斷和分析可謂“眾說紛紜”，甚至呈現出嚴重的兩極對立。關于改革時代的政治變遷，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政治沒有發(fā)生什么實質性變化，典型的說法是“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但是，主流觀點認為中國政治發(fā)生了變化，原來的集權主義體制（totalitarian state）已經演變?yōu)闄嗤�主義體制（authoritarian state ）。關于中國未來的政治穩(wěn)定，也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判斷。一種觀點認為盡管存在大量的不穩(wěn)定因素，但是中國基本上可以維持穩(wěn)定的局面。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即將崩潰�！胺�(wěn)定論”是主流，但是聲音不大�！氨罎⒄摗笔侵Я�，但是很熱鬧特別是在海外媒體上。關于中國未來的政治發(fā)展，一種觀點是“不變”，即中國將繼續(xù)維持目前的列寧主義體制。另一種觀點是“變”，即中國將走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還有一種觀點來自中國官方，聲稱中國要探索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發(fā)展道路。

　　本文將嘗試回答這些問題。

　　2、主要結論

　　本文從社會結構和社會群體兩個方面考察政治發(fā)展與政治穩(wěn)定。本文所依據的基本原理是，穩(wěn)定被理解為一種系統論中的“穩(wěn)態(tài)”，這種狀態(tài)來自系統內部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適應。正是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結構性適應，以及與這種結構相適應的群體聯盟，帶來了制度或政治的穩(wěn)定。

　　改革以來，中國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階級結構和階級聯盟都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計劃經濟轉變?yōu)槭袌鼋洕�，相應地，集權政治轉變?yōu)闄嗤�政治，新權威主義取代了毛主義。社會領域也發(fā)生了巨變，私域獲得了解放，但是政府仍然牢固地控制著公共領域，繼續(xù)壟斷集體行動的手段。在90年代中后期，新的制度或秩序獲得了結構適應性，表現為市場經濟體制、權威政治、新權威主義之間的默契與相互耦合。與此同時，群體結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崛起，工農大眾的地位下降。中共及時調整了階級聯盟策略，放棄了原來的盟友，與新興的社會精英結成聯盟，從而重建了統治的社會基礎。新聯盟的基本策略是，剝奪社會精英的政治權利，但是滿足經濟精英的利益，并與知識精英在意識形態(tài)上達成共識。通過這種適應性的整體結構變遷和重構階級聯盟，有效地化解了現代化和轉型過程中的政治危機。這是中國政治發(fā)展的成功秘訣。

　　這一切標志著，在90年代中后期，在中國，一個相對成熟的權威主義政體已經建立起來，它在結構適應性和群體聯盟策略方面都是比較成功的，并據此贏得了90年代的政治穩(wěn)定，也為持續(xù)的經濟增長創(chuàng)造了條件。

　　但是，這一體制在贏得穩(wěn)定的同時，也孕育了巨大的危機。缺乏民主和自由，加上精英勾結，導致愈演愈烈的政治腐敗、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巨大的經濟和金融風險。這些問題威脅中國的穩(wěn)定。由于中共與社會精英結成聯盟，只有大眾起而反抗，但是大眾只能發(fā)起分散的局部的反抗，而中共已經具備了鎮(zhèn)壓局部反抗的能力，因此只要不出現全局性的經濟危機，一般不會引發(fā)致命的政治不穩(wěn)定。但是一旦出現持續(xù)的經濟衰退和全面的金融危機，勢必引發(fā)全面的動亂，則穩(wěn)定將不復存在。近期內，中國政治崩潰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存在潛伏的危機，而且這種危機還在發(fā)展之中。如果在不久的將來這些問題不能得到及時遏制，崩潰將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未來政治發(fā)展的核心任務。在現實條件下，政治民主化還行不通，而且民主化也未必就能有效地解決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和經濟風險等問題。一些東南亞國家和中國改革的經驗顯示，“政治行政化”是一種可行的選擇。未來十年，政治行政化的當務之急是：在群體關系方面，政府必須在利益相互沖突的群體之間維持平衡，限制精英的過度掠奪，維護大眾的基本權利；
在制度結構方面，讓大眾組織起來捍衛(wèi)自己的權利，有意識地建設社會合作主義，把有組織的力量引向維護秩序的軌道。針對中國的現實，在道德重建中要強調“精英的責任和大眾的權利”�！叭齻�代表”既承認精英聯盟，又強調大眾的權利，完全符合現時和未來的需要。因此，未來的首要任務是確立“三個代表”的霸權地位，并根據“三個代表”的精神進行制度建設。如能達成上述目標，那么中國就可以贏得政治穩(wěn)定、社會公正和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

　　3、本文的結構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一種整體性的分析，否則就無法理解政治的變化，但是又不能面面俱到，必須適度集中，即集中于廣義的政治領域，包括國家權力、政治體制、意識形態(tài)、國家與社會關系、整體上的結構適應性、群體結構、群體關系。

　　本文的第一部分提出問題。第二部分建立一個分析框架。這一框架強調從社會結構和群體關系這兩個方面分析政治發(fā)展和政治穩(wěn)定問題。第三部分從結構方面分析改革時代中國的政治發(fā)展，并且從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相互適應中尋找90年代中國政治穩(wěn)定的根源。第四部分從群體方面分析政治的演變，探討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的階級聯盟與政治穩(wěn)定的關系。第五部分分析政治不穩(wěn)定問題。90年代后期形成的社會結構和階級聯盟，既帶來了90年代和當前的穩(wěn)定，也孕育了巨大的風險，埋下了未來的隱患。第六部分在前述分析的基礎上，探討未來的政治發(fā)展問題，提出與“政治民主化”相比“政治行政化”也許是一種更為現實的政治發(fā)展模式，并提出了未來十年“政治行政化”的具體方案。

　　本文的第二、三、四部分回答第一個問題，并為回答第二和第三個問題奠定基礎。第五部分回答第二個問題。第六部分回答第三個問題。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不屬于實證性研究，而屬于實質理論范疇，目標是說明具體的社會事件，或是社會過程的特定類型。確切地說，本文是基于個人觀察的分析和判斷，提出了一系列有待通過實證研究給予驗證的假設。我的目的是，建立一種分析框架和邏輯，描述和解釋改革以來中國的政治發(fā)展，也對政治穩(wěn)定和不穩(wěn)定同時并存這個相互矛盾的現象提出統一的解釋。

　　據說《易經》的“易”字有三種講法，一是“變易”，二是“不易”，三是“簡易”，即世界是變化的，變化之中有不變的東西（變化的規(guī)律），這種規(guī)律并不復雜，而且能夠為人所認識。本文是一項長期研究計劃的提綱，這一計劃的目標是理解中國政治改革的歷史過程，以“簡易”的方式揭示這一過程中的“變易”和“不易”。

　　第二部分：分析框架

　　1、結構/群體分析模型

　　研究發(fā)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政治發(fā)展與政治穩(wěn)定的流行理論來自亨廷頓[1]、普沃斯基[2]、奧唐納和斯密特[3]等人。馬克思、韋伯、涂爾干、帕森斯等經典作家也從西方經驗出發(fā)，研究個人、群體、社會結構及其變遷。盡管這些現代大師和經典大師的關注點、方法論、社會哲學預設存在重大差異，但是他們都同時關注制度方面和群體方面，并且從這兩個方面探討個人、群體、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的發(fā)展問題。

　　社會是由人組成的。組成社會的人分化為各種群體。同一群體的成員具有相似的處境，面對相似的問題，具有共同的訴求，因而具有采取協同行動的可能性。政治既是一種集體行動的方式，又是一種社會整合的方式。政治秩序及其穩(wěn)定與不穩(wěn)定也是群體之間利益沖突與妥協的結果。因此，在考察政治發(fā)展與政治穩(wěn)定時，群體分析是絕對必要的。

　　社會是一種獨立于人類個體的客觀存在。作為一個整體，社會不能被還原為其各個組成部分的總和。社會的各個部分以確定的方式聯結在一起。社會的各個部分不可能獨立地發(fā)生變化，某一部分的變化必然引起其他部分的連鎖反應。而且社會具有獨立于其成員的意志和邏輯。我們不必接受結構功能主義的全部假設，但是這些命題還是應該接受的。政治不等于社會，僅僅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的其他部分對政治發(fā)展、政治穩(wěn)定具有深刻的影響。就政治論政治的方法論是行不通的。在這里，需要一種整體性的方法論和研究視野，否則我們無法準確地理解政治發(fā)展與政治穩(wěn)定。

　　由此可見，無視人的理性、需求和價值追求的社會理論是不充分的，同樣，無視社會的超越于人類個體的獨立性的社會理論也是不充分的。需要打通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之間的隔閡，建立一種融合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分析工具。為此，本文提出一個“結構/群體分析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結構模型”關注社會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及其相互關系，關注社會的整體結構及其變化�！叭后w模型”關注社會的群體結構及其演變，關注各個群體的處境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當然，社會的外部環(huán)境以及社會變遷的復雜動力也是“結構/群體分析模型”關注的對象。我希望通過在結構和群體兩個面向的觀察和分析，來理解政治的屬性、政治的發(fā)展、政治的穩(wěn)定與不穩(wěn)定。

　　2、結構模型

　　結構模型為結構分析提供抽象的分析框架。這一模型的基本功能是：第一，對社會進行劃分，即確定社會的基本組成部分；
第二，揭示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
第三，從結構的角度確定社會穩(wěn)定與不穩(wěn)定的條件。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無可爭議的奠基性的社會結構理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做出了經典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fā)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fā)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4]在此，馬克思區(qū)分了社會的三個基本組成部分，即“經濟結構”、“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社會意識形態(tài)”（不妨稱之為“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他認為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并不是平行的關系，而是存在于一個因果關系等級序列之中，即經濟決定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

　　葛蘭西反對過分強調經濟的決定性作用。他認為在歷史和現實意義上經濟基礎依從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tài)。在葛蘭西的理論體系中，“霸權”（hegemony）是核心概念。所謂“霸權”即“憑借純粹的文化手段對社會思想生活的控制”。葛蘭西指出，有效的統治不僅依賴暴力，還依賴霸權。當然，霸權并不一定屬于統治階級，因此要想贏得穩(wěn)固的統治，統治階級必須在市民社會里與其他階級爭奪霸權。[5]如果說馬克思從功能上區(qū)分了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三個子系統，葛蘭西則指出它們分別對應于三個領域，即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市民社會。

　　在馬克思的社會結構模型中，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都是經濟的附庸。葛蘭西盡管重視意識形態(tài)，但仍然承認經濟具有根本性的決定作用。與馬克思主義者相反，韋伯強調文化在塑造社會結構和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在他看來，文化的作用不僅是獨立的，而且是決定性的。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提出宗教革命是現代資本主義得以誕生和發(fā)展的原動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金觀濤和劉青峰既不接受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也不認同韋伯的文化決定了，而是強調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及其相互關系決定社會的發(fā)展模式。他們提出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整體演化邏輯，即“一體化結構解體——意識形態(tài)更新——重建一體化結構”。[6]

　　馬克思指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相互制約的，只有當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時，社會才能穩(wěn)定地存在與發(fā)展。金觀濤和劉青峰也認為，當一個社會中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tài)相互適應時，它就處于穩(wěn)定狀態(tài)，否則就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7]結構功能主義為理解社會穩(wěn)定和不穩(wěn)定的條件提供了更為有效的理論工具。[8]帕森斯把社會看作一個人類互動系統。社會系統由子系統組成。子系統的存在需要一系列條件或輸入，同時也有輸出。子系統的輸入或是來自自然，或是來自社會，即其他子系統。當社會系統的任一子系統所需要的輸入都可以由自然或其他子系統的輸出來滿足時，系統就處于均衡狀態(tài)或穩(wěn)定狀態(tài)。社會系統具有維持生存的本能。此謂之“維續(xù)原則”。要保持社會系統的穩(wěn)定或持續(xù)存在，子系統就必須履行某些功能，即“功能必備項”。在維續(xù)原則的支配下，這些功能必備項將驅使或要求各個子系統把輸入和輸出一一匹配。也就是說，社會系統具有趨向穩(wěn)態(tài)的本能。簡而言之，社會穩(wěn)定的條件就是它的各個子系統能夠滿足彼此的要求。我用“結構適應性”這一概念來表示社會系統的各個子系統滿足彼此要求的程度或可能性。系統的結構適應性高，則社會系統穩(wěn)定；
反之，則不穩(wěn)定。

　　綜上所述，關于社會結構的基本認識可以歸結為：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是社會的三個子系統，它們分別對應于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市民社會；
經濟的變化必然引起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但是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對經濟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制約作用；
當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能夠基本上滿足彼此的要求時，社會就處于穩(wěn)定狀態(tài)，否則社會將喪失穩(wěn)定。

　　3、群體模型

　　如果說結構模型側重于從結構方面分析社會及其穩(wěn)定性，那么群體模型側重于從群體方面分析社會及其穩(wěn)定性。群體模型的基本功能是：第一，確定社會的群體結構；
第二，揭示群體與結構的關系；
第三，從群體的角度確定社會穩(wěn)定與不穩(wěn)定的條件。

　　分化與分層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分化與社會活動的專門化直接相關，而分層則與社會的不平等現象直接相關。分化與分層把社會成員組合為各不相同的“群體”。

　　人的生存與發(fā)展離不開“資源”。由于分化與分層總是與資源占有差異直接聯系在一起，因此人們往往根據資源占有狀況——占有資源的種類和數量——定義群體。屬于同一群體的人，或是占有相同種類的資源，或是占有相似數量的資源，或是占有相似數量的同類資源。資源占有狀況相似的人們，具有相似的利益，面對相似的問題，因而會形成相似的訴求，并且存在采取一致行動的可能性。所以，根據資源占有狀況定義的群體是極為重要的社會行動單位。

　　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都是社會的資源分配機制。正是這些制度決定了各個群體的資源占有狀況，或者說決定了資源在各個群體之間的分配格局。在這里，“資源”把“群體”和“結構”聯系起來了。但是，要想準確地把握群體與結構的關系，從群體角度理解社會的穩(wěn)定性，還必須借助韋伯的“權力”概念。

　　韋伯把“權力”定義為：“一個行動者能夠任憑反抗而貫徹其個人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論這一可能性是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之上”。簡單地說，權力使一個人得以控制他人。韋伯首先區(qū)分了“基于命令的權力”和“基于直接強制的權力”，前者為“支配”，后者為“強制”。他把支配定義為“一個有著特定內容的命令被給定的一群人遵從的可能性”。韋伯進一步區(qū)分了兩種支配，即“合法支配”和“不合法支配”。不合法支配指“憑借一種利益格局的支配（特別是憑借一種壟斷地位）”，而合法支配指“憑借權威的支配，也就是命令的權力和遵從的職責”。韋伯更感興趣的是合法支配�！埃ㄋ�是這樣）一種情景，統治者或統治者們在其中所表現出來的意志（即命令）應該會影響其他人（即被統治者）的行為，并且事實上也的確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影響了被統治者，使他們在與社會相關范圍內的行為表現如同已將命令的內容奉為圭臬，而又能完全符合行為本身的目的�！本秃戏ㄖ�配而言，命令必須被認可為一個“有效的規(guī)范”，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所共享。因此，韋伯指出，一個穩(wěn)定的支配體系必須以某些價值觀念為依托，它們?yōu)闄嗔μ峁┝恕昂戏ㄐ浴保╨egitimacy）。[9]也就是說，要維持一個有效的權力體系或資源分配格局，或者說統治者要使被統治者服從，或是借助暴力鎮(zhèn)壓（強制），或是滿足其利益要求（不合法支配），或是通過勸說（合法支配），或是同時需要這三種要素的支持。

　　人本能地追求占有盡可能多的資源。群體也是如此。由于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而資源是稀缺的，所以各個群體必然為爭奪資源展開斗爭。由于制度決定了資源分配格局，因此群體圍繞資源的爭奪必然表現為圍繞制度的斗爭。制度并不是“中性的”，也就是說，各個群體在資源分配格局中的處境是不同的。由于各個群體的資源占有情況不同，加之對制度的正當性的理解不同，它們對待制度的態(tài)度也不同。那些處于有利地位的群體和對制度認同程度高的群體會致力于維護這一制度，而那些處境不利的群體和對制度缺乏認同的群體則傾向于反對它。當擁護制度的群體的勢力大于反對群體的勢力時，社會就處于穩(wěn)定狀態(tài)；
反之，社會則不穩(wěn)定。

　　一般情況下，統治集團是現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們必然是制度的最積極的維護者。在這種意義上，穩(wěn)定的制度就意味著統治集團擁有有效的權力。在多元社會中，統治集團單憑自己的力量往往不能保證制度的穩(wěn)定。（不要以為統治集團壟斷了暴力就可以為所欲為。要知道，盡管暴力是必不可少的權力要素，但是僅僅依靠暴力不可能建立一個有效的制度。）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統治集團需要建立跨群體的統治聯盟（葛蘭西所謂的“歷史集團”），并借助這種聯盟團結某些群體共同對抗來自聯盟外部的群體的反抗。這種聯盟對現行制度的穩(wěn)定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第一，它可以擴大維護制度的群體的數量；
第二，通過組織化提高擁護群體的勢力；
第三，減少反對群體的數量；
第四，削弱反對群體的凝聚力。當統治聯盟的勢力超過所有對立群體的勢力總和時，政治穩(wěn)定就實現了。

　　那么，統治集團如何才能建立這種跨群體聯盟呢？通過滿足和勸說！群體對現行制度的態(tài)度取決于它的資源占有狀況和對制度正當性的判斷。一方面，群體的資源占有狀況不僅取決于制度所確立的資源分配格局，也取決于統治者對待它的態(tài)度及相應的策略。統治集團往往利用政治權力壟斷某些資源。它可以利用這些資源改善某些群體的資源占有狀況，從而改變它們對制度的態(tài)度。也就是說，通過滿足某些群體的利益要求，統治者可以換取對方接受現行制度。另一方面，統治集團可以利用意識形態(tài)改變某些群體對制度正當性的判斷（用葛蘭西的話來說就是在市民社會建立霸權），從而使它們接受現行制度或減少對抗程度。也就是說，通過勸說，統治集團可以使某些群體相信現行制度是正當的，從而與這些群體就資源分配格局取得共識。因此，聯盟不是強制的產物，而是滿足和勸說的產物。由此可見，從群體的角度來看，制度的穩(wěn)定不僅取決于統治集團運用暴力的能力，也取決于統治集團通過滿足和勸說組建統治聯盟的能力。

　　綜合群體模型和結構模型的分析，我們可以說，政治或社會的穩(wěn)定不僅取決于社會的結構適應性（政治、經濟、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和諧），還取決于統治者能否有效地運用暴力，并通過滿足和勸說建立一個跨群體聯盟，以使維護現行制度的勢力壓倒反對勢力。這就是“結構/群體分析模型”對政治穩(wěn)定條件的基本理解。

　　4、變革的動力

　　馬克思建立了關于社會發(fā)展的“內源發(fā)展論”。他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fā)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fā)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fā)生變革。”[10]這是一種典型的經濟決定論或技術決定論。相反，現代化理論提出了關于“后發(fā)展國家”的“外源發(fā)展論”。這一理論認為，“后發(fā)展國家”的變革動力在外部，更確切地說，變革的動力來自西方的影響。就中國而言，表現為“西方沖擊論”。韋伯強調“意義”對于人類行動的重要性，進而強調文化特別是宗教在社會演變中的重要性。他認為，中國宗教的特性決定了中國不會自發(fā)地出現西方式的現代發(fā)展。[11]金觀濤和劉青峰干脆就認為中國社會屬于“超穩(wěn)定結構”，這意味著，如果沒有外來沖擊，中國只有永無休止的循環(huán)，絕對不會出現真正的發(fā)展。[12]

　　就中國的改革而言，“內源論”和“外源論”都沒有錯，但也都不充分。我們需要一種綜合。可以說，觸發(fā)中國變革的因素，既有毛體制的內在矛盾，又有外部的示范壓力。而推動改革持續(xù)發(fā)展的力量，既有外部的示范壓力，又有社會制度的內在邏輯。但是，使這一切發(fā)生作用的則是人性——人的需要和理性。簡而言之，示范壓力、制度邏輯和人性構成了改革動力的基本成分。

　　當人類歷史從“地區(qū)史”階段進入“世界史”階段之后，文明發(fā)展的邏輯就發(fā)生了一個“質變”。在“地區(qū)史”時期，人類被地理空間分隔為一個個孤立的群體，各自按照自己的邏輯獨立發(fā)展。但是，進入“世界史”階段之后，各個地區(qū)處于緊密地相互作用之中，誰也不能逃脫別人的影響和制約。全球規(guī)模的交往使人們可以對不同的制度進行比較，在比較中人們得以鑒別出能夠最有效地滿足自身需求的制度，隨之而來的就是對制度的重新選擇，其結果就是制度的變遷。毫無疑問，無視來自外部的示范壓力，就根本無法理解近代以來中國的變遷。尤其是在一個以“全球化”命名的時代，要理解中國的改革就必須考慮外部影響，就必須把中國看作世界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社會是一個系統。系統的各個部分以確定的方式聯結在一起，而且它們不可能獨立地發(fā)生變化，某一部分的變化必然引起其他部分的連鎖反應�？芍^“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帕森斯和斯梅爾瑟指出：“一個社會系統產生于兩個或更多個行為單位之間的互動作用。證明這個系統存在的基本標志是在各單位的行動之間存在一種有意義的相互依存。因此，可以在這一系統的范圍內追溯到任一單位的行動所產生的結果；
最后，這些結果又反饋到導致這些變化的那些單位�！盵13]系統具有自我修復能力，但是當改革達到某個臨界值之后，這種修復機制將失效，于是在“維續(xù)原則”的驅使下，系統將自發(fā)地遠離舊的均衡狀態(tài)，向新的均衡狀態(tài)演變。此時改革進入了自我維持階段，而發(fā)動者則喪失了對改革的控制權。在改革的中后期，這種“制度的內在邏輯”是推動改革持續(xù)進行的主要動力。

　　但是，如果失去了“人性”這個基礎，示范壓力和制度的內在邏輯都無法發(fā)揮推動社會變革的作用。每個人都渴望過富裕、悠閑、文明的生活，每個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承認和尊敬。正是因為市場經濟能夠比計劃經濟更好地滿足人們對富裕的渴望，它才能戰(zhàn)勝計劃體制，并在全球范圍內持續(xù)擴張。也正是因為民主政治能夠比專制政治更好地滿足人們對承認、自尊、平等、自由的需要，它才能戰(zhàn)勝專制制度，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得到確立。[14]就中國的改革而言，在最根本的意義上，結構功能主義所揭示的“制度的內在邏輯”，用馬克斯的話來說是“商品化”，而用韋伯的話來說是“理性化”。無論是“商品化”還是“理性化”都以人的理性為前提。所以說，人的理性、物欲和追求承認的內在沖動，是示范壓力和制度的內在邏輯顯示力量的“平臺”。一句話，推動中國改革的深層動力蘊藏在人類的本性之中。

　　第三部分：結構分析

　　1、結構變化的動力

　　在最初階段，改革主要是對“文革”的反動�！拔母铩钡氖芎φ邆兿Ｍ麑γ珪r代的政治邏輯和經濟方針進行有限的調整。在這一時期，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可以恰當地看成是毛時代“兩條路線斗爭”的延續(xù)。他決意要用“以劉、鄧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取代“以毛為代表的革命路線”。當然，來自外部的“示范壓力”也對當時的決策者產生了影響。此時，改革是最高決策者的自覺選擇。

　　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的動力結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第一，示范壓力越來越大。兩大陣營的“和平競賽”使計劃經濟的效率受到質疑，而自由民主理念的傳播也動搖了舊的意識形態(tài)。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只能借助經濟增長來“做大蛋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便滿足被統治者的物質福利要求，從而換取他們對現行制度的認可。為了贏得經濟增長，中國政府被迫選擇了市場化改革。第二，當市場化改革達到一定階段之后，“制度的內在邏輯”開始發(fā)揮作用。第三，改革和開放喚醒了中國人壓抑已久的欲望，也使他們了解了外部世界，從而激發(fā)了他們對進一步改革的要求，這樣一來，改革就為自己創(chuàng)造了支持力量和社會基礎。相反，在這一階段，政府扮演了一個消極被動的角色，被自己的改革所喚醒的力量“推著走”。對于它來說，改革僅僅是“以變圖存”的手段，而不再是發(fā)自內心的自覺追求。

　　在外部的示范壓力、制度的內在邏輯和改革派的共同推動下，改革進入了自我維持階段。在經濟領域中，改革不斷深化，從“計劃單軌制”到“計劃/市場雙軌制”再到“市場單軌制”。而且，改革并沒有“適可而止”，沒有停留在經濟領域，而是向政治、社會、文化領域持續(xù)擴張。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導致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

　　總的來看，鄧小平的改革是對社會主義合法性危機的反應。鄧小平希望通過有限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加上更加有限的政治和社會改革，贏得經濟增長，借此維持甚至強化共產黨的統治地位。然而，改革不但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制度，也深刻地改變了它的政治屬性和社會結構。這樣一種局面，很可能不是“總設計師”計劃之中的目標，甚至也不是他所希望的結果。其實，中國的改革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和“計劃”，“摸著石頭過河”準確地概括了這一“偉大漫游”的方法論特征。

　　2、結構性變化及其結果

　　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典型的“漸進式改革”，經歷了從“單軌制”到“雙軌制”再到“單軌制”的發(fā)展過程。改革的起點是計劃體制。改革的策略是在計劃體制中不斷引進市場因素，由此形成了一種過渡性體制——“雙軌制”。隨著新因素的逐漸壯大和舊因素的逐漸消亡，市場體制的主導地位得以確立，最終形成新的“單軌制”，即以市場為主導的混合經濟體制。

　　經濟改革率先在農村發(fā)動。改革從微觀層面入手，撤銷了人民公社體制，建立了家庭經營制度。宏觀層面的改革緊隨其后，在農業(yè)生產資料和農產品流通領域逐步引進價格機制。與此同時，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獲得大發(fā)展，城市勞動力市場也對農民逐步開放�？梢哉f，到90年代中期，農村居民已經生活在市場環(huán)境之中了。

　　在農村改革取得突破之后，城市改革于80年代中期啟動。在微觀層面上，在傳統的計劃部門內逐步引入市場機制，賦予國有企業(yè)越來越大的經營自主權，并使其逐步走向“政企分開”，直至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同時，在傳統的計劃部門之外，打破“禁區(qū)”，允許非國有企業(yè)發(fā)展，使其逐步發(fā)展成為一個全新的市場主導部門。在宏觀層面上，通過不斷引進和發(fā)展市場機制，改變計劃機制“一統天下”的傳統格局，主要表現為逐步建立市場定價機制和競爭機制，發(fā)展產品市場、要素市場和中介組織，改革政府宏觀管理體制，建設與市場相適應的法律體系。這樣一來，形成了“計劃主導部門”與“市場主導部門”兩個經濟部門并存，“計劃機制”與“市場機制”兩種經濟運轉機制并存的局面�！半p軌制”由此形成。在雙軌并行階段，舊體制受到侵蝕，而新體制日益壯大，隨著新因素的逐漸壯大和舊因素的逐漸消亡，市場體制的主導地位的以確立。這意味著新的“單軌制”的確立。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市場已經取得了統治地位，而加入WTO 則意味著“對外開放”已經走到了盡頭�？梢哉f，時至今日，就經濟改革而言，剩下的僅僅是“修修補補”的技術性工作。

　　政治結構的轉變

　　與二十年前相比，中國的政治體制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集權主義體制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權威主義體制。

　　在市場環(huán)境里，政府無法全面控制經濟活動，也無法壟斷經濟資源，因而也就失去了全面監(jiān)控公民的個人和家庭事務的經濟基礎。市場也會侵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降低共產黨政府對公眾思想的控制能力。市場還要求自由地參與國際貿易。因此，市場體制取代計劃體制意味著，政府不再全面控制社會的經濟活動，不再全面干預公眾的個人生活，不再承諾建設一個理想世界，不再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這又意味著，毛時代的集權主義體制[15]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但是，由于政府仍然堅定地壟斷政治權力并且嚴厲控制公共領域，因此取代舊體制的不是民主政體，而是權威主義體制。由此可見，從集權主義向權威主義的過渡，不是政府主動追求的結果，而是市場化改革的“自然結果”。

　　現行的權威主義政體具有四個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統治集團就是統治階級。隨著大規(guī)模的社會動員的消失，政治精英壟斷了政治舞臺。他們不代表任何社會階級，他們凌駕于一切階級之上，為了自己的利益，對所有的階級實行“權威主義”統治。第二，嚴厲控制公共領域。[16]如今，政府已經放棄了對個人和家庭事物的控制，也放棄了對經濟領域的控制，也就是說，“私域”已經從國家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來了。但是，政府并未放松對公共領域的控制，繼續(xù)壓制新聞、出版、集會、游行、示威、結社自由�！鞍司拧敝�后，政府更是毫不留情地鎮(zhèn)壓政治反對活動和獨立的社會組織。與此同時，著手建立一整套帶有明顯的國家合作主義（corporatism ）色彩的管理體制，試圖把社會組織置于國家的嚴密控制之下。[17]由于政府幾乎控制了一切使集體行動成為可能的資源，無論是普通大眾，還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在政治上都無所作為，其結果就是造就了一個“沒有政治的社會”。第三，“發(fā)展性政府”，即運用國家權力支持經濟增長。[18]對內，通過壓制獨立工會、降低環(huán)境標準、壓低貸款利率等手段，降低國內生產成本，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國際競爭力。對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利用關稅、配額、進出口壟斷經營、外匯和匯率管制等手段限制進口，同時，通過財政補貼等手段鼓勵出口。第四，強調“穩(wěn)定是壓倒一切的大局”，而且政府也有決心和能力維護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穩(wěn)定。

　　意識形態(tài)的更新

　　中國的改革始于改造舊意識形態(tài)的“思想解放運動”。這是因為，在一個政府主導一切、意識形態(tài)占據神圣地位的社會里，一切有意義的改革都必須從改造意識形態(tài)開始，而且只有在意識形態(tài)改造方面取得突破，并且這種突破被政府所接受時，改革才能真正開始。改革始于意識形態(tài)突破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鄧小平是人所周知的毛澤東的政治對手，而舊意識形態(tài)的合法性與毛的神圣地位是一致的。因此，必須改造舊意識形態(tài)，否則他就無法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當然也無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是，這樣一來，鄧小平也就破壞了中共賴以生存的精神基礎。

　　但是，摧毀舊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力量并不是體制內的反叛，而是來自外部的示范壓力，來自“冷戰(zhàn)”的結局。對于當今的共產黨來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經失去了為其提供合法性的功能。為了重建合法性，必須重建意識形態(tài)。

　　新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基本輪廓在70年代末期就確立了。這個新的意識形態(tài)就是“鄧小平理論”，其核心思想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19]“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集中而準確地表達了權威主義政治的精神本質，即在保持一黨專政的同時，推進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八九”是一個轉折點，自此以后，中共從“革命黨”轉變?yōu)椤皥?zhí)政黨”，變成了奉行“實用主義”的“理性經濟人”。中共的目標僅僅是“執(zhí)政”或“掌權”。只要能維持或擴大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什么理論、道路、原則、價值都可以接受。與此同時，黨政官員的價值觀也徹底“庸俗化”。對于他們來說，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錢與權”。[20]這一切標志著，共產黨已經徹底拋棄了舊意識形態(tài)。在世紀之交，新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又獲得了進一步發(fā)展，另一核心要素形成，這就是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21]這一要素的出現標志著新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基本成型。

　　但是，正如葛蘭西指出的那樣，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tài)要成為“有效的”，必須在市民社會中確立自己的霸權地位。但是，在80年代，霸權并不屬于黨和政府，相反，它屬于堅決反對政治專制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這一時期，知識分子在整體上傾向于激進。他們致力于思想解放，揭露專制政治的殘暴，宣揚自由民主思想，其中的激進分子甚至主張“全盤西化”。80年代中期，“新權威主義”嶄露頭角。這一理論主張，在具有現代化取向的專制政府的領導下，實行市場化改革，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實現自由化和民主化。它可以看作是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民間版本。但是，這一理論并沒有被知識分子廣泛接受，并受到自由派的猛烈攻擊�？尚Φ氖�，它也未得到中共的青睞。在民間和官方的雙重夾擊下，新權威主義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未能獲得發(fā)展�？偟膩砜�，整個80年代，官方與民間的意識形態(tài)處于嚴重的對立狀態(tài)，可謂“勢不兩立”。這種對立直至發(fā)展為“八九”流血沖突。

　　90年代，形勢發(fā)生逆轉。自由主義思想逐漸失去主導地位，新權威主義再度興起，而且獲得了長足發(fā)展，并逐漸成為一種主流社會思潮。90年代的新權威主義是一個內容龐雜的理論“集合”，除了新權威主義之外，還包括新儒家、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社群主義、合作主義、批判理論、后殖民理論、后現代理論、新馬克思主義等等。盡管新左派理論蔚為大觀，但其理論形態(tài)至今仍然十分粗糙，尤其是缺乏理論上的整合。推動這一思潮發(fā)展的是被稱為“新左派”的知識分子。他們的隊伍在90年代迅速壯大。新權威主義的再度興起和新左派的壯大，意味著官方意識形態(tài)已經與民間主流思潮合流，統治集團已經在市民社會中確立了霸權。

　　3、結構適應性的重新獲得

　　到90年代中期，中國已經發(fā)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在經濟領域，市場體制取代了計劃體制；
在政治領域，權威主義體制取代了集權主義體制；
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新權威主義取代了毛澤東思想。與此同時，中國出人意料地進入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政治發(fā)展時期。是什么造就了90年代的政治穩(wěn)定呢？根據結構模型，社會的“結構適應性”決定了它的穩(wěn)定性。這意味著，要發(fā)現90年代政治穩(wěn)定的原因，就要分析由市場經濟、權威主義政治、新權威主義意識形態(tài)組成的社會系統的結構適應性。

　　為了分析社會的結構適應性，首先，要討論各個子系統的功能或輸出集合。一，市場經濟帶來了持續(xù)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就業(yè)的擴大和稅收的增加，也帶來了經濟不平等。這些就是經濟子系統的輸出集合。二，權威主義政府創(chuàng)造了市場體制，維護了社會穩(wěn)定，同時不斷推進改革。它還通過制定和實施一系列公共政策（如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壓制獨立工會、降低環(huán)境標準、壓低貸款利率等等）保護國內經濟發(fā)展。但是，這一體制也帶來了嚴重的腐敗、不平等和經濟風險。這些就是政治子系統的輸出集合。三，以新權威主義為核心的新左派理論，鼓吹市場機制的效率優(yōu)勢，宣揚私有制的正當性，論證專制的合理性，強調漸進改革的必要性和穩(wěn)定的重要性，同時也要求消除腐敗、維護社會公正。這些就是意識形態(tài)子系統的輸出集合。

　　表1：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系統的輸入集合與輸出集合

　　其次，要討論各個子系統的要求或輸入集合，以及輸入與其他子系統的輸出的對應關系。一，市場的有效運行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如維護市場秩序特別是私有產權�！稗D型國家”的市場還要借助政府實施的改革才能得以完善�！昂蟀l(fā)展國家”的經濟對政府還有“額外的要求”，如貿易保護、壓制社會運動、降低環(huán)境標準等等，以便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這些要求權威主義政體基本上都可以滿足。市場要求一個穩(wěn)定的外部環(huán)境。雖然政府維持了政治穩(wěn)定，但是也制造了潛在的經濟風險，進而威脅到政治和社會的穩(wěn)定。市場制度離不開合法性的支持，它要求一個能夠證明市場有效性和私有制正當性的意識形態(tài)。這些要求新權威主義意識形態(tài)基本可以滿足。二，權威主義政治需要經濟增長來滿足被統治者的要求，進而獲得他們的認可。經濟增長也帶來了就業(yè)機會的擴大和稅收的增加，為政府緩解各種壓力創(chuàng)造了條件。這些要求經濟系統基本可以滿足。權威主義政體還需要通過論證專制的合理性來反對自由民主理念，通過宣揚漸進主義來反對激進改革與暴力革命，通過強調穩(wěn)定符合全社會的利益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這些要求新權威主義意識形態(tài)基本可以滿足。三，新權威主義要確立自己的霸權必須保證自己的預言和承諾得到兌現。它要求經濟持續(xù)增長。這一點經濟系統基本可以滿足。它要求政府不斷推進改革，而且改革不會局限于經濟領域。它還要求保證社會穩(wěn)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些要求政治系統基本可以滿足。但是，新權威主義也要求社會公正（限制腐敗和不平等）。這一點政府做不到。這是政治系統與意識形態(tài)不相適應的地方。

　　現在，我們可以討論社會的結構適應性了。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結論：第一，總的來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三個子系統中的任一子系統的要求“基本上”都可以從其他兩個子系統那里得到滿足。這意味著，90年代的中國社會具有較高的結構適應性。這也是中國能夠在90年代贏得穩(wěn)定的必要條件之一。第二，結構性沖突仍然存在，其根源就在政治系統之中。由于腐敗、不平等、經濟風險的存在，政治系統未能完全滿足經濟系統和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經濟風險直接威脅經濟系統的穩(wěn)定。腐敗和不平等則與意識形態(tài)對于政治清明和社會公正的要求相沖突。而腐敗、不平等和經濟風險也是威脅未來政治穩(wěn)定的最重要的因素�？梢哉f，目前的結構狀況，既為中國贏得了90年代的政治穩(wěn)定，也孕育了未來的不穩(wěn)定因素。

　　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市場經濟需要民主政治，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是不可分離的。這其中有兩層含義，其一，經濟自由必然帶來政治自由；
其二，沒有政治民主就不會有健康的市場經濟。但是，權威主義政體鼓勵市場發(fā)展，拒絕民主政治，或者說，鼓勵經濟自由，壓制政治自由。因此，權威主義體制存在內在的沖突，缺乏結構適應性，必然是不穩(wěn)定的。

　　其實，市場必然需要的是經濟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統地說，經濟自由對應的是所謂的“消極自由”，而政治自由對應的是“積極自由”，前者存在與私人領域，后者存在于公共領域。許紀霖指出：“私人領域的個人自由，可能完全與政治民主無涉，相反，到是可以與威權主義統治和諧地結合在一起�！�…民主制度的對立面是威權主義，自由主義的對立面是極權主義�！�…一個尊重私人自由的威權主義政府，也可以按照法治原則治理國家，卻與真正的民主毫無關系�！�…僅僅獲得私人領域的消極自由，是無法抵御威權主義的統治，邁向民主化進程的。”[22]“這難道不是在東亞社會每天正在發(fā)生的故事？最典型的莫過于新加坡。新加坡擁有世界上最完美的法治，私人領域的個人自由受到國家保護，政府積極鼓勵個人有發(fā)財和發(fā)展的機會。然而，一旦涉及到公共政治領域，涉及到公民對政治的參與，雖然形式上也具有西方的民主外殼，具有各種完備的自由選舉程序，但執(zhí)政黨和政府主宰了政治的整個過程，政治完全是受控的。在這樣的威權主義治理下，新加坡公民享受著世界上一流的安全、舒適、富足和物質發(fā)展的空間，在私人領域擁有相當的自由，但公共領域的積極自由普遍被剝奪了，更確切地說，是在‘東亞價值’這種開明威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籠罩下，公民們自覺地放棄了自己的政治權利�！盵23]

　　第四部分：群體分析

　　1、社會群體結構的演變

　　在毛時代，唯一的精英集團由黨政官員構成，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則構成了主要的大眾群體，而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是最低的。

　　毛時代的中國屬于波蘭尼所謂的“再分配經濟”。再分配經濟的特征是，生產者與消費者沒有橫向聯系，所有生產者都納入由中央指揮的縱向網絡，產品和盈余自下而上交給中央，中央按照縱向網絡中的權力關系從上而下地對產品和剩余進行再分配。[24]澤林尼指出，擁有再分配權力是獲得精英階級地位的必要條件，沒有這種權力則意味著被拋棄在精英階級之外。[25]除了政治權力之外，官方意識形態(tài)和群體的政治立場也是影響群體在資源分配格局中位置的重要因素。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就是按照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被消滅的，而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則使他們處于社會低層，至少政治地位是最低的。

　　表2：精英/大眾結構的轉變

　　注釋：本文根據社會成員的資源占有狀況（種類和數量）劃分群體。根據占有的主要資源的種類，把社會成員劃分為黨政官員群體、資產者群體、知識群體、工人群體和農民群體。根據占有資源的多寡，把社會成員劃分為占有大量資源的“精英”、占有少量資源的“大眾”和幾乎是一無所有的“貧困群體”。當聯合使用這兩種分類標準時，就把社會成員劃分為“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普通大眾”和“貧困群體”。

　　改革使中國的社會群體結構發(fā)生了巨大的轉變。在后毛時代，社會精英崛起，精英集團擴大為三個，即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大眾內部也發(fā)生了分化，知識分子上升到精英階層，一部分人淪入貧困群體，而一般的市民和農民則組成了普通大眾。

　　市場化改革使中國由“再分配經濟”轉變?yōu)椤笆袌鼋洕�”，而市場經濟重塑了中國的社會群體結構。在市場經濟中，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普通大眾、貧困群體都屬于穩(wěn)定的社會群體。這是因為，在市場中，人們可以憑借資本獲取資源，而“資本積累的鐵律”則制造出占有大量經濟資源的經濟精英。市場承認知識的價值，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知識的價值不斷提升，其結果就是知識精英群體的形成�？梢哉f，市場化改革的最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后果，就是創(chuàng)造了兩個新興的社會精英集團——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在市場體制中，一個人要擠進精英隊伍，除了當官之外，還有經商和讀書兩條路。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沒有造成精英的斷裂，而是保持了精英的連續(xù)性。正如邊燕杰和羅根的“權力維續(xù)論”所強調的那樣，改革并沒有損害政治精英的機會和地位，“政治權力的維續(xù)在再分配和市場兩種體制中都有體現�！盵26]這是因為，改革并沒有改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而且“雙軌制”為借助政治權力謀求經濟資源提供了機會，所以黨政官員的收益非但沒有下降，相反還增加了。

　　觀察表2，我們可以發(fā)現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這就是社會地位序列的“翻轉”。改革使一度被消滅的資產階級再獲新生，而且進入了精英階層。資本家和高層經理（包括國有企業(yè)的經理）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地位大幅上升。改革也解放了知識分子。他們的政治影響力、經濟狀況、社會地位穩(wěn)步上升，由原來的最低層一躍進入精英階層。而工人和農民仍然屬于大眾，但是相對地位大幅度下降，政治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其中的一部分人還淪為“貧困群體”。這種“翻天覆地”的社會結構變化對政治和社會穩(wěn)定構成了嚴峻挑戰(zhàn)。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結構，維持政治穩(wěn)定，統治者必須學習與新興的社會精英和平共處，必須能夠平息失落者的不滿與反抗。為此，統治集團必須調整自己的群體聯盟策略和意識形態(tài)，以便重建統治的社會基礎與合法性。

　　2、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關系

　　市場化改革有效地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fā)展，而經濟發(fā)展鞏固了共產黨的權力。在市場環(huán)境中，經濟發(fā)展需要資本家和經理群體的不斷壯大，并且必然給他們帶來日益膨脹的財富。也就是說，市場化改革和經濟增長是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共同利益，它給前者帶來權力，給后者帶來財富。這種共同利益的存在為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聯盟奠定了穩(wěn)固的基礎。

　　資產階級最喜愛的東西是“錢”，而不是“民主”。如果專制能夠比民主帶來更多的利潤，那么他們將毫不猶豫的選擇專制。通過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實施有利于經濟發(fā)展的政策，禁止獨立工會，壓制社會輿論，降低環(huán)境標準，中國政府為資本家創(chuàng)造了最有利的賺錢環(huán)境。此外，通過錢權勾結和裙帶關系，政治腐敗還為他們創(chuàng)造了大量非法獲利渠道，如侵吞國有資產、偷稅漏稅、走私、騙匯、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等等。[27]通過吸收入黨，安排進入政府、人大和政協，資本家和經理們的“面子”也得到了比較充分的滿足。因此，中國大陸的資本家和經理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現行體制。

　　Baum和Shevchenko根據地方政治精英與地區(qū)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政治精英與當地企業(yè)家的關系，確定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四種關系模式。在第一種模式（developmental ）中，政治精英并不直接參與企業(yè)的經營活動，但是他們通過創(chuàng)造一個有利于企業(yè)經營的制度環(huán)境推動地區(qū)經濟發(fā)展。在第二種模式（entrepreneurial ）中，為了推動本地經濟增長，政治精英就像企業(yè)家一樣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在第三種模式（clientelist ）中，政治精英并不關心地區(qū)經濟發(fā)展，他們僅僅熱衷于錢權交易，既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的關系戶謀取利益，并據此從相關的企業(yè)家那里獲取回報。在第四種模式（predatory ）中，政治精英是單純的“掠奪者”，他們既不關心社會利益，也不與企業(yè)進行交易，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對經濟精英進行掠奪。[28]其實，這四種模式同時存在于中國大陸。還需要補充第五種模式，即“官僚資本主義”或“裙帶資本主義”。在這種模式中，政治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支持自己的親屬經商，或是親自利用自己原來的關系下海經商。這是保持轉型過程中精英連續(xù)性的重要機制。上述五種模式比較完整地描述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關系。

　　可以說，在90年代，經濟精英已經成為權威主義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根本不可能挑戰(zhàn)這一體制，相反，還要極極地維護這一體制。實際上，在中國，市場經濟支持專制政治，經濟精英是政治精英的“天然盟友”。

　　3、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的關系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是政府的敵人，因而一直受到政府的彈壓。改革初期，為了批判老意識形態(tài)，黨內“改革派”與“激進知識分子”結成聯盟。但是，這種聯盟很快就破裂了。活躍于80年代的知識分子深受毛體制的迫害，對舊體制必欲徹底根除而后快。但是，黨內改革派并不想發(fā)動一場徹底的革命，而是要進行有限的改革，以便使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這樣一來，知識分子與政府的沖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精英分裂、[29]知識分子在整體上日趨激進、黨內改革派與激進知識分子尋求建立聯盟，這一切使政治精英的內部沖突與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沖突交織在一起，導致了80年代中國政局的持續(xù)動蕩，直至發(fā)展成為不可調和的流血沖突，造成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悲劇。

　　知識分子似乎是權威政治的“天敵”。這是一個全球性現象。但是，1989年以后，中國知識分子與政府的激烈沖突卻出人意料地消失了。如何理解這一匪夷所思的現象？

　　表面化的解釋強調政府的“迫害”和“利誘”是國內知識分子放棄反抗的主要原因。其一，天安門事件之后，激進知識分子或是流亡海外，或是關進大牢，或是下海經商，或是被媒體封殺。激進勢力受到重創(chuàng)。其二，90年代的商業(yè)化和專業(yè)化大潮分散了知識分子的關注點，一些人下海掙錢，一些人埋頭做專家。名與利的誘惑使一大批知識分子放棄了政治關懷。其三，政府的“大棒”和“胡蘿卜”政策并用，對政治異議分子嚴厲打擊（如逮捕、驅逐出境、封殺、砸飯碗、降職、降薪等等），對合作者則大力獎勵（如吸收入黨、當官、安排進入人大和政協、提職、加薪、分房子等等）。

　　上述觀察都是正確的，但是僅僅用這些來解釋知識分子的妥協是遠遠不夠的�！叭�儒主義”并不是知識分子接受政治現實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還有比它更復雜、更深刻的原因。首先，鄧小平“南巡”重新明確了市場化改革的政策取向。這一行動，一方面證明了經濟制度自身的邏輯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支持了新權威主義的假設，即權威主義政府會推動市場化改革。這是知識分子認同政府的首要前提。其次，持續(xù)的經濟增長為現行政治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績合法性”。第三，前蘇聯的經驗使知識分子看到了改革前景的多樣性。他們意識到改革不僅可能帶來自由、富裕和民主，還可能帶來混亂、分裂、不平等、黑金政治和流血沖突。第四，一些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的民主政治的現實使知識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他們意識到中國的民主很可能更像這些難兄難弟，而不會是美國式或歐洲式的民主。經過十幾年的觀察和學習，他們得以現實地、全面地、冷靜地評價市場和民主的功能。第五，知識分子意識到民主化是一個長期過程，不能一蹴而就，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能急躁。第六，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從“反共”到“反華”的轉變，使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的態(tài)度也隨之改變。一系列事件，如銀河號事件、美國反對中國申奧、臺灣危機、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南海撞機事件、最惠國待遇問題等等，推動全民性的仇美情緒持續(xù)發(fā)展，并進一步發(fā)展為反感美國式的市場和民主。[30]

　　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在整體上發(fā)生急劇轉變，一方面，極端思潮“邊緣化”，馬列原教旨主義派和激進自由派喪失了曾經擁有的廣泛的社會基礎；
另一方面，“新左派”興起，并逐步成為中國大陸思想界的主流。新左派的核心思想并不新，其實就是80年代的“新權威主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一理論主張接受權威政治的現實，并且把權威政治看作是從集權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階段。這種用學術語言表達的“黨的基本路線”，把民主變成了“未來的承諾”，從而巧妙地化解了“現實的沖突”。正如葛蘭西所指出的那樣，要想贏得穩(wěn)固的統治，統治階級必須在市民社會里建立霸權。而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里，各個相互對立的集團之間，只有通過一種共享的意識形態(tài)才能實現和解。[31]由此看來，新權威主義的再度興起具有兩層含義：第一，它標志著中共在市民社會里重新贏得了霸權；
第二，它標志著中共與知識分子實現了和解或建立了聯盟，而和解或聯盟的基石就是新權威主義。

　　4、精英與大眾的關系

　　改革前，工人和農民是中共的社會基礎，并且分別是名義上的領導階級和領導階級的同盟軍，享有很高的社會和政治地位。改革初期，盡管他們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生活水平獲得了較大提高�？梢哉f，80年代基本上是一個“雙贏的時代”，精英和大眾的處境都得到較大改善。進入90年代以來，大眾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進一步下降，而物質生活質量卻沒有得到明顯改善，一部分人還淪入絕對貧困狀態(tài)，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當前大眾的處境，那么“全面惡化”也許是最恰當的選擇。與此同時，精英幾乎攫取了全部的經濟發(fā)展成果。聯合起來的精英，不僅通過不完善的市場掠奪大眾，還通過政府的“再分配”進行“再掠奪”。可以說，90年代是一個“贏家通吃的時代”。在90年代，中國大陸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擴大，目前以吉尼系數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約為0.45，已經進入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的行列。

　　盡管大眾分散無力，但畢竟不會任人宰割，加之為數眾多，因此僅有掠奪和鎮(zhèn)壓是不夠的，還必須輔之以必要的滿足和勸說。所以，政府一直十分關注大眾的呼聲，并在迫不得已的時候做出一些回應�！叭罕娐肪�”是中共處理政府和大眾關系的基本態(tài)度和方法。[32]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后，中共宣稱繼續(xù)奉行“群眾路線”。與此同時，為適應新的形勢不斷開辟新的民意渠道。例如，通過官方媒體、現代社會調查技術、設立市長熱線和市長接待日、引進聽證會制度、行政系統向城市基層社區(qū)延伸等等，中共新建了一系列了解公眾需要的渠道。這些面向大眾的制度設計，一方面可以使各級行政單位廣泛地了解大眾的需要，一方面可以適當滿足他們的要求，從而化解一些潛在的沖突。此外，為了滿足大眾最基本的要求，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在農村地區(qū)實施“八七扶貧計劃”，在城市建立社會安全網[33]，實施西部大開發(fā)。這些行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不平等，維護了大眾的最基本的生存權利。

　　5、群體關系模式與政治穩(wěn)定

　　在毛時代，針對當時的群體結構，中共制定了一套恰當的群體聯盟策略，即聯合工農大眾，打擊知識分子，鎮(zhèn)壓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改革改變了群體結構。社會精英產生了。更為重要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中共不但需要他們的合作，還需要他們不斷壯大。這意味著，打擊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不符合政府的利益，傳統的聯盟策略已經過時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做出了適時的調整，放棄了工農大眾，轉而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統治聯盟。

　　聯盟不是強制的產物，而是滿足和勸說的產物。正是通過滿足社會精英的利益要求和建立共識，政治精英與社會精英建立了統治聯盟。如果說統治者對社會精英的策略是滿足和說服的話，那么對大眾的策略則是剝奪和鎮(zhèn)壓。精英聯手剝奪大眾是今日中國的基本特征。其實，滿足強者和剝奪弱者往往是同一硬幣的兩個側面。當然，聰明的精英往往不會做得太過分，因為他們并不希望逼得大眾鋌而走險。所以，一個成熟的群體關系策略，不僅要滿足精英的要求，也要適度關注大眾的呼聲�！叭齻�代表”的提出表明，中共不僅要代表社會精英的利益，也要代表大眾的利益。從目前來看，無論是出于意識形態(tài)的連續(xù)性，還是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中共都不會徹底依賴任何一個階級，相反，它要成為全民黨，因為只有如此，它才能繼續(xù)凌駕于一切階級之上。

　　由此可見，90年代的中國之所以能夠贏得政治穩(wěn)定，一是因為社會系統重新獲得了結構適應性，二是因為政治精英與社會精英建立了統治聯盟。前者為穩(wěn)定奠定了制度基礎，后者為穩(wěn)定奠定了階級基礎。它們構成了政治穩(wěn)定的充分必要條件。

　　第五部分：危機

　　1、危機的根源

　　“危機”意味著“不穩(wěn)定”的可能性。在日常用語、大眾傳媒、學術論文和官方文件中，“不穩(wěn)定”具有多種含義，歸納起來大致有四種，一是指政治領導核心不穩(wěn)定，二是指關鍵政策不穩(wěn)定，三是指政府不穩(wěn)定，四是指政治制度不穩(wěn)定。盡管這幾種不穩(wěn)定是不同的，但它們并不是完全獨立的。例如，領導人的變更往往導致政策的改變，政策的巨變往往伴隨著領導人的更替。當政府被推翻時，統治者、他們奉行的政策以及他們維護的現行制度也許都會被徹底葬送，而且政府不穩(wěn)定很可能引起全面的不穩(wěn)定，如經濟崩潰、社會動亂、種族沖突、分裂、內戰(zhàn)、乃至國際沖突等等。此處討論的是第三種政治不穩(wěn)定。

　　到目前為止，共產黨一直牢固地掌握著政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不存在危機。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威脅穩(wěn)定的因素不但存在，而且還在不斷發(fā)展。穩(wěn)定與危機并存是貫穿中國改革全過程的一個基本特征。目前，誘發(fā)政治不穩(wěn)定的因素主要有：專制、腐敗、不平等、貧困、金融風險、國有企業(yè)低效率、加入WTO 帶來的沖擊、臺灣問題。

　　改革的初始條件（集權主義體制）、改革的特征（政府主導型改革）、改革的結果（權威主義體制和精英聯盟）共同孕育了這些誘發(fā)因素。政府主導型改革使專制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半p軌制”為權錢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導型改革則使這種可能性成為必然。沒有公眾監(jiān)督，沒有獨立的司法、銀行和中介機構，而官員卻擁有巨大的權力，腐敗怎么能夠避免。正是這種腐敗孕育了銀行的壞賬、金融風險、國有企業(yè)的低效率。錢權勾結、新聞封鎖、禁止獨立的工會和農會，使極少數人可以肆無忌彈地掠奪經濟財富，孕育了持續(xù)發(fā)展的、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和貧困問題。而不平等、國有企業(yè)低效率、金融風險、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則成為制約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瓶頸。

　　由此可見，那些給中國帶來政治穩(wěn)定的條件，也孕育了危機�；蛘哒f，90年代的制度結構和精英聯盟，既給中國帶來了政治穩(wěn)定，也孕育了威脅未來政治穩(wěn)定的因素。

　　2、挑戰(zhàn)穩(wěn)定的力量

　　群體/問題/手段分析法

　　我將從“群體”、“問題”、“手段”三個維度考察挑戰(zhàn)政治穩(wěn)定的力量。所謂“群體”是根據資源占有情況對社會成員進行分類的結果。由于政策和制度都是社會在其成員之間分配稀缺資源的工具，因此按照資源占有情況進行分類，可以直接顯示出各個群體與這個制度的利害關系，進而可以看出它們對制度的態(tài)度。所謂“問題”就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問題”。某個社會問題會對某個或某些社會群體的資源占有狀態(tài)產生不利影響，對它們的切身利益造成損害。正是由于存在社會問題，才會有不滿，正是那些感到不滿的群體，才有意愿采取行動減少或避免損失。但是，僅有意愿是不夠的，還必須擁有“手段”。只有那些擁有集體行動手段的群體，才能威脅政治穩(wěn)定。

　　把“群體”、“問題”、“手段”與“政治不穩(wěn)定”聯系起來的邏輯鏈條是：第一，社會分化，國民分化為不同的社會群體；
第二，存在廣泛而嚴重的社會問題；
第三，受到這些問題危害的群體感到在現行體制下無法解決問題；
第四，他們擁有集體行動的手段，并且采取行動；
第五，維護現行制度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壓制反抗行為；
結果，導致政治制度不穩(wěn)定。簡單地說，政治不穩(wěn)定之所以會發(fā)生，是因為存在對現行制度不滿的群體，他們感到有必要推翻現行制度，而且他們確實有能力和機會采取行動，并且取得了成功。

　　精英的態(tài)度與行動

　　精英的態(tài)度和行為對政治穩(wěn)定至關重要。如今政治精英對待改革的態(tài)度在整體上趨于“中庸”，黨內的極右派和極左派都失去了影響力。與此同時，政治權力的再度集中也加強了政治精英的團結。近期內，政治精英分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臺灣問題有可能誘發(fā)內部沖突。經濟精英不會因為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中的問題而產生不滿，但是經濟衰退、金融風險、WTO 帶來的競爭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從而引起他們的不滿。原則上講，“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會因為所有的問題而對政府產生不滿。但是，在整體上，知識分子也許只會對政治腐敗、經濟停滯、不平等、貧困和臺灣問題作出強烈反應。

　　軍事政變大概是政治精英的專利。當然，他們也有能力使用其他的所有手段。經濟精英的主要反抗手段是向海外轉移資產、罷市、組建各種形式的俱樂部。知識精英可以利用大眾傳媒、通訊工具、社會運動、NGO 、俱樂部、海外滲透。

　　大眾的態(tài)度與行動

　　雖然有時也會關心國家大事，但是普通大眾關心的主要還是與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問題。意識形態(tài)、民主、自由這類政治問題對于他們來說太遙遠了。他們一般也不會直接對宏觀經濟問題做出反應，除非這些問題使他們的處境嚴重惡化。引起他們強烈不滿的主要是經濟不平等、貧困和腐敗。貧困階層的視野更加狹窄。他們也許僅僅對貧困問題有所反應。如今，面對自己日益惡化的處境，面對精英們日趨瘋狂的掠奪和腐敗，面對不斷擴大的不平等，他們已經忍無可忍了。

　　值得注意的是，大眾的不滿不僅源于地位的絕對下降，也源于地位的相對下降。改革帶來了社會地位序列的“大翻轉”，今日的精英正是昔日的賤民，而如今的大眾卻是過去的領導階級。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孕育了巨大的政治危機。目前，對政治穩(wěn)定威脅最大的大眾群體，不是處于最底層的城鄉(xiāng)貧困人群，而是失業(yè)或下崗的“國有企業(yè)職工”。由于他們的地位同時出現大幅度的絕對下降和相對下降，因此他們的不滿最為強烈。[34]同時，相對而言，他們也最具有破壞力。這是因為，一般情況下，他們集中居住在工廠附近，便于組織集體行動，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居住在大、中城市，與各級政府所在地近在咫尺，可以“就近就便”發(fā)起針對政府的反抗行動。

　　如果存在制度化的壓力釋放機制，即使存在不滿也不一定會發(fā)展為與政府的沖突或犯罪活動。但是，當今中國恰恰沒有這種機制。通過壓制獨立的工會和農會，控制媒體和司法機構，禁止集會、游行和示威，加上部分黨政官員與企業(yè)主和管理者狼狽為奸，政府幾乎剝奪了大眾合法地表達和維護自身利益的任何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大眾除了聽天由命、任人宰割，就是鋌而走險、揭竿而起。近年來，集體上訪、聚眾沖擊地方政府、破壞公共設施、罷工、游行、阻斷鐵路、爆炸、仇殺之類的活動越來越多。

　　由于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公共領域，在沖突爆發(fā)之前，大眾無法進行大范圍的動員，只能發(fā)起局部性反抗。與精英不同，大眾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tài)，也沒有完整的政治綱領，這也限制了他們組織大規(guī)模行動的可能性。他們的行動具有很強的隨機性，往往是針對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而且組織化程度低，沒有正規(guī)而持久的組織結構。最常見的集體行動方式，或是同一單位的人共同行動，或是同一村莊的人共同行動�？梢哉f，就業(yè)和居住提供了集體行動的組織基礎。1989年以后，各地政府不遺余力地擴充了防暴力量，具備了迅速鎮(zhèn)壓局部性反抗的能力。所以，盡管不滿的大眾四處點火，各地的同類沖突此起彼伏，但都被政府分而治之、各個擊破，很難形成燎原之勢。

　　總之，面對強大的權威政權以及與其結成聯盟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大眾只能發(fā)起分散的、短命的、局部性的反抗。這類反抗雖然此起彼伏，但是只能給統治者制造麻煩，卻很難造成全局性的不穩(wěn)定。

　　法輪功：邊緣起義[35]

　　法輪功對中共提出了自建國以來最有力的來自民間的挑戰(zhàn)。由于繼承了傳統的文化資源，滿足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需求，抓住了全球化、對外開放、信息技術革命提供的機遇，利用了國際反共、反華勢力，這種新興民間宗教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李洪志不屬于現代意義的“精英”，法輪功是傳統的資源動員機制和意識形態(tài)，法輪功的主體成員是底層大眾。這提醒人們，不可輕視底層大眾與民間精英的力量，不可輕視傳統資源的價值，不可輕視宗教的力量，古往今來，信仰和殉道精神總是反抗暴力鎮(zhèn)壓的最有效的武器。

　　這一事件也提醒我們，不可輕視全球化的影響，不僅僅是經濟全球化，還有社會領域的全球化。和跨國公司一樣，跨國NGO 也是超越國界的政治行動主體，而且其影響力越來越大�；ヂ摼W、傳真、電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些公共信息工具對集體行動的貢獻不可忽視。在全球化時代，國家面對的是不再是國界線內的社會，而是全球市民社會。反政府組織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動員資源與政府對抗。例如，最近在天安門廣場示威的法輪功學員已經由中國人變成了外國人，而李洪志、張洪堡、張香玉、嚴新都在美國避難。

　　中國的歷史和國際經驗顯示，急劇變革時期，新興宗教大量產生是普遍現象。也許法輪功僅僅是冰山一角。

　　精英與大眾的結合點

　　一般說來，在現代政治中，要想有所作為，大眾必須得到精英的支持。大眾能得到精英的支持嗎？大眾和精英的結合點在哪里？存在這樣的結合點嗎？

　　“民主”和“自由”似乎不會成為精英與大眾的結合點。在89年的反抗運動中，知識精英得到了大眾的廣泛支持，但是大眾支持的不是知識分子熱衷的“民主”和“自由”，而是“反腐敗”。正是由于學生們及時調整了自己的策略，高舉反腐敗旗幟，才在運動的后期得到了市民的堅決支持。天安門運動期間，“工自聯”的聲明最具有代表性。它要求的是提高工資、控制通貨膨脹、擇業(yè)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90年代中期以后，大眾幾乎成了改革的反對派。“毛澤東熱”之所以會席卷全國，政府的宣傳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是也不能否認它有深厚的大眾基礎。當然，大眾懷念的也許并不是那個毛澤東時代，他們不過是借這種“懷舊”表達對“不平等”和“腐敗”的不滿，表達對“平等”和“公正”的向往。

　　值得注意的是，“平等”和“公正”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基本訴求，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基礎，可謂“源遠流長”。遠的不說，近代以降，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一脈相承，即使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鄧小平，也把“共同富�！贝_定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如今對精英的貪婪、腐敗、無恥、無責任感的切齒痛恨，為“平等”、“公正”也許還有“民粹主義”思潮的滋生繁衍創(chuàng)造了最有利的環(huán)境，也為精英和大眾的結合創(chuàng)造了越來越有利的機會。

　　3、維護穩(wěn)定的力量

　　社會中的保守力量

　　維護穩(wěn)定的力量，既存在于政府之中，也存在于社會之中。毫無疑問，經濟精英、知識精英、有一份足以糊口的收入的市民和農民、各類保險的購買者和養(yǎng)老金的領取者等等，都是社會中維護穩(wěn)定的力量。

　　如果人們是理性的，那么只有他們預期不穩(wěn)定給他們帶來的收益將超過損失的時候，他們才會選擇造反。因此，聰明的政府總是盡力影響人們對不穩(wěn)定的預期，設法提高人們對損失的預期，同時降低他們對收益的預期。十幾年來，通過大肆宣傳不穩(wěn)定的負面效應，中共成功地使全社會對不穩(wěn)定談虎變色。中國在20世紀的苦難經歷為中共的宣傳提供了注腳。另外，中共的極端專制消滅了一切政治對手，并使國內無法產生一個合格的取代者或繼任者，客觀上造成了自己一但倒臺中國大陸將出現權力真空的局面，而這種局面又強化了中共倒臺導致天下大亂的預期。通過“綁架社會”中共有效地迫使人們接受既成的政治事實。

　　目前，盡管普通老百姓對自己的收入狀況不滿意，對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恨之入骨，但是今天的生活狀態(tài)畢竟遠遠好于毛時代，而且他們非常珍惜已經得到的那點微不足道的權利和財富，不想參加一場勝算微乎其微的賭博。[36]所以，只要精英們還讓絕大多數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奪瓜分之余還給他們留下一口飯吃，他們也許就會接受現實，忍氣吞聲地繼續(xù)過日子。這意味著，在社會大眾中，絕大多數人還是擁護穩(wěn)定的。

　　政府的鎮(zhèn)壓能力

　　鎮(zhèn)壓能力是政府維護穩(wěn)定的最重要的能力。政府的鎮(zhèn)壓能力取決于控制公共領域的能力、壟斷和運用暴力的能力、鎮(zhèn)壓的決心和意志、政府內部協同行動的能力、高層團結的能力。

　　90年代，中共越來越堅決地壟斷媒體，同時盡量把社會運動和各種獨立組織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對已經發(fā)展起來的則不惜代價堅決鎮(zhèn)壓�？偟膩砜矗�中共對公共領域的控制越來越嚴。目前，“黨指揮槍”的列寧主義原則依然得到有效執(zhí)行。憑借現代暴力機器，政府已經具備了鎮(zhèn)壓任何局部反抗的能力。當面臨大規(guī)模社會騷亂時，統治者維持權力的意志和決心是極為重要的，權利核心出現意志動搖往往是政權垮臺的最準確的預兆。天安門事件顯示出中共擁有鎮(zhèn)壓的意志和決心。但是，僅有高層的意志、決心和團結還不夠，還要由各級黨政官僚的密切配合。從鎮(zhèn)壓法輪功的經驗中可以看出，在事關生死存亡的問題上，中共能夠保持團結一致對外。在危機時期，高層團結至關重要，而這依賴于“核心”的主導地位及其政策的可行性。近期內，只要不出現重大決策錯誤，無人能夠挑戰(zhàn)最高領導的個人權威。

　　綜上所述，中共已經具備了鎮(zhèn)壓局部反抗的能力，只要不出現全局性的、持續(xù)的社會騷亂，就不會出現政治不穩(wěn)定。

　　政府控制不穩(wěn)定因素的能力

　　除了鎮(zhèn)壓之外，維護穩(wěn)定的另一種策略是“釜底抽薪”，即遏制或消除那些誘發(fā)不穩(wěn)定的因素。對精英和大眾的分析表明，在近期內，經濟衰退、腐敗、不平等和貧困是威脅政治穩(wěn)定的主要問題。因此，要想維持穩(wěn)定，政府必須維持經濟增長、遏制腐敗、控制貧富差距、緩解貧困。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顯示了很強的學習能力，在學習曲線上爬得非�？�。目前，中國政府已經初步掌握了在市場環(huán)境中管理宏觀經濟的能力，其標志就是能夠在維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有效地控制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中國政府似乎也有信心對付加入WTO 帶來的沖擊，而且以此為契機開始處理銀行風險問題和股市泡沫問題。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越來越關注貧困和不平等問題。在城市，由下崗生活補貼、失業(yè)救濟金和最低生活保障組成的社會安全網正在建立。在農村，“八七扶貧計劃”取得重大成就，而且還再繼續(xù)加大扶貧力度。此外，中央也試圖通過開發(fā)西部縮小地區(qū)差距。與此同時，打擊腐敗的力度不斷提高，處理的大案要案數量逐年上升。通過“三講”，抓各級干部的“黑材料”，造成一種人人自危的氣氛。為了“高薪養(yǎng)廉”不斷提高公務員工資和福利待遇。但是，人們總是合理地懷疑反腐敗的動機，懷疑靠特務政治能不能有效地遏制腐敗。

　　4、穩(wěn)定性分析

　　不穩(wěn)定的條件

　　此前的分析表明，9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建立了比較穩(wěn)固的聯盟。精英聯盟的建立帶來兩個重要的后果：第一，精英不會挑戰(zhàn)政府。這一點非常重要。在權威政治中，精英占總人口的比例雖然很小，但是他們的態(tài)度和行為對政治穩(wěn)定的影響卻很大。一般來說，只要各類精英保持團結，政治不穩(wěn)定就不會發(fā)生。甚至只要政治精英保持團結，其他群體的挑戰(zhàn)也很難成功。第二，威脅政府穩(wěn)定的力量只能來自大眾。此前的分析表明，在正常情況下，大眾只能制造局部的反抗，而中國政府具有鎮(zhèn)壓局部反抗的能力。因此只要不出現全局性的、持續(xù)的大眾反抗，政府穩(wěn)定就沒問題。也就是說，在近期內，在中國大陸，政府不穩(wěn)定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出現全面的、持續(xù)的大眾反抗。

　　那么在什么情況下，才會出現全面的、持續(xù)的大眾反抗呢？這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局部性反抗或潛在的局部性反抗遍布全國；
二是一場深刻的經濟危機觸發(fā)全國性的大眾反抗。

　　中國大陸就像一個院子和房子里散布了許多干柴的大宅院。但是房子的主人并不是傻瓜，他完全知道這種情況的危險性，因此購買了滅火工具、開通了水源、雇傭了消防隊員并進行了精心培訓。當院子里一處甚至幾處起火時，主人一聲令下就可以及時撲滅。但是由于財力、水源、人力有限，滅火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一旦院子和房子里鋪滿干柴，而且處處起火，或是一處起火但蔓延極快，那么這個滅火系統就無濟于事了，房子和它的主人就會被大火燒毀。也就是說，這個大宅院毀于大火的充分必要條件是：第一，遍布干柴；
第二，到處點火。

　　鋪放干柴：問題的深化與蔓延

　　如果那些激起大眾不滿的問題得不到有效遏制，也就是說，貧困、不平等和腐敗問題繼續(xù)發(fā)展，那么大眾的反抗或潛在的反抗將遍布全國。這也就是在全國鋪放干柴的過程。不幸的是，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導致貧困、不平等和腐敗問題持續(xù)惡化的原因，一是權威政治剝奪了大眾的政治權利，二是政府內部控制失靈。目前，幾乎所有的正常的民意表達手段都被政府剝奪了，結果雖然存在問題，而且問題還在不斷深化與蔓延，但是反抗卻難以出現。沒有反抗，反過來又導致問題得不到遏制，得不到及時解決，直至發(fā)展到“爆發(fā)”階段。缺乏制度化的意見表達機制，缺乏必要的“減壓閥”或“排氣口”，正在把中國變成了一個火藥桶。嚴重的“代理失靈”使那些為解決問題而制定的政策無法有效實施。例如，中央的扶貧政策、財政政策、反腐敗政策收效甚為，而且有時還適得其反。其實，中共一直要求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且歷來提倡“群眾路線”，要求政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能說這些都是欺騙老百姓的政治宣傳。最高統治者何嘗不希望自己的部下都成為“合格的共產黨員”呢？只不過他辦不到而已。

　　導火索：一場深刻的危機

　　什么樣的危機能引發(fā)政府不穩(wěn)定？從理論上推導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是不明智的。但是，那些已經垮臺的政府的不幸經驗，也許會告訴我們一些有價值的信息。國際經驗顯示，軍隊政變、獨裁者死亡、對外軍事失敗、大規(guī)模的民主運動、持續(xù)的經濟衰退、嚴重的金融危機、惡性通貨膨脹、激烈的種族或宗教沖突、民族分離活動，往往會成為引發(fā)政府不穩(wěn)定的導火索。

　　對于中國來說，在近期內，發(fā)生軍事政變、在外部軍事沖突中敗北、核心人物出現健康問題、激烈的種族和宗教沖突、嚴重的民族分離的可能性都不大，可以作為“小概率事件”處理。盡管臺灣問題有可能引起美國的軍事干涉，而這又孕育了在與美國的軍事沖突中失敗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畢竟不大。由于知識精英日趨保守，大規(guī)模的民主運動也不會出現。但是，發(fā)生持續(xù)的經濟衰退、嚴重的金融危機和惡性通貨膨脹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這種可能性還比較高�？梢哉f，它們很可能就是引發(fā)政府不穩(wěn)定的導火索。

　　銀行壞賬、國有企業(yè)低效率、國內需求不足、世界經濟疲軟導致的出口和投資疲軟，這一切隨時都會觸發(fā)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將引起全國性的大規(guī)模失業(yè)、嚴重的貧困、銀行擠兌、惡性通貨膨脹，進而引發(fā)遍及全國的大眾反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之所以會成為不穩(wěn)定的導火索，是因為它們的影響波及到每一個人，而且短期內幾乎無法扭轉。缺乏大眾的制約、廣泛的錢權交易、黨政系統內部的代理失靈、嚴重的不平等和貧困，又使得孕育危機的問題難以得到及時而有效地緩解和解決。這意味著，在近期內，引發(fā)不穩(wěn)定的導火索是存在的，而且存在著被點燃的可能性。

　　基本結論

　　目前，政治精英牢固地壟斷了公共權力，嚴厲地控制了公共領域，而且在新權威主義旗幟下，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了聯盟。與此同時，大眾處于全面被剝奪的狀態(tài)，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分散的反抗活動此起彼伏。由于中共完全有能力對付局部反抗，因此大眾的日常反抗不會威脅全局的穩(wěn)定。但是，當出現深刻的、全面的經濟或社會危機時，將觸發(fā)全面的、持續(xù)的動亂，如果這種形勢不能得到迅速控制，勢必導致政府的垮臺。不公正特別是腐敗、不平等特別是貧困就是“遍布全國的干柴”，而引發(fā)一場燎原大火的“火種”可能是嚴重的經濟衰退、金融危機、海峽沖突、領導人的突然死亡或病危、宗教迫害等等。簡而言之，近期內，中國保持“政治穩(wěn)定”的希望很大，但是“崩潰”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

　　不穩(wěn)定之后

　　不穩(wěn)定意味著變化，意味著更多的可能性，意味著未來不再是今天的簡單延續(xù)。從中國歷史和國際經驗中，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各種可能的“不穩(wěn)定之后”。

　　最理想的局面是出現一個新的民主政府，而且是一個有效的民主政府，它能給中國大陸帶來自由、民主、富裕和公正。我認為經過一場災變的中國大陸進入這種狀態(tài)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有可能的是重新出現一個權威政權。在這個新結構中，共產黨不再是統治集團，但是精英繼續(xù)壟斷政治，大眾繼續(xù)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政治腐敗依舊，錢權勾結依舊，不平等依舊，貧困依舊，所以不穩(wěn)定也依舊，唯一變化的是意識形態(tài)。如果這種政體能夠在多次不穩(wěn)定之后反復出現，那就意味著“不穩(wěn)定”已經成為它持續(xù)生存的內在機制。這也意味著各種社會問題的制度化、正�；�和永久化。但是，如果知識精英背叛了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并且與大眾成功地建立了聯盟，那么“不穩(wěn)定之后”將出現一個法西斯政權或改頭換面的列寧主義政權。這個政權將把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平均主義當作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這三種情況下，中國大陸將繼續(xù)保持統一。但是在共產黨轟然倒塌之后，中國大陸繼續(xù)保持統一的可能性極小。四分五裂是非�？赡艿慕Y局。如果幸運的話，分裂也許是和平的，否則將伴隨著嚴重的流血沖突。最好的結局是像前蘇聯那樣比較和平地分裂，但更大的可能的是像前南斯拉夫模式在炮火和鮮血中分裂。這可以說是第四和第五種可能的“不穩(wěn)定之后”。任何一個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不會輕率地認為這是危言聳聽。

　　第六部分：回顧與展望

　　1、回顧

　　回顧是為了認清現狀，明確問題。正是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的努力塑造了未來的政治發(fā)展過程。

　　改革的初始條件會對改革產生直接而持久的影響。在毛時代，在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對比格局中，政府處于絕對優(yōu)勢地位。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格局在整個改革過程中沒有發(fā)生實質性改革。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改革必然是“政府主導型改革”。

　　在這種改革過程中，政府擁有很大的“自主性”。它有能力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獨立地制定并實施改革方案。既然政府有實力決定是否改革以及如何改革，所以改革必然是“漸進式改革”，而不會是“一場革命”。政府的“自主性”決定了取代集權主義體制的只能是權威主義體制，而不可能是民主主義體制。而“漸進式改革”則為政府和社會贏得了時間，使統治集團可以從容地探索制度設計方案，調整群體關系策略，建立文化霸權。

　　改革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在制度結構方面，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同時改革，市場經濟、權威政治與新權威主義協同發(fā)展，從而使新的制度體系獲得了較高的結構適應性。在群體關系方面，適應群體結構的變化，調整傳統的群體關系策略，拋棄工農大眾，轉而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統治聯盟�！耙粋�中心，兩個基本點”和“三個代表”分別勾畫了當今社會的制度結構和群體關系的藍圖。因此，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確定為“黨的基本路線”是完全正確的，而把“三個代表”譽為“立黨之本，執(zhí)政之基，力量之源”決非言過其實。它們共同確定了今日中國的政治框架，為政治穩(wěn)定奠定了基石。

　　但是，現實并非十全十美，危機就蘊藏在穩(wěn)定之中。一方面，政治系統與經濟系統和意識形態(tài)的結構性沖突仍然存在。政治腐敗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風險和社會不平等，既威脅了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又與新權威主義對政治清明和社會公正的要求相沖突。另一方面，缺乏制約的精英聯盟導致對大眾的過分剝奪，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驅使大眾鋌而走險。也就是說，那些給中國帶來了政治穩(wěn)定的條件，也孕育了威脅政治穩(wěn)定的因素。

　　除了“結構性成就”之外，在90年代，中國政府還做出了一系列“日常業(yè)績”。在政治方面，成功地完成了最危險的權力過渡，[37]化解了民主化危機，壓住了來自自由化的挑戰(zhàn)，而且合法性下降的趨勢得到緩解，“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和“三個代表”得到精英的廣泛認同。在經濟方面，維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控制住了通貨膨脹，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頂住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壓力，與此同時，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加速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在社會方面，開始著手解決不平等問題，在農村實施《八七扶貧計劃》，在城市建立完全網，同時開始部署開發(fā)西部。在國際關系方面，打破制裁，重返國際社會，恰當處理了“銀河號”事件、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南海撞機事件，臺灣海峽危機沒有過度發(fā)展，順利收回香港和澳門，加入WTO ，申奧成功。只要看一看90年代國際政治地圖的變化，我們就必須承認，在這個滄海桑田的時代，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共產黨政府能夠提交這樣一份成績單的確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成就顯著并不意味著不存在問題，許多毛時代遺留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如專制），許多鄧時代產生的問題還在繼續(xù)深化和蔓延（如腐敗、不平等、貧困），新的問題也在不斷涌現（如臺灣問題、金融風險、WTO 沖擊）。這些問題時刻威脅著中國的政治穩(wěn)定�？梢哉f，第二代和第三代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也給繼任者留下了異常艱巨的任務。

　　2、政治發(fā)展模式

　　可以用“政治行政化”來概括改革時代中國的政治發(fā)展模式。金耀基對“政治行政化”有精辟論述。[38]根據香港的經驗，他指出政治行政化有兩條主要途徑，一是精英吸納，即政府有意識地把社會中的精英或精英集團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進行政決策結構，二是決策咨詢，即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廣泛咨詢公眾意見。由于社會精英被吸納進行政決策結構中，結果在行政體系之外，很少有與這個體系站在對抗立場的政治人。而決策咨詢使行政單位能廣泛地、經常地接觸社會，使政府對社會的意向有更敏銳的反應。金耀基把這一切稱之為“政治的行政化”。他認為“‘政治行政化’可說是一種積極的‘非政治化’”。[39]

　　改革時代的中國政府，有意識地把社會精英納入行政體系，主動地制定有利于精英的政策，越來越多地運用決策咨詢，不斷開辟民意渠道，不但與社會精英結成聯盟，也對大眾的呼聲做出適度回應。通過精英吸納、政策傾斜、決策咨詢，政府主動地滿足精英的要求。這樣一來，社會精英無需訴諸政治就可以實現自己的要求。于是，他們也就心甘情愿地放棄政治權利了。雖然大眾的利益沒有得到滿足，但是由于他們分散無力，因此即使心懷不滿也無濟于事。這樣一來，政府也就化解了改革開放帶來的政治參與壓力。而且中國的政治行政化還不止于此。作為一個轉型國家，政治行政化還表現為“政府主導型改革”。自主地實行經濟改革，自主地建設意識形態(tài)，并使之與權威主義政體相適應。這一切為中國贏得了持續(xù)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穩(wěn)定。

　　對于中共來說，“精英吸納”、“咨詢性政治”、“政治行政化”這些概念也許是陌生的，但是，對這些概念所蘊含的統治策略卻并不陌生，而且心領神會，運用自如。其實，在中國，“行政支配社會”是一以貫之的傳統，從古到今概莫能外。在毛時代，中共對工農大眾實行“群眾路線”，對中間派實行“統一戰(zhàn)線”，對敵對分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改革改變了社會結構。社會精英產生了，而且日益壯大，其力量不可忽視。而大眾則收回了政治忠誠，對政府充滿了怨恨。于是，政治整合問題出現了。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政治行政化”應運而生。

　　在權威主義體制下，在一個除了政府之外，再沒有其他“有用的”政治設置的社會中，政治行政化也許是唯一可行的政治整合機制。通過滿足精英的需求以換取他們對統治秩序的認可，不失為一種聰明的統治策略或統治藝術。策略要想有效，必須輔之以一整套制度。因此政治行政化絕不僅僅是一種權宜之計，而是一套精心設計的制度安排。香港的經驗顯示，這種“滿足強者，剝奪弱者”的體制具有充分的彈性或適應能力。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fā)展，通過不斷滿足新興的強者，同時給予弱者必要的關照，它可以不斷延續(xù)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下，這種政治模式可以在經濟繁榮、社會自由與政治專制之間維持一種平衡。

　　其實，政治從來就是精英的特權�！昂谜�府”與“壞政府”的區(qū)別不在于選舉權的普及程度，而在于政府能否對公民的需求作出恰當地“回應”并對其“負責”。政治行政化也是政府對民意做出回應的方式。通過在決策機構中吸收社會精英，在決策過程中廣泛地進行咨詢，逐步放松對大眾傳媒和結社的限制，公眾的意愿和利益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表達和滿足。為了維護穩(wěn)定，統治者也必須對大眾的要求做出負責任的回應。實際上，公民的抗議、批評、組織、示威、游說決策者的權利和自由，也許比多黨制、定期選舉還要重要。

　　3、未來十年政治發(fā)展策略

　　根據亞洲、南美、南歐和非洲國家的政治發(fā)展經驗，在未來的10年甚至20年內，中國很可能會繼續(xù)維持現有的社會制度結構和群體聯盟格局。這是因為，現存的權威主義政權的穩(wěn)定性較高，近期內沒有任何群體能夠動搖它的根基。而且即使現政權崩潰了，新政體也難以脫離現有結構，市場經濟體制、權威主義政治、精英聯盟以及對大眾的掠奪還會卷土重來。更重要的是，政治民主化不一定能更好地解決中國的問題。這一切意味著，近期內，政治民主化是行不通的。因此，作為現實主義者，我們必須在權威主義框架內，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個"大判斷"是我們尋找未來政治發(fā)展策略的從發(fā)點。

　　簡而言之，未來十年，政治發(fā)展的基本策略應該是繼續(xù)推行政治行政化。在群體關系方面，限制精英的掠奪，維護大眾的權利。在制度結構方面，推行社會自由化，建設社會合作主義體制。

　　在未來十年內，精英聯盟需要繼續(xù)保持，但必須進行調整，精英的利益應該受到限制，而大眾的權利必須得到保護。這意味著，在分配財富蛋糕時，應該向大眾適當傾斜。當然，這種調整勢必會損害精英的利益，從而威脅現存的精英聯盟。在切身利益受到損害的情況下，中下級官僚能否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經濟精英能否繼續(xù)支持現行制度都會成為問題。一個敵視精英的政府是難以為繼的，一個逼得大眾鋌而走險的政府也是難以為繼的。因此，未來的政治穩(wěn)定取決于精英的理性和大眾的耐性。如果精英有足夠的理性，能夠把掠奪限制在大眾能夠容忍的限度之內，那么政治穩(wěn)定是可以維持的。這需要政府具有在利益相互沖突的群體之間建立復雜而微妙的平衡的能力。

　　現實是，精英們獲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承擔的責任又太少，他們不但不去維護這個給予他們過多關愛的社會，反而在瘋狂地挖它的墻角。大眾承擔了太多的責任和代價而所獲甚微。我們不敢奢望一個公正的社會，但是大眾應該享有最起碼的權利。我們不敢奢望精英們良心發(fā)現，但是我們可以期望他們具備最起碼的智商，為了可持續(xù)地掠奪而有所節(jié)制。把兔子都吃光了的狐貍只有死路一條。精英們只有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中國才能獲得持續(xù)的穩(wěn)定。而且我們對精英的要求還不止與此。精英不能滿足于"精明的自私自利"，還必須承擔起社會責任。精英必須占據道德的制高點，必須成為受大眾尊敬的群體。只有這樣的社會，才是穩(wěn)定的社會。如今，在中國，大眾對精英沒有尊敬和信任，只有猜忌、鄙視、仇恨。只有負責任的精英，才能贏得尊敬。在一個好社會中，精英要有責任，大眾要有權利。

　　對于今日中國來說，不穩(wěn)定因素的存在并非全然是壞事。沒有來自外部世界的示范壓力，沒有來自內部的大眾的反抗，沒有威脅到政治穩(wěn)定的迫在眉睫的危機，在一個行政支配社會的國度里，在政府主導型改革中，在精英貪得無厭而又毫無責任感的情況下，走向公平的變革是不可想象的，大眾將淪入無底深淵，贏家通吃的局面也根本無法改變。

　　從制度方面來看，結構性沖突的根源在政治系統之中。為此必須改革政治系統。在權威主義框架內，政治民主化行不通，只能從社會自由化方面尋找改革的突破口。社會自由化的核心就是開放新聞和結社禁區(qū)。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可以提高社會監(jiān)督政府的能力，有助于遏制政治腐敗。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也給大眾帶來組織起來的機會，提高他們討價還價的能力，從而遏制日趨嚴重的不平等。由于經濟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腐敗和社會不平等的結果，因此控制了腐敗和不平等也就控制了經濟風險。所以，社會自由化有助于解決腐敗、不平等和經濟風險問題。

　　那么，大眾如何組織？又如何規(guī)范政府與有組織的大眾的關系？合作主義提供了一種制度框架。

　　在合作主義框架中，社會成員按照社會分工組成功能性團體，這些功能性團體與政府機構共同制定公共政策，作為對決策參與權的回報，它們要協助政府實施共同制定的公共政策，主要表現為主動約束自己的成員遵守協議。合作主義分為國家合作主義和社會合作主義兩大類。國家合作主義始終與寡頭統治聯系在一起，其特征是：有限程度的自由主義民主和人民參與，統治精英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相對不發(fā)達的工業(yè)經濟。在實行國家合作主義的國家里，因政府特許而得以存在的利益組織發(fā)揮著政府和經濟生產者之間的媒介作用，而政府則通過這些組織限制或控制生產者團體的獨立活動。國家合作主義可以加強勞動紀律和管理，同時使相對低效和落后的工業(yè)利益集團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國際競爭的損害。社會合作主義是與議會、政黨和選舉等正式民主制度并存的一種政治過程和制度。它的基礎是職能代表制，即代表社會經濟利益的壟斷組織被政府允許在商討政府政策的過程中擁有特權地位，這種商討過程通常是在正式的民主決策程序之外，作為對政府給予的這種特權地位的回報，利益組織則保證其成員服從利益組織與政府共同制定的政策條款。與國家合作主義不同，社會合作主義產生于某些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利益集團對社會代表性的壟斷程度獲得了高度發(fā)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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