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東,知識生產(chǎn),國脈所系

　　在劉東看來,日后中國歷史的主要變因之一仍是知識階層。他念念不忘如何使中國的知識生產(chǎn)體系順暢運轉,孕育出下一代“新知識人”、“新制度文明”、“我們這些精神產(chǎn)品的兒子” 　　剛剛恢復了一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暫居于圖書館后的立齋,和應用超導研究中心做了鄰居。一進門就能看到物理學家朱經(jīng)武和足球教練米盧的大照片,前者稱“前途是自己創(chuàng)造的”,后者說“態(tài)度決定一切”。
　　劉東的辦公室在二樓,門上貼著陳寅恪追思王國維的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對面則是《中國學術》編輯部,過道里的書架,被整整齊齊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占據(jù)。辦公桌上好些書夾著密密麻麻的即時貼,這是瘋狂讀書的結果。剛一見面,身材高大、頗有幾分齊魯豪俠之氣的劉東就用明亮的聲音招呼道:“稍等,我去收拾一下辦公室,這幾天忙得快暈過去了!”采訪中途下樓拍照,門口蹲著一只貓,正享受秋日的陽光,劉東笑道,“‘國學貓’倒很悠閑。”
　　除了日常教學、主持學術講座,他還主編了近10套叢書。其中《海外中國研究》和《人文與社會》兩部譯叢已分別延續(xù)22年和11年。他的電腦里前者書目已逼近200種,后者也超過了120種。3套新的叢書――《西方的日本研究》、《大學之憂》和《臺灣國學》即將面世。劉東戲稱他是“中國學術翻譯界的法人代表”,“把搶先閱讀更多的好書,作為一種輔助的謀生手段,來堅守自己選定的讀書生涯”。但他顯然并不滿足于“移植”,他所主編的《中國學術》季刊不但匿名評審嚴、學術標準高,而且一開始就設定了中外學者同場對話的格局,目前正跟耶魯大學商談推出英文版。
　　如此忙碌,劉東還是每天都要聽一會兒古典樂。1977年他曾報考南京藝術學院,當時主考老師評價他的嗓音是歷屆學生中第二好的。孰料因書面考試成績優(yōu)異,陰差陽錯被南京大學截了去。但他至今仍是模范發(fā)燒友,“就算出國,箱子里也盡是唱片”。來清華后,劉東惦記著成立一個“清華雅歌社”。而他最羨慕的朋友是歌唱家范競馬,“人家一張口,音就比你準!”
　　從1985年考上當時“思想界第一人”李澤厚的博士,畢業(yè)后在社科院外文所10年,在北大中文系10年,到如今和好友陳來共同主持清華國學院,世事滄桑,劉東對中國知識生產(chǎn)的執(zhí)著投入歷二十多年而未變。用他自己的話說,歷史是“傻子”創(chuàng)造的。
　　這其實是一種非功利的智慧。就像當年托人買的股票都虧光了,自己不是為投資買的房子卻漲了7倍,他得出的結論是:我不上“投資-回報”這當了,你升就升降就降,我不進入你這套邏輯�！跋奶斓臅r候我可以到我鄉(xiāng)下的房子去寫作,我管它值多少錢?”對待學術事業(yè)也是如此,“管你算多少學術成果,我要干我的大事�！�
　　當年,他和幾個朋友曾連續(xù)辯論36小時,玻璃體都黃了,精神仍然亢奮。如今身體自然不比從前,然而自稱“惜命”的他,還在以勞動模范的強度做著“動手派”。在他看來,日后中國歷史的主要變因之一仍是知識階層。他念念不忘如何使中國的知識生產(chǎn)體系順暢運轉,孕育出下一代“新知識人”、“新制度文明”、“我們這些精神產(chǎn)品的兒子”。
　　他原本希望女兒夏夏在新西蘭讀完政治學本科之后繼續(xù)深造,不料她卻選擇留在新西蘭做幼教,說,“爸爸,新西蘭福利很好,最窮的人和最富的人差距非常小,除了像你這樣當?shù)皆洪L級別的教授收入會高一些,我們的收入和普通大學老師差不多�！彼�還想自己開一個幼兒園。
　　看來劉東只好指望小女兒――剛剛三四歲、生來鐘愛圖書的天聽繼承衣缽了。20年后,也許她會成為新制度文明之中的新知識人;也許她會認為,對于這一天的到來,她的父親不是沒有功勞的。
　　知識生產(chǎn)不理順就只能來料加工
　　人物周刊:你有個說法,叫“翻譯家應當是思想家”,這怎么理解?
　　劉東:我當然是指學術著作的翻譯,這在中國的知識生產(chǎn)中別提多重要了!只有當翻譯家本身是思想家時,才能挑選出最好的書,才能吃透它,才能不只是傳遞別人的思想,還能反向地跟原作者對話。比如,為什么我還起點作用?我畢竟是作為學者去組織翻譯的。否則往往就是胡亂翻――你把版權買走了,自己翻譯不好,別人又翻譯不成,就等于把這本書謀殺了!我有時簡直頓足捶胸,這本書讓他拿去譯,正所謂“毀書不倦”,以后就只好看英文版了。
　　人物周刊:做學術翻譯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劉東:最大的困難有兩個。其一是語種上的困難。中國人學外語就跟搞運動似的,說學俄語就都學俄語,說學英語就都學英語,剩下的全成了小語種,只有學語言出身的人。所以,一旦碰到英語之外的語種,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找人翻譯,人家還嫌錢少,說我要是給外國公司翻譯,那該拿多少錢?
　　另一個是譯者地位大不如前。嚴復總共譯過8本書,卻有如此巨大的名聲,可以和梁啟超、章太炎并列,被公認為一代大師。后面一兩輩也還行,賀麟、王玖興、王太慶、何兆武等等,至少也算學術權威吧?再后來對翻譯家的尊敬就很稀薄了。像劉北成、彭剛、應奇、馮克利,只能算吃了很多苦。那天我問北成兄,“你現(xiàn)在跟嚴復比,幾倍于他了?”他說,“大概4倍吧�！彼�能有嚴復那待遇嗎?我現(xiàn)在每年組織的翻譯量,更可以頂嚴復一生的3倍,可根本就填不上發(fā)下的表格,根本就不算學術成果!好在我們現(xiàn)在也沒什么職稱可評了。
　　人物周刊:你本人更偏重于做組織者?
　　劉東:基爾凱郭爾曾諷刺說,世界就像被上帝織了一半的地毯,而黑格爾的可笑之處在于,他作為這地毯上的線頭,卻非要以自己的思辨體系,來說明后一半的圖案。在這個意義上,我也許跟黑格爾一樣“可笑”:原本只被認定為一個“單兵”,卻由于類似的終極關切,而總要思考屬于方面軍的問題。但無論如何,既然一個人確實在思考方面軍的問題,你就不能只去檢驗:他到底親手殺死了幾個敵人?正如你不能因為朱可夫沒有親手扣動扳機,就判定他并沒有什么戰(zhàn)功。
　　人物周刊:某種意義上說您主持的“海外中國研究”是為了弄清人家怎么看我們,弄清這點為什么那么重要?
　　劉東:漢學界在美國學術界屬邊緣分支,但也有數(shù)千人之眾,其中不僅包括大學里的,也包括智庫里的。這些人相當重要――本世紀最重要的兩國關系就是中美,而美國怎樣評估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些人對于中國的理解。你要是統(tǒng)統(tǒng)都不了解,那么處理起雙邊關系來,就只能是盲人瞎馬了。
　　當然,這個漢學界研究起中國來,還是擺脫不了它的理論預設,那主要是產(chǎn)生于西方的歷史經(jīng)驗。這種與生俱來的制約是一個很大的麻煩。要知道,這種理論在創(chuàng)造之初,就未曾考慮過第三世界特別是兩個文明古國中國和印度的經(jīng)驗,那么它們在被運用的時候,怎么能自如地涵蓋和解釋后者的歷史呢?
　　印度學者像阿瑪?shù)賮?森、斯皮瓦克、查特吉、霍米巴巴等人,還不乏自己的理論創(chuàng)造,不光給西方帶來了新穎,也提醒了印度經(jīng)驗的獨特性。而中國卻只是到人家現(xiàn)成的理論庫中去挑選,然后偏又信得死去活來,爭得頭破血流――頂多像是一個姑娘進到了服裝市場,看到別人設計的成衣,巴望著“必有一款適合”自己!
　　人物周刊:就是說我們的知識生產(chǎn)很被動。
　　劉東:我以前打過比方:巴黎打噴嚏,加州就感冒,中國就發(fā)燒。就像時裝發(fā)布,一定來自米蘭、巴黎、倫敦、紐約,它們說什么是流行色,什么就真的奉命流行。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思想界面臨著雙重的任務。首先要進入到人家的語境中去。然而真正進入以后,并不是萬事大吉,更重要的還在于回應。哈佛的柯偉林教授很刺激地說過,20世紀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特點,就是根本沒有自己的特點,無論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還是保守主義都是產(chǎn)生于歐洲經(jīng)驗的歐洲理論。
　　你再想想,為什么凡跟“外”字沾邊、能當個“二傳”的出版社,像外研社、譯林社等等,日子都比較好過?說明外國知識創(chuàng)新的能力就是比你強!我們已經(jīng)是一個經(jīng)濟大國了,但還遠不是一個文化大國。這樣的話,我們也許可以得到別人得到的東西,卻不會創(chuàng)造別人沒有的東西。如果中國的知識生產(chǎn)體系不能理順,整個中國文化就沒有一個造血機制,就只能來料加工。
　　正因此,翻譯才要用頭腦去進行。如果我們翻譯的書,能夠進入由師生共同參與的研討班,讓大家跟引進的思想去主動地對話,甚至去激烈地玩命,那么,就有可能激發(fā)我們自己的思想,乃至去修補和更新別人的思想。什么時候我們理順了自己的知識生產(chǎn)體系,也就可以參與創(chuàng)建世界的知識生產(chǎn)體系了。
　　人類中最偉大的是四個教師
　　人物周刊:我們的國學是否也可以參與到你所說的作為文明對話的知識生產(chǎn)中?
　　劉東:國學當然可以參與到當代知識生產(chǎn)創(chuàng)新中去。傳統(tǒng)學術的內部劃分,本來是經(jīng)史子集,結果按西方的學科設置,被強行劃分成文史哲。但經(jīng)史子集的意思,并不是這個研究哲學、那個研究歷史。它是你肚子里的分工,是你的五腑六臟,人少了哪一個器官能活?要剛日讀經(jīng),柔日讀史,逐漸地成為通才。所以首先要理順國學本身,解放它,讓它沿著自己的軌跡去創(chuàng)新。
　　在法國,像萊維納斯那樣的思想家,既是猶太傳統(tǒng)的,又是當代世界的。為什么儒家不能有切中時弊的當代思想家呢?全世界有我們這么一個文明,具有如此的挑戰(zhàn)性,它是靠一套價值學說,而不是所謂宗教,來收拾人心、變化氣質、維持綱紀、傳承文明的,而且?guī)浊�年來高度發(fā)達。在這個意義上,要是沒有儒家,你還以為基督教那樣的精神形態(tài),乃是人生的常態(tài)呢。我們應該追尋孔子的精神,去跟當代對話,重新去發(fā)揮。你不能老比劃著,西方有什么我就要有什么,那樣最后人家即使承認你了,也是承認你并沒有自己的特點。
　　中國人要先有自己的主體性,然后再去世界文明的寶庫中,充滿主動精神地選取�，F(xiàn)在社會已經(jīng)完全禮崩樂壞,喪失了足以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卡里斯馬支援”。而由此反觀,最能約束中國老百姓的――因為他原先的氣質是這樣――還是去立起一個做人的標準。當儒家不被過去那種政治體制所綁架,完全回到純粹精神領域,回到倫理學說的時候,是最能約束中國的人心的。這是國學非常大的現(xiàn)實意義。
　　人物周刊:儒家學說能適用于今時今日嗎?
　　劉東:我們一直說人心不古、人心不古,從孔子的時代就開始說了。如果一味地每況愈下,那不比類人猿還要茹毛飲血了嗎?但歷史還有一個反向的沖動。儒家士大夫每次都去收拾人心,去重新收束社會的綱紀。中國當然經(jīng)歷了很多亂世,但它安定年代的道德水準不會低于同時代的西方人。當年我們編委會的哥們兒,去密云水庫附近一個村子度假。到了以后,老鄉(xiāng)叫我們先吃飯,我們問帶的行李怎么擱,人家哈哈大笑回答,“放心,從祖輩起我們這兒還沒丟過東西�！�
　　所以我個人相信,就約束中國這1/4的人類而言,儒家學說的功用是無與倫比的。對具有這種獨特路徑的文明而言,有了儒家當然也不會是完美無缺的,但失去了儒學的約束就會一無是處!我們這一代人為什么有那么多惡行?“文革”把做人的底線給毀了。我為什么不舍得離開中國?就是覺得“文革”時太慘了,我們必須轉變這種局面!我的家人在這兒,我的朋友在這兒,我一走了之算什么事兒!得叫下一代不遭受這個才行。
　　人物周刊:中國文化在解決當代問題方面有什么獨特之處?
　　劉東:憑借有限的資源安居樂業(yè),這是中國文化的強項。儒學原本有義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后來西風東漸時人們往往以為那都是糟粕。然而力主功利學說的嚴復,越到晚年越覺得后悔。讓每個中國人都做美國夢――且不說這夢何等蒼白無聊――那明明是地球的末日,一定會把資源全部喝干。我并不是說孔子的思想就是最后的真理,但我們應該把孔子的學說和當代生活結合,重新設想出能約束我們的、讓中國和地球都永續(xù)發(fā)展的規(guī)則。
　　人物周刊:毀掉一代人或者毀掉一個傳統(tǒng),像“文革”那樣,可能10年20年就毀掉了;但如果要培育一代人建設一個傳統(tǒng),10年20年恐怕不行吧?
　　劉東:誰也不敢盲目樂觀,但你必須朝那個方向去行進�？鬃踊钪鴷r也很悲觀,知其不可而為之。但他畢竟指引了一個方向,只要沿著這個方向漸進,就可以說“雖百代可知也”。如果我們只看重人類的蠻力,那么影響人類歷史最巨的,就應當是亞歷山大大帝、成吉思汗�？赡阕x了雅斯貝爾斯的《四大圣哲》就知道,人類最偉大的卻是四個教師(孔子、蘇格拉底、釋迦牟尼、耶穌),他們每人教導出一個文明,而此后再大的政治家、軍事家,也只能是他們精神上的子嗣。所以人類最終的規(guī)則還是以理服人。這就是我們想做的事情,可以算是一種教育救國論,我們過去太看輕這種文化觀念了。
　　預知未來的智慧,塑造未來的公民
　　人物周刊:理順知識生產(chǎn)體系只是為了學術嗎?
　　劉東:理順知識生產(chǎn)體系和重塑公民文化是相通的。最后要做什么?當然要結下一代的文化之果,塑造未來好社會的好公民。在他們身上,我們可以憧憬未來的中國是什么樣子。他們也許能比較平緩地走到政治體制改革。
　　現(xiàn)在大家有一個壞毛病,一說政治就覺得臟,自我標榜是搞純學術的。但政治卻是人類文化的重要方面。歷史學研究古代大部分都是政治史,為什么一回到現(xiàn)實生活中政治就不再屬于人類文化了?我們引進西學、恢復國學,讓它們在對話中產(chǎn)生的東西,都應該傳給后人,使之熔鑄成下一代的公民文化。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人物周刊:最近中央也在提政治體制改革。
　　劉東:但又不斷地解釋要“和緩”、“穩(wěn)妥”。那么怎么穩(wěn)妥?最穩(wěn)妥的一條就是重塑公民文化,用所有這些好東西去塑造下一代公民,讓事情變得水到渠成。在中國主力大學教書,盡管很是辛苦,但有一點卻可聊以自慰:下一代的公民,乃至由下一代公民選出的領袖,不管他們是誰,總應當是我們在精神上的兒子吧?
　　一年多前我寫過一篇談政改的文章,提出也可以不觸動現(xiàn)實政治利益,而借用另一種政治智慧,就是孫中山的策略――“預支未來”。中國科學界制定了路線圖,說2020年要上月球,2050年要上火星。那我們社會科學界,能不能也制定一張路線圖,2020年放開市一級選舉,2030年放開省一級選舉,以此類推?同時,以我們設計的公民教育到那時民眾應該有足夠的民主素養(yǎng)了。所以說預支未來是很大的智慧�，F(xiàn)在不觸動任何人的利益,到時候有人想反對也反對不動,因為公民文化應該成熟了,對這個目標已經(jīng)達成共識了。
　　人物周刊:你設想了一個很光明的前景,但你自己也說過,《人文與社會》沒有像80年代的書那樣引發(fā)某種“政治思想熱”或者“公民文化熱”。
　　劉東:《中華讀書報》前總編莊健問過我,“有調查說只剩5%中國人每月讀一本書,你怎么看?”我說我不信,因為這個所謂悲觀的統(tǒng)計,其實還是太樂觀太夸大了!你知道13億的5%是多少嗎?是整整一個法國!如果中國還有一個法國的讀書人口,那我們還發(fā)什么愁?我編的書要賣多少本?她又問怎么才能改善。我順口答道,“中央領導人必須帶頭讀書�！蔽以诜▏�的時候,和朋友在書店里逛,他突然指著一個人說,“你看那邊翻書的人,前些日子競選總統(tǒng)來著�！边@才是熱愛文化的民族!所以法蘭西幾乎在當代思想上獨領風騷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領導人帶頭有什么效應?會使整個民族愛讀書。你知道當年在中央有人愛讀《第三次浪潮》和《第四帝國的崛起》時,那兩本書賣了多少冊么?
　　最好是不死,次好是過完癮再死
　　人物周刊:你信不信“命運天注定”?
　　劉東:有些東西是注定的,比如“百年都是可憐身”。我甚至還相信人生來有氣質上的差異。但我不信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天注定的。即使所有事情都注定了,還有一件事情沒注定,就是你努力了還是沒努力。西方人問我在中國是這一派還是那一派,我說其實中國只有兩派,一派是動手派,一派是袖手派。我們家鄉(xiāng)有句俗話說,“眼是懶蛋,手是好漢。”你要用眼睛掃一掃我主持的那些項目,大概會嚇得暈過去的;但干著干著也就干完了。這是命定的嗎?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死亡,它會取消你所做的這一切的意義嗎?
　　劉東:尼采《悲劇的誕生》里有一句話,是嘲弄作為有死者的人類的:你們這些朝生暮死的可憐蟲,對你們來說最好的就是從未出生,次好的就是早死。這是對人生的一種悲觀看法。我們的確享有一段生命,可又的確總得死亡。如果從死看生,朝生而暮死,那最好不生,不生就沒有死的痛苦。然而儒家卻是從生看死:生就是生,死是生的最后一步。《論語》里曾子臨死前召集門人:“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他都不能動了,還叫人把他的手腳抬起來,看一看自己的身體,哎呀,我這一輩子謹慎持守,現(xiàn)在即將歸于大化了……你看他在臨死的時候,還是思念著生命的意義。全世界的宗教都起源于對死亡的恐懼。盡管明知道生命有限,但為了心安,非說死后還有更長的路,反而把生這一段變成可有可無了。只有儒家正好相反,說出了“存吾順事,歿吾寧也”。如果有這么一種從生看死的態(tài)度――反正我最后要到終點去,我要盡量保養(yǎng)一下和抵抗一下,以敬畏的態(tài)度善待生命;同時又抓緊認準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干下去,生命就會顯得長一些。所以對我來說,正好跟尼采說的相反:盡管生命是這樣有限,但對人類來說,最好的就是不死,次好的就是讓我們過完癮之后,再去從容地面對死亡。
　　(感謝岳秀坤、馬強才、李丹婕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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